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是全国“端棻文化”的坚定研究者与奋力推进者。

周术槐是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三级教授、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青岩书院院长，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获省部级奖励三次。其舆情研究的成果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优秀成果”奖。2024年，在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教育系统‘理论宣传二人讲’评选展示活动”中，术槐教授与全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刘芳老师联合主讲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课程荣获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术槐教授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事情。他说，在贵阳学院工作的二十余年时光中，为贵阳学院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付出的大量心血与作出的重要贡献。

2017年以来，他组织召开了七次“端棻文化”论坛。每次论坛均做到有主题、有参会论文、有新闻报道、有论坛总结。论坛的开展，有力地推进了“端棻文化”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二是主持编辑“端棻文化”文集。编辑出版了六部以“端棻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文集。特别是：《李端棻：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2021年出版）《李端棻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2022年出版）《李端棻诗歌校注》（与徐万洁、赵平略、黄洪志等人合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端棻后学”研究——以李端棻与梁启超的交往关系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暨吴雁南教育活动研究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25年版）。

将“端棻文化”融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在贵阳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和研究生人才培养中，主动将“端棻文化”融入其中。通过“端棻文化”的融入，致力培养学生的改革创新意识，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校内外积极开展“端棻文化”的宣讲活动。宣讲的对象包括高校学子、乡村教师、教育管理者、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与员工等。通过宣讲，普及了“端棻文化”知识，扩大了“端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在“端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率先提出“端棻后学”的概念。知名历史学家冯祖贻院长给予高度肯定：“端棻后学”概念本身年限长，从清末、民国延续到现代；范围广，它广及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等各领域；指向又比较清晰，更易于今日研究者把握。相信随着这一概念为人们理解，李端棻的研究会有更深层次的开展。可以更为直接地说，“端棻后学”概念的提出，拓展了“端棻文化”的研究领域，为“端棻文化”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对于“端棻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术槐教授自己明确指出，“端棻后学”这一称谓，正是源于李端棻的名字。其中，“‘端棻’二字取自李端棻的名字，寓意着继承和发展他的教育理念。‘后学’则是指追随李端棻思想的后辈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统称。”综合李端棻的人生历程来看，术槐教授指出，李端棻既是一个思想者，又是一个实干家。

在教育理念上，李端棻提出了“广开民智”的主张。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必须首先开启民众的智慧。为此，他提倡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李端棻还强调教育的平等性，主张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实践上，李端棻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事业，在任上，他上书光绪帝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此举 有力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告老回乡后，他还和有识之士创办了贵阳学院的前身——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端棻后学”强调教育的个性化发展。李端棻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兴趣，教育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这一理念在当代教育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术槐教授认为：“个性化发展是现代教育的重要趋势，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端棻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对弘扬民众“爱国、进取、改革、创新”的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持平曰：

在我与术槐教授的密切交往中，有四件事情值得在此详加述说。

第一件事情：术槐教授是我开展“端棻文化”研究的重要引路人。

2020年秋季，作为贵阳市历史学会的会员，我与术槐教授一起参加了贵阳市历史学会组织的黔北历史文化考察活动。期间，我们去了贵州历史文化先贤尹珍先生创办的务本堂考察学习。在务本堂，术槐教授让我用手机为他照了几张相片。看得出，

东汉时期从贵州大山千里跋涉到洛阳，拜大学者许慎为师的尹珍极为崇拜和尊敬。

我告诉术槐教授，我的工作单位是首钢贵钢集团。在贵钢，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工作。退休后，被首钢贵钢集团返聘。返聘后，首钢集团宣传部的同志到贵阳调研时，我就陪同他们参观贵阳修文县的王阳明纪念馆。让他们了解修文的阳明文化。当时，在与术槐教授闲聊的过程中，我随意指出，东汉时期的尹珍先生将“中原文字”带入贵州，让贵州人识字学文化，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水平。明朝时期的王阳明将“心学思想”带入贵州，让贵州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提升了贵州人的思辨能力。尹珍和王阳明可谓贵州的“圣人”。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诙谐地提出，贵阳的孔学堂应该改名为王学堂或者尹珍务本堂了。对此，术槐教授认为，此言有一定的道理。正是此次接触，我在术槐教授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特意邀请我参加当年11月在贵阳喀斯特酒店召开的“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学术研讨会。

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于我而言，还是首次。我深知提交参会论文是此类会议的“行规”，也是参会的门坎。但我对李端棻知之甚少，写李端棻的生平事迹我不行，写关于他的学术文章更是天方夜谭。然而，车到山前必有路。作为一名文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我从父亲遗留的一本“老像册”，发现了我家与李端棻之间的“亲密”关系。由此，我开始踏入了“端棻文化”研究的行列。

父亲留下的“老像册”的确珍贵。其中，有几张属贵州最早的摄影照片。几年前，《贵州文化遗产》发表过我写的“百年老照片中筑城往事”一文中，就配有我家老相册的那幅“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摄于贵阳三牌坊（现中华南路）的全家福照片”。原片相当于现在的3A幅面，泛黄、四角残破，背面由不干胶精心粘贴。照片主景依附在一间老宅堂屋前的石阶上，照片上的祖孙三代12人形态各异，意气风发。石阶上铺有一块条纹方格的“洋布”体现贵阳当时已经“西化”的程度。

我阅读这张照片，从中知道我的祖辈在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经商并受教育的情况，揣摩到当时政治和文化氛围。于是现蒸热卖，对照《贵阳通史》的清末章节，发现该章节有“1902年到1907年贵州办学校683所，其中小学655所、中学6所，高等学堂6所，师范学校10所，军事学堂3所”的叙述，认为与李端棻遇赦回筑到逝世归根同步······我撰写了《百年老照片中教育轶事》的文章，交给术槐教授。

后来在研讨会现场，见到十六开字型、有431页的“论文集”时，我既激动又汗颜。激动，是因“论文”这两个字，于我而言是学者专属，文章能够也在其中让人兴奋；汗颜，是自知该文不属论文之列，是因为术槐院长的高抬才让该文章登其大雅之堂。

那次会议名为两天议程，但对贵阳本地参会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天。通过本次研讨会的参加，我不仅加深了对李端棻先生的认识，也对术槐教授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我暗中钦佩术槐教授的三个能力：一是大型会议的组织能力；二是数十万字的“论文集”编撰能力；三是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评判能力。

那天清晨赶到会场时，已是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术槐教授让我结识了贵阳学院的参会领导和一些久仰大名的学者。当我见到谭佛佑、刘宗棠等资深老教授时，我内心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有一种与老朋友们家长里短的亲切感。

会议开幕式由术槐教授亲自主持。但见他衣着得体、声音洪亮，其主持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在开幕式上，术槐教授介绍与会嘉宾之后，相关领导及重要嘉宾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之后，参会人员前往喀斯特酒店的一楼广场“合影留念”。喀斯特酒店是上世纪修建的，设施比较落后，那天的会议主会场设在五楼，进入五楼的电梯小、步梯窄，人流进出要排队。进出五楼主会场还需要经过几级阶梯。我因高度近视，视力欠佳，踩着阶梯时担心踩滑跌倒。幸好术槐教授安排周全，让一些研究生朋友权当志愿者，让所有参会的老同志得到照顾，从而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

当天的会议议程安排很紧凑。很幸运的是，我还作为参会嘉宾在会议小组讨论会作了专题发言。

会议结束后，我重新翻阅了《会议手册》。细看会议手册才意识到，这次大会的成功是凡事预则立的必然。会议手册中的各种安排已经对各个方面进行了考虑。考虑周密细致，时间安排精确到分分钟，人员安排有名有姓。如规定8点50“开幕式”、9点—10点领导致辞、10点—10点30分，莅会嘉宾合影、10点40—11点45为主场报告时间；再如人员分工，会议组9人、后勤组10人。19人姓名和联系方式清清楚楚。在会议手册的程序环节中我见到“研究生优秀论文颁奖”环节，这些被颁奖的研究生姓名与会议手册中“会议组、后勤组”的名单高度重合。原来为会议服务的人员基本是贵阳学院的研究生。有这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研究生朋友为会议提供志愿服务，大会议程圆满完成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这本《会议手册》中，我还看到很多新东西。参照本次组织大型会议的基本程序，如果能够回到退休之前，这些经验和办法对首钢贵钢集团的党委宣传部开展类似活动肯定有帮助。然而，于我而言，如果组识类似会议，我绝对做不到这么简洁高效。综观本次会议的整个历程，术槐教授从会议之前的“论文集”组稿，到微信群中发布相关会议信息，甚至将邀请函发至个人和单位，他都思路清晰，毫不含糊。

记得那天的会议，术槐教授是提前一天住进酒店的。当天晩上，他专程前往每间客房拜访了每位参会专家。第二天大清早，他又精神抖擞地在酒店大厅迎接参会人员。在大厅、在会场，几乎我所到之处都能见到的身影，都能听到他那洪亮的湖南腔普通话。他主持会议开幕式，在分组会上发言，在闭幕式上讲话，均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之后，通过系列学术研讨的参与，我发自内心地佩服术槐教授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在大型学术会议上合纵连横的应对能力。我想，其充沛的工作干劲与热情，主要是源于其对“端棻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情怀。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对朋友十分真诚的人。正是因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我步入了“端棻文化”这一神圣的殿堂。

第二件事情：术槐教授在贵州省城贵阳的成长历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次贵阳学院熟人告诉我，说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是人员编制少、经费少，工作特别多，大家都不愿去的单位。我问是否与周术槐工作能力和作风相关。他哈哈大笑，他说，周术槐是师大校长吴雁南的得意门生。他从湖南农村走出受教于号称“西南王”的国家级历史学家吴雁南，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故事，而且他还被吴雁南特别重视，一直安排重要的研究任务，包括被安排对当时的贵州省长苏钢进行口述史的工作。周术槐在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直接留校协助吴雁南先生开展研究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2001年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入当时的贵阳金筑大学（今贵阳学院的前身）工作后，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术槐教授意识到继续学习与深造的重要性。于是，在2006年，术槐教授分别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与四川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令人意外的是，他同时考取了广州中山大学和四川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被两所高校同时录取。这在当时的贵阳金筑大学一时传为佳话。后来，经过慎重考虑，术槐教授最终选择了就读四川大学。他说，之所以选择四川大学读博，主要是源于成都与贵阳空间距离近，同时生活习俗类似的缘由。熟人还说，术槐教授“仗义疏财、为人谦逊”在贵阳学院是有名的。他做事干练、雷历风行也是有名的。这时，熟人悄悄地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周术槐几次希望他到李端棻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绝。熟人说，术槐教授的工作能力太强，你忙忙碌碌一星期还没干完的事情，他三下五除二，可能一天就完成了。你说，这让人尴尬不？

第三件事情：术槐教授对“端棻文化”的突出贡献令我十分感动。

谈及术槐教授对“端棻文化”的突出贡献，不得不谈一谈他突出的“论文集”编撰能力。连续几年参加贵阳学院组织的“端棻文化”论坛，年年收获不同的“研究文集”资料。关于李端棻的资料我阅读得不少，也经常动笔写一些关于李端棻的“豆腐块”文章，乃至“老表群”的表哥表嫂们微信调侃我是“逢人必谈李端棻”的小老头。的确，仅仅贵阳学院的“李端棻论文集”已经装满我的一架书柜。连续多年，每年一次的“端棻文化”论坛都有一册厚厚的“研究文集”。

这些“研究文集”，少则几十篇文章，多则一百多篇。如：2023年“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及吴雁南敎育活动研究”的会议论文集就有100多篇文章。该“研究文集”用十六开纸型，4号字印刷有足足823页。当时会议的地点在青岩书院。我去青岩书院参会签名领书时，工作人员说，每位提供文章的作者只能领一本书。没有提供文章的参会者则只能领到《会议手册》。我想为朋友多拿一本“会议研究文集”，本想找术槐教授解决。但细想，术槐教授办会与不容易，估计是没有多余的文集了。于是，只好放弃这一念头。当时我是乘公交从南明区赶往青岩书院参会的。那时三号地铁未通车，要到火车站赶203路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青岩古镇。厚厚的一大本“会议研究文集”我的包装不下，塞进去也背不动。估计有人认为我是在矫情。现在没有多少人喜欢读书。或者认为“萝卜多了不洗泥”，这种“厚厚的书”没有可读性。非也，这本“会议研究文集”，可读性非同一般，其中多篇文章被我当成文学作品，读的爱不释手。

其中，术槐教授撰写的《深入推进“端棻后学”研究》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忆恩师吴雁南先生》两篇文章，不仅有文学性，其中的史料性也不可小觑，文学性和史料价值兼具。

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研讨会发行的“端棻文化”研究文集，主要编审都是术槐教授。他对编入参会文集的每篇文章，从选题、内容到排版格式，乃至参考文献与标点符号，均篇篇过目，细加审阅。避免出现意识形态问题和基本的史实错误的出现。有一年的一天晚上，他开车来到我家，亲自指导写作参会文章。可惜我年老体衰，眼睛太差，他教我一个多小时，我仍然掌握不了那些文本书写的方式。但是他编审论文时极其严谨的工作态度，我是钦佩的。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体现出术槐教授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我手上有一本原贵州省科委负责人徐用武的回忆录。徐的祖父是贵州近代历史上的教育家徐天叙，1906年李端棻创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贵阳一中）时，面向全省公开招生。徐天叙那时是兴义笔山书院的堂长，率领13名学生参加考试。录取名单公布时，前面的13名居然就是这13人。对此，术槐教授对徐用武的文章很感兴趣，特意从我家借书阅读。第二天，他电话让我到小区大门处，将此书如期还我。在还书过程中，他跟我讲了几个问题。他说，徐用武文章的家庭照片，有现在的省领导。他问我，这位省领导是否是李端棻的家族后人？我知道这位领导与贵钢副总工程师是关系不一般的校友。经电话联系这位副总工程师，方知李端棻的母亲是这位省领导长辈的“姑外婆”。虽然此事后来没有再深究下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术槐教授敏锐的洞察能力。

第四件事情：术槐教授与我之间的“纷争”，折射出我俩之间的深情厚谊。

2024年11月份的一次“端棻学习群”讨论，气氛热烈，我那唐突的“留言”导致术槐教授与我之间的“纷争”。

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一门实证科学。研究历史，必须用事实说话。我们要让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李端棻是从知之甚少到敬佩他是贵州大山走出的英雄豪杰。

李端棻（1833—1907）道光十三年在贵阳出生的李端棻，14岁时走出贵州大山，同治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乃至全国会试副总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率先提出“废私塾建学堂”，要求建立“京师大学堂”等建议。1898年戊戌变法的关键时期，光绪帝提拔李端棻担任礼部尚书。李端棻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志士仁人。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决策者和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被革职流放新疆。

1901年，68岁的李端棻被赦回到贵阳，1907年在贵阳逝世。这几年时间中他在贵阳办教育、兴实业，开诗社，社会活动极为频繁，其中办教育的影响最大。

李端棻直接参与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等产生的蝴蝶效应，让贵州从1901年的几所学校发展到1907年600多所。1905年李端棻担任贵州铁路矿务公司总经理对贵州的实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李端棻在贵阳创立的“消寒诗社”影响也很大，当时的贵州巡抚和布政使都是诗社的常客。

《贵阳通史》在评价中指出，清朝末期贵州兴教育，办实业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笔者认为、李端棻对贵州教育发展的影响很大、是近代贵州新学引路人；李端棻是贵州铁路矿务公司的总经理，旗下有万山汞矿等实体，李端棻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承担这一职务，其精神让人钦佩。

术槐教授对我的善意批评，源于《青岩古镇宫詹桥寻踪》一文纳入“端棻文化论坛”的讨论。事情原委是：高沟山（网名）撰写的《青岩古镇宫詹桥寻踪》文章，被术槐教授看中并在群中称赞此文堪称佳作。术槐教授建议作者将李端棻曾外祖父何学林为宫詹桥重修时撰写的《碑记》这一史事写进去。这样，可作为作者明年“端棻文化”论坛参会文章。

《青岩古镇宫詹桥寻踪》文章大意是：康熙四年生于青岩古镇骑龙寨的周漁璜（1663—1714），自幼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至今青岩还留有他少年时期的三则轶事：第一是他婚约之年，别出心裁用上联“桃李花开，一树胭脂一树粉”招到“柑桔果熟，满枝翡翠满枝金”的下联，从而喜结良缘：第二是他与京城书店老板赌其书店所有书不仅阅过还能倒背如流之亊；第三则是他下决心修建宫詹桥。文章谈到，周渔潢少年时在家乡看到太多道路艰难河流阻碍导致的事故，立志成人之后要为家乡修建一条能够横跨“连江”的桥梁。30多岁时周渔潢开始在朝廷任职就开始考虑家乡建桥的事。但贵州太落后、青岩太偏僻，建桥难度太大，需要的银两太多。他的多次谋划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耿耿于怀一辈子的周渔潢一辈子节衣缩食，积搌银两。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51岁病入膏肓的周渔潢在弥留之际，留下四道遗嘱：一、嘱托家人修建“桐埜书屋”，让家乡骑龙寨的子弟能够读书上进；二 、希望家人在骑龙寨设立义仓，灾荒之年能救济家乡父老；三、将在北京樱桃胡同的住宅捐作 “贵州会馆”，为黔中人士来京提供憩息之所；第四条是将所有资产捐资，委托四弟周起濂代为建造能够横跨涟江的桥梁（即宫詹桥）。1718年在周渔璜去世四年后，该桥的修建才最终完成。周渔潢生前官居詹事府詹士，为纪念周渔潢，家乡将该桥起名“宫詹桥”。

作者高沟山看到周院长的留言后，回复道：《重葺宫詹桥碑记》系何学林（何学林的孙女是李端棻的母亲）撰写。 何学林 字“昌森”号“茂轩” 清乾隆癸丑科贵州籍唯一进士。贵阳何氏家族是科举世家，有“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的说法。何氏家族家风淳朴家学深厚，滋养了李端棻的成长，助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该回复在群中引起讨论。各种意见都有，有人建议，周渔潢的女婿是贵州武状元曹维城，应将相关情节加入修改后的文章。

花溪的黄女士“留言”：“曹维城不是周渔潢女婿，年龄对不上。”高沟山回复道，我去参观“桐埜书屋”书屋时，一个自称周家后人的说，周渔潢有两个女儿，二女儿嫁给曹维城·····

“已有专家考证周渔潢的女儿没有嫁给曹维城，此事应该谨慎。”事后，作者高沟山也给我来电，表示：群中的讨论让我纠结，写周渔潢与李端棻家族关系的文章，怎么又要变成写曹维城了呢？

于是，我头脑发热，一气呵成在群中留言：@高沟山，您不是学者，也不是专家，您不要写论文，那是专家学者的事。我们只是关心家乡的老贵阳而已，写我们乡愁，写我们的认识，写我们对贵阳历史变化的感受……能写出专家认可的文章当然好。不过我70多年的人生阅历让我有一点体会，专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你的要求也是政治的需要。李端棻是清朝“罪臣”、是民国时期的“保皇派”，因此能够见诸文档的资料少之又少……按照他们要求很难出写出有质量的文章，何况是参加端棻学术会议的文章。我还写到：改革开放之初，秋阳等人写李端棻传何其艰难，仅靠清史上的几句话和凌惕安的“李端棻小传”及梁启超写的“墓志铭”而已。《苾园诗存》当时也有，但在引用时他们也没有大胆使用……估计也与“政治”有关。现在是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李端棻的时候，如果还是囿于要求，那李端棻研究还是离不开凌惕安，梁启超……等人的那般的介绍，还是难得有新的突破。我写道：1901年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做了那么多事，故事一定很多。我的文章“刘其沛和他的女婿们”就是写自己家的事情，如果按照要求是写不出来的。刘其沛的二女婿周步瑛（贵阳女师的第一任校长）生前曾经对家人说过，他的事情和家庭的事情，后人不能对外人讲，更不能写成文章……我的父亲李士鹏也从未提过他的外祖父刘其沛，是将花溪河水引到中曹司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贵阳第一人······这正常吗？不过我父亲是大夏大学毕业生，有情怀有智慧，留下了百年前的家族照片，才让我这个企业的宣传部长，退休后像考古般写出“刘其沛和他的女婿们”等与李端棻有交集的文章。当然没有李端棻研究院专家的帮助，我不可能联系到李端棻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能有这些文章的面世…………我写到，啰嗦这些，是希望高沟山（退休前系贵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大胆的写文章……

周术槐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推动“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得到好评。

很快，术槐教授对我的批评意见被挂在网上：@爱写作的老头（我的网名） 此论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长。历史是实证科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请老部长理解。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我们应该适应新常态。讲故事也好，闲谈也罢，都必须立足于基本史实。当然，口耳相传的材料，不是不能用，但也必须注明出处。这个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请理解。

退休职工李持平，老当益壮，笔耕不止，研究不耻下问，我们就此成了同行，叩古吟今，成为了我们深入了解研究我国博大精深民族历史文化的真正动力。

他以学习为主，留言应冷静、语言要分寸。今天的留言的确唐突，易造成专家误会和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