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唤醒东方睡狮的伟大变革
——纪念五四运动106周年(下)
铁道兵报社 罗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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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回望五四运动,那场以整个国家为舞台的宏大史诗,不啻是一声历史的呐喊,召唤出亿万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促进了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至今余音绕梁,激荡耳骨。这场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奏响了时代变革的激昂序曲,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在近现代中国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中国逐渐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悬崖边。在风雨如晦的暗夜中,许多仁人志士寻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路。然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一直到辛亥革命,均没有跨越旧思想的藩篱,摆脱传统桎梏。即使被称作“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在那部思想开放的《海国图志》(此书由林提供资料,魏撰写)一书中,仍把西方国家称为非我族类的“夷”,未走出华夷之辩的窠臼。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早期政治纲领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便来自明太祖朱元璋那篇《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此,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大总统身份带领官员专门拜谒了明孝陵,发表了《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直到后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接受了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新概念,形成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
民国成立后,宪法虽然借用了西方“国家”概念,但民众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意识,仍旧把朝廷当作国家,国土沦丧只是朝廷的事,与己无关,对外来侵略并不关心。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伯苓都是近代中国教育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
1919年春夏之交,杜威在游历日本后,受胡适、蒋梦麟之邀来到上海。两天后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深深吸引了这位美国人,原本只打算待几天的杜威,在中国一下住了两年多,足迹遍布十余省份,深入考察了中国社会和民情。
在上海,杜威曾向一位中国人,询问对日本占领“满州”有何看法?后者表情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哦,那是满州人的事。”杜威对此感慨不已:中国人对国家和政治的关心,远远不如对土地的关注。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春雷,震醒了暗夜中昏睡的灵魂,唤起全民族的觉醒。走上街头抗议的青年学生,不再是晚清时代形单影只去“公车上书”的书生,民众也不是鲁迅笔下围观革命党人被杀的阿Q式看客。在青年学生的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商人及各界人士,甚至连三教九流的车夫、乞丐、歌女也走上街头,为学生呐喊助威。
北大学生方豪因发起集会遭到关押,负责看守他和其他学生的,是一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当听了方豪讲述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后,这位大字不识的军人深为学生的正义所感动:“你们没错,脱了这身老虎皮,我也会跟你们一块干!”
大年初一,张得标提着两盒茶点,带着一儿一女,来到牢房给方豪和学生们拜年。觉醒的张营长,用最传统守旧的礼数,向爱国学生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五四运动产生的这种家国情怀,折射出一个民族觉醒的理想之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广大民众打破数千年“家天下”的封建观念桎梏,从忠君爱国迈向革命救国,国家不再是李唐王朝、赵宋社稷、朱明江山、满清天下。个人也不再是臣民而是国民,作为国家之民,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责任与担当。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刋词中慷慨激昂地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中国考察的杜威,敏锐地感受到这个古老国度所发生的变革,在投给美国报章的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
拿破仑曾把中国比作一头睡狮。
睡狮醒来,世界当惊。
五四运动以爱国青年学生的先觉先醒唤起民众,将变革的火种撒在中华大地,觉醒了一个沉睡的时代,不仅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更是青年精神永恒的丰碑。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数十万爱国青年,从平静的书斋走向十字街头,他们高举火炬,开辟鸿蒙,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和民族开拓出走向未来的曙光。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宁肯被鹰啄食肝脏,也要盗取火种,为人间送上光明。他们用闪耀的青春印记证明:青年不只是年龄的标签,更是先锋与变革的代名词。
历代学生运动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五四运动的阶段性胜利,使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醒悟到:改造中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动员全民的力量。他们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服,放下身段,走入贫苦民众中,了解民间疾苦,将一颗颗年轻滚烫的心,与工农大众紧紧相连。
在北京长辛店、南口,在河北石家庄、保定,邓中夏带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工农之中,走访慰问,捐款捐物,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工人,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工人运动骨干。刘少奇在安源煤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出一条新型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震惊中外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崛起的象征。
当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大潮,当知识分子自觉与工农结成命运共同体,当全民觉醒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洪流,这个国家便有了改写命运的力量。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时代的觉醒,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分水岭。运动中,一批勇敢的女学生,与男学生一起奔走呼号,组织集会、上街演讲、张贴标语,肩并肩共同战斗,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镣铐扔进了垃圾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壮举,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西女师范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团”,断指写下十余字血书,使“校长感愧,同学激发”,“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
16岁的少女程俊英,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五四之前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生活。五四运动一声响雷,打破了她安稳的书斋生活。程俊英不顾校方和父亲阻拦,冲出校园的围墙,投入到轰轰烈烈运动中。
为倡导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程俊英与同学一起从汉乐府诗中,创作了话剧《孔雀东南飞》,并在剧中扮演追求婚姻自由的刘兰芝。话剧上演后,在京城引起极大轰动,鲁迅、许地山等社会名流都曾到场观看,给予了高度评价。
天津女学生刘清扬,中共早期党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五四风暴吹到天津后,刘清扬与直隶女师同学邓淑文(邓颖超)、郭隆真等,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受天津各界推举,刘清扬等人赴京到总统府请愿,被警察拘押。面对警察厅长亲自劝告、威胁,刘清扬义正词严地表示:“爱国不分男女,女界绝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就是死也要死到头里!”
五四之前,中国尚未实现男女同校,男学生与女学生分别在不同学校读书。五四运动的次年,北大首开女禁,率先招入九名女生,全国28所大专院校纷纷效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男女同校,开启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中国教育事业从此与现代潮流握手。
在五四运动蓬勃的浪潮中,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者、鼓动者和旗手。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运动前列,带领爱国学生呼喊与抗争,他们用风华正茂的青春,写下时代风流。那一年,李大钊30岁,毛泽东26岁,周恩来21岁,瞿秋白20岁,邓中夏25岁,年龄最大的陈独秀也只有36岁。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时牵挂积贫积弱的祖国,经常夜不能寐,“每念及神州陆沉,辄中宵起坐,泣下沾巾。”五四运动爆发后,这位舵手经常彻夜不眠,研究指导如何将运动引向深入。他用一篇篇尖锐犀利的文章,为运动鼓与呼,是那个风雨激荡岁月里最为响亮的号角。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从1918年起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被军阀逮捕时,他正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墨迹未干,就被带走。临刑前,面对敌人绞架,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看似文弱书生般的共产党人,神情自若,视死如归:“不要以为你们绞死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大义凛然的气节,连刽子手都为之动容。时年38岁。

被毛泽东称作“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一袭长衫自日本归来,在廊下酣畅淋透了一场江南春雨,《新青年》在这场春雨中油然而生。在创刋号中他热情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那时,他或许没有想到,《新青年》后来成为那个年代影响最大的刋物。
提到五四运动,人们最先想到的不是他的运筹帷幄,宵衣旰食,而是那身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的装扮。一个黑沉沉夜晚,一身西装白帽的陈教授,悄悄溜进新世界游艺场,趁人们看露天电影之际,这位北大名教授变成一位侠客,爬上屋顶花园,“独立高楼风满袖”,夜空中大手一挥,由他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书》传单,如雪片似纷纷飘落,引起人群一片骚动……闻讯赶来的警察,用一副亮闪闪的手铐将他铐走,不承想却引发出营救他的汹涌浪潮。
五四抗议活动讯息传到湖南长沙后,深刻影响到一位26岁的青年。那年他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还不到一年,得到北京消息后,他立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沿着湘江散发传单,发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为更好地声援五四运动,他着手创办了《湘江评论》,亲任主编,使这个年轻刋物跃为三湘大地一盏明灯。后来,这个年轻人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从旧时代迈向新纪元。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五四运动发生那年,21岁的周恩来拍下一张流传至今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剑眉星目,丰神俊朗,即使以今时审美眼光看,都是妥妥一枚大帅哥。据说他演话剧男扮女装时,“倾倒全座”。这位温润如玉、英俊帅气的大男孩,却是天津五四运动最得力的干将。他曾作为总指挥,率领五六千名各校学子,赴直隶省署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被拘押半年之久。出獄后他毫不退缩,组织成立了影响力更大、更具战斗力的学运机构“觉悟社”,男女会员各10人,女会员中就有年龄最小、最活泼的15岁少女邓颖超。后来他俩结为终身伴侣。
周恩来一生为“中华崛起”不辞辛劳,鞠躬尽瘁,他的祟高风范刻在各族人民心中,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去世时,首都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肃立在长安街两侧,只为送他最后一程。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共产党的诞生。六十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思潮时,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资本论》的前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列主义著作,或整体或章节,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各地报刋和书架上。
陈望道在义乌柴房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注,竟将墨汁当糖水蘸粽子,留下了一个“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佳话。《共产党宣言》问世后,影响极大,到1926年已印刷十七次,累计数十万册。
这些思想的火种,最终在嘉兴南湖红船上汇聚成光。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小楼里,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了。到7月30日,因巡捕的突然闯入,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在这条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犹如东方天际线上壮丽的日出,照亮了长夜中苦苦挣扎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历史进程掀开了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从嘉兴南湖启航,驾驶红船,在百舸争流中劈波斩浪,在千帆竞发中勇立潮头,闯过道道激流险滩,28年后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从此屹立在世界东方!
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则完成了从觉醒到救亡,从救亡到复兴的历史接力,将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变为现实。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弘扬者。
星转斗移,时光冉冉。五四运动狂飙般的呐喊声早已散去,但五四精神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凝结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赓续五四精神,承继前辈觉醒、英勇、变革、创新的豪情壮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或许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

作者罗光明,1973年1月入伍,在铁道兵四师19团历任战士、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1981年任《铁道兵》报社编辑、兵改工,后任《铁道工程报》《中国铁建铁道建筑报》编辑室主任、报社总编助理,至2014年退休。
槛外人 2025-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