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感恩民办教师
作者：陈学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教育大业的基石，是科学、文化事业前进发展的主导者。自古以来人们就尊敬崇拜教师，把老师尊称为圣人、圣贤、先生、恩师等等，甚至亲切地喻作自己的父母。人们都常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古有孔子学生为其守灵三年报恩报德的至天之孝。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按所教科目不同可以分为：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物理老师………；按所在的学校不同可以分为：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等。但上个世纪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却把教师分为两类：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且民办教师占绝大多数，是教育农村孩子求知学习成长的主力军。在新中国60年的教育史上，人们不能忘记这个极为普通而又特殊的群体一﹣民办教师！他（她）们像凤凰涅槃，忍受无数自身的痛苦和磨难，燃烧自己，再生自我；他（她）们是越狱的天使，冲破层层叠嶂飞向蓝天，极力摘一朵彩云，戴在农家子弟的身上！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我的小学和初中老师都是民办教师，我参加工作后的前10年也从事教师工作，其中4年是在原泰安市教师进修学校培训教育民办教师，所以对民办教师有很深的了解、很深的感情。我常在想，如果没有民办老师对我的辛勤教育培养，我也就没有上高中的机会，更谈不上读大学了。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恩师，是无私的奉献者，是爱的使者，是广大农村孩子求知学习的希望。正是这些民办教师的烛光照耀，才使千百万个农村孩子获得了知识，有了文化，懂了科学技术，有的还成长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一、民办老师的由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历经十几年的战争，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难。当时全国总人口4亿7千万，90응的人生存在农村，且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成份的农民。在广大的农民子弟中，上过学有文化的人是非常少的。党和政府已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切：要想建设新中国，国民素质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要学知识、有文化，就必须从孩子入校上学抓起。要想让广大的农民子弟入校上学，却面临两大客观困难：一是没有学校；二是没有教师。穷则思变，当时解决这两个困难的办法也就变通出来了：一是把土改时没收来的地主家的房屋做教室，甚至也有的用车棚、马棚做教室。二是将当时曾经上过一两年私塾，有点文化基础的人送到县里进行半年或几个月的速成师范学习培训，然后再到农村做小学教师。即使是这样仍解决不了农村缺老师的问题，很多村几年都分不到一个速成教师，大批的孩子依然没法上学。有的孩子都十几岁了依然不识一个字。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农民、穷人的孩子再上不了学，不又和解放前一样了吗？怎么办？最终没有办法的办法有了，不长时间就在中国广大农村形成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规模大的村开始自己办学校了。在当时，学校自己新建校舍是不可能，只能在村里找一些闲置的破房子，甚至是用些破庙等做教室。教师怎么办？只好从本村中能识字的人中选出几个来，也不经过培训，更谈不上考试面试，便直接走向三尺土台变成了老师。这些老师的选用、去留都由村里（大队）领导说了算，其报酬，各村也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与到田间干农活的劳力是一样的，即每天都记相同的工分。当时，每天的工分也就值几分钱，他们用赚到的工分再到生产队和农民一样分粮食。这就是当时的民办教师。在当时，能够被大队里选中当上民办教师也算是一件非常光荣和高兴的事：第一是从事了一项高尚的工作。第二是直接由下田间干活的农民变成了人民教师。第三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很受父老乡亲的尊敬。同时也算是给了知识青年们学有所用、展示才华、教学相长的机会。因此，这时的民办教师工作积极性都非常高，只有铺下身子不辞劳苦把学生教好的心愿，毫无其他私心杂念，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积极完成大队里交给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给扫文盲的夜校班上课，参与大队的宣传队排练演出样板戏等。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农村不再吃大锅饭了，而是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取消了工分制。民办老师的待遇怎么办？只能用分给的承包地责任田来抵偿。所以这段时间的民办教师除了在学校给学生上课外，还得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来养家糊口，其生活因此而变得极其艰难。
二、我的小学、初中老师
1962年4月1日，我出生于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东乔村，那时叫泰安县祝阳公社东乔大队。至今我仍无法磨灭童年时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三、四岁时，我开始朦朦胧胧地记一些事了，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教育是重灾区，农村的村办学校、民办教师也同样受到了强烈冲击。还没有识几个字的学生也都变成了红卫兵，已不是坐在教室里读书学习，而是戴着红袖章打着小红旗走街串巷搞文化大革命了。家庭成分高的，像地主、富农成分的民办教师首先受到了批斗，有的也借此被村里辞退掉了。
1970年夏天，已经8周岁的我，正在街上帮助母亲推碾，在当时，石碾和石磨是把粮食加工成面粉的主要工具。突然发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些小朋友都背着一个木板，有的是大瓮陶瓦，有的手里还拿着块小滑石和一个小凳子，从村南头回来。我很惊奇，后来才知道他们开始上学了，这是刚从学校回来，，几天后母亲也把我送到了学校。学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就是大队的办公大院，房屋也不多，都是土坯垒的，门窗破烂不堪，除了新招的一年级，还有比我们年龄大的三个班，像是二年级、三年级和一个初中班。每个班的学生不多，我们一年级最多也只有25人，教室大小也不一样，一般是两间一口的教室，也有一间一口的，每间的面积也就10余平方米，还有一个班用大队的旧大礼堂。课桌是土坯垒的或是破“四旧”挖坟时挖出的盖石板，凳子有个人带的，也有用土坯，条件极其简陋。
我现在还能记起，我们班有7个女生，18个男生。他们的年龄和我同岁或小一岁的占少数，大多数都大我一两岁，有的大三四岁。为什么女生这么少？这和当时农村旧观念和贫穷的生活条件是有关的。一是供不起所有的孩子都上学，所以留在家里干活。二是认为女孩不如男孩有培养前途，且最终也要嫁到婆家去。学校的老师也不多，共有三个女老师，四个男老师。他们的家都是本村的，校长是陈法翠四姑，其他老师是陈法玲大姑、陈学凤大姐、刘公平三叔、张修功三叔、陈法太大叔、陈学银大哥，只有法太叔是师范毕业的公办教师。因当时全村人口才700余人，所以全校学生总数也只有六七十人。我还记的母亲送我到学校时，正好是校长法翠四姑收下我并送到了已经开课好几天的一年级班里。几天后父亲给我起了学名：陈学林。一年级时，主要是由法翠姑教语文、公平叔教算术，他俩几乎和我父母同龄，除了教我们学文化，还给了我很多父母般的关爱，而我的听话好学也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因为这个时期，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勤工俭学，像打草、收麦子、拾玉米、刨地瓜等活儿都得干。大队里还随时都会抽老师和学生去干一些农活。各种劳动时间起来比上课时间还要长。农村还有两个特殊的长假期，即麦假和秋假，一年下来，真正坐到教室里听课、读书、做作业也不到4个月的时间，且一天也不超过6节课，一年级的书本也很薄，也就20多张纸，语文的第一课是5个带拼音的汉字：“毛主席万岁！”
升入三年级后，由学凤姐教我们语文，修功叔教算术了，随后两年，法太叔、学银哥也陆续教过我们班，学校也由原来的大队院搬到了大队编箩筐的副业院里。箩筐是当时农村重要的生产工具。这里的房子更加破小，都是“土改”时留下的。我们班先被安排在两间东屋里，是草屋，且又矮小又黑暗，20多个孩子挤在里面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因当时农村还没有通电，加之土屋子门窗小，又不是玻璃门窗，教室里一天的光线都是昏暗的，有些角落一整天都无法看清书上的字。到了四年级，学校的教室不够用了，只好在学校院东邻张修华二叔的闲园里临时搭建了两间茅草房，墙是用秫秸扎起来的，用泥巴一泥就成了我们班的新教室。每当下雨刮大风，草房子直摇晃，老师同学们都很害怕、很惊慌，大雨停了教室里仍在漏水。到了冬天更是难熬，因屋太简陋，到处都透风撒气，加上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同学们经常一起跺跺脚后再上课，很多同学的手脚都冻成了疮。这个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难，很少有吃饱肚子来上课的，老师也是如此，像我们家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靠吃树叶野菜来度日的。多数学生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身材发育矮小。虽然条件艰苦，老师和同学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为革命而学，成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豪情壮志很大。
四年级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出来协助毛主席、周总理工作的原因，又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学校中的两个初中班进行了定点并校强化，因邻村的下乔、北乔村更小，所以把他们上初中的学生也都吸收到了我们村的学校，随之也来了两位老师，北乔派来了赵平泉老师，下乔派来了张圣亭老师，但张老师是师范毕业的公办教师，也是我法玲姑的丈夫。另外教育组还派来了两个公办教师，王传芳老师、张志东老师，其家都是山口镇的。本村也选了几个泰安十五中毕业的年轻人，像高继学二叔、高继海二叔、孙继满二老爷、蔡良营大叔，就是这个时期陆续到学校当老师的，后来还有到泰安师范培训班进修回村的陈守本大老爷，当时叫“社来社去”，也属于民办教师。这时，整个学校的班级数量、教师人数都达到了历史最多，学生也超过百人，教学质量也大为提高。
我的初中两年也是在本村就读的。初一时，由法玲姑教语文，继海叔和王传芳老师教数学，平泉老师教物理。到了初二，数学由继学叔来教，并兼教化学课，他上化学课讲的第一句话我至今都记的很清楚：氢二氧一熬白菜加点氯化钠就是化学知识。高老师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对班对学生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我就是这一年光荣地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高老师对我的启发教育帮还是很大的，让我至今难忘。其他老师兼一下政治、地理、历史课。在当时，初中课也就是这几门课。虽然教学比以前规范，但勤工俭学的方针没有变，学校开展了饲养长毛兔、砸石子等创收活动，每个学生都有任务。砸石子是件非常危险的活，同学们经常砸破手指，有一次崩起的石子片还把张圣亭老师的脖子崩破，鲜血猛地喷泄出来，把所有的人都吓呆了。所以初中一年仍是边干活，边学习。但到了初二，也就是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一年，教育系统率先拨乱反正，升学由推举制变成了考录制，顿时整个社会开始重视教育。学生开始以学为主，老师们精神焕发，但老师的教学压力也随之增大，办学方式面临重大改革。
1977年暑假，我正是靠着这些民办教师7年的辛勤培养，以优异成绩考入泰安第十五中学，开始了高中阶段的学习，历经三年的苦读，于1980年考上了大学。这令老师们无比高兴，也是我对老师们最好的回报。我1982年毕业，先是被分配到了十五中教物理课，1984年暑假调人泰安市（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教数学，开始了培训民办教师的工作。
三、民办教师命运多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前后，民办教师的命运被掌握在当时的大队干部手里。选用是大队说了算，去留也是大队说了算。在20多年的时间里，离开民办教师岗位的大体属于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搞文化大革命时，将一些家庭成分高的打倒开除了；二是某个老师可干些其他工作，如：大队会计、团支书、赤脚医生、代销店服务员、电工等，中途转了行；三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被辞退；四是因和大队领导有矛盾被辞退；五是“接班顶替”和带家属而从工、从军去了。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只有不到一半的民办教师留了下来。
随着国家不断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尊重人才，国家出台了民办教师允许转成公办教师的很多政策：一是国家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民办教师可以同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大、中专考试，不受年龄限制，同样标准录取；二是每年都有一定的转公办计划名额，经考试录用。这两项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民办老师的热情，让他们看到了无限希望。他们一边教学生也一边自己学习，工作学习两不误。然而，走这一条路成功的不到十分之一，对大多数民办教师来说只是个希望而已。不仅转公办希望不大，而且民办教师随时被辞退的传言甚嚣尘上，加之没有一分钱的工资，经济、社会、工作、家庭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让一部分民办教师产生了不再干下去的念头。还有的听说边远地区极缺老师，只要去了能教课就可以直接转成公办教师，因此也有一部分民办教师投奔了新疆、青海、甘肃、东北等地区。
在当时，农村教育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公办教师占极少数，民办教师又普遍没有达到中师文化水平，要达到规范教育必须是经过师范教育培训的才行，但不用这些人，农村孩子就更没人教了。怎么办？国家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切，1980年后，很多培训民办教师的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应运而生。培训方式主要以在职函授学习为主，也有很少的参加离职班。据说，种种迹象表明，能拿到教师进修学校函授毕业证以上文凭的，将优先转为公办教师。这无疑又给顽强坚持中的广大民办教师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进修。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根本无法一次性培训完，而且民办教师们的年龄、文化基础、教学时间等也参差不齐，只好采取分期分批教育培训的办法，并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第一批考上中师函授和专科函授学习的不到十分之一。而这极少数人能真正坚持学下来，各科考试及格，最后拿到毕业证的也不到一半。1984年真的有政策落实了下来，对获得函授专科以上文凭的民办教师可以直接转为公办教师。这一举措给整个农村教育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给广大的民办教师既带来了希望，也给他们带来更大压力。他们感到，如果考不上就证明自己有差距，就是不合格，就无法站在讲台上坦然面对学生，在庄里庄乡面前就抬不起头来。这也许就是民办教师们的高尚之处吧？也充分体现了民办教师们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虽说还没有文凭，但却有一颗热情、善良的心，有一种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后来几次民教师报考进修学校函授班如同参加高考一样艰难，直到1994年，仍有一多半的民办教师没有获得中师函授以上毕业文凭。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教育的进一步重视，老师的地位不断提高，先是1985年国家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再就是资格老的公办教师可以带家属“农转非”。这一政策对民办教师来说不仅是个人转公办的问题，同时还决定整个家庭的命运，特别是子女的前途问题。所以这一时期民办转公办已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民办教师们无疑是焦点中的焦点。
四、难忘进修情 更知民师苦
我于1984年暑假调人泰安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数学教师，当时学校刚成立不久，教职工只有20余人，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88年暑假，4年时间跑遍了17个乡镇，其中，祝阳、山口、麻塔（现黄前）、粥店、北集坡、房村、良庄、角峪（包括现在的花马湾）、大汶口（包括现在的马庄）、范镇是我的集中授课点，其他几个乡镇作为观模教学或监考也去过多次。这4年既是民办教师求知求学转公办最强烈的时期，也是我近距离了解他们艰难工作、学习、生活的过程，让我发现了他们身上更伟大的东西：热爱教育，热爱教师工作，热爱学生，怜惜贫穷农民的孩子。一种责任、使命、义务驱使他们顽强地站在农村黑屋子的三尺土台上。尽管有的奋斗一生也没有转成公办，但他们依然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农村教育的贡献丝毫不少，只是他们没有像公办教师那样得到应得的报酬。也许从他们干民办教师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想到过转成公办教师，只是为了教那些没人教的苦孩子而已，所以也有种无怨无悔的气度。他们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像蜡烛一样，燃尽自己，照亮别人。
例如，我所授课的祝阳镇，全镇5万余人，民办教师共有600余人，其中1984年考取进修学校函授班的只有60余人，组成了一个班。应该说这些人是有一定初中基础知识才考录的，是民办教师们中的佼佼者。当我站在讲台面对这些年龄多数比我大的学生们，看到他们聚精会神的目光时，心里还是很有感触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民办教师们真不容易啊！其中有两位是我老家本村的，都曾经教过我。年龄大的是法玲姑，几年前大姑夫不幸因病去逝，她自己拉扯着两个才几岁的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既当妈又当爹，既教好学还得种好三ロ人的责任田，每周的星期六、星期日还要到这里来学习中师函授课。可想她的精力、体力、思想压力该有多大。大姑从不迟到早退，作业都按时完成，学习成绩很突出，让我更加敬佩和感动。大姑对自己曾教过的学生能考上大学，毕业后当教师，又返回老家培训民办教师感到自豪和高兴。说到大姑，又立刻想起教过我的四姑和大姐。法翠四姑、学凤大姐的丈夫也都是本村的，四姑夫和大姐夫都是当兵走出乔庄的，因两人在部队吃苦能干、听话守纪，后来都提拔为军官，一个在济南市，一个在北京市，随着不断晋升，都有了带家属的资格，随之两位老师也就带着儿女离开了故乡，但她俩在村里干民办教师的这些年，吃了不少苦，都是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既种地又教学，天天疲惫不堪，生活也极其困难。她俩虽然都离开了乔庄小学，但她们循循善诱和蔼可亲的形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们对我的特别关爱及殷切希望让我始终不能忘怀。前几年，我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曾分别去济南、北京探望了两位恩师。她们都已退休在家，看着孙子、外甥女，幸福地生活着，享受着晚年的天伦之乐，目睹这一情景，我感慨万千，真是好人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啊。
在这个函授班中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且女方的一条腿先天残疾，行走极不方便，每次来镇上听课，都是靠丈夫用一辆破旧的大金鹿自行车驮来。她们相恩相爱，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夫妻俩能同时考上函授班，一度让同行们羡慕不已。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子，即寿立功老师和姚桂莲老师。在这个函授班里还有三位女老师，都三 十多岁了仍未成家，且都来自石汶学区，他们工作学习很热情勤奋。可能是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的工作影响了她们三个人的婚姻吧，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民办教师不算是一份正式工作，所以受到了冷落，而她们又有着自己的执着和尊严，她们是三位坚强可敬的女性。民办教师到镇上参加函授学习是非常艰苦的，一是路途遥远，有的需要跑十几里的土路，因大部分农村家庭没有自行车，只能靠步行。二是中午吃饭靠自己从家里带点干粮和咸菜，有时连口热水也喝不上。三是因参加函授学习而荒芜了自己家的口粮田，造成了新的生活困难。但这些困难都没
有难倒他们，大都坚持到了毕业。
1986年暑假后的一个周末，是我去麻塔公社（现在的黄前镇）授课的时间，麻塔地处泰山东北麓，黄前水库西岸，四面环山，发源于泰山后石坞的麻塔河就从麻塔公社驻地穿过。一座美丽壮观的六孔拱型大石桥将河两岸连成了一体，山水桥路浑然一体，山上果木茂盛，远远望去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心旷神怡。这里不但山青水秀，民风淳
朴，而且民办教师更加勤奋憨厚。几天前，山洪暴发冲断了公路，公共汽车不通，我只好骑自行车去，早上5点多钟从家里出发，半路上又赶上下大雨，很快就淋湿透了全身。因全是崎岖的土路，加上风又大，我只能推着自行车，有些路段还得扛着车子走，想到等着上课的民办教师们，还不能慢走。当我狼狈不堪地走进教室时，正好是上课的时间，民办教师们不约而同地问候声顿时暖遍了我全身。我站在讲台上环视了下老师们，发现很多人的衣服也已湿透，有几个还沾满了泥巴。他们都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等着我开始讲课，我却一时迟迟讲不出话来，只是眼含热泪对视着他们，他们的目光里，流露出一种真挚的期盼，对知识的期求，对尽快毕业的期求，对转成公办教师的期求。不一会儿，辅导站长张文元老师端了一杯热茶水送了进来，同时还借来了一件干衣服让我换上再讲课，可他自己的衣服也被淋湿了却没有换下，这让我非常感动。几天后，有一个老师担心我会感冒，还特意带着几斤山果去学校看我，让我至今难忘。
根据我的推算，从1949年到1994年，泰安市45年的时间有近10万人从事过民办教师，由于各种原因，像转行、高考、病故、辞职、辞退、超龄等，真正坚持到最终转成公办教师的约有5万人左右。由此推知，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从事过民办教师，真正最终转成公办教师或许只有1000万人左右。在转行的人群中也有从政的，我就看到过有些省部级干部、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也有从事过民办教师的经历，但这只是极少数。更多没有转成公办教师的人们都又变成了农民，以务农为主，也有极个别经商、干企业的。半个世纪来，整个中国农村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就靠了这2000万民办教师，近10亿农村孩子接受了这些民办教师的培养教育，所以民办教师们对国家特别是对农村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直接推动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大发展。现在，民办教师虽然已退出了三尺讲台，但现在的青年教师们多半也是受过民办教师的培养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是民办教师们的天职，多付出低回报是民办教师们的美德，朴实无华真情奉献是民办教师们的情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是民办教师们的共性。今天的人们要永远记住他们，感谢他们！10亿农村学子要永远记住他们，党和人民要永远记住他们，共和国要永远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的光辉曾经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孩子茁壮成长！（全文完）
陈学林，男，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4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市祝阳镇东乔村。
1982年毕业于泰安师专物理系，1987年获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函授本科文凭。
1982年～1991年从事教师工作，分别在泰安十五中、二中、教师进修学校、山东林校、十九中任教，教物理、数学、计算机等课程。
1991年起在泰安市北集坡镇党委政府工作，曾任宣传干事、工业办主任、政府办主任、建环土办主任、卫生院书记、党委委员、副镇长等。期间曾留职停薪，创办了泰安市东岳助剂厂等三家企业。
2012年，按照公务员法，工龄满30年，而申请了提前退休。
现任【中国文摘】主编，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诗词学会理事，泰山区美术家协会理事。累计耕耘诗歌、散文500余首，题材多数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及亲眼目睹的社会现象，其中200余首在政府媒体、刊物及网络平台刊登发表。
2024年，被中国文化进万家工作委员会评为“ 中国当代艺术名家”。同年，在望岳雅集公益诗词学校南岳分院中级班学习并圆满毕业。
2025年，被望岳雅集公益诗词学校南岳分院聘任为助教老师并兼任分院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