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这片土地

——建国后村民“吃粮”问题回顾

李春耕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生存、延续的首要问题。华夏之国是古老的农耕民族，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历代统治者皆以土地为治国之本。长期以来，社会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年长日久，土地兼并，使一些人无地可种，失去了生存依赖，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治国者根据社会的实际状况，实施了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平衡这种状况。而不同的政策，直接决定了广大农民能否得以温饱。回顾七十多年来，党在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及其所产生的效应，深切感到，同是这片土地，人们的生存状态却是大不相同。

抗日战争胜利后，冀东解放区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均田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损有余而补不足。昔日没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土地以后感恩共产党，参军支前，为打赢“三大战役”，夺取全中国政权，提供了人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一九四六年，我们平原地区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平分”一语，是那一代人最常说的话题。当时人少地多，每人大约能分到二至三亩不等。当时虽然得到了土地，但是社会贫困。，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严重缺乏。“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生活状态，只限于中等农户。很多的人家养不起牛或毛驴等耕种所需的牲畜。于是，出现了几家合养一头，或耕种时临时租借。租借牲口，为了省钱，总要让它发挥出最大的效率，要把它“使值喽”。于是有了“借来的驴有劲”的时俗俚语。更有贫困者，只能用镐刨锨挖来种地。再加上当时种地没有化肥，只能施一些农家肥，还有的“生耠白点儿”（不犁地，不施肥）。那时，极少有水浇地，庄稼得不到灌溉，只能靠天吃饭。在种植密度上，实行大垄稀播，（玉米）一步三棵苗。在这样的耕种条件下，粮食产量非常低。据老人们讲，那时只能种一季玉米或高粱、谷类等，亩产也就百十多斤，二三百斤就是最好收成。

建国后，政府高度关注农业生产，积极探索农业发展的道路。经过近十年的改造，最终，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互助组‌：互助组阶段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结束。在这一阶段，农民在政府的号召协助下，组成季节性劳动互助组，实行劳动互助，保留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力多的和劳力少的组合，有农具、牲畜的和没有的组合，实行优势互补。每三到五六家为一个组，几家同心协力，互通有无。这样保证了所有的农户春天都能种上地，秋天都能收获到家。

初级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阶段从1953年开始，到1955年结束。在这一阶段，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保留农民土地所有权‌。

初级社俗称“小社”，一般三十左右户，百八十号人为一个社，组织成员叫做“社员”。政府号召农户入社，要求农户把自己的生产农具，性畜，车辆，全部投入初级社，叫做“集体搞生产”。当时，有些人是不愿意入社的，有的一直拖到人民公社成立，成为顽固的“单干户”。记得报纸上曾报道过建明公社王国藩三条驴腿办社的事迹。所谓“三条驴腿”就是指占有一头驴四分之三的股份。有一户不入社，其余三户组合在一起入了社，所以称“三条驴腿办社”。

由于初级社是集体组织，就必须任命或选举出队长、会计、保管、饲养员等人员来管理。这一套管理模式，便是后来大集体的雏形。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五三年初级社的帐本，记录着当年社员入社投资、出工等情况。。

 应当明确指出，互助组与初级社的区别。互助组是彼此十分了解，关系较好的几户自愿结合在一起的。而初级社则是由工作队召集全体村民，反复动员施压，甚至用专政手段强行把人们捆绑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自由自在，各行其是的生活的状态，人各有志，能力不一，脾气各异，百八十号人听从一两个人的安排与指挥，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权，这种方式在部队适应兵团作战，而农民习惯各自过自己的生活。没有独立生活的自由，随即便有很多弊端显露出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解散大集体，重新分田单干埋下了伏笔。

初级社的建立，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式诞生。在这一阶段，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实行土地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

高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阶段从1955年开始，到1958年结束。在这一阶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一阶段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后阶段，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总的来讲，从建国至五八年的这段时间，国内没有战争，社会安定，人们只要劳动就会有饭吃，生存有了最基本的保证。于是，农村面貌一新，贸易市场活跃，买卖自由。文化市场百花齐放，《刘巧儿》、《小二黑结婚》、《小女婿》等新编剧目唱响农村大地，许多传统剧目也轮番上演。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大幅提高，孩子们普遍入学，农村逐步扫除了文盲。

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成立人民公社，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记得当时只要是能走动的社员，必须要每人手执一小红旗，敲锣打鼓，成群结队，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玉田县城，热烈庆祝全县各乡镇成立人民公社。会场高搭彩台，彩旗飘扬，罗鼓喧天，领导讲话动员，畅谈大好形势，规划美好蓝图，提出宏伟目标。群众代表激情振奋，上台表忠心，立壮志，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搞好大集体的农业生产。台下民众，人山人海，高呼口号：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台上台下，上下呼应，会场沸腾。

自此，人人都成了公社社员，村里土地打破队与队界线，全归大集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东风以暴风骤雨之势，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空前绝后的穷折腾从此开始了。在同样的这片土地上，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 人们的生存出现了危机。那时的情景，在后来的刊物、影视等媒体上多有表现，早已载入史册。老朽深受其害，不愿费时回忆那段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痛心的往事。

人民公社化实现后，农村实行了“吃食堂”。生产队把社员家中的粮食全部集中到集体，各家的锅被拔走，用于大炼钢铁。打下来的粮食，多数被国家强征强购，剩下的不足以糊口。当时的口号是“瓜菜代”、“二两面吃饱吃好”。“吃食堂”从1958年后半年开始，到1961年前半年结束，时间将近三年。这三年，由于生产队的主要劳力都用到了修水库、大炼钢铁上了，农田一片荒芜，再加上党的粮食政策，人民的生活极度困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死人无数。从1961年春开始，大食堂解散，政策放松，允许村民自已置办炊具，生火做饭，但已是无米之炊了。当时的社员们有气无力，勉强度命，生产仍处于低谷。记得1961年和1962年的劳动工值，一般每个壮劳力一天才合几分钱。很多家庭干了一年，还要倒找给队里钱。

1960年底，上级曾来人进村，调查村民们死亡率情况，发现死亡数字惊人，然后逐级上报，高层审时度势，调整了农村的土地政策。于1961年春实行“三自一包”。“三自”首要的就是自留地。所谓的自留地，就是从‌集体土地中划出5%-7%的面积，供农民家庭自主耕种，用于补充口粮和收入。我们平原地区，每人绝对不能越过二分这道红线，否则按复辟资本主义论处，当然低于二分可以，还有每人几厘的。

这一土地政策可救了广大农民的命了，有了自留地的产出，再加上生产队分的口粮，农民的日子基本上“可以护住心坎了”。所以，人们称自留地为“救命地”。河南信阳某生产队有个统计，1962年划出自留地后，农户年均增收约30元（相当于当时工人月工资）。这对于当时的农户家庭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从三自一包政策实行那时起，在加上连续几年的风调雨顺，农民的日子开始好过多了，都能吃上纯粮的“玉黍饼子”了。有自由市场（三自之一），人们可以把自己的产出物品拿到集市上卖些钱。

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六、七十年代起，农村开始打井办电，引导农民使用化肥。起初，农民还对化肥有抵触情绪，最初化肥叫“肥田粉”，老农们不认识，说这东西撒下去，下年种地，种子就不发芽了。上级拨下来的尿素，老农们说，这就是日本人尿的尿，来坑害咱中国人。但随着实践的检验，长出的禾苗确实茁壮，秋后粮食明显增产。农民高兴了。国家又发动农民，平沟，填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学习沙石峪（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夺高产的愚公精神）。推广优良品种，号召种两季农作物，兴修水利，力争旱能浇，涝能排，实行小垄密植，科学化管理。研制各种农药，除虫防害，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到六十年代中后期，粮食产量每亩已达到三四百斤了，记得七十年代初的口号是，上《纲要》，亩产四百斤以上，跨黄河，亩产五百斤以上，过长江，亩产八百斤以上。但口号归口号，当时一直在亩产三四百斤左右徘徊。

我村土地较多，劳动日值较周边村高，壮劳力干一天挣三到五角钱的情况居多。按当的的购买力来讲，就是说，苦干两天才能买到一斤猪肉，年轻人可能不相信，但这的确是事实。

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极左思潮泛滥，“三自一包”遭到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掐冒尖户”等口号震天响。取消自由市场，赶社会主义大集等一系列的瞎操作，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十年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统领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允许种植经济作物、油料作物。那时，粮食亩产仍停留在三四百斤左右，口粮定量是每人每年四百一拾四斤毛粮，有零有整，也不知咋算的。年定量精确到斤，多分一点叫“私分瞒产”，口粮分夏秋两季发放，多分是犯罪。加上自留地所产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吃饱问题。但人们的伙食缺油少肉，生活极其单调。动乱其间，虽然是举全国之力搞文革，但勤劳朴实的农民，对那套歪理邪说，还是嗤之以鼻，尽全力予以抵抗，努力搞好生产劳动，千方百计多打粮食，选出最好的粮食，交与国家，支援国家建没。农民的贡献有目共睹。

文革结束后，社会开始拨乱反正。党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开始宽松。允许农村搞一些小副业和小买卖，增加收入，各个生产队都千方百计，跑门路，启用能人，抽出部分社员加入副业生产，劳动日值开始提高。我村副业搞得好，劳动日值远高于其他村。最高时的七四年达到了八角钱，苦力们说干一天终于能挣到一斤肉钱了。七十年代，国家虽然在各地修建了化肥厂，也进口化肥。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于是想方设法多积农家肥，号召农民，大搞一人一猪运动。但效益一直不高。

1978年，改革的号角吹遍祖国大地。生产队耕地分包到个户，实行联产计酬。八十年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据统计，1982年，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占比百分之九十五。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冲破了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的束缚，克服了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错误。通过将土地承包到户，让农民对自家的土地拥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劳动投入和产量获得相应的收益。农民终于从被禁锢在大集体时代贫穷落后，任人摆布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了。邓公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掷地有声，生产队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搞联产计酬的方式，多劳多得，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亩产直线上升，都种两季，一般都达到了千斤左右。家家粮食大囤满小囤流，人们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粮食，笑得合不拢嘴，长期困扰农民的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原来是无粮可存，现在是缺少存粮的器具。还曾出现过卖粮难，当时县里出了“粮食状元”，人称“唐麻袋”，被选作了全国人大代表。人们感叹，一样的土地，在不同的政策下，给人们的实惠竟是如此的不同。

进入九十年代，国家大刀阔斧，加快改革步伐，把地全部承包给社员个人耕种，订立合同，三十年不变。农民吃了定心丸，开始对土地投资，粮食亩产稳步增长，大集体的解散，庞大的管理者队伍消失了。农民心情舒畅，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太平盛世，农民生活自由幸福。2018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国家审时度势，顺应民意，继续深化改革，正式向农民发放文件，延长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并订立合同，双方互签承诺书，允许出租转让，土地合并流转。随即土地承包大户脱颖而出，这些种田大户，自办名种农机具，机器收割播种，很快农业就实现了机械化，如今农村基本上淘汰了使用牲畜种地的现象了，同样的土地，粮食亩产翻倍增长，如今每亩种两季，小麦与玉米，亩产可达到收获两千多斤了，比建国前，猛增二十多倍，这是先人们不敢想的事实。但大多社员，还是嫌收入低，想要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改种经济作物，主要是蔬菜，供应京津唐市区，效益比种粮强的多。如今的农民大搞科学种田，在土地里铺上管道，遍地铺上细管，搞起了滴灌和喷灌，塑料大萌，遍地开花，高科技的引进，极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平常地里很少能见到人了，社员们打工，经商，搞养殖，耍手艺，各显其能，蔚然成风。地里的零散活，被六0后、七0后的家庭妇女所包揽，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真正撑起了半边天。眼观现实，回忆过去。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目共睹。

                          2025年5月

作者简介：李春耕，男，汉族，唐山市玉田县人，一九五一年出生，一九九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七八年开始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至今一直担任村民监督小组组长。工作之余爱好文史写作，长期致力于家乡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宣传赞美家乡；晚年追忆过去时光，用文字讴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记录家乡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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