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     

文/张海霞

        在广袤无垠的丹江畔，一方方肥沃的土地阡陌纵横，它们被村民冠以不同的名字，像照顾孩子般小心翼翼地侍弄着，地里长出一茬一茬的庄稼，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丹江儿女，宛如一颗颗遗世独立的星辰，安静地镶嵌在丹江河畔，闪烁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微弱亮光。

        千百年来，丹江儿女传承着朴素的农耕文化，邻里之情浓郁，鸡犬之声相闻，在世俗的烟火中共生，生生不息的血脉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不绝。

        后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这些村庄，或迁移，或后靠，用另一种方式矗立，我无法一一去清点她们重新扎根后的生活，只是在不经意的瞬间，打捞一些记忆，填补再也回不去的乡愁。

        二十亩是一方土地的名字，是村里一块有争议的土地。

        土地分下户后，村子分东队，前队，西队三个生产小队，村子的房屋建筑，是丹江水库初次蓄水时“后靠”而建的房子。土墙灰瓦的房子看起来陈旧古朴，透着一股浓郁的腐朽麦秸渣味道。

        村子东西呈长方形，分成三个小队的时候，似乎用刀把村子一劈三份，中间两条路为分割线，东队在最东边，前队居中间，西队在西边，这便是整个村庄的布局。每个小队是一个比较近的大家族，往远了说，三个生产队本来就是一个老祖先，只是在岁月的延绵中，血脉逐渐淡薄了。

        二十亩地在村子后边，紧挨着村子，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岗地之一。

        打个比方，如果二十亩地全部被水淹没，那么村子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在土地开始分下户的时候，三个生产小队都想要二十亩地，但是二十亩地正好在西队的正后方，西队就先下手为强，直接套牛犁地，把这方地收入囊中。

        东队和前队懵了，没想到西队会来这一手，不过也没多做纠缠，既然木已成舟，也就默许二十亩地归西队了。扳着指头算算，三个小队其实出五服也才没多久。

        坏就坏在丹江河年年涨水，挨着丹江河的庄稼地几乎年年绝收，这让以土地为命脉的村里人，对岗地的稀罕程度比身上流的血还要珍惜。眼瞅着西队年年在二十亩地里全全乎乎的收两季庄稼，东队和前队眼红了。

        我爹是东队的队长，他找到前队的队长二伯，两个人头对头嘀咕好几天，最后决定发动群众把二十亩地要回来，就算不能彻底分给某个队，至少三个队各分几亩。

        那年秋收后的某一个午后，太阳从头顶斜射下来，照得白亮亮的苞谷茬子在黄土地上发着耀眼的光。丹江河在村子前后的河渠里泛着水花，小鱼小虾在水花里自由翻滚。秋风一如既往的拂动着丹江河畔的大小村落，隐匿在树荫下的争夺二十亩地的战事，终于在这个秋风习习的日子里爆发出来。

        东队和前队的几十号村民，在我爹和二伯的带领下，牵着牛，扛着犁，呼啦啦跑到二十亩地，准备套牛犁地，要抢在西队的前头把麦子种上，他们想，西队总不能把麦种捡起来。

         西队村民反应也快，一看东队和前队的村民赶着牛朝二十亩地走，立刻大声吆喝起来。于是，呼啦啦也来一群人。

        我挤在二十亩地头的麻廓里，睁大眼珠子看着三个生产队百十号人，掐着腰，吐沫星子飞着，互相对着吵，我看到我爹和二伯他们脸红脖子粗的和西队的队长争执着什么。

        他们你一步朝前走，我一步朝前走，几乎就是脸对着脸，垂在腰上的手，已经握成拳头状，力量凝聚成青筋，根根凸起。几个年轻的、火气大的村民怒吼着叫喊，“打吧，打吧，谁打赢了二十亩地就是谁的！”

        “打就打，打就打，谁怕谁？”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

        打群架，在乡村并不少见，可这样三个小队大规模打架还真的不多见。我小小的心脏咚咚，咚咚地跳，腿肚子吓得直哆嗦，害怕他们打到我爹可咋整？

        眼瞅着战事一触即发，只见西队的几个妇女从人群里挤出来，好像商量好一样，一个个嗷呜着，嗷呜着躺在犁铧前，一边打着滚，一边尖声喊叫，“要想犁地，就从我们身上犁过去，除非把我们一犁两截，不然就过不去。”

        其中一个女人比较胖，也不知道称呼她什么，只见她快速跑过来，挤到正在吵架的东队和前队的男人跟前，挺起硕大的胸脯说，“打啊，打啊，照着这儿打，谁不打就不是他妈生哩！”

         秋未深，天还不冷，衣服穿得薄，女人身胖，带补丁的衣服有些紧，隔着门襟能影影绰绰看到白白胖胖的两个大胸，加上她气喘吁吁的跑过来，又故意挺起胸脯，于是，那两坨肉直接颤巍巍地晃悠起来。

        正举着拳头喊打喊杀的东队和前队的男青年们，看着冷不丁挤到两对人马中间的女人胸前晃晃悠悠的两坨肉，在眼前跳跃，他们脸红了，像被晚霞染红的红布，从脑门子红到脖子根，咕噜咕噜咽几口口水，紧张地退后几步。他们能抡起拳头和男人们打头拼脑子，头破血流不喊一声痛，却无法面对一个女人胸前的两坨肉，这样的招式，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傻愣愣地不断后退，茫茫然然，不知所措。

        胖女人一看这方法好使，得理不饶人的继续跟进几步，挺着胸脯在男人们眼前嗷嚎，“打啊，打啊，照着这里打，打死我算了，老天爷啊，没天理了，抢地了！”许是对二十亩地爱得太深，生怕被东队和前队抢走，许是挺着胸脯吓退男人的羞耻心使然，她嗷嚎着，嗷嚎着，竟然真的大哭起来。

        乱糟糟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百十号人鸦雀无声，静得能听见风的呜咽。有那么几片树叶，黄黄的，绿绿的，轻轻地二十亩地的地头上空飘舞。它们没有家，是离开树的游子，只能随风而动，不知自己将会被风吹到什么地方，或是二十亩地，或是不远处的丹江河面上，亦或是落入地面，与灰尘融在一起。这一幕很美，也很凄凉，仿若无根的苦难人生，在女人嚎啕的哭声中，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

        那个午后，我隔着麻廓，看到了永远难忘的一幕。女人胸前的两坨肉，像凝固岁月的镜子，映照出乡村人为了吃饱肚子的不易和挣扎，也看到了人性在某一刻的美丽和丑陋。

        我爹和二伯紧闭着嘴唇，张了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他们连最后的一招也没有用上，就垂头丧气地招招手，几十号男人静悄悄地跟着他们离开了二十亩地。碰瓷这招谁都会使，只是他们没想到，西队用的是女人胸前的两坨肉。

        这是一次实打实的败仗，我爹和二伯坐在我家的洋槐树下吞云吐雾，弹掉的烟火，足足铺满一层地面。

       没过几天，许是西队觉得过意不去，就拿出一方地补偿东队和前队，那方地叫做“四十亩地。”

        四十亩地是一块弃之可惜，留着无多大用的一方鸡肋地。

      说句难听话，就算这里是块风水宝地，村人选坟地也不会选它。因为四十亩地在村子的西北方，紧挨着丹江河，只要河水涨出河堤，立刻就能淹了它，年景好点，能收一季庄稼，已经算是老天爷开恩，年景不好，基本常年被水光顾着，所以说这是一块妥妥的水淹地。

        前队的二伯很大方的把四十亩地让给了东队。我爹耷拉着眼皮，端着他的陶瓷茶缸，狠狠喝一大口粗糙茶叶泡出来的水，站在洋槐树下，闷着头敲响了土地分下户后只有开大会才敲响的大钟，长话短说后，领着东队的男人去四十亩地分地了。

         从现在的角度评价我爹，他这个芝麻小官，确实在一心一意为村民考虑，毫无保留的奉献了他的炽热之情。分地的时候，两个地边不在抓阄之内，直接划出来，留给我家。如今想想，我家的好多地都是在地边上。

       在河畔吃草的牛羊，踩着暮色顺着地埂回家的时候，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时不时伸着脖子咬一口庄稼。放牛娃一鞭子抡在牛屁股上，牛吃疼，撅起蹄子，哒哒哒快跑几步，回头看一眼放牛娃，赶紧又偷偷摸摸拽一口，嘴里叼着庄稼，一边走一边咀嚼，吭哧，吭哧，滴流着哈喇子。

        地埂太窄，两个轮子的拉车过不去，只能一个轮子压着庄稼。于是，我家的地里常常有一道奇异的风景，挨着地埂有一溜庄稼，从这头到那头，这是被拉车箱底一遍一遍扫过的庄稼，受过亏的庄稼长势不好，紧挨着便是一道明晃晃的小路，似车辙又不是车辙。一条人为的羊肠小路在地里凭空诞生。

        每次犁地的时候，我爹整个身子都压在犁把上，以此重压，才能把这条光溜溜的小路犁出来，但是新茬庄稼种上没多久，照样踩出一条路，季季这样，年年如此。后来，我爹便不再费心出力的犁出来，把四十亩地的地边儿，留一溜出来，算是从我家的地里划出一条供村人通架子车的便道。

        四十亩地之所以印象深刻，是这块地的庄稼确实长得不像样，比如说麦子，因为怕水淹，往往种得比较迟，麦子不仅长得矮，而且麦穗不够饱满，产量极低。再有苞谷，怕水淹不舍得施肥，长得纤瘦，苞谷杆子和叶子焦黄焦黄，苞谷穗稀老破牙几颗籽，着实磕碜，苞谷杆子因瘦弱而变甜，成为小孩的最爱。

        为了不让四十亩地浪费，东队村民精打细算，但求一类庄稼能在四十亩地收获些。经过摸索，倒也被种上了一茬庄稼，这种农作物便是“绿豆”。绿豆本是夏季麦收后种的秋季作物，硬是在春天种上，如此，绿豆便成为早熟农作物。许是只种一茬庄稼，稍微施点肥，便长势良好。

        大热天摘绿豆，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洒而下，将四十亩地照得亮亮堂堂，风拂过，绿豆叶沙沙作响，像是低声吟唱的田园牧歌，我一次次走进这片充满生机的绿海，开启一场又一场与绿豆的亲密邂逅。可能是挨着河边，空气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水汽，浓郁的草木香混合着泥土的质朴气息，瞬间便将我包围。

        我弯着腰在绿豆地里，看着一棵棵绿豆秧，细长的茎秆上挂满豆角，它们挨挨挤挤，簇簇拥拥长在一起，像一群亲密无间的伙伴。没熟的豆角深绿色，表面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摸上去毛茸茸的。成熟的豆角已经变黑，饱满得快要撑破表皮，似乎在迫不及待地宣告成熟的喜讯。

        我伸出手，握住一把豆角，是的，摘成熟的绿豆是一把一把的，用力一拽，“啪”的一声，豆角便乖乖入了手心，清脆的声响好似寂静田野里奏响的一曲曲小调，在四十亩地里悠然自得地弹唱。狭长的绿豆角漆黑如墨，仔细端详，能看到它身上的一道道纹理，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它从春成长到秋的一路见证。

       剥开豆角，一颗颗绿豆整齐地排列着，如同一颗颗圆润的绿宝石，在阳光地照耀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

         我家在四十亩地的另一个地边儿，种的也是绿豆。当然，不止是我家，这一方土地上基本都是绿豆。所以在摘绿豆的时候，经常能听见大婶大娘们爽朗的笑声和时不时冒出的一句粗鲁话。

       那些年，绿豆是村民喜爱的庄稼，它长相不够精致，却耐旱耐涝，和故乡的人一样，尽管不起眼，却在贫瘠的年代奋力挣扎，独辟蹊径寻找活下去的希望。

        四十亩地的种子，种了一茬又一茶，被水淹没一次又一次，极少次数的收获，却能让我们兴奋得无与伦比。就像美梦突然实现，那种欣喜和快乐，岂是一言一语能够抒发殆尽的呢？再后来，经济开放的热潮席卷到偏远的丹江河畔，村民们的追求不再是饱腹这件事，出门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钱，这种纸币成为村民们又一种极致的渴望。

        我爹在我哥的蛊惑下，率先在四十亩地栽植能卖钱的杨树苗，两个地边儿像两扇门一样，随风晃动，显眼地招摇。杨树是个神奇的物种，即便在水里淹两月也不会死。

        于是，村民纷纷效仿，没过多久，四十亩地齐刷刷栽满树苗，一排排，一行行，默默见证着村庄的日升月落、四季更迭。待到南水北调中线移民搬迁的时候，四十亩地的杨树已经长得比大海碗的碗口还要粗，它们一棵棵被电锯撂倒，换成一叠叠钞票装进口袋，我的乡亲们带着这些票子，走向遥远的他乡。

        唯有一个个偌大的树根，如散戏的幕布，沉寂在四十亩地，在丹江河水一次次的冲刷下，变成雕刻的模样，积蓄着成熟与沧桑，静静地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村要用数字给这么多地块命名，是不会起名？还是说这些地就是有这么多亩数？

        十八亩地在村子的正前方，距离村子最多一百米，是前队的一块地，也是不弱于二十亩地的肥沃土地，无论什么庄稼，但凡种在十八亩地，都能长成村民喜欢的样子。就连我们小孩子稀罕挖的荠荠菜，面条菜，在这里也长得厚厚墩墩。

        十八亩地不仅土地肥沃，而且风水极好，村里故去老人的墓地经常被选在十八亩地。这让在十八亩地有地的人家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又无法拒绝。

        俗话说人死为大。在故乡，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挡选坟地埋人。坟地多，稀奇八怪的事情便多，发生在十八亩地的故事，经常在睡梦中出现，把我惊出一身冷汗后，再也无法入睡。

         几十年前的故乡，有个风俗，凡是得癌症或经济富裕家庭的老人去世，要先砖箍墓，就是挖个很浅的墓坑，四周用砖垒起来，大概意思是棺材不见土，三年后把棺材起出来，重新埋一遍。此种埋法，称之为“砖箍墓”。

        村里有户人家，老人去世后在十八亩地砖箍墓。此后，这家人忽然发达，做生意赚大钱，从政当大官。村里人说，是坟地风水选得好，干啥旺啥。三年后，老人三周年这天，他儿子摆酒席，场面弄得很大，头天下午便请了唢呐响器吹吹打打，连着两个晚上放电影，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

         意外发生在三周年当天上午起坟的时候，据在场的人说，他们一砖砖撬开砖箍墓，抬起棺材的时候，忽然从棺材下边“哧溜”跑出来一条小青蛇，冒股烟，不见了。

        起坟的人愣怔了，惊诧得目瞪口呆。在乡村，蛇这类软体动物到处都是，村民平常见了还会举起锄头砸死它，但是在坟地出现青蛇，意义和性质完全不一样。

        蛇的另一个名字叫“小龙”，据说被它选中的坟地，往大处说叫“龙脉”，往小了说，也是一块好地方，这样的风水宝地，几乎肉眼可见，后人定会升官发财。可眼下小青蛇冒股烟不见了，用老人们的话说，这就是冒气，气冒了能好吗？起坟的人面面相觑，一个个把到嘴的话憋进肚子，只管埋头干活。

        人多嘴杂，没过多久，坟地小青蛇事件便被传得沸沸扬扬。靠在墙根儿晒暖的老人们神神叨叨地说，风水破了，怕是要出事。

        果然是好的不灵坏的灵，没过多久，那家当官的儿子就被撤职，好在隔一段日子后又重新上任，只是看似稳当的仕途，被打上风水破坏的阴影后，处处透着危机，几年后又犯事儿，这次再也没能翻身。

        这个玄乎事件，让村里人对砖箍墓有了心理障碍，就怕箍得好好的墓地，起坟的时候出个啥意外就得不偿失。于是，村里人不再砖箍墓了，直接一次性到位，坟地挖得深深的，棺材底部和周边垒上红砖，虽然和砖箍墓一样，但是却不用起坟重埋，这个风俗便一直延续到今天。

        十八亩地太好了，它不是水淹地，就没有湿润的水汽味儿。它离村子近，从村子散发的炊烟，落在它上空，就有了农家饭菜的清香。长在十八亩地的庄稼葱葱郁郁，野草肥肥美美，不管什么时候看一眼，都令人心旷神怡，吸引着村人和家畜的光顾。

        我家那头大黑猪，趁我妈不注意，撑断绳子，自个跑到十八亩地，长嘴拱开松软的土地，偷吃人家的嫩红薯，吃一窝又一窝，大快朵颐，正要美美滋滋偷吃第五窝的时候，被主家埋在红薯根部的狐子弹（炸药），“砰”的一声，炸得嘴巴稀巴烂。

        炸药的爆破声，轰隆隆从十八亩地传回村子，吓得大家脊梁跟发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紧接着便是我家大黑猪嗷呜，嗷呜的凄惨叫声，疼痛使它发疯般慌不择路，遇沟跳沟，遇坎窜坎，朝村里狂奔，鲜血顺着嘴唇往下流。

         我妈正在厨房煮猪食，心底的隐隐不安使她在听到“砰”的爆炸声后，惊恐到极致，她三步并两步到村口，正好看到我家的笨猪拖着它被炸掉的半拉嘴唇，嗷嗷叫唤着朝家里奔。

        我妈傻眼了，脑袋发懵，看着被她一口一口喂大的黑猪凄惨的模样，发出了比黑猪还凄惨的一声怒吼，“哪个缺德的啊，在地里埋狐子弹，赔我的猪啊！”

        我爹坐在屋后的洋槐树下打瞌睡，听见我妈嘶哑的怒吼，吓得激冷冷打个冷颤，一个箭步窜过来，正好看到嗷嗷叫唤的大黑猪血忽淋拉的跑回来。

       我们兄妹几个围着疼得哆嗦的大黑猪，担心它伤成这样，咋吃食？能活吗？我妈一边喋喋不休地骂人，一边让我大哥去请医生，来给猪看伤。

        村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在我大哥的拉扯下，背着药箱来了。看到猪嘴炸成那个样子，束手无策。他说猪嘴都被炸掉了，不说他这个给人看病的医生，就算兽医来了，也没有办法。

      最后，我爹在我妈哭天抢地的骂声中，一把杀猪刀捅进猪脖子，结果了它。褪猪毛的时候，村人来帮忙的可不少，他们嘻嘻哈哈地说，要不是三大爷在红薯地埋狐子弹，咋能吃上猪肉。

      三大爷来割猪肉的时候，我爹没收钱，说猪拱了红薯地，炸死活该，这块猪肉算是补偿红薯地的损失。

        三大爷抽搐着嘴唇，想说什么，却始终没有说什么。

        我妈看着三大爷拎着猪肉的背影，呸呸朝地上吐几口唾沫。

        后来，村里家家户户还养猪，只是栓猪的绳子粗了不少。至于十八亩地的红薯地，还有没有人家埋狐子弹，谁也不知道。

       十亩地，这个名字起得和地的亩数有出入，以我的眼光看，十亩地绝对不止十亩，因为这块地是我们东队的，在这里我家还占个地边儿，只是亩数较多，至少有二亩多。

       十亩地一半在村子前边，一半靠着村子西边，南头挨着十八亩地，北头挨着村子，和西队的二十亩地，前队的十八亩地一样，基本不会被水淹，是我们队产量最多的岗地，没有之一。这里也是我家粮食的主要来源地。

       我爹虽然绰号叫“懒干”，但是在犁地上丝毫不含糊，每年秋收后，就紧赶紧把十亩地犁一遍，学着老庄稼把式的样子，给地松松土，在节令到来时把小麦种子撒到地里。

        十亩地很给力，就算我家没有劳力锄草，麦子也长势极好，麦子齐腰深，沉甸甸的麦穗压弯麦秆，在风中沙沙作响，奏响即将丰收的乐章。

        我爹站在地边上，看着被镀上一层金色的麦田，兴奋得合不拢嘴，跟村里种庄稼极好的大伯说，“大哥，瞅瞅我这麦种的，不比你这老把式差。”

        大伯乜斜我爹一眼，“要是下年还和今年一样，才算不差，不是我说你，你得勤快点，把地里的草锄锄，你看看旁人的麦地多干净。”说完后烟袋锅子在鞋底子上敲敲，背着手自顾离去。

        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我那年轻的爹才不管大伯的说教，他浑身都笼罩在饱满麦穗的喜悦中，欢喜地哼着样板戏，满村乱逛，逢人就说十亩地的麦子，长得咋样咋样，时不时估算夏收的产量。

        肥沃的十亩地，给我爹带来一次次颜面，让他对十亩地情有独钟，似乎所有的耐心都放在十亩地了。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村里人竟然学会在麦地套种其它庄稼。

       这是个考验人的活，勤快的人套着牛，拉着漏斗，麦子顺着漏斗流在地里，长出来的麦子一行一行，中间留下的空地，就能种上其它庄稼。比如黄豆，苞谷，西瓜，甚至还留做春地，栽棉花，点花生等。

        我爹性子大大咧咧，这样的细致活对他来说，极具挑战性，可碍不住村人都在套种。于是，他脑袋一热，也跟风了。

        那年，我家十亩地的二亩地种上冬小麦后，被他异想天开的套种几行白萝卜。麦地套萝卜，在村里可是开天辟地头一桩，惊掉不少老庄稼把式的下巴，他们看古景似的站在我家地头，眯缝着眼睛，等着看笑话。

         我爹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新式种法，收的是萝卜和小麦之间的时间差，萝卜在深秋播种，和小麦差不多时间段，但是萝卜生长期短，一般来说年前就能拔了。腊月收了萝卜后，地又空出来了，说不定等到春天还能再栽一茬棉花。

        我爹的逻辑让一圈老头儿大吃一惊，仔细琢磨，可不就是这样，等于一块地能收三种庄稼，老天爷，照这个法子种下去，哪里还会缺吃少穿饿肚子。

        萝卜很争气，和其它幼苗一样从土地上睁开惺忪的双眼。为了证明这种套种法切实可行，我那懒得抽筋的爹，还背上农药箱，喷雾似的给萝卜喷上杀虫药，每天都在家和十亩地之间往返数次。一条乡间小路，被他踩得白亮白亮，回来后还手足舞蹈地跟我妈比划，萝卜长几片叶子了，水灵灵的招人稀罕。

        真的，绿莹莹的萝卜苗，一棵棵嫩得能滴出水来，在地垄沟上随风摇晃，像顶着绿帽子的小孩，俏皮地摆弄着身子，看一眼都让人心神怡朗。村里人有事没事就在我家萝卜地头指手画脚，眼里是掩饰不住的羡慕。

        谁都知道，这地垄沟上的几行萝卜，收获了必定能让我家过个富裕年，就算不卖钱，自家吃也是美事一件。

        只是很遗憾，苍天似乎不想让我家过早脱离群众，萝卜大拇指粗的时候，丹江涨水了，毫无征兆的涨水，天上连个雨丝都没下。丹江河水先漫过村子西北边的“四十亩地”，接着继续上涨，对村前的“十八亩地”也没有留情，这是少有的现象。

        丹江水淹了十八亩地后，天上终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一开始是细雨，慢慢下大雨，然后便成为连雨。我爹欢喜的脸，在连雨不断的秋季，长出几道皱纹。因为只要天不晴，预示着丹江河还会持续涨水，这是历年的惯性。

      老人们说今年涨水不对劲，水流量大，水位明显要高出往年。村里三个生产队的男人们，被召集起来，轮流换班，每天蹲在水头前看水位，扎着的木棍淹一次，再挪一次。

        丹江河水离村子越来越近，从来没有被水淹过的“十亩地”终于沦陷了，就连村后最高的“二十亩地”也被淹没一半，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样的场景，愁坏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如果水位再上升一点，村子就会不保，大家该往哪里去？

        万幸，水头距离村子还有十米左右的时候，丹江水终于停下脚步，偃旗息鼓的喘口气，看着村庄的方向，像是认输一般，默默地退后一些，让胆战心惊的村民长舒一口气。

        雨停了，水慢慢消退，村人划着木船穿梭在地里，捞起能收回的一些庄稼。我爹在齐小腿深的水里，揪着萝卜缨一棵棵拽出来，几行萝卜，硬生生装了一小船舱。

        我妈心疼得泪眼婆娑，留下一半窝酸菜，另一半让我爹撑着小船，送到外婆家。萝卜只有大拇指那么粗，和菜根子差不多，切吧切吧，炒盘菜都有难度。

        我爹一辈子不爱种庄稼，却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

       他人生首次种萝卜，却被一场大水淹没；他是个无神论者，却极其郑重地说命里没财运；他拼尽全力，养育子女成家立业，托举子女飞向远方，远离土地后，却又频频地回望故乡！

        那些以数字命名的土地，在村庄整体迁移后，一一沉寂在河底。我拿起笔，一个个写下它们的名字，而那些仙逝的父辈亲人，仿若坐在身边，笑眯眯的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