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决策、机械执行、重形式轻实效……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党中央连续6年专门部署推动的重要工作。这些年来，党中央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实解决了一些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歪风邪气。但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将减负流于形式，甚至衍生出“变异”现象，深受基层诟病。基层减负难，难在哪儿？一起关注人民论坛最新文章。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

1.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在城市管理中盲目决策、机械执行，损害群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2024年7月以来，三河市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官僚主义严重，未经科学论证和充分征求意见，推动出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导则》，脱离实际提出广告牌匾“除国际国内连锁品牌，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字样”等禁止性规定。为推动牌匾整治工作快速见效，该市组织开展两次百日攻坚行动，违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频繁进行工作调度、督查督办和排名通报，加重基层负担。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执行中简单机械，搞形式主义“一刀切”，对包括国内连锁品牌在内的1800余块商户门头牌匾颜色进行变更，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不良影响。时任三河市委主要负责人已受到免职处理。

2.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政务服务中搞“面子工程”。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场所时背离实际需求，搭车建设数字液晶屏、全彩屏48块、105.61平方米，其中有3块屏幕总面积达76.3平方米、耗资227.53万元，这些屏幕主要用于接待来访参观，平时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同时，投资1200万元建设的住建行业人才管理系统、供排水全过程监管系统等6个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有的建成后就停用，有的未有效运行，造成资源浪费。还以业务合作为由，将“互联网+政务服务”场所装修、设备购置和运维等费用转嫁给合作银行，后因相关合作银行决定不再向其提供费用，导致场地设施运营难以为继。

3.山东省一些地方在项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中盲目攀比，数据不实。近年来，山东省一些地方在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中，有的项目反复开工，淄博高新区2025年春季集中开工35个项目中有6个为重复项目，个别县区单个项目反复开工3次；有的项目论证不够，烟台市蓬莱区某项目申报投资额近90亿元，但两年来仅投入500万元完成场地平整，滨州市博兴县某项目两次纳入集中开工并申报投资额70多亿元，但目前仍处于前期研究论证中；有的项目用地用海等手续还不完备，就被纳入集中开工；有的开工仪式追求场面，一个会场租用电子屏等设备费用达20多万元。还有的县级市项目集中签约名不符实，实际落地率严重偏低。部分基层干部群众和企业对项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

基层减负“难处”的典型表现

形式主义为何生命力如此顽强？为何一些反形式主义的措施甚至也沦为形式主义？为何在一些地方“减负增能”异化为“增负减能”？这恰恰说明基层减负有“难处”。

谈起基层减负“久攻不下”的原因，不少人认为表现在基层，根子还在上面，某些上级单位官僚主义的工作做派、精致利己式的工作思路是造成基层干部负担过重、压力过大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从查处和通报的典型案例看，有的考核体系陷入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繁琐哲学、碎片化指标、数据造假，根子还在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一些人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心思重。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经常性片面化、静止化、教条化、机械化应对基层业务，违背“重点论”和“两点论”，只顾此不顾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愿意抓“重大问题”“重点问题”“顽瘴痼疾”“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关键性问题”。这正是一些干部不愿意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调研的原因所在，无法认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不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途径，只能热衷表面文章、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以偏概全、以假乱真。

随着技术变革，形式主义也花样翻新。比如，“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大会不让随意开，就化整为零，要求基层群众陪会的小会又多了起来；红头文件少了，白头文件却多了；盖章的通知少了，口头指示更频繁了。过去轰轰烈烈层层陪同的大场面少了，小团队又多了起来，一些基层干部即便分工明确，也还常常面临分身乏术，调研考察团队多到陪不过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应用软件上的打卡留痕、微信群里报到、政务APP的规定动作，逐渐加入到形式主义行列，导致基层新的“压力山大”。尽管上级对报表、材料作出了减量化要求，但涉及到具体部门，一些单位对表格、材料的要求依然苛刻，对精细化、标准化表述，字体大小、行间距都有严格规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形式主义又有新招，将“工作干得好，不如材料写得好”进一步引向深入，“键对键”的形式主义，可能要让位于“屏对屏”的新的智能化的形式主义，制图、制表，音频视频的形式主义难免会多起来。

形式主义能为少数人带来“利益和好处”。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有些基层工作人员之所以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热衷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根子还在为了个人的得名、得利、得闲，以别人的“疲劳躯”换自己的“舒适区”。自己不必舟车劳顿、风吹日晒，只要以表达代替行动、以手段代替结果、以喧闹代替实务就能蒙混过关，完成工作。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以提到、说到、写到代替做到；以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落实会议，弄一些花拳绣腿、挂些牌子，做出空转忙碌的假象。

基层超载之“苦处”的机理分析

减负的目的是删繁就简，清除干扰中心任务的“旁枝杂草”“腐草烂泥”，但经过制度化加持的基层业务，想减下来并不容易。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也层层出台减负政策及规定，但在一些单位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的轻松感并不明显，减负增能还有待提升。“减负”，首先要搞清楚“减什么”。负担就是指超越基层组织的财力，基层工作人员的权限、能力、健康作息与健康心理阈值的一种强制性压力。

科学划定责任与负担的界限难度比较大：第一，要厘清基层负担是否过度、过载的标准。也就是要确定基层人员工作时长的合理性、适度性有难度。第二，从精神健康角度审视过载的精神压力是否超出健康心理承受范围，这也往往因人而异。第三，财权与事权如何匹配也不好确定，有了“程序层面的权责匹配原则”不等于就能实现“效能层面的形实相符原则”，即完备规范的工作形式要符合实质性工作内容，并最终服务于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且检验的手段与效果也往往具有滞后性。

处于权力末端的基层干部权责失衡。基层负担重是一个综合性“痛点”“苦处”，责任越大被问责的风险就越高、任务重“身体负荷”就必然过载，留痕多虚风就会盛，在权责失衡的结构中基层干部有苦无处诉说，甚至有基层干部自嘲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这些让基层干部越干越怕、越干越累、越干越浮的“负”，不仅透支他们的身体健康，还造成精神的迷茫。

权责不对等的压力传导到最基层的公务员，就再也不能继续传导下去，所有压力在基层不断聚集，基层之苦也不断加剧。繁多的任务、经常性检查、定期考核、迎来送往、决策下达、材料上交、日常管理、应急处置，让本来就没有多少自主空间的基层政府更是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中，经常性陷入“力不从心”境地。这些基层的“小”干部，却是身处社会治理“大平台”第一线的责任人，他们守土有责、责任重大。外加基层工作合作性很强，也很难具体量化，个人的业绩也只有在最后的总体工作成绩中才能体现，很难分清楚个人贡献大小，各种荣誉奖励和物质奖励大多归集体。激励难以个体化，但问责却能精准找到个体，一旦有失误，责任追查的板子一定会打到具体责任人的身上，这就使得本就处于权力末端的基层干部越发养成唯上唯权的不良风气，不惜以无意义的“形式”之“苦”，战战兢兢地承载着权小责重的风险，他们内心的最后底线是苦点、累点都不怕，不出事就是最好的结果。

工资待遇升迁不理想。在基层治理中“小马拉大车”的情况长期存在，因为“小马”并不能选择“拉不拉”“拉什么”“拉多少”“拉几趟”。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监督的眼睛多、探头多，而赋予基层政府的治理权限少、可以自主支配的治理资源少、街道乡村自治的空间窄，表现为“创新担当缺失”“能干事而不敢干事”的情况开始出现。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乡镇公务员队伍面临更多苦处，工作条件苦、薪水低、工作压力大、休息权得不到保障、晋升空间有限、前途不光明，明哲保身的“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工作心态也悄然流行开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着力解决干部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这是“健全干部待遇激励保障制度体系”“完善公务员奖金制度”“做好平时激励”“专项表彰奖励”的重要信号与历史契机。

基层干部的心理健康之苦。一些地区陷入僵化管控的“病态治理”怪圈，超载的常规性负荷，高强度的任务、高频次的督查、高压力的问责，使得基层干部神经紧绷、任务连轴转，常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还要警惕”，以前总说“周末休息不保证”，现在是“周末保证无休息”。基层干部就像“拧紧了责任的‘发条’”，长此以往，基层干部的心理健康越发令人担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关心关爱干部”“在心理上关怀”“关注干部身心健康”，聚焦基层干部心理刻不容缓。一些人因本领恐慌、经验不足、自我调适能力不足、职业倦怠感引发情绪失衡，外加职业角色与公众舆论从社会层面带来压力，“白+黑”的工作常态、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与老人陪护，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给基层干部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困扰。

为何基层减负深陷形式主义？

“最后一公里”落实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全部征程的价值，基层的一些不起眼的“小堵点”往往是“减负”的关键。将上面的千头万绪有机嵌入基层政府的“针眼”是技术含量、情感当量、情绪分量都很重的工作。有些线头“缠绕”、工作“堵点”、冗余“负担”，基层政府知道而不能改，上级政府能改但不知道，这种“悖论”的背后藏着形式主义的惯性和官僚主义的劣根性，这也是一些地方“越减越重”的症结所在。

政绩观错位的病根难除。对于有些干部而言，减掉“私心杂念”，多些“实干”少些“虚功”、多些“实绩”少些“痕迹”、多些“动力”少传导一些“压力”，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调门上的政绩观、表态上的忠诚度，都显得声情并茂、肝脑涂地，一旦面对事情，“推拖拉”“守摊儿”的“小九九”就暴露无疑，只想做守财利己的“算盘先生”，不愿做人民的“服务生”，身子进了新时代，服务意识、为民态度始终徘徊在自私的门槛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明知能力不足，却不愿意学习提升，面临新情况时往往心中无数、手中无招，只能凭经验办事情，手里那几把刷子是“新三年，旧三年，凑合凑合又三年”，早已用秃了，一旦面对群众的急难险重，只能拿以前的老一套来敷衍。

政绩观扭曲往往造成本末倒置、头重脚轻、华而不实。有些领导干部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断虚化，将为自己谋利谋闲的追求不断实质化，干工作不是想着为群众谋福利，而是想着如何给自己谋实惠。工作不比业绩，只比表面“亮点”；不比方法实效，只比口号调门；天天在磨刀，从不见砍柴。那些见效慢、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通通推给别人、压给基层，那些长脸出彩、见效快、表面风光的业务来者不拒。对好办的事、容易出政绩的事、上电视露脸的事“抢着办”，对难办的事、有可能被追责的事、卖力不讨好的事“拖着办”，对前任的历史遗留问题、搬开别人绊脚石的事、不能给自己加分的事“晾着办”。热衷造势造景、求新求奇。甚至为了个人政绩、选票和形象，随意决策、随便许愿。

基层自我加压式减负。基层真实的治理图景是缺经费、缺人手、缺权力、缺时间，“自我加压”虽然牺牲的是时间与健康，但能换来经费、专项权力。属地责任的无边界性、压力传导的失衡性和治理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基层干部面对上级小心翼翼，总想以业务量“证明”自己，如果市里实行“每月一暗访一通报、一季度一考评”，县里就“每日一通报、每周一排序、每半月一评比、每月一奖惩”。面对有限的资源和上级政府在分配资源时的选择性，为吸引上级的注意力，基层各部门必然会暗暗较劲，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特别是那些处在后备干部行列的部门领导，更是热衷于自我加码，甚至可能采取各种方式请求“加码”。基层政府选择主动“制造困难”的症结就在于为了更多获取资源、获得认同、博得好感，展示自身的动员力和良好的执行力，释放“能者恒能”“过载依然有余量”“强马多吃草”信号，先人一步下出高于兄弟单位的“先手棋”，以形成资源汲取正效应、获得提干栽培新机遇。

主动加码，表面是多干事，实质上是要为担责留下回旋的空间。一些人为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在上级审查、调研前提前做好全面应对方案，不容许一个地方有瑕疵，即便是院子里的大白菜都要把品相不好看的菜帮子清理掉，只求看着整洁、白嫩、养眼。这种以“主动加码”而成万全之策的规避风险往往导致加码的结果不是民生的改善，而是“造盆景”“堆新词”“建样本”“创示范”，以“数字出官”换取少数人的晋升机会。

技术异化与信息化堵点。“数字政务”“数字生产”“数字治理”“无纸办公”是大势所趋，“大数据管理”“智能化运作”“全过程监督”是治理变革的必然趋势。但我们不能将技术异化、信息高度公路龟速化，造出新的电子官僚主义、数字形式主义。一些基层干部视领导满意重于群众满意、数字好看高于业绩好看、报表靓丽强于民生实绩，随意要求基层填表报数，这种技术异化、数据虚化害人害己。基层减负难的关键症结在于一些人做形式主义减法的同时，又不断在做所谓配套的实质性职责扩张的加法。在数字化治理中表现最为明显，工作从“纸上来”“键上来”“网上来”“群里来”，但结果不能是“纸上去”“键上去”“网上去”“群里去”，一切要立足于民生需要、百姓冷暖、人民的急难愁盼。当前一些政务APP的用户思维贯彻不彻底，“用户第一、内容为王、服务至上”的理念贯彻不到位，提升减负工作的精准化、科学化水平的作用不明显。面对繁重的、多头的、重复的、琐碎的报表要求，“云”能担住，但人担不住，“APP”能扛得住，但人扛不住。必须把减负与数字化改革相结合，破除“信息壁垒”，推进“多表合一”，实现数字有效赋能、智能集成、多方协同、整体化数治。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全党上下必须深挖减负根源，实施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坚决防止减负的反弹回潮、卷土重来。路越长，越要有战略定力；事越难，越要真抓实干。基层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民生事，基层干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挑担人，减负问题具有紧迫性、长期性、艰巨性、综合性，我们既要实现“物理减负”“精神减负”，又要促成“服务增效”“实干成效”，减会议、减文件、减陪同、减督查、减考核、减流程、减群组，持续增强基层治理的“组织力”“行动力”“支撑力”“向心力”。

原标题 | 基层减负难的根源性因素探析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须宽

原标题：《中纪委通报典型案例，给基层干部敲响警钟！》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来源：作者：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