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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货朗担
父亲1927年农历腊月13日生于湖南北部一个名叫长乐街的地方，虽称“街”乃是座古镇，一条斑驳的麻石路，街两边满是飞檐斗拱的青砖铺面，镇前一条清澈河流便是汨罗江。
1988年农历4月18日，父亲在长乐街自家屋里因病辞世，享年61虚岁。 父名常振谦，在他30岁时长乐街有位郭少南老秀才为他写了付嵌名寿联，上联：正直真君子，下联：谦和乃丈夫，所以名字有时也写“正谦”二字。父亲一生为人正直，谨进慎为还有点软弱，这些都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是后话。
父亲1927年出生，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苏维埃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代，白色恐佈笼罩全国。提到父亲，我必须写到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常福康。 祖父1902年出生在长乐街一大户人家里，祖父上有一兄二姐。曾祖父常久和经营染庄和油行，在上市街有双合铺面，是前后三进另加后院池塘的一处大宅，招牌为“常乾泰”。祖父五岁启蒙念私塾，16岁开始帮家里打理生意，他人聪明有文化又善经营，在街上颇有人缘，人称“二少爷”。祖父经常往返长沙、武汉大城市贩运家乡茶油，这期间他接受了进步思想，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长乐街闹红成立苏维埃政府，他当选为长乐地区苏维埃土地委员並兼任赤卫中队长，他们分田分地，攻平江，打新市，一帮热血青年让苏维埃新政权在长乐地区闹得红红火火。同年9月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祖父被国民党铲共义勇队杀害，牺牲时28岁。全国解放后祖父被追念为革命烈士。
在以后那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这烈士后代的称呼本应为父亲带去光环，可由于父亲生性太耿直，在人生道路上多次没把握好机遇，而让这光环失去了光彩，让他人生造成很多遗憾。 祖父被害时，父亲还只有3岁，国民党说要斩草除根准备将父亲一並杀掉，幸好祖母带他及时躲离逃过了一劫。上天有眼
祖父牺牲后，祖母带着一双儿女，姑母5岁，父亲3岁艰难地生活，家里没有了男人，还要背着“土匪家属”的骂名，这样家境很快败落。几年后的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长乐街历经四次沦陷，常乾泰老屋也被日冠飞机炸毁。那几年父亲在乱世中读过几年私塾，姑母14岁便嫁到西边山冲里一户种田人家做童养媳，祖母靠纺纱织布，帮大户人家洗衣维持生计。 父亲11岁时祖母送他去南杂铺当学徒，他从小体弱多病瘦骨伶仃，学徒时体重不到60斤。开始学徒先安排帮师傅家里做家务，给老板端茶倒水，抹柜台货架擦洗亮瓶，特别费劲的是上下拆卸铺面门板，早上卸下开门做生意，晚上打烊了再将木板一片片嵌上去关好，每片门板有三十来斤重，每个铺面有十来块铺板，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来说每天两次装卸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父亲每次上下铺板时都累出一身大汗。 一年天寒地冻，父亲幼小的手脚都冻裂开了一道道口子，时不时有鲜血沁出。一次在关铺板时突然发现手上裂开的口子里有一条条白色像蛆样的东西，当时吓得他放声哭了起来，大喊“不得了啦，我手上长蛆了！”大家赶紧围拢一看，不是生蛆了，原来是父亲帮老板家煮饭淘米时，米粒掉进了手上裂缝里，可见手上冻裂有多深。虽是虚惊一场，那种心灵恐惧让十多岁的他终身难忘。
1943年3月，长乐街第四次遭日本鬼子侵占，地方称四次沦陷，全街老少都弃家逃难躲日本，父亲他们也躲在长乐东边的大山里。在山里呆久了难免有些牵挂家里，父亲便想回家探听情况也顺便拿点日用生活品。一天清晨他一人悄然下山，到了离老街不远的三眼桥，见街上那边很冷清便麻着胆子向老街走去，刚接近老街口，突然街口的破屋里冲出一个日本兵拿枪对着他，叽叽嘎嘎叫父亲跟他走。日本兵将父亲带到二岳寺，这里驻了一小队日本鬼子，进二岳寺门口，日本小队长瞅了瞅父亲，突然举枪对着父亲脑袋叽里呱啦说要开枪打死他。父亲那年刚17岁，当时吓的双腿直哆嗦，心想这次死定了。这时旁边跑过来一个年轻人，双手直摇口里高喊：“别开枪，别开枪，他是良民，他还会杀猪。”日本小队长略懂几句中文，他放下手枪问那年轻人：“他真会杀猪吗？”年轻人连比带划地告诉日本人，他认识父亲，父亲跟他杀猪可以做帮手。这样日本鬼子才让父亲和年轻人一起去杀猪。其实父亲根本就不会杀猪，父亲枪口下总算逃过了一劫。事后搞清楚了原由，日本鬼子见父亲瘦高清秀，怀疑他是个读书人，或是国民党部队派出的“探子”，便想杀了他。其实那个救父亲的年轻人也是被日本鬼子抓来杀猪的，他和父亲其实早就是很好的朋友。危难中见真情，他俩成了生死之交。
父亲第二次遇险是1946年日本鬼子投降后，长乐街上做生意的又慢慢开张了，父亲去平江大山里收购茶油到街上贩卖。但当时也听闻平江洞里还有支名为“别动队”的地方武装，时常抢劫老百姓的钱财，这支武装流动性大，去那山洞里冒踫上别动队算你运气好，如倒霉踫到了，只能弃财逃命。 父亲当时也是生活所逼，便决定冒险一次。他和一个平时的要好伙伴，俩人各担了一担油篓去了平江大山里。当日白天平安无事，各人都收购了两篓茶油，大概八十来斤重。当地老乡告诉父亲，别动队的人也好久冒到他们地方来了，为稳妥起见叫父亲他俩还是趁断黑时分下山为好，原因是别动队的那些人晚上一般不出动，黑灯瞎火虽然有枪，那样的战乱年代，他们也怕被别人夺枪。 听了老乡的话，他俩吃了晚饭趁天开始麻麻黑的时候，便挑着油篓下山，一路还顺畅。眼看离大路不远时，旁边的山顶上忽然传来喊叫声：“搞吆哩咯，快站住，还跑！我开枪啦！”父亲他俩看见远处山梁上隐约有人影晃动，不好啊，真踫上别动队了，没什么考虑的，俩人挑着油篓撒腿就跑。呯一一呯一一呯怦，几声枪响，子弹从他俩头上飞过，同时听到一声闷响，同伴也惊呼一声：“何得了哟，我油篓子打穿了”！顾不上漏油，俩人亡命逃向大路，多亏天黑，别动队没有追赶，他俩跑好远才停下来，总算又捡回了两条命。 这时同伴嚎啕大哭起来，他的一篓油全部漏完了，另一篓也晃荡的只剩半篓，父亲的一担油虽然冒漏掉，在逃跑时东倒西歪晃荡着也只剩下一半。望着三个半篓子油，同伴哽咽着说：“兄弟，我是回不去家了，剩这半篓油你帮我带回家，这次贩油的本金都是借来的，如今这下场，回去何哩向我娘交待？” 父亲说：“天无绝人之路，先回家再想别的门路，再则你能去哪里呢？” 他说：“我也不晓得，听天由命，生死由天定，在家受罪不如出去找条活路。” 父亲说：“那你老娘何哩办？” 同伴说：“拜托转告我兄弟，让他好好服侍老娘，我是这次铁定不回家了。” 父亲见他去意一定，劝留也没用，便将身上剩余零钱都掏给他：“兄弟，就这几个钱了，凑着路上做盘缠。” 这样两人清早一起去贩茶油，晚上回家只剩父亲和三个半篓茶油，中途还差点丧了命，当年两人都是18岁。
人生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有时会给人一个惊喜，1954年，和父亲分别9年后的一天，同伴不但回到了长乐，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营长，一身威武霸气的军装，胸佩斜皮带，腰挎手枪，在老街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见到了我父亲，还送了支钢笔及他穿军装的照片给父亲做纪念。原来同伴和父亲分别后就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多年也没有结婚成家，父亲便张罗给他介绍了一位乡下姑娘和他结了婚。几年后，同伴从部队转业到了西北一个大石油局任党委书记，官至省厅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挨整受批斗，並被划为“新生资产阶级份子”。同伴携夫人回娘家听到了我父亲的情况，一天他打发夫人跑到我家，跟我母亲说要拿回当年送给父亲的钢笔和相片。母亲是个慈心人，也认为自家遭罪别连累人家，赶紧在我家像框里取下相片还给了她，钢笔因已经遗失无法还给她。 没料到一年后的1967年同伴也被打成资本主义当权派关押起来，要查清他的历史，派了个专案人员到长乐找到父亲，要父亲写证明材料。父亲实事求是地写了材料，可专案人员要父亲在材料上写上一句“他参加革命队伍目的不纯”，父亲当场就拒绝说：“我只晓得他是一个穷人，生活所逼才出去寻活路的，参加革命有么哩目的我搞不清楚，不能乱说，也不能乱写。”父亲没按专案人员话写，专案人员也只好无奈。这就是父亲的性格，不管别人怎样待他，他都坚持着做人的那份善良。
二，雨雾迷茫 父亲虽只读三年多私塾，但他写算俱全，特别是算盘打得滴溜溜转，大逢归，小逢归，六百六都运算自如，我小时候看见过父亲和别人比技术，把算盘顶在头上拨运算，父亲每次都赢。1947年，父亲在长乐街大生昌南货铺当伙计。他是南杂学徒出身，生意中的小技巧特别熟练，过去卖东西给顾客都是用草纸包裹好的，俗称“打包”，父亲包裹的三角包，四方包都很漂亮，深受老板和顾客的喜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供销社工作时，父亲还教我怎样包裹货物，我这人手笨，包的包裹总冒父亲做的漂亮。 1946年，父亲母亲结婚了。母亲是长乐下市街裕隆商铺余老板的四女儿，余氏裕隆商号是长乐鼎鼎有名的商铺，余家有铺面和大宅门，是殷实大户人家。在那个收亲嫁女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里，我现在也弄不懂，当时富家女怎么就能嫁给父亲这穷小子的。父亲当年也真是穷的叮噹响，孤儿寡母上无片瓦，老屋被日本鬼子炸毁，下无寸土，祖母陪嫁时在陈家门虽有一块簿地，因穷也佃赁给了别人。会选女婿挑儿郎，不会选婿看爹娘，看来，余家可能是看中了父亲帮生意的精明能干，才将女儿嫁给他。
父亲年轻时模样俊朗，瘦高亮眼，母亲端倪贤淑，俩人成亲时，都年方十九岁。婚后寄住在大生昌东家后院厢房里。 1947年农历8月我出生了。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出生落地时是一砣血团，当时在场人都吓一跳，莫该生了个怪物？挑开血团听到啼哭声，一看还是个男孩这才松了口气。那时迷信，其实现代医学上解释很简单，就是婴儿和胎衣一起降生的。
1949年全国解放，长乐街换了新天，1950年农历冬月，母亲又生下了我的大妹妹。1949年3月的一个清晨，长乐街人们陆续起床，当打开各自大门时，都惊呆了，只见满街都是扛枪的大兵，他们井然有序地席地而坐，静悄悄的，还不知是何时队伍就到了街上。当人们惊慌失措想关门时，队伍里有人喊话了：“老乡们，不用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不伤害老百姓，也不打扰你们，你们只管开门做生意，我们公平公买，不会抢劫你们任何财物。”人们听说后便安下心来，部队在长乐驻了两天，果然对群众秋毫无犯。队伍开拔后，大家纷纷夸赞，这样的队伍不夺天下，还有谁的队伍能夺天下！解放军当时吃的是小粟米，黄橙橙香喷喷，父亲以为很好吃，便好奇地向解放军要了一碗想尝尝，谁知吃进嘴里，滿口渣渣根本正吞咽不下，这下真懂得当年的解放军真是吃的是粗粮，奉献的是生命。
1950年长乐开展土改运动，这可是一场声势浩大、翻天复地的运动，长乐街就像大锅里的水沸腾地热气冲天。穷人欢喜，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翻身解放作主人。可富人愁了，大户人家都改称为地主，他们家的田地，房产都由贫农协会分配给没有田地的穷人，还得遭捆绑挨打受斗争。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分地分果实，穷人当家又作主”的大幅标语。长乐街到处充斥着穷人的欢呼声，地主被斗的哀嚎声。
开展土改运动后，各商铺老板都胆颤心惊，更不敢雇佣伙计，父亲便没有商铺伙计可做了，失业了。那时长乐街有很多被日本鬼子炸毁的房屋，都是一片废墟，废弃的地基也没人去管，土地在当时是个“烫山芋”，因为土地多就是给自己成份加筹码。为了养家，父亲在亲朋的帮衬下在临街搭了几间茅草房，前后三间，临街门面做日杂生意，也就是贩干鱼虾子，日用杂品类商品。土改划成份时，父亲为“贫民“成份，本人为店员出身，加之是烈士后代，父亲成了土改工作的依靠对象，参加了农会，因他有些文化被委任为长乐镇政府秘书。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害祖父的刽子手也被政府执行了枪毙，家仇也报了，自己也有了新的使命。命运之神仿佛向父亲翻开了崭新一页。
时势造就英雄，在那激情狂热的政治运动中，谁把握好了机遇选择对了方向，谁的命运就会改变，父亲是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他那柔弱忠厚谨小慎为的性格没有让他成为”英雄"。捆绑抄家批斗地主他不积极参加，这在当时是阶级立场问题。多年后听我母亲说，父亲认为那些所谓地主富农老板都是近边时常碰面的熟人，何况有些还曾是父亲的老板，他们也是勤劳节俭发的家，没收他们家产也就算了，还要打斗他们，凭心而论到时还真不忍心下这手。另外我祖母也跟父亲念叨，祖父为革命牺牲那一幕让老人家还心有余悸。祖父热血沸腾而失去了生命，老人家担心儿子重滔复撤不好收场。人性的善良有时回报也不成正比，原因是在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时代，人性之善不可替代政冶。就这样，从1950年土改运动开始至1952年土改复查结束，父亲也一直保持着人性之善不温不火，上台动手动脚斗争人的事他从不插手，只埋头干着镇秘书工作。
1952年分“胜利果实”时，我家分到了几件家庭日用品，那时我已经5岁能记住一些事情了，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分得了一只热水瓶，瓶外壳是金属镂空雕花的，特别漂亮。另外在长乐街北边方向还分到一块旱地，犁地没有牛，是由西边冲里姑父帮忙耕作的，姑父家有头大水牛牵到长乐来犁地，我还帮着牵过牛和喂过牛。
1953年父亲又干了件让他政治生命褪色的事情。那年长乐地区遭旱，连续两个月冒下雨，雨水是种田作地人的命脉，那时还没有抽水机等抗旱工具，眼看着田干地裂稞粒无收，各家各户都期盼着老天能给百姓施一场及时雨。几个家庭成份好的年轻人找我父亲商量要采取迷信的方法，搞一场求雨祭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在镇上工作的他不但答应了，而且还参入了祭祀活动，还和当年被日本鬼子俘去杀猪的那个青年一起为头。他们在二岳寺前坪搭起了祭坛，用几梱黄布在地上扎佈起了所谓的“九曲黄河”，焚香点烛，请来道士念咒施法，整整闹了三天。
长乐街是湘阴县第七区公所所在地，区领导来了要制止，共产党不信迷信，明目张胆搞求雨，这还了得，要捉人关押起来。可群众不同意，纷纷集聚一起和区干部争辩，考虑众怒难犯，区干部便当场宣布：“如果求雨祭祀结束当天冒下雨，参加祭祀为头的人就要抓去坐牢。”事后父亲说，当时他们几个为头的人心里都是悬着的，听天由命吧，老天不下雨就真只能去坐牢了。出人意料，真的是一场及时雨救了他们，就在祭祀快收场时，天上黑云密布，电闪雷鸣地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是巧合还是必然？冥冥中只有天知道！或许真是求雨的诚心感动了上苍，让几个年轻人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1953年农历腊月十三我二妹出生，这天也正是父亲26岁生日。
1954年国家给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父亲家分得了120元抚恤金，这笔钱在当时也算不少了，那时大米只有八分多钱一斤，可粜千多斤大米。拿到钱后父亲跟我祖母商量，祖母认为这钱是祖父拿命换来的，祖父牺牲后还是由苏维埃的人在晚上偷偷将遗体安葬的，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下葬仪式，这次有了抚恤金，按长乐地方习惯应为祖父做一场“陈道场”，为他超度让他灵魂安息。祖母的建议，从感情和道义上讲都是合情合理的，可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几年，政治高压风声特紧，做道场是迷信活动，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有些不合时宜。可父亲偏偏答应了祖母的要求，请来道士敲木魚化纸钱烧灵屋，劈呖啪啦为祖父做了两天两晚道场。区政府干部听到风声也准备制止，但听说是为自己烈士父亲做道场，也就没有拦阻，但在领导的心目中父亲的政治生命肯定又要打折扣了。
解放初期任用干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律，本地干部只有调离了自己家乡，安排去外地工作，就意味着这个干部正式转正了。这规律近乎沿袭至今，现在的村干部同样只能在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革命，如调离到外地工作那就成“公务员”啦。父亲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连续两次参与所谓的迷信活动，他明白在上级领导的心目中他工作升迁可能无望，出身成份虽好，没有挨惩受批评就是祖上烧高香了。为祖父做完道场后，他便辞掉了镇秘书工作，回家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做起小生意。也是同年父亲建造的两间茅草铺面因政府要修新粮站而征收去了，我们全家和祖母共六口人搬到了上市街保顺楼住处，祖母住前栋铺面房，仍做日杂生意，父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住后栋堂屋西厢房，晚上祖母带着我睡，没想到祖母在保顺楼一住就是二十五年再也没离开直到逝世。
父亲辞职做货郎担生意虽是自愿，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事后还是有些后悔和郁闷。不到一年，屋漏偏遭连夜雨，父亲突然咳嗽气喘利害，经寻医问药后，诊断为肺结核，也就是地方称为难治愈的“痨病”。
父亲的“痨病”能治好吗？他的命运之门又会叩开那一扇?
三 、 饥荒日子
父亲辞掉镇上工作，干起挑货郎担生意，每天挑着货担走村串户在周边乡下游走。他做生意精细，懂得乡亲们的购物需求，专选乡下急需商品贩卖，做生意也灵活，遇到有些人想购物但家无现金的，父亲就答应可用大米、鸡蛋等实物兑换。祖母仍然在家经营日杂生意，生意也兴旺，六口人生活家里也算宽裕。当父亲发现得了肺病后，货郎担生意中断，治病求医问药还要用钱，半年后家里积蓄也花光，禍不单行，1955年开始搞公私合营运动，祖母的日杂铺归由公家经营，家里一下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父亲从患病到治愈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那段日子全家生活一落千丈。我那时已经读小学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加入少年先锋队时，学校规定需交壹角伍分钱红领巾钱，当天我家都拿不出，单等第二天早上父亲贩了小菜才给我凑齐红领巾钱。我和大妹从小也就体验到了贫穷的痛苦！
父亲的肺病是怎样治愈的？这里又有故事：那时保顺楼是一栋前后多进的大宅院，土改时政府没收后分给了好几户人家居住。我家搬进保顺楼住后，保顺楼后院就住着一位孤老头儿，他儿子被国民党抓壮丁去当了兵，儿子在家本是个草药郎中，在国民党部队打仗时学会了治病接骨的技术，后随部队投诚到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军医，全国解放后又分配在郑州的一所军医院工作。一次他回长乐探望其老父亲，因同住保顺楼他便知道了我父亲的病情，父亲当时只是吃中药调理病情，他说这怎么行，肺病必须注射青霉素，服用雷米丰药丸才能治愈。父亲说长乐没有这两样药品。那些年青霉素可真是稀罕药，据说只有高级干部才能用上那药，平民百姓想都别想。军医这人挺豪爽，告诉父亲，不用担心冒药，药由他从部队寄来，没钱买药也不要紧，他先把药寄来，可等治好了病慢慢还他。真是救命恩人！父亲的”痨病“也就搭帮军医不停地按疗程寄药治疗，两年后去长沙照片，发现肺部的病灶己经钙化，肺病完全治愈。
父亲和军医成了很好的朋友，母亲对军医老父亲也百般照料，经常帮老人家洗衣打扫卫生，每到寒冷冬天，军医老父亲几乎每晚都来我们家里烤火，跟我们细伢子讲陈年老故事，老人家虽个子矮小但见识广，说话滔滔不绝也幽默，我们三兄妹都很喜欢他。一次大妹跟妈妈要五分钱买票去看场露天电影，妈妈不给，军医老父亲便对我妈说：“给五分钱细伢子吧，将来他们这班人长大了坐在家里都有电影看的。”如今果成现实！都说世事难料，真想不到五十多年前倒偏偏被一个文化不高的老头子给预言到了！
1955年全国开展公私合营后，第二年便成立农村供销合作社，农副产品及农用商品由供销合作社统收统购，不准在市场上私自流通，开始了商品流通领域计划经济的时代。为了方便群众购物，在乡下设置代销店，由供销社派人经营。父亲身体恢复健康后也参加了供销社工作，他自幼学的是做生意手艺，能写会算，搞供销社工作称得上地地道道内行。他先后在智峰、八景、长乐乡下做过代销店工作，也在驻汨罗火车站、湘阴县城、长沙太平街等地调运处工作过，那几年是父亲事业上顺风顺水最风光的几年。
1958年农历6月我二弟出生，添丁加口，父亲养育家庭的担子又加重了一码，一家七口人全靠他一人工资支撑。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959年成立公共食堂，吃集体饭，做集体活，提前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人们都期盼着过上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可是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正悄悄袭来。
人民公社高潮开始后，便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全国执行军事化管理，大队称为营，生产队称连，排。我们小学生都过集体生活，全部统一住在学校，边劳动边学习，其实学习时间少，参加劳动时间多。学校也跟社会上学习办工厂，我们班也办了两个“工厂”。一个化肥厂，就是用草木灰、牛屎与泥巴一起伴匀，大家用手搓成团晒干，便成了化肥。另外一个水泥厂就是将整口青砖捶碎，再筛干渣子拌点石灰，就成为了水泥，只有颜色有点像水泥。现在说这些事挺荒唐滑稽的，但那时确实是老师带着我们认认真真干的。
1958年下半年开始办公共食堂，因那年红薯特别丰收，头几个月半粮半薯还勉强能开办下去，吃的是棉籽油，那油黑糊糊的有点涩味，也吃不上肉。记得那年春节各家都在食堂聚歺，我们家七口围一桌，上菜时有一小碗肉，二妹当时正患病，病儿嘴馋，全家便让着她多吃几块肉，谁知第二天早晨起床，发现她脸嘴都肿起来了，母亲急得直哭。原来聚歺那天吃的肉是猪婆肉，母猪肉性燥热，吃了易上火。
第二年红薯渐渐吃光，粮食也供应不上就开始闹饥荒了，食堂按劳力定量粮食，男劳力每歺蒸三两米，小孩按二两米蒸饭，缺油少肉一碗清汤寡水。我们那时十多岁正长身体，二两米饭下肚，别说填饱肚子，连岔肠都灌不滿。为了不饿，我们挖野菜，去地上捡冒挖尽的红薯根吃，一次我在智峰山砍柴时挖到一根十来斤重大葛根拿回家，我和大妹、二妹将葛根切成片在火炉上烤着吃，连渣子都吞进肚里。
父亲当年在智峰供销社工作，为了让一家人能不挨饿，他想尽千方百计给家里添吃的，经常半夜回家，只要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拿给母亲，让她晚上静悄悄的给我们吃，因为都在食堂吃饭谁家都不能明火做饭炒菜，只能躲着。一次父亲吩咐我去八景洞内叫“三阳寨”的地方他的一个知心朋友家取五斤黄豆回家，他自己不好出面去拿，因怕别人晓得讲闲话。那天我去了八景洞找到了父亲那个朋友，也拿到了五斤多黄豆，回家依然要翻越智峰大山，那时路上行人稀少，十多里山路根本踫不到一个人。
我背着黄豆心里也紧张，明白这是很精贵的东西，是救命粮食，也听闻过为粮食拦路抢劫的事。路过叫“十八盘”的地方时，发现山路拐弯处有个中年人在挖树蔸，他也看见了我，相距不到一丈的距离时，他突然拿着锄头走到路边问我：“细伢子，你背的吆哩东西！给我看看。”我没有回答他，但抬眼和他对视的瞬间，发现他眯瞪双眼，两道凶光向我逼来，就在这眼光对视瞬间，我本能地从他身边刷地冲过去，拚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