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李端棻的题赠对联引发了是写给赵以炯还是写给徐春熙的疑问。弄清这副对联的原委,对贵州近代文化的阐释和理解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赠与赵以炯说
《花溪区志》(2007)、《中湘白龙潭赵氏族谱》及网上新闻 传言有李端棻于光绪12年(1886)撰写对联一副给初中状元的赵以炯,对联有多个版本,内容大致如下:
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喜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人物胜江南
(《花溪区志(2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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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岂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中湘白龙潭赵氏族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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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流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人物胜江南
(《文化名人在花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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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喧阙下;
喜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封培定《贵州名贤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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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喜吾黔今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网络版《李端棻赞赵以炯》)
上联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刚中状元的赵以炯,在鸿胪寺等待宣布名次,没有任何问题。
下联“文物”或“人物”“胜江南”呼应了明代诗人刘伯温的一首诗句:“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属于用典。意思是说,赵以炯中状元后,让云贵的人文胜过江南。
问题就出在“九十人”,当时参加会试的远不止90人,选上的也不是90人,而殿试也和90人无关
二、赠与徐春熙说
机缘巧合,在研究这副对联出处的时候,笔者才发现还有另外两个版本,有明确的题名:《书赠徐春熙》或《赠大定徐礼和选明通进士》,内容却是赞美公车上书的毕节进士徐春熙(徐礼和)的,两个版本仅仅是断句不同:
沭兴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字书阙北
喜黔邦久钟灵气,题仙笔新留数语,五百年后,果以文运胜江南
(《中国对联集成·贵州毕节卷 上》《中国对联集成·贵州卷 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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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兴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字书阙北
喜黔邦,久钟灵气,题仙笔新留数语,几百年后,果以文运胜江南
(《毕节地区通志》版)
中进士也是需要鸿胪寺宣读姓名的,因此用在徐春熙身上也不为过,于是“鸿胪初唱”可以理解为作为进士的徐春熙发起公车上书,也可以视为他在等待鸿胪寺宣读中举姓名。
“九十人”则对应贵州上书的95位举人,中国人爱用虚数和整数,并且为了对仗工整,如此一来,“九十人”则符合历史事实,能证明是写给徐春熙的。
然而“先将姓字书阙北”疑问又来了,其中“阙北”如何解释?皇宫的北边?门阙的北边?缺口的北边?
这句话要么是指徐春熙是这九十来个人中首先将名字写在上书文件里,要么是指徐春熙赶考把姓名写在试卷或花名册(有某种官方用以作为试卷格式记号的缺口或折痕)的北边?
首先排除科举考试,因为参加会试的远不止90人,且在考试时写姓名的时候、鸿胪寺公布名次的时候不存在由考生谁先谁后来写自己的名字。花名册或试卷是否有缺口,也有待商榷。
公车上书起源于嵩云草堂与杨椒山祠,两者都在皇宫的西南边,这一假设不成立。会不会是光绪帝所在的地方?当时光绪皇帝办公、居住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位于皇宫北侧,公车上书,后,光绪皇帝且命抄录副本三份,一份送慈禧,一份留在乾清宫。于是“阙北”就说得通了。这一句话就是指进士徐春熙身先士卒给位于阙北的光绪帝上书。
下联变顺理成章了,贵州文人竞相敢于上书改革,成为改革洪流中的一直巨大力量,这一人文精神的崛起和文人民族意识、主人翁意识的觉醒,确实让贵州赛过江南。
古代这些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互相传抄,有以讹传讹的嫌疑,且没有给出具体出处,均属于二手三手资料。再加上中国人爱托圣人言作伪书的传统习俗,因此,大概是借了李端棻的名气和已有的。因此保持怀疑是必要的。
不过,不管是写赵以炯还是写徐春熙,审美意义都很重大:前者从历来不出状元的云贵地区首次除了状元来感叹贵州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应了古人的著名预言。后者则从社会革命、思想进步的角度来认可贵州的崛起,相比前者,更加具有进步积极的意义,读后不乏让人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