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何来？

——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

倪章荣

作为一个对于“哲学”知之甚少的人，我却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哲学”和伟大的哲学家？

尽管人类社会没有完全一致的“哲学”定义，然而，“哲学”显然是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高深的、超前的学问。“哲学”一词来源于2500多年前的希腊，有“爱智慧”和“追求真理”的意思。我比较认同“维基百科”的解释：哲学传统包括了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研究。在西方世界里，哲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多与存在、知识、价值、理性等有关。中文的“哲学”一词是19世纪末期日本学者西周创造并被传入中国的。可是，在我看来，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都似乎缺少真正的“哲学”与伟大的哲学家。我何以出此“大逆不道”之疑问呢？

老实说，我读不懂“哲学”，只不过多少接触了一些“哲学”典籍。以我对西方“哲学”和哲学家有限的阅读和肤浅的理解，“哲学”应该更多关注形而上的东西、未知的东西以及对存在的认识，也可以用我们常用的“世界观”作一个基本的概括——对宇宙世界的认知及其方法，也就是我们经常戏谑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哲学”不应该是至少不仅仅是形而下的东西，它不是对经验的总结，也不是治国安邦之法、处事为人之道，更不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手段。在西方， “哲学”一直被称之为“无门之门”，不仅学习掌握不容易，而且连入门也相当困难。在西方人的心里，“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智慧，至高的形而上的智慧。因此，在西方，“哲学”一直是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高贵的学术，它是启迪人类智慧和将人类引向未来之域的钥匙。连“科学”也是“哲学”的衍生物，数学的萌芽、原子论等等得益于古希腊哲学家（我猜想，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也应该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是最早的“哲学”——萌芽催生了宗教——我一直怀疑，正是因为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追问和试图理解，才催生了宗教）。“哲学”必须具有创造与创新的属性，否则就不能叫“哲学”了。

普遍认为，“哲学”起缘于古希腊时期，该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离不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感到困惑。中世纪“哲学”主要为教父哲学、唯名论、唯实论。最突出的讨论内容是自由意志，并最终涉及到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近代主要为英国经验论、欧陆唯理论、机械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主流是认识论，即对认识来源的争论，经验论和唯理论各执一词，前者认为认识来自经验，后者认为认识来自理念。现代则是：实证主义：认为哲学观点必须是获得或者能够获得实证的观点，无法证实的观点没有意义。实用主义：认为一个概念的全部定义取决于这一概念所产生的作用。唯意志论：唯意志论发展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思想，并将其定义为意志，是生命体，甚至非生命体的本能。叔本华认为，存在物的意志是想方设法维持生存；尼采认为，存在物不仅要维持生存，还要想方设法释放自己的权力意志，通过毁灭其他竞争者以获得生存空间。分析哲学接过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一切哲学问题终究都是逻辑问题，从逻辑入手是哲学问题唯一有效的切入点。现象学：研究现象本身……

如果与西方进行比较，中国鲜有“哲学”与哲学家，而且根本没有形而上和逻辑学的概念。中国从古至今，那些大学问家们，几乎很少对西方哲学家们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有过“关照”。他们关心的是当下，是利益，最多将其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再也无法上到更高的高度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人对“哲学”问题进行过思考，包括诗人屈原都曾有过《天问》，可惜，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成果。李耳、庄周是中国古代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的两个人，《道德经》和《庄子》是两部与“哲学”有关的著作。但他们的研究仍然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下去，更没有建立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初看起来很“哲学”，可仔细琢磨你便会问，“一”从哪里来呢？其实，老子只看到了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自然现象，而哲学并不是解答自然现象的学说。孔孟和儒家理论，基本上与“哲学”没有关系。《论语·述而》里有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说明孔子对形而上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他不信 “怪、力、乱、神”等超常规和超自然现象，并不代表他就相信科学，只能说明他不愿去思考现实和经验以外的问题。孔孟以后的学者，基本上都是阐释家，根本没有兴趣和功夫关注形而上的东西。至于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等观念，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道德主张，根本没有形而上的东西，还无法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有人说《周易》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那不过是扯蛋，一本不知所云或者说怎么解释都行的玄学书跟“哲学”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有人将战国时期的公孙龙称之为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家。公孙龙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那句“白马非马”了，如果说“马非白马”倒还是有逻辑可言，“白马非马”纯粹是瞎掰了，就如同乡下那些“横扯”之人。一部“哲学”著作，不管它研究哪一方面的问题，至少应该是思路清晰、表述准确的。将中国的所谓“哲学”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我们的“哲学”缺少了什么。因此，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似乎一直缺少“哲学“与哲学家。

自“哲学”舶来我国之后，我们一直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我们的“哲学”，并著有数目可观的“哲学史”以及相关著述。可实质上，我们的“哲学”却十分稀缺。当然，也并非绝对没有，至少现代有一个叫金岳霖的哲学家。他是第一个将逻辑学介绍到中国的人，只是我并不认同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的说法，他所论述的“知识论”、“认识论”早已被西方哲学家所论述并引发了持久争论。不过，金岳霖是一个真正懂得什么叫“哲学“的人。当然，尔后的殷海光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比金岳霖更大一些，他对逻辑学的系统阐述，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即便如此，“哲学”和“逻辑学”在我们这里，仍然是十分稀薄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我很困惑，也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与我们的文化有一些关系呢？中国文化其实就是实用主义文化。如何治国安邦、国泰民安，如何为人处事、趋利避害，如何兴旺发达、长盛不衰……这些才是君王臣子乃至布衣百姓感兴趣的学问，这些才能服务现实社会。“哲学”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根本无法弄清楚，也根本产生不了效益。就是你弄清楚了一些问题，君王权臣们也不会感兴趣。中国的学问家们是最懂得市场经济规律的人，他们做学问都是投入，目的是产出，所以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学问投入市场，希望得到好的回报。孔子为了推销他的学问，就长年在多国奔走呼号。

是不是与我们欲念太多有关呢？中国的政权都是打出来的，所以掌握政权的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希望政权稳固、千秋万代，无暇顾及巩固政权以外的其他事情，他们需要的是“术”而非“学”，“哲学”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荒唐可笑的游戏。统治者不喜欢，学问家也不会自讨没趣。至于布衣百姓，他们大多数人都在考虑怎样吃饱穿暖的问题，少数人还在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更没有闲暇去思考“哲学”了。

是不是与我们的文化人和学问家好动性格有关呢？研究“哲学“是一门苦差事，要安静地坐下来苦思冥想，甚至长期杜门谢客。康德为了他的“哲学”研究，谢绝了很多报酬丰厚的诱惑和抛头露面的机会，几乎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科尼斯堡，才建立了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成为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还有很多西方著名哲学家们都是深居简出、甘于寂寞的人，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在“哲学”上有所成就。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却喜欢三五成群、饮酒吟诗，自然没有功夫研究“哲学”了。

是不是与我们对“哲学”的误读有关呢？我们对“哲学”的定义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定义虽然不全面，却也还恰当。可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些人有意无意将世界观与价值观混为一谈。价值观是指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信仰什么、选择什么、追求什么，属于形而下的范畴。世界观却包括对世界的认知，更多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世界观包含价值观，但它决不仅仅只有价值观。价值观由于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我们的“哲学”便沦落为服务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内容、特定人物的工具。此外，我们的学问家们习惯了阐释，这样既稳妥又见效。殊不知“哲学”的生命是创新与发现。

是不是与我们的“哲学”太普及或者说庸俗化有关呢？在我们的语境里，动不动就是哲理，时不时崩出一个哲人，似乎谁都可以成为哲学家。有不少人认为“哲学”就是策略、手段、技巧和小聪明。还有人纯粹将“哲学”当成了工具。导致了我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哲学”。文革后期，我曾经看过一本叫做《工农兵学哲学》的书，里面收录了不少“工农兵哲学家”的大作。工农兵学哲学无可厚非，问题是“工农兵哲学家”就太离谱了。况且，那些大作除了阶级斗争就是揭露批判，哪有半点“哲学”啊。年轻时候，我曾经对牛顿转向研究神的存在百思不解。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从向科学的境界跨进到了哲人的境界。尽管他的研究没有成功，但至少他让自己变得更智慧了。

这是一个对“哲学”知之甚少的人的一些疑问，一直藏在心里，憋在我心里十分难受。今天吐出来，求教于“哲学”研究者和对此有兴趣的人。或许因为我对“哲学”不甚了解，其观点有不妥之处，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否认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是一回事，而且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哲学”体系。

作者简介：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在《中国作家》、《芙蓉》、《芒种》、《作品》、《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同舟共进》、《书屋》、《看世界》等国内刊物及《领导者》、《阳光》、《二十一世纪评论》、《世界华文文学》、《新中原报》等香港、美国、加拿大、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著有《邪雨》、《红色引擎》、《许佳的夜晚》、《去和爸爸过年》、《旧鬼》、《在军营里成长》、《1976年的秋天》、《陪葬》、《温床》、《无毒蛇》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五权”与“三权”》、《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