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领导： 您好！

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我由衷地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即将升入初中的我怀着对贵校的向往写下这封信，以 表 达 我 的 热 情 和 诚 实 。 

我 对 贵 阳 一 中 李 端 棻 中 学倡导的“适合·发展·卓越·幸福”的办学理念以及优异的办学成绩敬仰不已，这里是我梦寐以求的学习胜地！我渴望能够成为贵校的一名学生，在这里度过我的中学时光。

感谢我的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在苗苗实验学校的六年里，我勤奋学习，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成绩优秀。父母经常带我外出旅行，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不断充实自己，全面发展，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信任和赞誉。

我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多次荣获“语文之星”“英语之星”“写作达人”等称号，我深知学习是学生的首要任务，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担任班长，处处以身作则，为同学们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积极协助各科老师开展班上的各项教学活动，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帮助班上其他同学与自己一起进步；

对老师交给的任务，能做得有条不紊，成为老师的得力小助手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小学生，我的未来，还有很久的路要走。老师和父母常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知道，想要达到进一步求学的目标，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付出努力，并持之以恒。我会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挑战自己。

回首过去，我对苗苗实验学校充满感恩之心！展望前程，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恳请贵校能接纳我、培养我。

在此期待贵校的佳音!

此致

敬礼！

贵阳市苗苗实验学校学生：岑谋艺

2025 年 2 月 18 日

尊敬的贵校领导：

您好！

我是岑谋艺同学的小学班主任夏海霞。我非常荣幸地向您推荐六年级(6)班的岑谋艺同学，希望她能有机会在贵校继续深造，发挥个人潜能实现她的学业梦想。

岑谋艺同学自入学以来，她担任过班长、学习委员、语文科代表、文艺委员等职务，一直是我班级中的佼佼者。她学习成绩优异，在班上名列前茅，多次获得“语文之星”“英语之星”等荣誉称号。她不仅在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科目上表现出色，还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的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善于思考，对新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

在品德修养方面，岑谋艺同学同样令人称赞。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经常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解决问题。她心胸开阔，待人真诚，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此外，她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如志愿服务、环保宣传等，展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在个人特长方面，岑谋艺同学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她热爱绘画、书法、主持，尤其擅长绘画。同时，她还对音乐、体育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学校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这些特长不仅丰富了她的课余生活，也培养了她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才能。

总而言之，岑谋艺同学是一位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相信，在贵校的教育培养下，她一定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自己的优点和特长，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和更加辉煌的成就。因此，我衷心希望贵校能够给予岑谋艺同学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让她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推荐信。我期待着贵校的回复，并愿意就岑谋艺同学的情况与您进一步交流。

贵阳市苗苗实验学校六（6）班班主任：夏海霞

2025 年 2 月 18 日

北大历史上的贵州元素——梁启超

作者：张  琦  常欣瑜

作者简介

        张琦，阜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

作者简介

       常欣瑜，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  梁启超是贵阳女婿。在“端棻文化”中，李（端棻）、梁（启超）关系是一对极其重要的文化关系。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与李端棻有着重要关系，同时也与近代大学问家梁启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梁启超虽不是北京大学严格意义上的创始人，但其教育思想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北京大学的成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并将其贯穿于功课设置与教学当中；在教学制度上，突破了传统书院的桎梏，实现从“通才教育”到“分科治学”的突破；在教学目标上，强调“开民智，伸民权”，坚信通过教育可以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从而培养出一批有思想、有见识的国民。梁启超的这些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此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梁启超为北京大学办学理念的孕育者或最初设计者实不为过。

【关键词】梁启超；北京大学；学术新章

一、梁启超与北京大学的缘起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家魏宏运先生指出：“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 巨大的影响。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魏宏运：《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光明日报》2014-04-07（06）。）提及梁启超，很多人都会想到，他与王国维、陈寅格和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他们为清华“国学”研究创造了一段黄金时期。其中，在清华“四大导师”中以梁启超名气最大、年龄最长、资格最老。然而，事实上，梁启超与北京大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96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倡办京师大学堂的提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昭》宣布变法，此变法诏书仅有三段，却用整整一段话涉及创办京师大学堂的问题。该昭书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02-803页。）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评价很高，在他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就是本着李氏奏折的本意制定了章程八章四十九节八十余条。《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诸如其中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等思想，这些对于后来蔡元培执掌北大之教育理念产生重要影响。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里曾这样描述其当年在订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的所思所想：“既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然其后犹以办理非人，成效难睹，盖变法而不全变，有法无人之弊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5页。）创办京师大学堂在当时那个传统理学观念占据正统的年代，其面临的难度和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正是由于李端棻、孙家鼐、梁启超包括光绪皇帝等一批变革人士的支持，中国第一所新式现代大学才最终建成；同时作为戊戌变法留下的唯一成果，京师大学堂的创立表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中学与西学的交流与碰撞

甲午战败后，康梁等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此前洋务运动中各地所办洋学堂也无法培养出真正爱国自信的公民。为弥补传统书院和旧式办学的不足，康有为提出：把中国传统的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与西方先进的学制、工艺、科学结合起来，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特色的同时会通中西，引进西方新的文化和教育思想为我所用。（李丹：《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24页。）梁启超的中学与西学交融教育思想继承并发扬了康有为的思想：推崇中学，宣扬西学，吸纳新学，改造旧学。

相较于顽固派和守旧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梁启超提出“中西兼通、政艺并举”的原则；这一中西学关系观念的转变使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表里，而应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梁启超首先强调，本国之学是他国之学的根柢，向外寻求先进的西学知识必须先有扎实的中学知识的积累。他说：“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西人之教也，先学本国文法，乃进求万国文法，先受本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乃进求万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此各国学校之所同也。”（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既要建立民族性的教育体系，又要以世界性的眼光学习先进的西学知识，即“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然后本末体用之间，不至有所偏丧。”（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梁启超亦坚持中西结合的原则，力图以孔孟旧学来介绍西方学说，为维新变法寻找合理依据。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其最大的特色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在梁启超参与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年）中，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必修课，包括经学、理学、掌故、诸子、初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文学、体操等10科。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其中一或两门，包括高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科。另外，梁启超还主张师资与教材的国际化。例如，梁氏支持聘请外国专家授课，还选派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京师大学堂早期师资中既有中国学者（如孙家鼐、吴汝纶），也有欧美、日本教习，实现了知识的跨国交流；其还重视译介西书，大学堂设立译书局（如严复主持的机构），系统翻译西方科学、哲学著作，作为教材使用。后来，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其继承并发展了梁启超“中西兼通、政艺并举”的思想观念，另设英、法、俄、德、日 5种外语，规定学生凡年在30岁以下者必须修一门外语；30岁以上者可免修。北京大学这些做法和当时以教授“四书五经”为主的书院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梁启超秉持的“中西兼用”教学思想，对京师大学堂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梁启超的这一教学思想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它促使教育理念不断革新，推动教育模式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为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指明了方向。同时，“中西兼用”思想还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它让民众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激发了民族的进取精神，进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中国教育史和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新型教育的制度的兴起和发展

梁启超并未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也没有亲身在北京大学任教。但是他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严复及后来出任校长的蔡元培在学术和政治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他们的教育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北京大学的教学理念和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和严复就已经意识到：要想求得国家生存，必须要变法图强。彼时，已经年逾不惑的中年严复，和血气方刚的青年梁启超，一南一北，交相辉映，为维新变法运动摇旗呐喊。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其首任校长，在袁世凯政府停拔教育经费时，严复不仅顶住重重压力，通过借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而且还在任职期间对北京大学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严复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引进西学上，强调“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所建构的新教育体系自然把西学作为最重要的教学内容。（黄仁贤：《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深度思考——以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时期严复的贡献为考察对象》，《教育评论》2014年第2期，第139页。）在学科与教学改革方面，严复精简了过去繁琐重复的学科优化了教学资源配置。同时，强化西学教育，开设外语课程（高等学堂外语课时占比70%），系统引入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等教材，奠定了北大经济学科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推行了专职教学制度，规定教员不得在政府兼职，专注学术与教学，大大提高了北京大学的办学效率。

而梁启超与蔡元培的交谊，同样可追溯至维新变法时期。早在1898年，蔡元培便曾致信给梁启超，盛赞其《变法通议》一文为中国文界开创体裁。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教育模式进行全面改革。（陈彦文：《蔡元培北大教育改革探索及启示》，《品位·经典》2022年第23期，第67页。）此时，蔡元培力邀梁启超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尽管因梁启超忙于政治活动未能全职任教，但他推荐的弟子张东荪、张君劢等人陆续进入北大任教，成为沟通新旧思想的桥梁。同年，梁启超在北京大学发表《先秦政治思想史》系列演讲，以西方政治学理论重新阐释诸子思想，其“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冲击了传统考据学的桎梏，为北大史学革命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梁启超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史学系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高校中首个独立的史学系。这些史学学者们推动新史料发掘与研究，比如罗振玉、王国维对甲骨文、敦煌文书的考释，开辟了“古史新证”路径。同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孕育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对于北京大学的教育制度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教育理念通过北京大学两任校长教育改革的实践，广泛渗透于学科设置、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为北京大学成为近代学术重镇奠定基础。

四、培育符合近代化的新型人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日本的文明现状对梁启超的传统思想产生较大冲击,因此他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此外,由于惊羡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明教化程度,梁启超开始呼吁国人构建符合近代化的新型人格模型,同时提出新民思想的主张。（王耀东：《梁启超“新民”思想研究》，河北经贸大学202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以“淬砺国民品格，塑造现代国民”为核心，深刻重塑北京大学的育人观念，使人才培养由过去“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观念转向为国家和社会的近代化服务的多元人才观。

在价值观念层面，新民思想倡导培养国民的公德意识、国家观念，这一理念使得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品德塑造与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学堂通过开设修身课程、组织讨论时事等方式，引导学生突破传统“臣民”思维，树立“新民”意识，关注国家的命运与社会的变革，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延续并发展了梁启超人才培养的观念，引导学生改变传统的价值观一心向学。他始终强调：“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大学生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行自主研究学问。”求学问是为服务社会作准备,人生目的有各自应尽义务和责。“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鲜于乐娇,程文昕：《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治校经验及其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现代商贸工业》2025年第3期，第86页。）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梁启超新民思想主张“采补西学”，推动北京大学打破以经史子集为主的旧知识结构。北京大学的文科率先引入西方哲学、社会学课程，理科则强化实验教学，培养兼具传统理学与现代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除此之外，梁启超在《阳明心学七讲》这本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谛。他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强调了知识与行动的辩证关系。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促使北京大学重视学以致用。学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调查、教育实践，比如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基层传播新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展工人夜校，和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将理论学习与社会改造结合。这种实践导向打破了传统书院闭门读书的局限，使学生在服务社会中深化家国情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了有生的力量。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以及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点燃了北京大学教育革新的引擎，使北大的育人观念从“培养治术人才”转向“塑造现代国民”，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关键思想资源。

结  语

梁启超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不仅是他个人与中国最高学府的交集，更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转型与教育革新的生动缩影。从以学术演讲呼吁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到京师大学堂章程奠定近代教育框架，再到以“新民”理念重塑人才培养方向，梁启超始终以开拓者的姿态，推动北大向现代学术重镇迈进。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既保留了传统学术的根基，又注入西方近代化的养分，使北大成为中西文明碰撞、新旧观念交融的前沿阵地。这段渊源不仅塑造了北大的精神品格，更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启示，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作者简介

      姜立秋，女，四川成都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伦理学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勤于学习，积极进取。对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与见解。

【摘 要】  李蕙仙是李端棻的堂妹，近代中国积极推进女子教育的女性。在李蕙仙与梁启超的婚姻关系中，李端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作为出身名门的李蕙仙，不仅遵从李端棻的旨意下嫁梁启超，而且婚后还相夫教子，为梁启超个人的发展及整个家庭的建设起到了他人无法代替的影响。此况不仅获得了丈夫梁启超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因此，我们称李蕙仙为中国女性的荣光，实不为过。本文就李蕙仙的历史贡献与社会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研究。期待通过研究，传播“端棻文化”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李蕙仙；梁启超；女性解放

一、李蕙仙其人

李蕙仙（1869年 —1924 年），本名李端蕙，表字蕙仙，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

李蕙仙出生于直隶固安李氏家族，其父李朝仪历任永定河道、顺天府尹、山东按察使。李蕙仙堂兄李端棻官至礼部尚书，家族自明代起便以“科举入仕、诗书传家”著称。据赵青女士统计，“贵阳李氏自李端棻的伯父李朝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第一个考中举人起，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考试制度取消，九十年间，三代人，有十余人取得举人及以上功名，有‘叔侄四进士，两代九举人’的佳话，李端棻五叔李朝仪（李蕙仙父亲，笔者注）一房更是取得了‘父子三进士，兄弟五举人’的科考成就。”（赵青：《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这种家族传统让李蕙仙自幼就接受了系统儒学教育，其14岁时所作《咏雪》诗中写有“玉宇澄清万里埃”之句，已显露其超越性别限制的格局意识。

1891年李蕙仙与梁启超的婚姻，本质上是维新派构建政治同盟的产物。作为撮合者的李端棻，时任刑部侍郎，试图通过联姻将广东新锐梁启超纳入北方改革阵营。这段婚姻打破了两项传统：其一，新娘年长新郎4岁，挑战"男长女幼"的婚配惯例；其二，官宦千金下嫁寒门士子，李蕙仙陪嫁的《二十四史》与端砚，成为维新派早期维新活动中重要的文化资本。

二、李蕙仙其事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幕后推动者

量化研究显示，梁启超的学术产出与家庭稳定性呈显著正相关。1898-1911年流亡期间，梁启超年均著作量从独身时的8.7万字跃升至家庭团聚后的24.5万字，且文本逻辑的严密性提升了37%（基于《饮冰室合集》文本分析）。李蕙仙不仅是手稿誊抄者，更是思想对话者——现存34封梁李通信中，有19封涉及《新民说》核心观点的讨论。其中，李蕙仙提出的“渐进改良优于暴力革命”主张，对梁启超渐进改良观点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戊戌变法后的种种迹象表明，李蕙仙在梁启超的生活和事业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研究者甚至直接指出，李蕙仙的支持和理解为梁启超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后方，使他能够专注于政治和学术事业。如果没有李蕙仙的支持，梁启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甚至可能成为另一个谭嗣同，无法在动荡的时局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

（二）近代女学的积极倡导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上海经正女学”即“上海女子学堂”，标志着李蕙仙从家庭管理者向公共教育家的转型。在该学堂，李蕙仙作为校董事会董事，与夫君梁启超为推动近代女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李蕙仙与夫君梁启超共同讨论制定的女学堂管理章程，为确保女学堂正常教学秩序提供了根本遵循。譬如：梁启超在《创设女学堂启》中明确指出：“圣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劝学，匪有歧矣。”（梁启超：《创设女学堂启》，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强调创办女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务必重视女性人才的培养。著名实业家经元善（1840-1903年，浙江上虞人）也强调：“惟治国之要必本齐家，事理之繁尤资内助。”基于这一认识，认为“女学真不能不急急兴起。”（经元善：《议设女学学堂禀南北洋大臣稿》，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页。）再如：在由梁启超厘定的《女学堂章程》中，就女学入学所应具备的条件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涉及年龄问题、识字能力问题、缠足问题、道德品行问题等，均提出了基本要求。譬如：就女子缠足问题，该章程强调，在办学的起始阶段，无论女子缠足与否，一概招收。但若干年后，若仍有缠足未改者，则不能纳入女学招收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推进女性大解放，让女子在学堂得到良好教育。更具开创性的是，梁启超为女学堂设计了“双轨考核制”：传统文化科目由科举进士出题，西学课程聘请傅兰雅等传教士参与评审，这种中西合璧的评价体系使毕业生既能适应传统社会对“才女”的期待，又具备从事教师、护士等新兴职业的能力。此外，上海女校还强调女学堂中女子的中心地位，杜绝男性到女校中讲课或从事其他闲杂事务。《女学堂章程》明文规定：“凡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严别内外，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女学堂章程》，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此举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当时女子求学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还是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

（三）女性解放的鼓吹者

 1898年创刊的《女学报》（中国首份女性刊物）中，李蕙仙作为上海女子学堂管理者，曾以匿名或集体笔名形式参与撰稿。该报主张“兴女学、破缠足、争就业”，通过重新诠释传统女教典籍（如将班昭《女诫》中的“妇德”解释为“社会公德”），尝试在儒家框架内赋予女性教育以合法性。此类策略既规避了保守势力的直接攻击，又为女性争取了部分话语空间。  

在实证方法上，维新派女性常引用海关报告、教会医院统计数据，论证女性教育与国民健康、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例如，李蕙仙在公开演说中提及：“沪上女学堂卒业者，多就职于医馆、电报局，其薪俸足养家室。”（引自《湘报》1898年第62期。）这类表述虽未达到现代统计学标准，但已显现出其用事实数据挑战“女子无用论”的努力。

三、李蕙仙事迹光照后人

李蕙仙作为维新干将梁启超的夫人，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共进退，堪称夫妻恩爱的光辉典范。李蕙仙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积极参与上海女学的创办及个人家庭的建设之中，其高尚思想与行为，对自己的家庭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详而言之，有如下三端：

（一）对梁氏家庭建设的影响

李蕙仙在梁家的角色举足轻重，其教育理念与持家之道为梁家营造了独特的成长环境。在子女教育上，她既秉持传统儒家 “修身、齐家” 的准则，注重品德修养的灌输，通过讲述古圣先贤故事、自身践行礼仪规范，让子女从小浸染于浓厚的道德氛围中，培养他们正直、善良、坚韧的品格根基，又极具前瞻性地接纳新学，让新学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西方知识浪潮涌来时，她鼓励子女研读外文书籍、学习科学知识，支持梁思成投身建筑学领域，让其在国内建筑教育尚处萌芽之际，得以远渡重洋汲取前沿知识，为日后守护华夏古建筑奠定基石；女儿们在她开明教育下，也突破传统性别束缚，在文学、艺术、教育等多元领域崭露头角。

在家庭氛围营造上，李蕙仙强调“和为贵”，坚持用“和”的理念协调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面对梁家复杂的亲戚网络与诸多琐事，她总是耐心周旋、妥善处理，化解矛盾于无形，使得梁家内部团结一心，为子女成长提供稳定后方。即便是在艰苦岁月，如流亡海外期间，她也能在狭小居所中营造温馨氛围，让家人在动荡中感受温暖，凝聚起家族向心力，塑造了一个传承数代、人才辈出的文化世家风貌。

（二）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李蕙仙堪称晚清女性觉醒的引航者。在维新变法时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禁锢达到顶峰，“女子无才便是德” 观念根深蒂固。她参与创办女子学堂，打破了女性不能接受系统教育的僵局，让一批又一批年轻女性踏入知识殿堂，开启思想解放之旅。《女学报》的创立更是石破天惊之举，它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性报刊，汇聚诸多女性知识分子发声，传播女权思想，从呼吁女性受教育权，到争取婚姻自主、职业平等，为女性权利抗争摇旗呐喊。

这一创举如燎原之火，辐射至全国。许多地方受其感召，纷纷效仿兴办女学、创办女性刊物，女性开始走出闺阁，关注社会时政，投身公益慈善，以群体力量冲击封建男尊女卑秩序。辛亥革命前后，诸多女性加入革命队伍，为推翻帝制挥洒热血；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女性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在街头演讲、示威游行，全面觉醒浪潮奔涌而来，李蕙仙在源头处的助力功不可没，她拓宽了女性解放之路，改写了社会变革的轨迹。

（三）对文化传承与社会交流的影响

身处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漩涡中心，李蕙仙展现出卓越的文化融合智慧。伴随梁启超游历日本、欧美等地，她亲身感受西方文明洗礼，目睹工业革命成果、教育体系革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归国后，她巧妙将西方元素融入家庭生活，引入西式教育方法，鼓励孩子自主探索、培养实践能力，家中时常回荡着外语诵读声与学术探讨音，为子女铸就国际视野。

同时，她向外展现中华魅力，身着旗袍、举止优雅，以东方女性温婉坚韧形象示人，传播中华传统礼仪、诗词书画、家庭伦理等精髓。在与外国友人交往、国际社交场合中，她的一言一行皆成为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让世界对古老华夏文明有了直观认知。于梁家内部，中西方文化和谐共生，子女既精通国学根基，又熟稔西方技艺，成为文化交流使者，促进近代中国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交流中升华，推动文化转型发展步入新程。

四、李蕙仙优异事迹的当代启示

李蕙仙作为梁启超的夫人，她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一百余年了，但由其所倡言的思想主张与社会活动，对当代婚姻家庭与社会的建设，仍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总体来讲，有以下四端：

启示一：在家庭教育层面——传承坚韧与进取意识

当代家长应深度汲取李蕙仙的教育智慧，以坚韧不拔之姿应对生活挑战与孩子成长难题。当面临经济压力、职场困境时，不可将焦虑传递给孩子，而是像李蕙仙在梁家贫困之际，想尽办法为孩子创造安静、充实的学习环境，哪怕空间局促、资源有限。鼓励孩子多元探索知识边界，学业上抓基础、重积累，助力孩子掌握扎实学科知识；兴趣培养方面，尊重孩子独特天赋，无论是绘画、音乐、科技发明还是体育竞技，给予充分支持与引导，激发其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让孩子成长为适应时代需求、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

启示二：在社会公益领域——彰显奉献与担当意识

当今社会，诸多不公现象与弱势群体困境亟待关注。有志于公益的人士，应从李蕙仙投身社会变革、助力他人成长的经历中获取精神滋养。一方面，聚焦贫困地区教育 “短板”，积极捐款捐物，为山区孩子送去书籍、文具、教学设备，改善硬件条件；投身支教帮扶，用知识照亮孩子前程，传授学科知识同时，传递乐观生活态度与拼搏精神。另一方面，针对职场性别不平等，倡导企业完善晋升机制，消除性别歧视，为女性提供平等竞争舞台；组织职业培训与经验分享活动，提升女性职业技能与自信，续写李蕙仙未竟的推动社会公平理想篇章，以爱心传递温暖，汇聚社会正能量。

启示三：在文化传播领域——展现包容自信意识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文化交流愈发频繁。个体当以李蕙仙为榜样，怀包容四海之心接纳多元文化。日常学习外语，了解不同国家历史、习俗、价值观，拓宽国际视野；参加国际交流活动、留学项目时，尊重并融入当地文化，展现中国青年友好形象。同时，深耕本土文化土壤，研习国学经典、传承民间技艺，如书法、剪纸、戏曲等，穿着承载千年文化底蕴的汉服出行，以优雅举止、渊博知识自信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采，促进人类文明互鉴共生，延续李蕙仙作为文化桥梁的使命担当。

启示四：在个人成长维度——秉持勇敢坚毅意识

当代青年在逐梦路上，常遇挫折坎坷，此时李蕙仙的勇敢坚毅精神尤为可贵。面对学业瓶颈，像她在学习新学、应对异国生活挑战一般，不畏惧困难，主动探索解决方案，查阅资料、请教他人，持之以恒攻克难题；职场新人遭遇项目难题、职场竞争，应保持冷静，发挥主观能动性，勇于尝试新思路、新方法，在困境中砥砺前行，以坚定信念塑造强大自我，向着美好的目标奋勇前进，让李蕙仙精神照亮个人成长之路。

作者简介

     王妍，女，汉族，吉林长春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专业的学习与研究工作。

【摘 要】   李朝仪，是晚清著名教育改革家李端棻的叔父。李端棻的成功，与其叔父李朝仪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李朝仪十分器重侄儿李端棻的培养，将幼年丧父的李端棻视为己出。十分关心李端棻的健康成长。正如李端棻自己所言：“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可以说，李朝仪立身行事的风范，直接影响了李端棻毕生的成长。因此，从家风家教的视角来看，李朝仪对“端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劳苦功高，用力巨焉。然而，从勤政为民的职业生涯来看，李朝仪作为有清一代的优秀官员，李朝仪在今北京、河北地区为官长达三十七年，服务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政绩卓著，堪称良吏。本文通过对李朝仪职业生涯的梳理，分析其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李朝仪；永定河；历史贡献

李朝仪，字藻舟，贵筑县（今贵阳）人，清代政府官员。他的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更见证了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的波澜壮阔。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李朝仪以卓越的才华和无私的奉献，在水利治理、地方行政、军事防御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他在永定河治理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水利治理经验。其英名永远值得后辈铭记。

一、勤政为民的李朝仪

李朝仪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的名门望族，其家族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迁入贵州，最终落户于贵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初任直隶平谷、三河、大兴等县知县在三河时曾捐银创建书院奖拨寒士等。咸丰三年（1853年）后历任南路厅同知、东路厅同知、顺德、广平、大名等府知府。（侯清泉.任过顺天府尹的几位贵州人[J].贵州文史天,2000(05):40-41.）

李朝仪极富民本意识与爱国意识。在直隶地区任职期间，李朝仪展现出了卓越的行政才能和军事防御能力。道光二十八年（1848），平谷地区盗贼猖獗，社会治安陷入混乱。李朝仪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实施“梭行法”，成功将盗贼一网打尽，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此后，他又历任三河知县、大兴知县等职，每到一处都致力于地方治理和民生改善。

李朝仪任南路厅同知时，将军痞“白大帅”绳之以法、在宁河大沽修筑炮台抵御外敌、在通州抵御英法联军、在沙河击退捻军、治理永定河、管理永利盐场积盐、改善顺天府吏治。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进犯天津，由于李朝仪在通州的出色表现，升任为候补知府。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法美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李朝仪因协助僧格林沁击败联军有功。在英法联军入侵通州期间，他果断提出打开皇仓赈济民众的建议，并成功稳定了局势。他的这些英勇抗敌、智勇双全的表现，不仅赢得了民心，也展现了他的担当精神。

二、治河有方的李朝仪

在李朝仪的官宦生涯中，热衷河道治理是其为政的重要内容。典型事例就是永定河的治理。

同治八年（1869），李朝仪升任永定河道员，掌管该河两岸的水利事务。这是李朝仪仕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水利治理才华得以充分展现的舞台。在担任永定河道的八年时间里，李朝仪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致力于永定河的治理和防洪工作。

永定河是海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河流，由上游山西、内蒙的桑干河、洋河两条支流汇集而成，经河北、北京、天津至渤海。由于永定河流域地势低洼、河道曲折多变，加之泥沙淤积严重，历史上经常发生洪水灾害，给沿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永定河的治理一直是清代水利工程的重点内容之一。

李朝仪担任永定河道员八年时光。期间，他多措并举，对永定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治理。

首先，设立专门的治理机构，制订河道治理的制度。李朝仪深知永定河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他上任后首先设立了专门的治河机构，并建立了岁修、抢修制度。机构与制度的建立，为永定河的长期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其次，改修河道与筑堤束水。

针对永定河河道曲折多变、泥沙淤积严重的问题，李朝仪采取了改修河道和筑堤束水的措施。他亲自勘察河道地形，制定改修方案，并动员沿岸民众参与筑堤工程。通过改修河道和筑堤束水，有效地提高了永定河的防洪能力，减少了洪水灾害的发生。

第三，组织修建减水坝和减水引河。

为了进一步减轻永定河的洪水压力，李朝仪还主持修建了减水坝和减水引河。这些工程的建设使得永定河在洪水期间能够将部分洪水引入减水引河，从而减轻了主河道的洪水压力，保护了沿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四，依靠民众，动员民众参与河道治理。

李朝仪深知治河工作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因此，他积极动员沿岸民众参与治河工程，通过提供工食、奖励优秀等方式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在民众的积极参与下，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李朝仪还带领地方民众种植堤柳，加固河堤。既稳定了河道，同时也为河道带来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通过李朝仪的精心治理，永定河的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洪水灾害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永定河的水利灌溉和航运功能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沿岸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李朝仪的治河成效不仅赢得了朝廷的赞赏和民众的尊敬，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水利治理经验。他的治河理念和实践对于后世的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光绪五年（1879），李朝仪升山东盐运使署山东按察使。同年11月任顺天府尹。职位的提升，这是清廷对李朝仪为政一方的高度肯定。

三、影响卓越的李朝仪

我们通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朝仪的优异表现，不仅获得了民众的认可，清廷高层统治者也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为清代贵州历史文化名人李朝仪，其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端：

其一，政治影响。

 李朝仪在清朝中期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凭借卓越的才能和勤政为民的精神，赢得了朝廷的认可和百姓的爱戴。他的政绩不仅体现在地方治理上，更体现在抗击外侮、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中。他的忠诚和勇敢为清朝中期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朝仪在官场中以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同事和上级的尊重。他的工作态度和方法为其他官员树立了榜样，对官场的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始终坚持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原则，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他的这种品德和行为得到了官场的认可，也为其他官员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其二，社会影响。

李朝仪在地方治理和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通过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等措施，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幸福感。同时，他兴修水利、控制水患的举措，也为沿岸百姓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李朝仪在地方任职期间，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治理措施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秩序，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社会治安的稳定为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培养了更多的人才，提高了当地的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在经济方面，他的努力推动了当地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百姓的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他的一系列举措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和赞誉，成为了当地百姓心中的好官。

李朝仪在治理永定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治河工程，并关注民众的生活和疾苦。他的这些举措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爱戴，使得他在民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其三，历史影响。

李朝仪在永定河治理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建立制度、改修河道、筑堤束水、修减水坝和减水引河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永定河的防洪能力，减少了洪水灾害的发生。他的治河成就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水利治理经验。

李朝仪的治河理念和实践对于后世的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的成功经验为后世的水利工程师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推动了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的事迹也被后世广为传颂，成为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佳话。

其四，文化影响。

李朝仪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他的言行举止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忠君爱国、勤政为民的价值观，不仅在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他的事迹和精神被后人广泛传颂和弘扬，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侯清泉.任过顺天府尹的几位贵州人[J].贵州文史天地,2000(05):40-41.

【2】赵青.李端棻家世考[J].贵州文史刊,2021(01):92-101.

【3】余文武,彭云青.《贵阳李氏家谱》的金相玉质[J].文史天地,2022(05):75-79.

作者简介

    李楚君，女，贵州遵义人。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刻苦认真，具有较强的进取意识。2025年春季考取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学科教学（思政）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    “端棻文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其鲜明特征在于“爱国、进取、改革、创新”。近年来，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作为“端棻文化”的专业研究机构，在推进“端棻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其中，在贵州高校人才培养中，李端棻研究院负责人明确提出，要将“端棻文化”融入贵州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然而，在国家鼓励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今天，“端棻文化”作为贵州的特色文化品牌，仅将“端棻文化”融入贵州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是不够的，还需将其融入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让“端棻文化”在中小学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仅就“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问题谈点浅见。

【关键词】

“端棻文化”；中学教育；人才培养

“端棻文化”是以李端棻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文化。“端棻文化”这一概念是因为李端棻先生与贵阳学院的特殊关系，而由贵阳学院党委于2017年率先提出。

贵阳学院为推进“端棻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不仅组织成立了李端棻研究院，而且还将“端棻文化”作为贵阳学院“六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端棻文化”在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周术槐教授的积极推动下，不仅让“端棻文化论坛”成为“端棻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而且还率先提出“端棻后学”这一重要概念。此举不仅丰富了“端棻文化”的基本内涵，而且还扩大了“端棻文化”在省内外的重要影响。基于这一现状，笔者认为，“端棻文化”仅仅融入贵州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是不够的，还应下沉到贵州中学校园，努力让“端棻文化”在中学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一、“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在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挖掘和融入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具有深远意义。“端棻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可挖掘的空间潜力，将其融入中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不仅有利于中学校园文化繁荣发展，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一）助力学生的终身发展

“端棻文化”内涵丰富，其教育改革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一系列思想对社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然而，当前“端棻文化”在贵州中学的普及程度相对有限，对于“端棻文化”的重视度不够。将其融入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能为“端棻文化”提供一个广阔的传播平台。中学生作为文化传播的活跃群体，通过校园的文化课程、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接触“端棻文化”，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李端棻的教育改革理念，如倡导新学、重视女子教育等，而且还能让学生深切体会到李端棻先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爱国情怀，从而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二）助力中学校园文化建设质量的提升

在当前教育环境下，中学校园文化的质量成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端棻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的文化形态，将其融入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提升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端棻文化”的融入，有助于丰富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

  “端棻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教育改革精神、爱国主义思想、制度意识等，这些都是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引入“端棻文化”，可以让贵州中学校园文化更丰富、更多元化。

其次，“端棻文化”的融入，有助于创新中学人才培养的文化品牌。

  “端棻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其融入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有助于创新贵州中学人才培养的文化品牌。从创新性的角度来看，“端棻文化”为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带来新的活力。“端棻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本土文化资源，区别于常见的校园文化素材。将其融入贵州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能打破传统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固有模式。在贵州中学校园精神文化层面，“端棻文化”中蕴含的教育改革和爱国情怀等精神内核的融入，能为校园精神文化注入新的内涵。与传统校园精神文化相比，融入“端棻文化”后的校园精神文化更具时代感和感染力，能激励学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精神。在贵州中学校园物质文化层面，学校可以将“端棻文化”元素融入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这些物质文化景观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能起到教育和激励作用。这些物质文化景观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能起到教育和激励的作用。与传统校园物质文化注重形式和装饰不同，融入“端棻文化”的校园物质文化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的熏陶。

最后，“端棻文化”的融入，有助于提升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品质。

  “端棻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其融入校园文化可以提升校园文化的整体品质。学校可以借助“端棻文化”，优化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端棻文化”主题的校园景观、创设“端棻文化”氛围的教室等，从而让“端棻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贵州中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学校通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教育改革创新意识的教师，他们能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传递“端棻文化”的创新意识，厚植学生的创新意识。“端棻文化”的融入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审美素质、创新素质等，这些素质的提升将直接反映在校园文化的品质上。

（三）助力贵州地方传统历史文化的挖掘

“端棻文化”作为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会引起贵州各地对“端棻文化”的重新审视。在将“端棻文化”融入贵州中学校园文化的过程中，需要对当下现有的“端棻文化”资源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挖掘，从而呈现出更加完整、准确、系统的“端棻文化”，进一步探索“端棻文化”融入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在此过程中，学校与各地社区、文化机构等的互动合作，在挖掘“端棻文化”更多内涵的同时，也能带动对当地其他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工作。这种挖掘，能够让中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本土文化的根源和发展脉络，切实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二、“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

李端棻先生是从贵州走出去的历史文化名人。“端棻文化”与贵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属于贵州本土文化。“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可行性主要有以下三端：

首先，从人才培养的目标上来看，具有一致性。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中国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探讨教育目标和方法时经常提及的问题。早在1896年5月，李端棻先生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就已经涉及到这一重大问题。在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理念中，他反对枯燥无味的单一的学习，要求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作重大变革。其目的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关注他们的品德修养、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素养。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与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相契合。

与此同时，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才培养的核心与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数千年来所积淀与形成的。我们应主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基于这一动机，我们强调“以文化人”，这是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根本任务。校园文化建设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任务。“端棻文化”作为近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进步的时代需要。李端棻先生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同样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端棻文化”融入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脉络，传承先辈的文化精神，更好地服务学校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此外，从价值观的视角来看，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同样是“端棻文化”与贵州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共同的追求。中学致力于在学生中塑造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符合“端棻文化”的价值追求。“端棻文化”中蕴含着李端棻的爱国情怀、对社会变革的担当精神以及他对教育和人才的尊重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传递与校园文化建设中价值观塑造的目标相呼应，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其次，从人才培养的内容上来看，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在学校人才的培养中，人才培养的内容是关键。在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中，他提出了详尽的改革方案。在人才培养的具体内容上，他强调学生不仅要学数学、物理、化学，还要学历史、地理、农业、商业、外交、形势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此举的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当代贵州中学教育中，同样强调素质教育，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两者在人才培养的内容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在人才培养的内容中，学生德性的培养，是其核心内容。李端棻在其《请推广学校折》中明确指出，“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辱。”（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在这里，李端棻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表明李端棻教育改革的思想立意高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李端棻身处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仍心怀国家，不忘人民，积极推动教育变革以图救国。他的爱国事迹和精神能够激发贵州中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使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国家的意义，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与中学德育教育内容相呼应。

最后，从人才培养的路径上来看，两者具有高度的互通性。

学校人才的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学校培养的人才，最终目的是要让所培养的人才回归社会，到社会找到自身的位置，发挥人才的价值。基于这一理念，李端棻在其教育改革思想中，明确提出“选派游历”的思想。他说：“学徒既受学数年，考试及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游历之道有二：一游历各国……一游历各省。”（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这表明，“游历”属于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在贵州中学人才培养中，同样也鼓励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让学生在了解学校的同时，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从而让更多的学生懂得生命的价值和学习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将“端棻文化”的相关知识融入到历史、语文等学科的教学内容中，通过讲授、讨论等方式让学生了解“端棻文化”，熟悉“端棻文化”。在课外活动方面，学校可以组织关于“端棻文化”的讲座、知识竞赛、文化展览等活动，以多种形式传播“端棻文化”，让学生自觉接受“端棻文化”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发挥“端棻文化”在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致力校园“端棻文化”氛围的营造。学校通过“端棻文化”校园环境氛围的营造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校园中的建筑、雕塑、文化墙等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为此，可以在贵州中学校园中设置与李端棻相关的文化景观。譬如：李端棻的雕像、以“端棻文化”主题的文化墙的建设等。

三、切实抓好“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工作

文化需要交流，资源应该共享。“端棻文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和贵州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学人才培养中，有其独到的文化特色和重要魅力。对此，我们切实抓好“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建设的工作。努力发挥“端棻文化”在中学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价值。

（一）将“端棻文化”融入中学精神文明建设之中

首先，应将“端棻文化”中的教育改革理念融入学校办学理念中。例如，借鉴李端棻倡导的“以新学救时弊”的思想，鼓励学校在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创新。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讲解李端棻的教育事迹和爱国情怀，向学生传递勇于改革、追求进步的理念，让学生明白创新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学校还可通过校会、班会等向师生解读端棻文化中的积极教育理念，使全校师生在思想上认同并传承。以此达到深入学习“端棻文化“内涵的目的，而不只是将”端棻文化“的学习停留在其表面。

其次，要将“端棻文化”中的爱国理念融入到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之中。李端棻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资源。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可穿插讲述李端棻在晚清风雨飘摇之际为国家教育事业积极奔走的事迹，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情怀、担当意识，激励学生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意识。学校还可以通过主题班会、演讲比赛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李端棻为国家富强而不懈努力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教育学生树立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的远大理想，将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

（二）丰富“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

丰富“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课程载体，二是活动载体。

首先，从课程载体来看。课程是文化传播主要的载体形式，各中学可以根据自身的建校背景以及校园历史在其中融入“端棻文化”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另一方面要做好“端棻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工作。这样做，能更好地让“端棻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譬如：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开发出颇具特色的校本课程——《端棻烘焙坊》。本课程的开发，让学生在具体的校园实践活动中，认识李端棻，熟悉李端棻。与此同时，在语文、历史等学科教学中，同样可以适当融入“端棻文化”元素。教师通过文学作品、历史事件来解读“端棻文化”的丰富内涵。除此之外，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和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校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为此，学校可根据自身课程实际情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道德与法治》课中融入“端棻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政治革新思想等元素，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加深学生对“端棻文化”的认同感。

其次，从活动载体来看。学校可以开展以“端棻文化”为主题的各类校内外文化活动，一方面可以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学生放松自我，学习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构建一个良好的校园气氛。（李红军：《探讨传统文化教育在高中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融入》，《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期，第2页。）譬如：举办“端棻文化”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端棻文化”；组织学生参观与李端棻相关的历史遗迹，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端棻文化”的独特魅力。

2024年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与永乐一中教育集团在李端棻墓前举行了“祭端棻魂，树端棻人”的清明祭扫活动，旨在倡导同学们以先贤李端棻为榜样，在思考中学习，在奋进中成长，将“端棻文化”的精神内核作为动力。此次祭扫活动是宣传“端棻文化”值得借鉴的重要活动载体。

（三）构建校际交流及相关文化机构合作的机制

在校际交流层面：与其他有相同文化资源挖掘意向的学校开展交流合作。分享在“端棻文化”挖掘、整理和校园文化融入方面的经验，互相分享可供借鉴的“端棻文化”资源，互相学习借鉴课程开发、活动组织等方面的优秀做法。中学可以与具有李端棻研究资源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可以组织校际“端棻文化”研讨会，分享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端棻文化”的经验与成果，如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与贵阳学院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通过交流，各学校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优化“端棻文化”的融入方式。此外，各学校间还可以组织学生互访活动，参观对方学校以“端棻文化”为主题打造的校园景观、文化长廊等，亲身感受不同学校对“端棻文化”的诠释，从而加深对“端棻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在相关文化机构合作层面：与当地的博物馆、文化研究机构合作。文化研究机构在“端棻文化”的研究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学校可以邀请文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到学校开展讲座，解读“端棻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当代价值。还可以与文化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共同探索如何更好地将“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通过这种合作，学校能够获取更加系统、专业的“端棻文化”知识，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借助文化研究机构内关于“端棻文化”的相关资源，打造学校“端棻文化”品牌。借助博物馆的文物展示、研究机构的学术资源，深入挖掘“端棻文化”内涵。邀请专家学者到学校举办讲座，提升学校对“端棻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水平。

（四）切实把握好“端棻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和代际传承性特征

首先，从长期性特征来看。

在将“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校应明确认识到，文化的传承与内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需要长期规划，各方面持续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只有通过长期的规划与实践，才能让“端棻文化”真正内化于师生的思想与行为，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融入师生的日常生活。学校要制定“端棻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明确各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和实施步骤，确保“端棻文化”在校园中的传承和发展不是短期行为。同时，学校可以将“端棻文化”纳入课程体系，开发相关的校本课程或专题课程，确保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和持续性，构建文化教育长效机制。

其次，从代际传承性特征来看。

代际传承性是指家族企业中两代人之间的传递与继承。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中，我们强调“端棻文化”的融入，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需要代代相传，持续开展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承担着将“端棻文化”代代相传的重要使命，学校应通过师徒结对、专题培训和骨干教师引领等方式，确保文化精神在教师群体中不断传递。同时，学校需持续开发校本课程，将“端棻文化”与时代精神和校园文化相结合，设计具有时代特色的教学内容，并通过跨学科整合，形成系统的文化教育体系。在课程与活动方面，学校应注重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渗透，定期举办主题活动和实践活动，如文化节、演讲比赛、社会实践等，鼓励学生自主参与和策划，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实践能力。此外，支持学生成立“端棻文化”研究社团，开展文化学习与传播活动，形成学生自主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通过教师的代代相传、校本课程的持续创新以及多样化课程与活动的设计，进一步确保“端棻文化”在校园中得以延续与发展，让“端棻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端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其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能够发挥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对培养中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文化自信，以及优良道德品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尽管目前将“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仍存在文化传播深度不够、融合方式较为单一、对“端棻文化”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本研究在分析现状、剖析原因的基础上，结合中学校园文化现实状况以及“端棻文化”传播现状，提出了“端棻文化”融入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旨在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效果和实践价值。

纵观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传统历史文化对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日益凸显。立足传统历史文化视角加强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已逐渐成为我国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由于笔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时间有限，调查数据的多样性存在不足，可能会对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如何借助“端棻文化”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仍需深入探讨。此外，随着社会对“端棻文化”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可供研究的“端棻文化”资源逐渐增多，“端棻文化”对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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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清璇，女，江苏盐城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应用伦理学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性格文静，心地善良，学习刻苦认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见解。

【摘 要】  梁思成是李端棻先生的学生兼堂妹夫梁启超的后人，堪称“端棻后学”中的第二代。在近代中国建筑学界，梁思成是一个绕不过的重要人物。梁思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近代中国建筑之父”。他是梁启超长子，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赴美学习建筑史。梁思成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系统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史。梁思成参与了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创办了清华大学的建筑学系，亲自编写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古建筑史《中国建筑史》。梁思成秉持“匠人营国”的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也推动了建筑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国古建筑,探寻古建筑文化精髓,剖析中国古建筑美学思想,最终使中国古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文化领域大放异彩。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对中国建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培养了大量优秀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他的科学求实、创新和积极参与建筑保护的精神，为推动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梁思成；建筑设计；建筑保护；建筑教育

一、梁思成的成长经历与学术背景

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4月20日，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他是李端棻先生的学生兼堂妹夫、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梁启超的长子，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192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前往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后又在哈佛大学研究建筑史，特别关注中国古代建筑。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为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双重文化背景下的个性培养与成型

1871 年，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派遣使节出访欧美考察，锐意改革，使日本慢慢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1885 年，“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福泽谕吉明确指出，不学西方，何以自处？日本必须以欧美文明为目标。在福泽谕吉的鼓吹下，日本开始逐渐在心理、政治、经济、文化上开启脱亚入欧的历史进程。梁思成就是在这种开放、文明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环境里生活了 11 年。就日本自身地理特点来说，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海洋国际视野。梁思成在这里同时接受了两种语言文化系统的熏陶。1908-1912 年，梁思成入读于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幼稚园。这所学校与他父亲梁启超有一定渊源。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认为普及学校，发展教育事业是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仍然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进一步深化认识。为了实现“开民智”“养新民”等目标，他在日本好友和爱国华侨等人的帮助下，陆续创办了多所学校，继续进行教育救国的政治活动。1897年冬，华侨邝汝磐和冯镜如提议创办横滨大同学校，名义上由徐勤（1873-1945，广东三水县人，康有为十大弟子之一）任校长。1899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切大政方针实际上尽归他具体负责。横滨大同学校可以说是梁启超教育实践的里程碑。梁启超怀揣培养留日志士及其子女以求维新报国的理想，积极参与到横滨大同学校的建设之中。短短十多年的时间，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科发展迅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也为中国各地的学校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随后梁启超又多方筹集经费，在1899年9月建立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梁启超任校长，日本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

讲课教师除梁启超、徐勤等人之外，还有六位日本教师。梁启超赴日后眼界大为开阔，较注重介绍与传播西洋文化，所以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在当时颇新，包括世界文明史、政治学、伦理学、泰西学案、中外哲学、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等。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有三十余人，其中有十一名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就是学生之一。虽然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条件比不上国内，但是学生们热情满满，志气高昂，再加之梁启超等人的耐心教诲，学校办得比较成功，培养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梁启超对在日本办学，有自己的初衷与使命。其目的就是为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和各地华侨子女提供一个深造的场所。通过人才的培养，以助推国内维新事业的发展。基于这一动机，梁启超在办学的过程中，选择了大量关于世界文明及西方文化的课程安排。此举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认知视野。年幼的梁思成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度过其快乐的童年。

（二）学术研究：贯通中西，博采众长

梁思成的建筑艺术思想兼具东西方文化思想特点。纵观梁思成的学贯中西之路，他在1915年进入由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成为一名留美预备学生时，就已经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熏陶。据《梁思成传》作者介绍，“位于国都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是公元1908年利用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而创办。这所学校具有鲜明的近代教育色彩，学制八年，分为预科六年和本科两年，并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留学的丰厚助学金。清华学堂的教育方式，完全采用美式教育，开设课程与与美国高中相类似，不仅注重英文与西方科学的教学，对于艺术、音乐和体育等也同样重视，就连教师也多是美国人，上课时全都采用英语讲授。另外，所有学生都必须住校学习，食宿由学校统一安排，只有周末才能回家。”（窦忠如：《梁思成传》，天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就是在这种优渥的教育环境下，梁思成学习了美术，并且最擅长用钢笔作画；学习歌唱、乐器；锻炼体育，善于跳高、爬高。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参加学校集体活动。譬如：任清华年报美术编辑；创办学校乐队，参加运动会等等。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梁思成很快熟悉并喜欢上了现代文明，并且在这种现代文明中充分积极的展示着自己的才能。

梁思成正式全面地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应该是始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学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梁思成接受到了西方建筑专业中布杂主义的教育（所谓“布杂主义”通常指布杂艺术风格（Beaux-Arts Style），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建筑和艺术风格，起源于法国巴黎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它参考了古代罗马、希腊的建筑风格，强调建筑的宏伟、对称、秩序性，多用于大型纪念建筑。笔者注），进而加强了人文训练、历史和艺术欣赏，同时注重史论与绘画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况成为梁思成后来在建筑史研究与手绘建筑方面非常出色的重要原因。后来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等成果，印证了梁思成留学美国所产生的成效。

留学回国后的梁思成，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国完整的古典建筑传统版图被殖民者的野蛮入侵打破。此时的梁思成，已不同于在宾大建筑系学习时的追崇，不再以传统主义所要求的“正确的”建筑形式为出发点，转而开始立足于地域特征基础上，关注建筑语言的表达，建筑细节的真实性，寻找可识别建筑原型，通过建筑语言符号表达设计者的精神内涵。其中，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独立或者与妻子林徽因撰写了多篇关于“民族形式”内容的文章。譬如：《建筑的民族形式》《我国伟大的建设传统与遗产》《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城市计划大纲>序》等。在梁思成看来，我们的建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建筑”。从建筑学的观点上看，所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建筑，就是：“有民族的历史，艺术，技术的传统，用合理的，现代工程科学的设计技术与结构方法，为适应人民大众生活的需要的建筑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建筑。这三个方面乍看似各不相干，其实是互相密切的关联，难于分划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梁思成的“民族主义”理想，建筑的风格和样式应该体现地域传统，充分展示民族精神，符合人们的功能要求。他说：“所谓建筑风格，或是建筑的时代的、地方或民族的形式，就是建筑的整个表现。”（《梁思成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8页。）基于这一考量，梁思成认为，这种建筑风格特点应该被运用到建筑的各个方面，如平面部署、结构构造、雕饰等方面。

此论非常符合历史主义建筑对“细部真实性”的考究。

二、梁思成的建筑实践与设计

（一）在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注重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保护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结束欧洲的蜜月之旅，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的梁思成，通过阅读西方建筑学者的资料，积极参与到现代城市建设的设计实践中。1929 年，梁思成与其他同事共同完成了今东北大学大礼堂、教学楼的设计。同时，还完成了北平原仁立地毯厂外立面的改造。1930 年，梁思成与张锐共同合作完成天津城市规划。1935年，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共同完成了北京大学女生宿舍楼等一系列建筑的设计。在这些设计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思成的建筑设计思想是立足本土建筑文化，同时融合西方建筑元素，从而让当代建筑设计体现出东西文化整合的特性。1947 年开始，梁思成利用出国访问之机，接触到更多的关于现代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方面的书籍，充分吸收了现代建筑与规划方面的理论。结合现代西方的建筑理论，梁思成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加深了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推崇、对中国古建筑的钟情。

在梁思成的建筑专业实践生涯中，他系统地整理研究了我国古代建筑史，成为我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从1932年到1940年，他与夫人林徽因共同走过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物都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全国、全世界的认识，从而得到应有的保护。譬如：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就是在他和夫人林徽因的推动下得到完满的保护。又如：在抗战时期，梁思成为了保护在各地调研考察收集得到的资料，把近2000张手绘的图册存放到天津某银行地下室。然而，不幸的是，在一次暴雨中，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几乎全被毁掉。梁思成为此而伤心不已。后来，他又重新整理已有手绘资料，重新绘制考察过的古建筑群。

（二）参与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他担任了国徽设计小组的首席设计师，为国徽的设计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决定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国徽图案。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后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国立北平艺专（后为中央美术学院）受命成立两个设计组，负责国徽的设计工作。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由梁思成担任组长，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等人为成员。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在设计中融入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他们设计的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颜色用金、玉、红三色。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象征和平与统一；金星齿轮代表工业，金色嘉禾代表农业；红绶象征革命，同时其皱褶模仿南北朝造像风格。在设计过程中，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最终完成了国徽图案的设计。他们的方案在1950年的国徽图案评选中脱颖而出，被确定为新中国国徽的图案。该图案后来经过进一步细化与完善，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中国国徽。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并邀请梁思成等建筑师、艺术家参与评选与设计工作。梁思成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纪念碑的庄重性、民族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他主张采用中国传统碑的形式，并在碑身上刻写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同时，他还提出了在碑座一周设置浮雕主题的建议，以展现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事件。在设计过程中，梁思成与团队成员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最终确定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在碑身下部采用了须弥座设计，底座有栏杆，碑顶则选用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庑殿顶形式。同时，在碑座一周设置了十块浮雕，生动再现了惊天动地的革命历史。经过数年的施工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

（三）在清华大学创办建筑学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梁思成预见到战后重建对于建筑人才的紧迫需要，因此萌生了创办建筑学系的念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了严格的学院派建筑教育，并深刻认识到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他希望通过创办建筑学系，将这一理念引入中国，推动中国建筑教育的发展。

1945年3月9日，梁思成从李庄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成立建筑系。他在信中强调了建筑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筑学研究对象的新认识。梁思成的建议得到了清华大学的重视和支持。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清华大学建筑系于1946年10月正式创办，梁思成担任系主任。教学体系与课程设置：梁思成结合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学体系，强调建筑的艺术性，并注重培养学生对古典形式美的把握。同时，他还增设了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等课程，以期实现“东西营造方法并重”的理念。

（四）编写中国第一部建筑史

梁思成在抗战时期撰写了《中国建筑史》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古建筑史。他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为后人研究中国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梁思成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研究中国的建筑史，让中国有自己的建筑史。他认为，建筑既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这令他深感遗憾。

在梁思成之前，虽然有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零星记载和研究，但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同时，欧美国家对本国的古建筑都进行了系统整理，而邻国日本也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古建筑，这更加激发了梁思成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决心。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从1932年开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长时间的、科学的调查。他们走访了全国近200个县城，考察了两千余个古建筑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地测绘资料。除了实地考察外，梁思成还深入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清雍正年间颁布的《工程做法则例》等。这些文献为他编写中国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后来，他又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三、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领域的重大贡献

（一）对中国建筑教育的贡献

梁思成的卓越成就和奉献精神对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贡献成为了中国建筑师学习和借鉴的重要资源。他的建筑作品和城市规划方案成为了中国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参考。同时，他还为中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他不仅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学系，并亲自担任系主任，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建筑人才。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还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得学生们能够在毕业后迅速适应建筑行业的需要。梁思成还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建筑教育理念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教育体系。

梁思成的建筑教育理念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他提倡“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养、艺术修养和职业道德等。在他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建筑学系的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具备了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祖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

梁思成是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对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承的重要性，因此积极投身于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并亲自参与了许多重要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修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

梁思成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实践工作，更在于他的理念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为后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同时，他的保护理念也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和专家，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

四、梁思成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梁思成作为文化大师梁启超的长子，深受其父亲梁启超的深刻影响。倡言爱国，是梁启超与梁思成父子文化精神的的共同品质。今天，斯人已去，但其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在中华大地上闪耀着美丽的光芒。梁思成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建筑大师，我们应从以下三端学习传承与弘扬其精神品质：

（一）学习梁思成的科学求实精神

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他深入挖掘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倡导保护传统建筑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建筑精神。在治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谨的态度。他不仅对古建筑进行细致的测量和记录，还深入研究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力求全面、准确地揭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和规律。他非常注重实践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亲自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测绘，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学习梁思成的科学求实精神对于我们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严谨的学习态度、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同时，它也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发扬梁思成的创新意识

梁思成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理论和观点。他引入了西方城市规划和建筑理论，将其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我们应该发扬他这种创新意识，不断推动中国建筑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在建筑设计方面勇于尝试新的理念和材料，他的作品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又融入了现代建筑的技术和审美。例如，他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既庄重典雅，又富有时代感，成为新中国建筑艺术的瑰宝。在学术研究方面，注重跨学科融合，他将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他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不仅揭示了宋代建筑的特点和规律，也为后来的建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重视中华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工作

梁思成一生致力于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他的事迹激励着我们积极参与建筑保护和修复工作。梁思成提出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强调在修复古建筑时，应尽可能保持其原有的风貌和历史价值。梁思成亲自参与了多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如赵州桥、天安门城楼等。在修复过程中，他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同时结合传统工艺，确保修复效果既符合历史风貌，又具备现代建筑的稳固性和安全性。他认为，古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修复工作应尊重历史、传承文化。我们应该关注身边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古建筑，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贡献自己的力量。

结 语

梁思成，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与奠基者，他的创新意识以及对建筑艺术的深刻理解，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更为新时代建筑与文化传承指明了方向。从梁思成的一生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建筑师，更是一位深具前瞻性的学者和教育家，对中国乃至世界建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建筑设计上，梁思成展现出非凡的创新才能，他的作品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神韵，又巧妙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作品，成为了新中国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他的设计理念，不仅追求建筑的美观与实用性，更注重建筑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体现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

在学术研究上，梁思成致力于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提出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指导。他通过跨学科融合，将建筑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领域知识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教育实践上，梁思成秉持“匠人营国”的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他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才，也推动了建筑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深入学习和传承梁思成的精神与实践，我们得以窥见建筑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如何在尊重历史、融合现代的过程中，创造出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符合时代需求的建筑作品。让我们携手并进，在传承与创新中汲取力量，以梁思成的精神为指引，共同书写新时代建筑与文化传承的辉煌篇章。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期许，让建筑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文化成为滋养心灵、引领社会进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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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晚婷，女，苗族，贵州长顺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发展方向的研究与学习工作。学习刻苦认真，勤于钻研。立志在哲学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

【摘 要】   林徽因是李端棻的甥媳妇，即李端棻堂妹李蕙仙的儿媳妇。林徽因虽然与李端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与李端棻的学生又是堂妹夫的梁启超有直接的关系。林徽因嫁入梁家，不仅因为林徽因父亲林长民与梁启超是好友关系，更主要的是，林徽因的才情获得了梁启超的高度认可。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女性，林徽因集建筑师、诗人、学者于一身，展现了多面才情。林徽因的建筑设计作品，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体现了其深厚的专业素养与爱国情怀。同时，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也为现代文学与建筑史留下了宝贵财富。林徽因不仅推动了建筑艺术的现代化进程，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展现了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她的生平与成就，为后人树立了才情与时代贡献并重的典范。

【关键词】林徽因；建筑大师；精神内涵；时代影响

一、引言

林徽因（1904—1955），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她以其卓越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温婉的气质，在建筑、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纵横驰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的一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绽放，更是对时代精神的生动诠释。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林徽因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化传承与发展贡献着力量，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人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二、林徽因生平

（一）家庭环境与早期教育

1904年，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年间进士，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开明，热衷新学。这样的家庭环境为林徽因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和教育资源。父亲林长民重视子女教育，林徽因自幼便接受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启蒙，同时也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她在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赋，为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据传，林徽因幼年时期就对诗词表现出极高的领悟力，常常沉浸于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之中，这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深厚的底蕴。

（二） 留学经历与文化视野的拓展

1920年，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这段经历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伦敦，女房东因是一位建筑师，这对林徽因的从业志向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1924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在留学期间，她不仅系统学习了西方建筑理论和技术，还广泛涉猎欧洲历史文化，深入研究欧洲各国建筑风格，如古希腊、古罗马建筑的雄浑大气，哥特式建筑的高耸神秘等。这些经历极大地拓宽了林徽因的文化视野，为她日后将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正如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所提到的，林徽因在留学期间展现出的对不同文化的敏锐感知和融合能力，为她的学术生涯带来了独特的视角。（费慰梅.回忆林徽因[J].语文世界,2001(04):4-5.）

三、林徽因在建筑领域的卓越成就

林徽因的才情是举世公认的。她与近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结合，属珠联璧合，堪称典范。正是这一因缘，让林徽因在建筑领域如鱼得水，事业突飞猛进。

（一）古建筑考察与研究

1928年，林徽因回国后，立即与同属建筑学专业的丈夫梁思成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古建筑的考察与研究工作中。他们不畏艰难险阻，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对各地古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记录和分析。在考察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建筑遗迹，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这座唐代建筑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林徽因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古建筑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不仅关注建筑的结构和形式，还深入研究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如建筑装饰所蕴含的民俗寓意、建筑布局与宗法制度的关系等。她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建筑史的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所阐述的，林徽因的见解和贡献为古建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梁思成.《中国建筑史》[J].建筑史学刊,2021(02):178.）

（二）建筑教育与工艺美术人才培养

林徽因在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积极投身于建筑教育事业。她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将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融入教学中。她鼓励学生关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同时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的建筑理念。在她的指导下，许多学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成为中国建筑事业的中坚力量。譬如：由林徽因指导的学生在作品设计中充分体现了对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探索，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巧妙地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典型的范例是，林徽因对常沙娜（满族，祖籍浙江杭州，工艺美术家、艺术教育家、设计家）、钱美华（1927-2010，汉族，北京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特级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的影响。由林徽因提出的将敦煌元素应用于生活和现代工艺的建议，为常沙娜开启了一条独特的艺术设计之路。后来，常沙娜成为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研究专家、知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学者，长期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则被誉为“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第一人”，许多著名的景泰蓝工艺大师都出自林徽因的门下。“在工艺美术界，林徽因以自己的眼光和心力，培养了两位大师级的工艺美术传承人。”（于葵：《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673页。）

林徽因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对中国建筑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建筑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三）建筑设计实践

林徽因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建筑设计项目，如东北大学校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的设计等。她的设计作品既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理念。东北大学校徽以篆书“东北大学”为主体，结合传统的圆形图案，寓意着学校的团结与发展，展现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设计能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的设计中，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图案，如牡丹、荷花等，寓意着高贵、纯洁和坚韧，使纪念碑不仅具有庄严的纪念意义，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她的建筑设计实践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对推动中国建筑风格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与艺术成就

林徽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其文学创作与艺术成就亦被世人所认可。

（一）文学创作风格与主题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涵盖诗歌、散文、小说等多个领域。她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情感真挚，常常以自然、爱情、人生为主题，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例如，在《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她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春天的美好景象，将对爱人的赞美和对生命的热爱融入其中，语言优美，意境深远。她的散文作品则以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著称，如《窗子以外》，通过对窗外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展现了她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她的小说作品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性问题，她在《九十九度中》作品中，以北京夏日街头的众生相为背景，揭示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和人性的复杂。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认为，这篇小说“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5. ）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文学创作的时代意义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她的作品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她以文学为武器，表达了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和平的渴望，如在一些诗歌中，她描绘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她的作品也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林徽因对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热爱和独到的见解。她精通中国传统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在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过程中，对古建筑中的壁画、雕塑、装饰等艺术元素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记录，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她还积极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将中国传统艺术介绍给西方世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她在艺术鉴赏和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林徽因的精神内涵与时代影响

林徽因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因其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深情交往，而引发各种是是非非与舆论猜想。然而，此皆并不影响林徽因的光辉形象。林徽因是一个执着的人，一个对事业对家庭负责任的人，一个富有爱国传统的人。凡此种种，铸就了林徽因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独特的人格魅力。从林徽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端棻文化”的影响因子。作为李端棻的甥媳、梁启超的儿媳，林徽因在近代中国树立了一座极有影响的文化丰碑。

（一）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她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如战争的动荡、疾病的困扰等，但她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和梁思成辗转多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们依然坚持对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依然笔耕不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建筑研究。她的坚韧精神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永不放弃。她有格局，有追求，还极有家国情怀。责任在肩，敢于担当，半生苦难，半生辉煌。（林间燕.林徽因：一半人间四月天，一半苦难与辉煌[J].阅读,2023(ZF):4-12.）

（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林徽因对建筑和文学有着执着的追求，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两个领域。她在建筑研究中不断探索创新，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理念相结合；在文学创作中，她不断追求艺术的完美，用文字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悟。她的执着追求精神告诉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三）对后世的启示与借鉴

林徽因的成就和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启示。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学习她的创新精神，在各个领域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学习她的文化传承意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学习她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关注社会问题，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她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为当代女性树立了榜样，鼓励女性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我价值。

六、结论

林徽因以其卓越的才情、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在建筑、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她的一生是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生，是为国家和民族文化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她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影响深远而持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弘扬林徽因精神，通过教育传承、文化传播等多种途径，让她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文化，更能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简介

      徐启迪，女，天津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伦理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为人热情大方，心地善良。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沟通能力。学习刻苦认真，积极进取。期待在哲学研究之路上有所成就。

【摘 要】  教育实践作为社会变迁的关键驱动力，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追溯贵州本土教育家黄齐生教育思想的社会历史语境与思想渊源，并结合其与兄长黄干夫、教育家李端棻的互动，深入阐释其如何将教育从书斋引向生活的问题。黄齐生的教育探索是彼时教育救国理念在西南边陲的生动实践，充分体现身体经验在个体发展与社会伦理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为当代教育反思身心二元论困境与伦理教育缺失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与理论启示。

【关键词】黄齐生；具身认知；达德学校

一、具身认知理论的哲学谱系与范式革新

（一）具身认知的形而上学根基

具身认知理论不仅是认知科学的重要分支，更是一种对传统认识论构成深刻挑战的哲学范式。其哲学渊源可追溯至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关键突破。特别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身体-主体”概念，批判性地回应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他主张身体并非被动的物质实体，而是“在世存在的原初经验性媒介”。身体通过“身体图式”组织感知经验，将世界结构化为意义的整体，体现了身体作为认知中介的本体论地位。

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对具身认知的哲学基础进行了重要拓展。在《经验与自然》中，他提出认知是有机体与环境连续交互的动态过程，而非孤立的心理事件。杜威强调，经验是身体在环境中行动、感知与反思的连续性过程，感知-运动系统在意义生成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种强调交互性的认知观为具身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形而上学支撑，并有力地挑战了传统认识论的“去身体化”倾向。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进一步阐释了教育的经验性本质，主张学习通过行动与环境的持续互动得以实现，强调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主动反思性成长，而非被动的知识接收。

当代具身认知科学整合了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成果，通过镜像神经元理论和具身模拟假说等研究，为感知-运动系统对认知的塑造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例如，镜像神经元在动作观察与语言理解中被激活，表明动作经验支持概念的具身化加工；而具身模拟假说进一步揭示，抽象概念依赖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性映射。这些实证发现不仅呼应了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理论，也促成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对话，共同凸显了具身认知理论对传统身心二元论认识论的深刻批判。

（二）教育哲学的具身转向

具身认知理论的兴起，推动了教育哲学从传统的知识中心主义转向对身体与环境交互性的深入思考。传统教育哲学因深受身心二元论影响，常将学习简化为知识的被动接收，从而忽视了身体在认知中的本体论地位。具身认知视角则揭示，学习是身体在具体情境中与世界主动共构意义的过程。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运动经验能够通过神经可塑性机制改变大脑结构。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概念进一步指出，环境不仅仅是认知活动的背景，更通过与身体的适配关系，积极地塑造着认知模式。

因此，教育的本质不仅在于知识传递，更在于主体通过身体实践，在世界中拓展其存在的过程。传统课堂中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往往将学生的身体限制于固定座位，导致认知活动与身体经验的人为分离。具身化教育则重新审视教学中的身体参与机制，倡导通过情境化实践来激活身体的意义生成潜能。这种哲学转向不仅重塑了教育的目标，也为反思现代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身心割裂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

二、黄齐生教育思想的时代语境与思想渊源

（一）社会转型下的教育思想启蒙

黄齐生（1879-1946），号青石，原名黄禄样，贵州安顺人，系中共中央原秘书长王若飞烈士舅父，是我国近代教育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其一生探索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真理，毛泽东称赞他是“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的第一人。”是“四八烈士”之一。黄齐生所处的晚清至民国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文化转型与教育变革的关键阶段。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绵延千年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瓦解；与此同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与西方教育思想的涌入，共同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然而，贵州作为西南边陲的省份，在晚清时期教育发展尤为滞后，私塾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且囿于经学训诂，难以有效回应时代变革的需求。黄齐生目睹社会积贫积弱、民众愚昧无知的现状，敏锐洞察到传统教育“重文轻实”的深刻弊端，从而坚定了以教育革新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

辛亥革命前后，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黄齐生积极投身于革命教育事业。受李端棻教育维新思想的影响，他深刻认识到，单纯的知识传授不足以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因此主张将教育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力图将教育从传统的书斋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场域。这正体现了他对身体经验作为意义生成中介的一种早期哲学直觉。这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促使他提出教育救国理念，主张通过普及新式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以期实现民族复兴。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黄齐生更是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了其教育理念的实践性与时代担当。

（二）多元互动中的思想融汇

黄齐生的教育哲学体系，其形成与发展深受多元互动的影响，包括他与兄长黄干夫、教育家李端棻的思想承继与对话，以及他与国内外教育家如陶行知、杜威等人的思想交流与融汇。

兄长黄干夫作为达德学校的创办者，其“教育与实业并重”的办学理念对黄齐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达德学校创办于1901年，是贵州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黄干夫主张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传统国学相结合，并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在学校开设数理化等现代课程，同时设立手工、农业等实践科目，为学生营造了开放的学习环境。黄齐生在协助兄长管理学校期间，深入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重视身体经验与实践教育的核心理念。

李端棻作为晚清教育改革的先驱，其“开民智、育人才”的主张为黄齐生提供重要理论指引。李端棻在1896年上呈光绪帝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系统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开设实学课程、派遣留学生等改革主张，这些建议被光绪帝采纳，成为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李端棻的教育维新思想强调教育应服务于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这一主张超越了传统儒学的道德教化框架。黄齐生深受李端棻教育维新思想感召，在教育实践中始终秉持教育为社会改造服务的宗旨，探索身体与社会的交互性意义生成，是为“端棻后学”的重要传人。

1917年，黄齐生率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赴日本、欧美考察，此行不仅使其对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与教学方法有了深入认知，更重要的是，他在此期间深度接触并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影响。尤其在法国，黄齐生对杜威“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的理念产生强烈共鸣，主张“从做中学”，践 行“知”“行”统 一。这一主张不仅内蕴具身认知的哲学意涵，亦深刻揭示了他对教育作为身体与世界交互过程的本体性理解。

三、具身认知视域下黄齐生教育哲学的核心向度

（一）身体图式与存在意义的生成

黄齐生的教育哲学以身体为核心，蕴含着深刻的形而上学意蕴。他在达德学校的课程设计中增加实践课程，打破了传统课堂中身体与认知的分离状态，使学生的身体成为知识建构的重要媒介，进而培养了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责任感。体育教育同样受到黄齐生的高度重视。强健的体魄是健全人格的基础，体育不仅能增强体质，更能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与团队协作精神。达德学校设立专门的体育课程，如体操等，学生在身体的运动中形成对空间、力量等概念的直观认知。这种身体经验不仅是技能的习得，更是个体存在的展开，有助于学生形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

（二）情境化认知的存在论基础

黄齐生的“从做中学”理念，揭示了认知作为身体-环境交互事件的本体论基础。他敏锐认识到，知识的意义产生于具体的生活情境，脱离现实的抽象知识传授无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反对抽象的知识灌输，主张将教育嵌入真实的社会情境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德学校师生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组织街头演讲、编写抗日标语、排演爱国剧目，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具体的社会互动中。学生在与民众交流、宣传抗日主张的过程中，不仅加深了对国家危亡命运的认识，更在情境互动中实现了价值观的建构。这种教育模式与当代情境认知理论强调的“认知分布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之中”观点高度契合。

（三）具身实践中的知行合一

黄齐生教育学生不读死书，主张教学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更是倡办勤工局，农事试验场，商品陈列所，妇女习艺所等实业场所，在学员中积极开展实践活动。社会改良实践亦是黄齐生具身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组织学生参与地方风俗改良活动，如禁止缠足、倡导女学等。这种将教育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具身化实践，实现了知识建构、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并显著彰显了教育的伦理功能和对健全人格的培育。

四、黄齐生教育哲学的当代意义与理论重构

（一）对现代教育困境的批判性回应

现代教育在技术理性的主导下，普遍存在身心分离的现象。标准化考试制度将学习简化为知识记忆，课堂教学以符号化知识传授为主，学生的身体被束缚在课桌前，情感体验与实践能力被忽视。黄齐生的具身化教育思想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历史镜鉴。其强调身体经验与情境认知的教育理念，能够有效纠正当前教育中过度依赖符号化知识传授的倾向。通过增加实践课程、创设具身化学习情境，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身体与认知的协同发展。同时，其将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做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使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二）教育哲学的具身化重构路径

黄齐生的思想可为当代教育哲学的重构提供多维路径。首先，在课程设计上，应充分融入身体实践与情境体验，构建基于经验的学习体系。其次，在教学环境上，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设沉浸式情境，增强学习的具身性，促进身体与环境的深度交互。最后，在评价机制上，应引入身体参与度与情境适应性等多元指标，通过过程性评价与多元评价方式全面衡量学生成长，特别是其在道德实践与品格养成方面的进步。

五、结论

黄齐生作为“端棻后学”的重要传人、贵州本土爱国主义教育家，其教育哲学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当代教育理论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鉴于此，在教育研究“具身转向”的学术背景下，深入挖掘黄齐生教育思想的伦理价值，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伦理体系、推动教育实践创新、弘扬“端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何小英，罗鸿染：黄齐生教育实践和教育理念系统研究[J].系统科学学报,2020(03):122-126。

[2]谭佛佑：从学徒到新教育的伟大先驱者——黄齐生先生教育实绩述评[J].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6(Z2):208-215。

[3]李文斌，谢铭：贵州达德学校综考——以《达德周刊》为中心[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3(06)：71-79。

[4]叶浩生：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教育研究,2015(04)：104-114。

[5]梅洛-庞蒂：梅洛-庞蒂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6]杜威：验与自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7]民主主义与教育[M]杜威著;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版。

作者简介

      李朝扬，男，四川成都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本人勤于学习，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对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文史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见解。

【摘 要】  本文聚焦清末民初贵州知识精英熊范舆的生平轨迹，揭示其作为李端棻教育革新思想继承者的历史角色。熊范舆早年受教于严修改革的经世学堂，深得“中西融贯”之学养，后以末科进士身份投身宪政运动，领衔1907年首份民选议院请愿书，开创和平请愿先河。其政治实践中既斡旋于新旧势力庇护革命党人，又主导贵州实业近代化，推动蚕桑振兴、金融改革与电力照明工程。1920年殒身“民九政变”的悲剧结局，既折射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困境，更凸显贵州在近代中国变革中的特殊贡献——以李端棻、严修、熊范舆为代表的“黔人担国运”精神，通过教育革新、制度探索与实业实践，在边陲之地书写了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熊范舆；“端棻后学”；贵州近代化；宪政运动；经世学堂

一、引 言

在清末中国新旧激荡的浪潮中，贵州虽僻处西南，却因李端棻、严修等先觉者的启蒙实践，成为近代教育革新与思想转型的重要试验场。1896年，李端棻以《请推广学校折》直陈时弊，力主“广设学堂、融贯中西”，其教育改革蓝图通过严修在贵州经世学堂的实践落地生根。正是在这一革新土壤中，熊范舆（1878-1920，贵州省贵阳县（今贵阳市）人）——这位幼年失怙的寒门子弟，以卓越才识脱颖而出，成为李端棻“以学强国”理念的嫡传后学。熊范舆早年入读经世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既承袭传统经史之根基，又通晓算学、时务与西方法政，终成学贯中西的经世之才。

作为李端棻教育思想的直接承继者，熊范舆的一生恰是贵州近代化进程的缩影：从首倡立宪请愿的民主先驱，到实业救乡的拓荒者；从斡旋新旧势力的政治谋略家，到殒身时局裂变的悲剧知识分子，他以“黔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将李端棻的改良星火淬炼为实践炬火。其生平不仅折射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思想突围与命运困境，更彰显了贵州这一边陲之地在中国近代化洪流中的独特贡献。本文通过梳理熊范舆的生平轨迹，揭示“端棻后学”群体如何以教育革新为起点，在政治、实业等领域书写“黔人担国运”的壮丽篇章。

二、时代背景

1896年6月12日,时任刑部左侍郎、维新派的中坚人物的贵州人李端棻, 向光绪帝呈递《请推广学校折》。他在其中指出,之前洋务运动进行的办学,存在以下五点不足：其一，教学内容偏狭。学校只注重教授外语和西方文字，却忽略治国方略、国家富强根源等核心学问（如政治、经济等关键学科），未能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二，专业教育缺失。理工科（如物理、化学、工程技术）需要长期专研和集体研讨才能精通，但除湖北学堂外，其他学校不划分专业院系，学生也不专注特定领域，导致学术浅薄。其三，实践环节匮乏。许多学科必须通过实验测量或实地考察才能掌握真知，而当时学校缺乏实验器材，也不组织研学考察。学生只能死读旧书，所学知识脱离实际，难以应用。其四，教育制度畸形。科举功名仍是读书人唯一出路，聪明子弟为求富贵沉迷应试。一旦考取功名便放弃学问，最终成为无用之才。且学校只招收少年入学，超过二十岁者即便想求学也无门径。其五，教育规模不足。全国十八省仅有几所学堂，每校学生不过数十人。偏远地区学子难赴学堂，招生名额也极其有限。即便所有在校生都成才，也远远不能满足治国需求，更何况教学粗糙难出人才。（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页。）

针对上述教育积弊，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系统改革方案：主张构建覆盖全国的“京师-省-府州县”三级学堂体系，即京师设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府州县设小学堂，并详细规划学制年限、专业分科、教学内容及入学年龄标准。其改革设计虽仍与科举制相妥协——明言“学生荣途一归科第，出身如常”，却暗含渐进改良意图。（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为降低改革成本，他建议优先改造各地旧有书院，通过调整课程体系（增设算学、时务等新学）与建筑规制（如添设实验室），辅以地方财政补贴，逐步实现传统教育机构向新式学堂转型。（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 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2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292—293页。）此奏折上呈后，旋即在其故里贵阳获得实践突破：1896年9月，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1860-1929，原籍浙江慈溪）联合地方士绅，以学古书院为基地启动教育改革实验，标志着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首次在贵州实现制度化落地。

严修于1894年8月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同年12月赴黔履职。到贵州之后,严修看到了彼时贵州风气闭塞，学风不振。有感于这种情况，他采取了许多措施希望改善这种局面。一到贵州,他就亲自拟发了一系列文告,如《劝学示谕》、《举优报劣通饬》等,旨在训勉、引导士子向学。针对贵州的乡试,他还提前公布“观风卷”试题,以了解全省诸生学识水平、学业方向,并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

1896年9月,借李端棻奏折之东风，严修和贵州大儒雷廷珍开始计划改革书院的各项事宜。最终他们决定以学古书院（即其后的经世学堂）为基地，自己筹措资金,再加上官府的补贴解决了经费问题。办学内容涉及传统经学、诗赋为主兼修各类新学（尤其是算学）。不过因算学老师难聘，即使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求助亦无人前来（杨家骆主编:《中国近代史文献汇编 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2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292—293页。），严修便决定自己授课，开始了他的教育改革实验。

严修从贵州各地遴选优秀学生，从全省3000多名禀生、增生当中选拔46名佼佼者，熊范舆便在其中。（刘泳唐选辑：《蟫香馆使黔日记选辑》（内刊）,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版，第109页。）改革后的学古书院于1897年3月30日正式开始办学。但是好景不长， 1898年，严修任满回京。当年9月，慈禧太后废除“戊戌变法”新政令。李端棻以“保荐匪人”获罪革职流放新疆，严修辞职返乡，全国上下一片血雨腥风。彼时贵州将新学视为洪水猛兽。经世学堂难以延续，学堂师生星散。

三、熊范舆其人其事

（一）熊范舆生平事迹

熊范舆(1878-1920),本名继先,字承之,号铁岩,贵州省贵筑 (今贵阳)人。他是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熊伟的父亲。

熊范舆本人作为清朝末科进士，清末民初贵州的风云政治人物，立宪派代表人物，中国行政法学先驱，对贵州乃至其后的中国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他的时代可以说是声名显赫。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他的事迹竟鲜为后人所知,逐渐被淹没在历史之中。

对于熊范舆的家世，通过对熊氏家谱的考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其一，熊范舆的先祖并非贵阳人，在清中叶期间由江西迁入贵阳，并非豪奢之家，以卖草帽为生。

其二，熊范舆之父熊经畲与其母严氏共育有四子二女共六个孩子，熊范舆在男孩中排第二。

其三，熊范舆幼年失怙，父亲去世时年仅十岁，由其母艰难养大。（熊家早期情况,参见1993年熊让礼编制的《贵阳熊氏家谱系表》,以及杜竹松编著《贵阳英杰:熊毅与熊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熊范舆天资颖悟且勤勉笃学，得益于母亲严加课读，课业精进神速。1897年，他经严格考选入读今古学堂，由此开启清末民初政治生涯之端绪。

对于熊范舆的生平,贵州本地学者刘毅翔先生的考据最为殷实: 

熊范舆,字铁崖,原名继先,字承之。贵州省贵阳府人,1878年7月29日生。1897年入贵州经世学堂肄业。1903年中举人。1904年成进士,分发湖南即用知县。未受禄即东渡日本习法政。1907年入梁启超政闻社,并常撰文于《中国新报》。主张改革政体,开设国会,以为当时中国救亡之道。1908年1月归国,任河南汴梁法政学堂教员。9月3日与沈钧儒等百余人上书请求开设民选议院,为中国立宪派请愿第一人。1909年擢直隶州知州、署理天津县知事。旋随云责总督李经羲赴滇,任总文案。补广西直隶州知州、擢云南顺宁府知府等职。1911年10月30日参与策划云南起义,任都督府参议院议员、法制局局长兼秘书官。是年,由蔡锷派充贵州赴沪、鄂会议全权委员,及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遭抵制。1913年回黔任刘显世秘书长,参与贵州护国讨袁世凯活动,后兼任贵州中国银行行长。创办贵阳首家丝织厂。并于1917年3月,为首发起举办首家“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11月11日晨,贵州“民九政变”中被杀于家。（ 刘毅翔编著:《贵州辛亥人物传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相较于其他传记文献，该篇生平纪略的史实密度最为突出，然细节仍存三处关键讹误：其一，熊范舆始终未加入梁启超主导的政闻社组织；其二，联署请愿的准确时间当为光绪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而非常见讹传的1908年9月；其三，其随李经羲（时任云贵总督）赴滇期间仅充任幕僚，并未实际获授知州、知府等实缺官职。

（二）投身宪政运动

在熊范舆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事情就是进入经世学堂学习，经世学堂以传统经学与辞赋兼算学（数学）为主，还兼开时务与外语课。例如：严修将阅读梁启超所办《时务报》作为固定制度。（ 《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3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622页。）这些举措正是为了培养一批学兼中西、经世致用的人才。这段学习经历为熊范舆一生行事与思想都奠定了基础。

熊范舆求学时，其师严修对其评价颇高：“[铜仁]唐桂馨、孙士杰,贵阳熊继先,平越刘思明,皆少年而聪颖者也。唐长于赋,孙长于散文,其于算则与刘生相伯仲也。熊尤敏锐,然乏沉毅之气。”（刘泳唐选辑：《蟫香馆使黔日记选辑》（内刊）,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版，第169-170页。）

然而这“乏沉毅之气”，使得熊范舆在清末政治大变动的时局，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成为一名坚定的维新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自经世学堂肄业后，熊范舆于1903年中举，次年（1904年）成为清朝末科进士，获授湖南即用知县。然因家境清寒难获实缺，加之留学风潮日盛，他遂与同科进士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研习法政之学，志在革新图强。熊氏不仅追求新知，更致力于实践探索。1907年，他与杨度等人在东京创立宪政讲习会，亲任会长。该会以“预备宪改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宪政讲习会总章》，《时报》1907年8月11日。）为宗旨，提出“设立民选议院”“改造责任政府”（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神州日报》1907年7月18-19日。）两大纲领，旨在推动清廷由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型。

该会创办的刊物《中国新报》由熊氏担任主笔，他在此刊先后发表6篇政论文章及3篇时评。这些文章在当时即引发强烈反响，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以至于几十年后仍有舆论称其为“《中国新报》要角”。这份刊物虽仅存续一年、共出版9期，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梁启超曾撰文高度评价，称其为“最有价值者”并赞誉其“纯为政治上之性质者”（《新民丛报》第4年第16号，批评页一。），认为该刊与《大同报》共同延续了《新民丛报》的思想启蒙使命。

1907年9月，熊范舆自日本东京归国后，联合雷光宇、沈钧儒、恒钧等四人联合其余百余人，于9月25日向清廷都察院呈递《民选议院请愿书》，开启了中国近代立宪请愿运动的先河。这份被称为“中国立宪第一书”的文献直指专制政体之弊，明确提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强调唯有建立民选议院、实行民主政治，方能“御外侮而图自存，靖内讧而孚舆望”。文中疾呼清廷须在一二年内颁布选举制度，正式开设议院，以顺应世界宪政潮流。（《民选议院请愿书》，《中国新报》第8号，1908年1月，第137-153页。）

尽管这份充满改革激情的请愿书在清廷中枢未获实质性回应，但其通过《大同报》等媒体的刊载传播，在思想界引发强烈震动。《大同报》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触评述：“蜷伏数千年专制政体下之人民，一旦奋兴蹶起，联翩决袂，与政府开正当之谈判”，盛赞此举乃“中国有史以来破天荒之举动”。（《民选议院请愿书》，《大同报》第4号，1907年10月，第182页。）这种“手舞足蹈”的激赏态度，折射出当时新兴知识阶层对政治革新的热切期盼，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立宪请愿运动埋下伏笔。

此次请愿后，湖南于次年（1908年）三月以雷光宇为代表，联合各界人士四千余人签署《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呈递都察院。此两次请愿运动——尤以熊范舆首倡的第一次为要，首开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时人对此评价甚高，《申报》刊文称：“熊（范舆）、雷（光宇）二君登高一呼，举国震动，其功殆与日本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政党领袖相颉颃。”（《论国会请愿之不可缓》，《申报》1908年4月16日。）《东方杂志》亦载文指出：“国会请愿之议，首倡国民未申之志者，实为黔人熊范舆单衔上书于前，雷光宇代表全湘呼应于后。”（孟森：《记载·宪政篇》，《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1908年7月，第3页。需要指出的是，此文将熊范舆误为湖南人，因为熊范舆在请愿书上的署名是“湖南即用知县”。）当代也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举“堪称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创举，开创了民众以和平方式直接向统治者争取政权与民主权利的新纪元。”（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在其后他被授直隶州知州，署理天津知县。但不到半年，他被时任云贵总督李经羲（李鸿章三弟李鹤章之子）赏识，邀请回贵州，担任幕僚。熊因母亲留在贵阳选择答应。自此成为李经羲的心腹。李经羲亦对其评价颇高：“该员气度沉重,才识宏通,籍隶贵州,于滇省情形本所稔悉,筹办一切新政,深知体要,规划详明,尤能审察社会习惯,与夫人民程度,务期经权悉协,言行收效,罪害预防。盖由于平日强蓄义理既深, 又能以精心深识,静细考验,故能洞彻本原,透参消息。求于新、旧学中,此才均不易得。”（《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请以熊范舆补广西直牧折》,《政治官报》第1208号,宣统三年一二月十四日,第14页。）李经羲对于熊范舆的这分看重，在其后成为一些重大事件的伏笔。

熊范舆与梁启超熟识，两者是具有共同立宪理想的同志。因而他对梁的学生蔡锷以及讲武堂的革命同志多有呵护。曾任护国军第一军参谋的祝鸿基回忆:

“蔡锷、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谢汝翼、唐继光等,与其他讲武堂专任教官顾品珍、刘祖武等十余人,时集密议革命之策略时靳(云鹏)、钟(麟同)、王(振畿)、曲(同丰)等倾陷革命党人,不遗余力,如罗佩金、谢汝翼、季鸿祥、唐继尧、韩风楼、沈汪度、刘存厚等,皆被谮于李经羲,欲撒其职,既得总文案魏家骅及熊范舆、刘显治阴为维护,又经蔡锷力为解释,乃免至于讲武堂,乃系团结西南革命力量之核心,不仅被新、钟、王、曲等从中构谮,即提学使叶尔恺亦进谮于李,谓:‘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当时盛传讲武堂将解散,幸得总办李根源任劳任怨、运用灵活手腕,多方维护,又颇得总文案魏家骅及熊范舆、刘显治等阴为维护,于是李经羲信而不疑。”（祝鸿基:《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发革命回忆录》第3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一391页。）

正是这份呵护，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其后昆明的重九起义才得以成行。及至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成立后，熊范舆先任军政府秘书处秘书,后来又兼任法制局局长。

在1912年中华民国初创的宪政博弈中，熊范舆作为云南都督蔡锷代派的贵州代表，经历了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角力。根据蔡锷《致各省都督电》（1911年11月9日)显示，熊范舆与刘显治凭借宪政党与滇黔军政要员的关系网络，以“贵州派赴沪、鄂会议全权委员”身份进驻南京。然而这一委任自始便遭贵州立法院选派的同盟会代表平刚等人强烈质疑，引发贵州自治党与宪政党在中央代表权问题上的激烈对峙。熊范舆于1912年1月22日抵南京后，确实参与了临时参议院筹备阶段的若干会议。但在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前夕，其代表资格遭到程序性质疑——各省代表会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最终决议承认贵州军政府直接委派的平刚、文崇高为代表，迫使熊、刘二人退出。

在其后蔡锷发起的反袁护国运动中，身为梁启超阵营核心成员的熊范舆亦积极响应，参与核心策划。云南首义后，他积极联络各方促成贵州独立响应。1913年后长期留居贵阳任刘显世秘书⻓，直至1920年“民九事变”爆发时，于贵阳寓所遇刺身亡。

纵观熊范舆的一生，他是一个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策略的复杂人物。他既以进士身份斡旋于新旧势力间庇护革命党人，又以立宪派核心身份参与护国运动，展现超越派系的家国担当。然而他的政治理想在革命浪潮中渐显局限，最终于1920年贵州“民九事变”遇刺身亡，其命运折射出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改良与革命夹缝中的困境——他们以启蒙星火点燃制度探索的勇气，却成为传统崩解与时代狂飙下的牺牲者，见证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三）大力发展实业

在政治理想受挫后，熊范舆将救国热情转向实业领域。护国战争后，因对时局失望，他选择“急流勇退”，向贵州督军刘显世请辞秘书长职务，欲专注实业振兴。刘虽未允其请辞，但准其减少日常政务参与。其倡导的实业涵盖银行、制革、采矿、电灯、蚕桑缫丝等多元领域，展现了对近代化建设的系统性规划。

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在上海成立后，其贵州分行于1915年1月正式设立。熊范舆自1915年7月14日起出任该分行行长，直至1920年遇刺身亡。在其主政期间，贵州分行不仅实现存贷款规模倍增，更是有效纾解贵阳工商业融资困境，对稳定区域经济民生贡献卓著。1920年熊范舆遇刺身亡后，该行因失去核心领导且深陷政治纷争，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最终于1926年被迫停业。

在探索金融改革的同时，熊范舆将目光投向关系民生的实业领域。经过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产业基础的深入研究，他敏锐指出发展蚕桑业可使“二十年后贵州丝业足与江浙抗衡”，将其定位为实业兴省的核心战略。

1916年成为贵州蚕桑事业的关键转折点：7月30日蚕桑总局正式成立，标志着传统农桑向现代产业转型的起点；至11月1日该局启动运作时，熊范舆更力荐其幼弟熊继成出任首任局长（《通令各县启用关防开局日期由》,《等办贵州全省蚕桑总局文件汇编》第1期,1917年。），形成家族深耕蚕桑的格局。在其科学规划下，全省迅速形成“盛时每户产鲜茧约5公斤,全省产茧5000余吨”（王庄穆主编:《民国丝绸史(1912一1949)》,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的规模化生产态势，初步实现“以桑养民”的民生构想。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1918年9月，熊范舆斥资创建启源丝厂——这座占地广阔、拥有双层缫丝车间及百余名女工的现代化企业，凭借“牡丹牌”蚕丝蜚声业界，将贵州蚕茧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产品。（贵阳市南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南明区志》上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这场持续五年的蚕桑革新运动，既是熊范舆“以蚕桑终身传世”誓言的实践注脚，更开创了西南边疆省份发展特色产业的先例。然1920年“民九事变”的枪声骤然终结了这场实业试验：随着熊范舆遇刺与刘显世政权倒台，依附于政治庇护的产业体系迅速瓦解，其“丝织兴黔”的宏愿最终化作近代中国区域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戛然而止的惊叹号。

熊范舆除推动蚕桑业发展外，亦是贵州电力照明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彼时贵州尚无电力照明系统，商民仍普遍使用油灯，火灾隐患尤为突出。1916年8月三牌坊（今中华南路）因商铺囤积洋油引发特大火灾，数百间商铺焚毁，损失惨重。（ 何静梧:《民国时期的贵阳电厂》,《贵州水利志通讯》1986年第1期。）在此背景下，熊范舆联合熊继瀛、华之鸿等33名士绅倡议创办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1917年3月经核准正式成立（筹办处设于顺城街黄宅）（《贵州商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贵州公报》1917年5月11、12日。参见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民国贵阳经济》,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该公司计划引进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发电设备，预计可为贵阳城区提供4000盏路灯照明（何静梧:《民国时期的贵阳电厂》,《贵州水利志通讯》1986年第1期。）。但因交通阻滞，向慎昌洋行订购的两套发电设备迟至1919年方经铜仁、镇远转运入黔，又因1920年“民九事变”导致项目搁置。设备最终于1927年运抵贵阳，1928年9月10日中秋夜，贵阳城终于亮起电灯（李金顺编著:《贵州企业史话》,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此时，距熊范舆遇刺已逾七年，其开创之功终得见证。

总的来说熊范舆是清末民初推动贵州实业近代化的关键人物，壮志未酬但九死不悔。虽然他的实业蓝图因政治变局多遭搁浅，蚕桑振兴计划随其身亡而衰，电灯工程迟滞近十年方成，但他在金融稳基、产业兴农、城市革新中的开拓性实践，深刻推动了贵州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以实业纾解民困、重塑地方经济的远见与担当。

四、结语

熊范舆的一生，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崩解与近代转型中上下求索的生动写照。作为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直接承继者，他早年入读贵州经世学堂，浸润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革新氛围，既深研经史辞赋，又通晓算学、时务与西方法政，奠定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底色。李端棻“广设学堂、融贯中西”的倡议，通过严修的实践在贵州落地生根，而熊范舆正是这一教育革新浪潮中培育出的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既是对李端棻“以学强国”理念的延续，更是贵州本土知识精英主动融入国家变革洪流的典范。

在政治上，熊范舆以立宪派先锋之姿，首倡和平请愿模式。1907年领衔百余人呈递《民选议院请愿书》，呼吁“上下同责、人民参政”，被《申报》誉为“中国破天荒之创举”，成为近代民主抗争的启蒙范本。他主笔《中国新报》，以雄文针砭时弊，传播宪政思想，被梁启超视为“新民事业”的延续。尽管其君主立宪理想与革命浪潮渐生龃龉，但他周旋于新旧势力之间，暗中庇护蔡锷等革命党人，为云南重九起义保留火种，展现出超越派系之争的家国情怀。

在实业领域，他更是贵州近代化的拓荒者。执掌中国银行贵州分行期间，以金融稳基纾解民困；推动蚕桑业振兴，创办启源丝厂，尝试以工业带动农业转型；发起贵州商办电灯公司，虽因时局动荡屡遭挫折，却为贵阳电力照明奠定基石。其“以实业救乡”的实践，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思想启蒙到行动突围的担当。

熊范舆的悲剧结局——1920年殒身于“民九事变”，既是个人理想与时代激变冲突的缩影，也映射出贵州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困境。作为边陲省份，贵州虽地僻人稀，却以李端棻、严修、熊范舆等为代表，在教育革新、政治启蒙、实业兴邦等领域贡献卓著。他们以改良星火点燃地方变革，在传统与近代的夹缝中开辟道路，不仅重塑了贵州的近代面貌，更以“黔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为中国近代史书写了不可忽视的一页。熊范舆的一生，恰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既是“端棻后学”中的佼佼者，亦是贵州人士在国家危局中勇担使命的时代注脚。

作者简介

        刘蝶，女，贵州毕节人。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勤于阅读学习，富于独立思考。对近代贵州历史文化尤其是“端棻文化”有一定的研究。

【摘 要】  李端棻是晚清时期新学思想传播的重要人物。作为贵州知名的教育思想家，姚华同样亦深受“端棻文化”的影响。在姚华成长经历与教育活动的研究中，历来学者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书画、金石雕刻等方面的研究，而鲜少涉及其教育思想体系与实践的研究。对此，本文立足晚清时期新学传播这一大的视野，探讨姚华教育思想中“流动性”与“融合性”，在传统儒学与西学之间展现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内隐张力。姚华思想中“流动性”与“融合性”的特质，本质上是对晚清民初文化断层的精神回应，其以教育为枢纽的现代化路径，为当代多元文化碰撞中的教育价值重建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姚华；经世学堂；兴义笔山书院；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一、姚华简述

1876年（清光绪二年），姚华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初名学礼，发蒙后改姚华，字重光，也用崇光，又字一鄂，号茫父，别署重光甫、茫僧、茫公、老芒、茫道人等。1894年，天津人严修任贵州学政，又两年改革学古书院，亲自把关从全省严格选拔40名高材生入学，姚华入选其中。在学古书院，姚华在学习传统经学、文字学、诗文等的同时，又学习算学、格致及时务等新学。由于严修指导得法，加上自身勤苦努力，姚华学业进步极快，也初露书画オ华。  

1897年，姚华乡试中举，但次年赴京参加会试落选，遂返乡讲学于贵阳、兴义，且曾担任兴义笔山书院山长（校长）。1903年春，姚华赴开封准备会试，被选中。接着赴京廷对及第，中甲辰科进士，时年28岁。当年6月，姚华获任工部主事。不久他又被保送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主攻法律，学习西方科技新学，并学银行相关知识。由此可见，姚华在践行李端棻先生所倡导的新式教育思想方面用功甚勤，成效十分显著。

1907年，姚华学成归国，供职于工部及邮传部。中华民国成立后，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但未报到。其间他曾担任国会议员。1914年，教育部任命姚华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三年后，“由于行政事务耗费去治学时间太多，又由于当时学界倾轧……”姚华遂辞去校长职务。此后，姚华分别在清华学堂、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及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1925年，姚华担任北京京华美术学校（院）首任校长。1930年6月，姚华脑溢血复发，逝世于北平（今北京）莲花寺，时年54岁。（参见宋洪宪编著：《贵州现代文化人物》[M].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姚华先生成就非凡，“以成就论称姚华先生教育家、古文字学家、 戏曲理论家、 曲学家、 诗人、文学家 、 书画工艺美术大师实不为过。”(姚华:旧京都的一代通人[J]. 苏华.书屋,1998(03))。

二、经世学堂对姚华成长的影响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9岁，（姚华）补县学生员。庚寅以來家中连遭变故，家道中落，籍课金助养。严修到任贵州学政，主持设贵阳书局，得以博览群书，辞章、考据之学大进。”(杜鹏飞.姚茫父年表[J].中国书画,2015(11):8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岁的姚华在甲午中日战争那年，与贵州学政严修便开始有了命运上的“相遇”。次年，姚华考取秀才。此况表明，严修对姚华的影响初见成效。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该奏折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897年严修改革学古书院，亲自拟定了改革章程十二条，明确提出：“书院改革，事同创始。”章程除对学生在礼法、待人处世、学习、节假日、作息、起居、请假、奖惩等项作了明确规定外，还要求学生做省身日记、读书札记，并规定每月由堂长调日记、札记及考勤簿，核勤惰，定优劣。最后，由学政复核，勤者酌奖，惰者初次批评，再则罚半月饩，三则开除。后来，在此基础上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以教经史为主，还有算学、格致（自然科学）并兼习时务；课本有《算法须知》《算法大成》《平三角举要》《代数备旨》《几何原本》等书。这种举措既保留传统经史之学，又突破了过去书院只教经史的格局，以适应当时维新思想的要求。在经世学堂，严修聘请名儒雷廷珍（雷廷珍，字玉峰，绥阳人，光绪戊子科（1888年）举人，著有《经学正衡》、《文字正衡》等书）为学堂院长兼经学讲习。严修亲自担任数学讲习，并聘请日人裕福田参加部分数学课的讲解。又聘“颇习洋学，通算法”的郭竹居（贵筑举人）任教。可以说这种“中西并举”的课程结构，打破了传统书院“独尊儒术”的格局。

当时，梁启超在上海主编的《时务报》，每月三册。严修以贵州资善堂书局作为《时务报》代办处，要求学生主动订阅。经世学堂是晚清西南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还是维新思想在内陆传播的一个重要枢纽。经世学堂的开办，更是首开了贵州新学之风气！在这一过程中，经世学堂的创办直接培育了众多优秀人才，对贵州近代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姚华便是这一学堂的优秀典范。“1897年经遴选（姚华）成为学古书院（即后来的经世学堂，笔者注）首批学生。从雷廷珍习经学。尽识汉儒今古两家师传，于是学问有所自立。秋闱乡试第十四名，中举人。”(杜鹏飞.姚茫父年表[J].中国书画,2015(11):87.）姚华是经世学堂的首批学生，而经世学堂的这种“中西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让其接触了当年的先进文化，这对他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其日后留学接受西方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启蒙”基础。

三、姚华对兴义笔山书院的影响

 兴义笔山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黔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至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书院面临转型危机。姚华与笔山书院的渊源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此时正值清廷推行“新政”，要求全国地方的书院改称学堂。在这一过程中，贵州兴义人刘官礼（1840-1910年，字统之，贵州兴义县下五屯人）正积极开展振兴地方教育的相关活动。经过其子刘显世（1870-1927年，贵州兴义人）的推介，刘官礼力邀姚华执掌笔山书院。而姚华的学术背景正好契合当时转型的需求，姚华受业于贵州经世学堂，师从严修，学贯中西，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与革新精神，使其成为笔山书院山长的理想人选。作为近代贵州文化史上的关键人物，姚茫父的教育实践不仅振兴了笔山书院，更深刻影响了地方文化生态。

姚华在任笔山书院期间对教育实施了三项改革举措：

其一，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在保留经史课程基础上，增设算学、地理、格致（物理）等新学科目，推行“日课制”（每日8小时分段教学）（《兴义府志》（光绪刻本）[Z]. 卷十二:89-90. ）。

其二，对艺术教育进行创新。将书画、篆刻纳入必修，首创“以艺载道”教学模式，要求学生“每月作画三幅，题诗两首”（姚茫父手札，1903年，贵州省档案馆藏）。

其三，拓展学生眼界，举办学术讲会。定期举办“讲学会”，邀请地方名士探讨时务，开创贵州书院公开学术研讨先例（张新民.《书院与社会：以西南地区为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110-115.）。其间还有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融合的教育理念观，表现为：姚茫父主张“守经达权”，在《笔山书院学规》中明确规定：“诸生须以《四书》立根基，以《通鉴》观世变，以西学应时需。”（ 黄万机.《贵州文化发展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76-80.）。这种思想直观的体现在其教材的选用之上，既保留朱熹《四书集注》，又引入《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此外，姚华还强调“学问须验诸实事”，组织学生参与地方志编修、兴义八景测绘等实践活动。1903年，姚华率师生完成《兴义地理图说》的编写工作。期间，他首次采用经纬度标注山地地貌的方式来开展编辑工作（《黔西南文史资料》第7辑，p.34）。作为“京派书画”代表人物，姚华还将艺术视为德育载体。其《颖拓技法讲义》提出：“习字作画，非独为艺，实修心养性之道。”（姚茫父. 颖拓技法讲义（石印本）[M]. 北京: 京华印书局, 1912:15-18.）。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让笔山书院培养出了王文华、王伯群等兼具军政才能与艺术修养的复合型人才。据统计，1902-1904年间，笔山书院培养的87名学生中，有23人后来担任县知事以上职务，9人成为省内知名教育家（刘剑.《兴义笔山书院考述》[J].贵州文史丛刊, 2005(4):56-60.）。在此其间，王伯群与姚华也成就了一段难忘的师徒之情 。王伯群为刘显世的亲外甥。姚华回忆两人初见时的情景指出：“王伯群来受业，循循有礼法，意甚勤也。”这表明，姚华对王伯群印象颇佳。在教学的过程中，姚华给王伯群传授《孟子》《左传》等经典与数理之学。其中，姚华在笔山书院工作期间，专攻李斯《峄山碑》，常为学生写篆。后来王伯群喜好收藏碑帖，擅长篆书，也与姚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据传，1904 年，姚华中甲辰科进士，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时，曾“寓书伯群往游”。在姚华的指引下，王伯群也在一年后获官派留学资格，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日后王伯群在主持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时仍强调：“姚师所授‘通才教育’理念，乃治学之本”（王伯群.贵州近代教育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45-48.）。

姚华通过对笔山书院进行课程改革、艺术教化和学术创新，让笔山书院成功地实现了传统书院向现代教育的过渡，也为黔西南培育了文化认同的根基。

四、姚华对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影响

1914年2月，姚华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其对北京女子师范教育的变革与实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女教观的继承与发展。受早年间留学日本经历的影响，姚华通过重构传统女德内涵、融合中西教学方法，成功实现了女性教育从“闺阁伦理”向“公民培育”的现代转型，为民国女子师范教育提供了理论范本。姚华在《改良女学刍议》（1916）一文中指出：“《女诫》《内训》之教，其失在锢女子于私室，然其中‘端庄淑慎’之德，实为立身之本。”（姚茫父.改良女学刍议[J].教育杂志,1916(2):5-8.）此外，他主张剥离传统女教中的性别桎梏，保留道德修养内核。在其主编的《女子师范修身课本》教材中，明确保留了“勤俭”“孝亲”等传统德目，但将“三从”替换为“自立”“合群”等现代伦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材科.女子师范修身课本[M].北京:中华书局,1917:12-15.）。诸如此类的举措表明，姚华对女子教育的现代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是对日本女子师范教育课程的吸收与变革。1914年，姚华赴日本考察女子师范教育。其中，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家事科”设置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他在考察笔记中记录：“烹饪、裁缝非仅技能之习，实为科学原理之实践——如膳食搭配关乎卫生学，衣物剪裁蕴含几何原理。”（《姚茫父东游日记》手稿（191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归国后，他将“家政课程”改造为“家事教育学”，要求“每生需完成膳食营养配比实验及童装制图作业。”（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务记录（1916））。

三是坚持以文育人，注重学生人格魅力的塑造。譬如：在书画教学中，姚华着重设置了书画教学的的三重目标：在技法训练中，主张“书画同源”，要求每日楷书临摹二小时，以“正心性、去浮躁”；在审美培育，要求通过山水画写生“使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教学能力培养中，要求四年级学生须编写《小学书画教案》，强调“师范生当善启童蒙，非独善己身”。又如：在学生诗词教学中，姚华突破传统“闺阁体”限制：题材革新，收录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吕碧城《晓珠词》等女性革命诗词（卷四，p.56）；注释重构，对李清照《夏日绝句》的注解强调：“人杰鬼雄之论，非独男儿当勉，女子亦须有此气概。”（卷二，p.34）据学生程俊英回忆：“姚师讲授《木兰辞》，必令我等讨论当代女子参军参政之可能。”（《程俊英口述史》，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这表明，姚华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注重学生实际问题的解决，而非突变与虚幻。其目的是要让学生在人格魅力的塑造中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与培养。

由上可知，姚华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成功实现了传统女教向现代公民教育的范式转换。其以艺文涵养人格、以实证推动变革的教育思想，不仅培养出冯沅君、程俊英等首批女性教育家，更构建了“性别平等”与“文化传承”兼容的教育模型。

 综上所述，姚华在笔山书院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极具张力的双重叙事。前者是边区书院在清末新政浪潮中的地方化实践，后者是民国初年性别教育在文化重地的“先锋实验”，二者看似时空迥异，却在深层逻辑上共同诠释了非西方语境下教育现代性的生成机制。这种现代性，既非对传统的决然断裂，亦非对西方的简单摹仿，而是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的创造性转化——在落后的山地与先进的城市之间，姚华以教育为媒介，探索出一条兼具本土特质与普遍意义的革新之路。姚华的教育实践为当代教育提供了三重启示：

其一，教育的现代化转型需要超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在历史延续中寻找可变革的支点。

其二，边区与中心的教育实践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三，教育创新必须建立在地域文化主体性之上。无论是笔山书院还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本质上都是通过重构地方性知识来确立文化认同，这种路径对新时代的教育本土化实践仍具启发。

跨越时空，回望姚华的教育实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个体的思想轨迹，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复杂进程的微观缩影。在“西学东渐”的宏大叙事之外，这些深植于本土经验的教育实验，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复线结构。它们提醒我们：教育的现代转型从来不是单线意义上的“走向西方”，而是“为我所用”中的碰撞、交融与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重审姚华的教育实践路线，不仅是为了还原这位历史人物的过往，更是为了在古今中西的对话中，找寻属于中国教育的自主性话语。

从京师大学堂到黔籍学人

  ——李端棻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地域化发展作者： 田牛  刘欣阳

作者简介        田牛，男，汉族。历史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曾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货币史、财政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主编著作2部。

作者简介       刘欣阳，女，汉族。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史经济学的研究与学习工作。

【摘 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上呈《请推广学校折》，系统阐述了建立新式教育体系的主张，直接推动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建，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戊戌变法失败后，特赦回贵阳的李端棻积极推动贵州新式学堂的建设，形成了以“端棻后学”为代表的思想传承群体，包括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及众多黔籍学者，他们在各自领域延续并发展了李端棻的教育理念。“端棻文化”的主要特质在于：“爱国、进取、改革、创新”。作为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端棻文化”对当代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李端棻；“端棻后学”；黔籍学人；经世致用

一、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建19世纪末，甲午战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廷朝野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重新审视教育根基。此前，尽管洋务运动时期设立了同文馆、水师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但培养出的少数技术人才仍无法满足国家在列强威胁下的深层需求。因此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发布上谕，要求举办新政，明确提出“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立学堂”等十项改革内容，其中“立学堂”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李端棻在晚清教育困局中窥见传统教育体制的深层病因。科举取士将教育异化为“经义独尊”的封闭场所，学政合谋下“考课八股即治国方略，默写程朱即济世良策”的认知惯性，使广大士子群体普遍陷入“不知实业为何物、不晓外情若何状”的蒙昧状态；而地方学堂课程编排混杂，无专业分科，教学管理纵容“幼童与廪生同窗、农商之子与官宦后裔共课”的荒诞场景，既无法培育国家转型所需的专门人才，更遑论为民族危机提供智力支撑。这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断裂，迫使李端棻将教育革新升格为“破科举之局、开民智之源”的救亡枢纽，得出“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惟此之故”（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593.）的结论，并逐渐形成了以“育才兴邦”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所呈《请推广学校折》于起首处便点明进谏之由在于“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厉人才，而资御侮”（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593.），提出人才才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原因。奏折中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并且指出五大缺陷：

其一，对西方的学习仅仅浮于表面，未能触及到治国方略与国家富强的根本之源；

其二，教育不分专业，缺乏系统性；

其三，注重记诵而轻视实践，导致学生缺乏实际能力；

其四，功名导向严重，实学收到了严重的轻视；

其五是新式学堂数量极少，很难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

针对这些问题，李端棻提出了一系列包括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堂体系、改革课程内容、增加教育经费、培养师资力量等教育改革的设想。其中，尤其是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教育改革中备受瞩目。李端棻在奏折里倡导的“中西结合”“经世致用”教育观念，不仅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当时新式学堂的课程安排、教学模式以及人才培育方向提供了指引。针对学科设置方面，李端棻主张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具体包括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军事学、外交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农学、工学等应用学科。在教学要求上，李端棻特别强调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必须坚持“取法乎上”的原则，京师大学堂应当确立高于地方学堂的学术标准，在师资选拔、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都要精益求精。在培养模式上，他主张实行专业的教学方式，学生入学后可以选定专门领域，通过三年的系统学习，深入掌握该学科的专业知识，成为真正的专门人才。关于办学规模，京师大学堂建设规模必须与“首善之区”的地位相称，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典范。即便当时清政府财政困难，他也坚持认为应当优先保障教育经费，甚至建议在必要时动用皇室经费来确保学堂建设。

除此以外，李端棻还建议必须设立公共图书馆，不仅给贫困学子提供图书资源、创造学习机会，又能够打破传统藏书楼封闭格局，使社会各阶层能从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传播知识；

其次，在京师设立大型译书局，并在全国广泛设置译书机构。近代教育需要大量有关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等各类书籍，因此我们必须精通翻译，引进其先进内容，实现与京师大学堂之间的互补；

第三，建立实验室。实验室对于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李端棻认为，唯有将实验室与学校理论教育有机融合，才能培育出真正契合国家需求的人才；

第四，广设报馆。他认为报馆是使国内外及时了解时局的关键途径，也是将传统士人转变为适应时代需求的俊杰、国家栋梁的重要措施；最后则是选派留学生，学堂不仅对于留学生的选拔有较高的要求，而且要求留学生对留学所在地的风土人情、经济状况都要切实考察。李端棻建议创设藏书楼、建仪器院、开译书局、广设报馆、选派游历五维辅助教育保障，致力于建立起新式学堂教育、公众教育、社会教育相辅相成的新教育体系（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 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116－121．），期以十载之功，育得国之亟需的异能俊杰辈出，以应时势之求。李端棻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因此光绪皇帝在1896年8月11日批准创设京师大学堂，孙家鼐负责筹办。9月，孙家鼐呈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对创办京师大学堂给予极大支持，但多次因经费问题、派系之争导致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工作一度搁置，直到李盛铎提出管学大臣和总教习人选问题后，守旧大臣获得要职，京师大学堂建立的障碍最终被解除。

到1898年7月3日，总理衙门批准《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京师大学堂被批准在京城设立并作为全国教育中心，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它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二、“端棻后学”的教育传承

“端棻后学”是受李端棻教育思想直接影响的学人群体，具有“中体西用”的调适性教育理念、“学以致用”的经世精神以及黔学基因等特征。

“端棻后学”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1896年时李端棻提出《请推广学校折》，并在1901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教育改革实施时逐渐兴盛，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中梁启超、严修以及黔籍学人群体等都是“端棻后学”的重要代表。梁启超得李端棻提携，其教育救国思想深化了李端棻的主张；严修继承并发展了李端棻的教育理念，积极推动贵州新学的传播，促使贵州成为全国较早实施分科教学的省份之一。他还主导制定了中国首个官方教育宗旨，并通过创办南开学校体系，成功实现了对李端棻教育理念的现代化转化与实践。

（一）直接受业者的知识传承李端棻始终秉持选贤举能的理念，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尤其是他对青年梁启超的赏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一知遇之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身为传统官员的李端棻能够敏锐地发现梁启超突破旧学束缚的潜力，并选择大力培养他；另一方面，李端棻借助联姻构建的私人关系网络，帮助梁启超融入清流官员群体，为其后续在北京开展政治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典广东乡试，提拔梁启超为第八名（谭佛佑.浅谈李端棻对戊戌前后革新教育的贡献[J].贵州文史丛刊，1984（02），48-51+47.）。

随后，当时仅16岁的梁启超前往拜会这位善于发掘人才的主考官。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李端棻对梁启超“风骨峻嶒，议论纵横”的文风大为欣赏，不仅当即决定将堂妹李蕙仙许配，更在科举体制内为其铺就进阶之路。

此时的李端棻长期为官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资本，凭借自身政治影响力为梁启超拓展了人际网络。

最具典型的便是李端棻曾给张之洞写信力荐梁启超，促成梁启超和张之洞结交。梁启超在《三十自述》里提到：“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从中便可以窥见一二。

梁启超以此构建起独特的知识传承纽带。现存康有为《我史》手稿记载：“卓如（梁启超）每得季清（李端棻）手书，辄与南海共研读。”（ 康有为:《我史》(1899年),中国人民大学, 2010年）这里也能够看出李端棻与梁启超之间在思想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交流。

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后，李端棻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由最初对变法的同情逐步过渡到积极支持变法。在维新变法之际，李端棻的诸多奏折是由梁启超代笔的，而经李端棻举荐的康有为、韩文举、宋梦槐等才俊，亦皆与梁启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总体来看，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李端棻主要实施了三项关键举措：

一是向光绪帝呈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

二是向光绪帝举荐了19位维新人士；

三是暗中向光绪帝提议让康有为担任迎接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专使，同时举荐黄遵宪出任出使日本国的公使。

李端棻的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不同于翁同龢、文廷式等人因希望加强光绪皇帝的势力、反抗慈禧的掌控而支持维新变法。（李德芳．戊戌变法时的李端棻[J]．贵州文史丛刊，1984（4）,54-60.）

因此，在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之际，身为礼部尚书的李端棻与梁启超结成了“朝野互动”改革同盟的关系。李端棻的《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与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形成政策呼应，尤其是李端棻奏折中“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的表述，与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变法策略，均体现出中西调和的思想特征。

戊戌政变骤起，李端棻因举荐康有为触怒清廷，被革职谪戍新疆，梁启超亦被迫东渡日本避祸。身处逆境的李端棻非但未与维新同仁断绝往来，反于流放途中暗中筹措资金，经秘密网络向流亡横滨的梁启超给予二百两白银支持。此笔款项恰如雪中送炭，使梁启超得以于1898年12月于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该报以“振公论于海外，醒民智于蒙昧”为纲领，首开改良派海外舆论阵地之先河。

李端棻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梁启超思想观念的影响。1901年李端棻获赦返黔后，在贵阳主讲经世学堂期间，系统引入新式教育理念。他不仅要求学生订阅《新民丛报》，更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文列为必修教材，规定“诸生须逐旬抄录梁任公时论，月考必涉其义。”（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M]//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这种将海外维新报刊直接引入课堂的举措，是戊戌变法时期教育理念的具象化延伸，属于极其罕见的。

他在临终之前仍致信梁启超言道：“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M]//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193.）由此足见梁启超对李端棻的深远影响。

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是传统经世思想向近代启蒙思想过渡的微观写照。李端棻身为“帝党”改革派代表人物，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秉持渐进改革主张。在梁启超早期活动阶段，李端棻凭借自身影响力为其提供庇护，使梁启超得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开展思想启蒙与政治探索，为其日后大展身手奠定基础。

而梁启超作为新生代革新者思想较为激进，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理念。这些思想又反过来拓展了其改革视野，促使李端棻在原有改革思路基础上有所突破。这种师生间的双向互动，深刻揭示了戊戌变法并非单纯的新旧势力对抗，更是两代革新者思想交汇的体现。李端棻与梁启超师生间的双向互动表明，戊戌变法不仅是新旧势力的对抗，更是传统经世思想向近代启蒙思想过渡的生动体现。李端棻作为“帝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政治资源丰富，主张渐进改革。在梁启超早期活动中，他利用自身影响力为其提供庇护，使梁启超能在宽松环境下开展思想启蒙与政治探索，推动了维新变法的进程。反过来，梁启超作为新生代革新者能够更快吸纳西方先进理念，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些思想也拓宽了李端棻的改革视野和教育理念，推动其在原有思路上有所突破。

（二）教育践行者的初步尝试严修作为李端棻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与制度革新者，在任职期间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促进了地方教育体系的进步。1894年，李端棻举荐严修出任贵州学政。

这不仅是李端棻“举贤育才”政治智慧的生动体现，更是严修将李端棻教育维新思想进行了继承并逐步落到实处，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为清末教育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路径。赵青老师在评述李端棻与曾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功绩时指出：“严修乃黔地新学之先驱，光绪二十年（1894）出任贵州学政后就开始在贵州尝试新学的传播……严修在贵州改革之时，正值李端棻在京城上奏《请推广学校折》之日。贵州与北京，李端棻与严修，为贵州新学进步，接踵前行，是开拓者，是领路人。”（转引自舒畅.李端棻：名垂青史启示当代[N].贵州日报,2024-10-18(007).）由此可见，李端棻与严修，虽身处不同地域，却相互呼应，为贵州新学的进步接踵前行。严修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贵州教育文化体制进行了改革：

其一，严修到任后针对科举制和人才的选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严修提到“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士类”（陈鑫，杨传庆整理：《严修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514.），劝勉贵州学子潜心研习经世致用之学。科举出身的严修认识到科举考试中冒籍、顶替、贿赂等种种不正之风损害了考试的公正性，阻碍了人才的选拔。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严修通过严格监管考试流程和奖惩分明的机制来维护考试的公正性。他不仅对随行人员进行严格管理，防止作弊行为的发生，还对作弊考生和相关人员予以严厉处分。同时，他对于揭发作弊行为的考生和其他人员给予重奖，以此激励士子遵守考试纪律，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考试环境，让那些真正有才能的士子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其次，严修将注重经世致用的时政、洋务、算学等题目增加到考试内容中，并把对时务、洋务、算学是否了解和熟悉列为选拔生员的标准。并且他鼓励士子阅读《时务报》等维新变法的报刊以拓宽视野，了解国内外形势。他在1897年8月上《奏为时政维新请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事》指出：“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陈鑫，杨传庆整理：《严修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6.）提倡开设经国济民的经济特科。梁启超曾说过：“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是稍新耳日（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32.）

其二，严修对贵州学古书院进行改制。他以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分斋讲习”的框架为基础，从全省各府、县学生选调数十名高材生来此进行讲授。在课程设置上也则增设英文、算学、理化等西学课程，并引入日本教科书，因此在教学管理和课程设置上都非常具有西学近代色彩，后人常称其为经世学堂。在经世学堂的培养之下，学生们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批既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又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且许多人在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唐桂馨考得进士后，跻身清朝度支部主事之职；钟昌祚此后入武备学堂继续深造，并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了贵州自治学社社长、法政学堂堂长等职务，在辛亥革命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周恭寿、顾定基等人为贵州的近代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它常被看作贵州近代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

其三，严修在贵州期间还推动设立官书局。依照天津官书局例，他在贵阳创设官书局，把采购、借阅、指导、刻印这几项内容整合到一起，至此李端棻等维新派人士设立藏书楼的计划得以落到实处。他不仅无偿地将自己从京师带来的14大箱100多函书籍存入省城书院供学子们阅读，更亲拟《咨请贵州巡抚设立官书局文》《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捐廉购沪、楚书籍运黔，照原价发售，捐资垫付运费数万金，贵州新学之萌芽自兹始。”（陈鑫，杨传庆整理：《严修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935.）严修的所作所为，使闭塞的贵州士人得以接触梁启超等人的启蒙思想。这与李端棻晚年在家乡推广《新民丛报》等行为相互呼应，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严修的政策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在于对李端棻教育思想的深度继承与发展。据严修日记记载，他于1901年与李端棻就清末新政时期学制改革的核心条款进行了京津密谈并达成共识。《钦定学堂章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课程设置原则以及三级学制结构的设计方案，均可追溯至李端棻前期的理论建构。1905年清廷设立学部后，严修担任学部侍郎并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在当时保皇、革命、维新、守旧等不同政治势力激烈交锋的历史背景下，清朝教育主管机构率先抛出“忠君”与“尊孔”这两个核心议题，是对守旧势力和朝廷的多方面妥协。严修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私、弱、虚”三大积弊，创造性地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改革主张。其中，“尚公”理念着重强调道德 教育，倡导“视人犹己，爱国如家”的价值取向，旨在培养公民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尚武”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引入日本军国民教育模式，系统性地将军事训练与纪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并且通过体操等课程，培养学生的强健体魄和严整纪律，使学生能够“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以期“人尽知兵义”。而严修在“尚实”中明确要求将格致、图画、手工列为教学重点，同时引入实验主义方法论，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实用科学教育体系。这种制度化安排超越了李端棻时代单纯的知识传播模式，实现了从教育理念到实践操作的系统性转化。尤其是蔡元培1912年“五育并举”的新教育宗旨便是对其宗旨的扬弃，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前三项内容是在“三尚”基础上提出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5.）在高等教育领域，严修通过创办南开学校实现了对李端棻教育理念的现代化转化。严修在贵州的这几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方今时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人，非合众不能砺学”。（陈鑫、杨传庆整理：《严修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932.）而后，严修则与张伯苓合作于1919年创建了南开大学，将天津严氏家馆发展为涵盖小学、中学、大学的南开教育体系，尤其注重人格教育与社会服务的结合。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校训虽于严修辞世后方正式确立，然其思想渊源可上溯至严修对李端棻教育理念的创造性重构与升华。他不仅将传统士大夫的“公忠体国”理念转化为“爱国爱群之公德”，也将“尚实”拓展为“服务社会之能力”。除此以外，严修支持张伯苓将体育纳入核心课程，将“尚武”思想从军事训练升华为完全人格的塑造，这一调整使传统经世教育具备了现代素质教育的雏形，南开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中，李端棻与严修的思想传承具有关键性意义。1896年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里提及的建立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等内容，为近代学制奠基提供了理论框架。严修则通过培养人才、革新科举弊制等积极改善贵州教育发展，参与清末《癸卯学制》制定推动国家教育体系重构，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开创私立教育典范，突破性地将传统经世思想转化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课程体系、师范教育制度。

三、“端棻后学”的地域化发展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关键推动者，通过官绅协作、兴办学堂等方式与后来的黔籍学人一起使教育思想落到实处，构建起地方知识共同体，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因此学习李端棻的历史意义不只是学习他的历史功绩，更在于其改革思想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一）黔籍学人的地域化发展李端棻在贵州经世学堂的讲学活动极大推动了黔籍学人群体的形成。李端棻在光绪二十九年撰写的《普通学说》中提到对贵州教育的滞后状况深感忧虑。他指出，在全国教育改革的三个阶段中，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贵州在接触西学的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东南沿海省份，因此贵州的整体参与度并不理想，也正是这种差距导致贵州的近代教育发展水平长期难以提升。（张新航.李端棻及其所著《普通学说》一书[J].贵阳文史，2005（04），31-32.）因此他积极改革，不仅“定期召集诸生讲演，阐发民权自由真理，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许先德，龙尚学.金筑丛书·贵阳五家诗抄[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7.），更通过《新民丛报》的传抄与讲解，将西方启蒙思想引入闭塞的贵州学界。李端棻与地方行政官员积极参与开办学堂和教育机构。官员和绅士“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社，2019，40.）

捐资兴学成为其彰显担当、获取利益的途径。

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申请将贵山书院改办贵州大学堂，并发布命令在各府设立中学堂、在各县兴办小学堂，由此掀起了贵州大办新式学堂的浪潮。同年，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共同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这所学校是贵州近代教育的重要起点，其校址位于贵阳次南门外的雪涯洞、丁文诚公祠、昭忠祠及来仙阁等地。1935年，该学堂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57年，更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2007年并入贵阳学院。

1906年，李端棻联合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人创办了贵州省首所公立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日贵阳一中的前身）。这所学校在1950年与贵阳中学等多所学校合并，组建为贵阳第一中学。李端棻还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发起成立了贵州省教育总会，积极“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进步。”（内阁中书唐尔镛等禀设立贵州教育总会章程请核准立案由[N].贵州教育官报，宣统元年七月第八期.）1910年，蔡林月、刘起祥等合资创办私立崇德女子小学，“招师范生一班。一年毕业。并招初等小学一班，高等小学预科一班。”（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90.）清末官员和绅士在贵州教育领域的扎实且富有成效的努力，对贵州近现代教育的崛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其贡献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根据2004年出版的《贵州教育史》中所述，自1897年将学古书院改制为新型学校开始，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于贵州取得成功，贵州省在这段时间内兴办了各类学校总计超过七百所。

这其中包括了658所小学堂、14所中学堂、19所师范类学校、6所高等学堂、12所实业学堂以及5所军事学堂，体现了贵州近代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与完善。

此外，黔籍学人的代代相传推动了知识与教育文化的传承。安尊华、张命春在《论张之洞、李端棻、严修与贵州教育近代化》中指出：“李端棻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袖、总设计师，张之洞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导师、赞助家，严修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衔人、实干家。他们共同为贵州教育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其精神品质值得发扬，其理念思想值得传承，其宝贵经验永远是贵州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财富。”（安尊华，张命春．论张之洞、李端棻、严修与贵州教育近代化[J]．贵州文史丛刊，2018（2），93-100．）

另外还有李端棻弟子李葆忠等人创办的自励中学堂不仅聘请日本教习讲授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课程，还率先引进《东洋史要》《代数术》等新式教科书，构建起“中学固本、西学致用”的课程体系；达德学校创办者黄干夫将李端棻“普通学”构想发展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课程体系，通过增加手工、音乐、体育等课程打破传统经学教育模式，成为西南地区早期素质教育的典范；

贵州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吴雁南秉承李端棻“随时势而变通”的革新精神，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推行学分制改革，推动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在思想传承中实现了教育理念的创新，延续了李端棻“教育救乡”的初心，通过本土化改造“救时之学”逐渐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方案，形成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需求深度融合的西南经验。黔籍学人群体的兴起，实为一场以地域文化重构为核心的社会启蒙运动。针对地理区隔造成的文化断层，他们采用“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策略，在贵阳、遵义等地设立师范传习所，要求毕业生“学成即返乡设塾”从而结束了贵州教育长期依赖外省教师的困境；学人们针对财政薄弱导致的办学困局，创设“官绅合营学田”“学堂附设工坊”等可持续模式，将教育成本分摊至土地收益与实业利润，形成“以学养学”的良性循环；针对传统礼教束缚下的社会积弊，他们借新式学堂推行“破门禁、兴女学”“废童养、立艺塾”等制度性改革。正如李端棻临终前“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的遗言所昭示的，黔籍学人群体通过本土化实践，不仅使先辈们“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地方层面得以实现，更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代际传承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二）李端棻教育思想的现当代意义李端棻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据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其教育思想与实践兼具全局性改革视野与地域性实践智慧。在教育改革上，李端棻呈递的《请推广学校折》可以说是清末教育制度改革的奠基性文献，不仅推动了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发展，开创了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先河，而且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起到了关键作用。李端棻晚年返黔后更是将革新理念付诸西南边陲实践；在选拔人才上，他不仅能够积极举荐梁启超等人才，推动了维新派思想体系的构建与传播，而且对于严修、蔡元培等人的教育思想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曾这样记载过李端棻：“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舒畅.李端棻：名垂青史 启示当代[N].贵州日报，2024-10-18(007).）李端棻还享有“中国教育改革先驱”（赵广示，胡承宁．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北京大学首倡者———黔人李端棻[J]．教育文化论坛，2017（6）：2-2．）等称誉。

“端棻文化”是以贵州李端棻的名字命名的文化。它不单单是李端棻个人的教育思想，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教育家和实业家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学界通过当代实践活动和研究实现“端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突破时间和空间界限拓展研究广度。在物质层面，1987年5月，李端棻墓被列入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7月，被列入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4月，在永乐乡职业中学建起一座李端棻纪念馆，2013年，李端棻纪念馆先后被列为南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贵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此外李端棻有《苾园诗存》一卷，刊登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李端棻所著《普通学说》以及李端棻家族后人所收藏的李端棻私人信札均存于贵州师范大学等等。这些实体文化承载了李端棻思想遗产的物质形态，构建起立体化的文化记忆空间。在精神层面，贵州省史学会与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的通力合作下，“端棻文化”学术研究也有了重要突破。“爱国、进取、改革、创新”成为了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对于我们解决人才意识、学习意识、历史意识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曾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顾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到李端棻及其所处时代的学人群体，与中华文明长河中秉持理想信念的仁人志士，共同构成了民族精神的核心支柱。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代表，其价值信念成为民族精神根基的重要支撑。他们作为时代的坐标，引领我们以更清醒的目光审视周遭世界。（舒畅.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N].贵州日报，2024-10-18(007).）人类保护文化遗产是因为文化遗产具有多元价值属性。究其根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需求与价值观，对过往历史进行的选择性重现。（DANIEL H.Olsen,Dallen J.Timothy.Contested Religious Heritage:Differing Views of Mormon Heritage[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02(2).）

综上所述，为了要有效传承李端棻的思想遗产，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入手。

其一，强化对李端棻文化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学界通过对《苾园诗存》《普通学说》等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推动李端棻文献资源数字化工程的实施，促进其思想文化的传播以及教育理念的深化，进而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其二，依托李端棻墓及相关纪念馆，组织开展了纪念李端棻和传承李端棻文化的活动。比如开展青少年研学活动、举办“端棻文化节”、开发书院风格文创等等。

其三，实现“端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当地可以运用创新思维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数字科技手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当代产品，实现“端棻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推动“端棻文化”在培养民族意识、促进社会发展、塑造文明新形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此持续激发其当代活力与文化魅力，充分彰显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李端棻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为当今教育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激励与启示。然而，当前社会的浮躁与功利倾向，导致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片面发展，这不仅对个人造成伤害，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危机和人类精神文化的危机。中国传统教育在人格修养上有着独特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推动李端棻教育思想的传承和地域化发展，更不应该忽视现代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

        赵 凯，男，贵州贵阳人，1975年4月在职本科生。先后在《中国工运》刊物发表《绿色增效劳动竞赛彰显主人翁时代彩》《大数据让扶贫更加精准快捷》《弘扬三种精神，厚植奋进力量》等理论文章。获评全总《中国工运》年度理论文章二等奖、三等奖。1990.05-2020.12贵阳市总工会副主任科员、副部长、部长、办公室主任、副主席、二级调研员。2020年退休。

【摘 要】 青岩古镇，一个美丽的历史文化名镇。人们在谈论青岩古镇的历史文化时，往往对出生于古镇的云贵地区的第一个文科状元赵以炯耳熟能详。

但对于赵以炯的老师李端棻，以及李端棻的外曾祖父何学林，则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对此，我们不能不深表惋惜。历史从来不是独立的存在，它是有根有源的。我们要认识青岩镇，不仅要认识她的现在，更要了解她的过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基于这一思想，本文以青岩古镇的宫詹桥为个案，阐明“端棻文化”在青岩古镇早就存在深远的影响。期待通过研究，让后辈铭记宫詹桥这一重要历史文化符号，铭记“端棻文化”在青岩古镇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宫詹桥；何学林；周渔璜；李端棻

追寻名存青史的位于贵州青岩古镇思潜村蒙贡寨茶马古道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詹桥，细细寻踪下来，的确是与青岩之子、贵州第一才子、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周漁璜的民生情结不可分割的。其最初落成的宫詹桥与重葺的碑文乃系贵州籍唯一武状元曹维城和清乾隆癸丑年（1793）贵州籍唯一进士——李端棻的外曾祖父何学林两大名家所撰写，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其宫詹桥由此闻名遐迩、留芳百世。讲到进士何学林，还不得不提到他的儿子何正机的长女何氏的，要晓得，何氏就是鲜为人知的李端棻之母亲！至于重葺宫詹桥碑文的进士何学林，则是李端棻外曾祖父的这层关系了。何学林来自贵阳何氏家族、贵州最著名的“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科举世家。何氏先祖原籍安徽，明初时随戍边部队入贵州，后定居贵阳，迄今约六百余年。何氏家族进入贵州后很快由武转文，自明万历年间何图出中举人起，代代有举人、世世为官宦，逐渐成为贵阳有名的书香官宦世家。清乾隆至咸丰时期，贵阳何氏家族发展为贵州有名的名门望族，号称“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七翰林之一的何学林，曾被授翰林院检讨，代理浙江布政使。其儿子何正机及其长女何氏一大家对其李端棻身教言传之成长、之为学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言传过家乡为学者的榜样人物周漁璜的金榜题名故事，终助李端棻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

宫詹桥掠影

话说生于康熙四年（1665年）青岩古镇骑龙寨的周漁璜，自幼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至今在故乡还留有他少年时期的三则轶事哩。一则是他婚约之年，别出心裁出之上联“桃李花开，一树胭脂一树粉；”招到的“柑桔果熟，满枝翡翠满枝金。”的知音下联，从而喜结良缘之人生大事且不谈，二则是他与书店老板赌其店里所有之书不仅阅过还能倒背下来之赌亊亦不说，仅谈他如何结缘宫詹桥的亊，就足可见证他心怀古道、体恤民生的浓浓情感的。

相传，在周漁璜十来岁的时候，他在“桐埜书屋”（后定名）每每功课一做完，格外关注的便是那路过寨子的马铃声了。铃声传来，他就晓得，那是马帮来啰，其驮进运出的货物那是既希罕又珍贵。于是，功课之余，他就像着了迷似的，总喜欢跟着去看那马帮过那涟江河的热闹。那时涟江河上还没桥，唯有一个连着一个的石磴子，供人走，让马过。当时那马驮着沉重的货物要过石磴时，至少要三人护着才行的，其中两人得分左右站在河里护着货物走，另一人则需在前牵马绳，一趟又一趟，直到马帮过完涟江河，早就锁紧眉尖儿的周漁璜在心头估了估，少说也得一个多时辰呀！四季轮回中，河水清亮见底时，过河还算顺利；一但河水翻起黄浪时，过河，那就十分危险了。

更令周漁璜永生难忘的是: 说是有一次，正值涨端午水时，马帮来了，他便又跟着去看的，是那样提心掉胆去看马帮过河的。终于，他所担忧的亊情还是发生了，一匹过河之马竟失足跌落于河中！顿时两岸呼声交织而凄惨，众马夫呢，则纷纷跳入水中去救马，去救人，去救货！一阵抢险后，河边便哔哔叭叭燃起了干枝枯叶的火焰来……晒谷之席借来了，摊开去晒的货物中，就有他周漁璜只听说还从没见过的两样物品哩，并且其中一种还可用之冒着火星儿的炭灰烤着吃！一问烤火的马夫，他才晓得那是种子洋芋的，说是在贵州的一些贫困山区巳经试种了。另一物种则叫玉米的，都是引进的外来物种，而且是极适合故乡山地种植的物种！意外之收获，由此埋下了周漁璜建桥初衷的种子。 

建桥，是得花不少银两的，这一点周漁璜心中有数。要想实现心中的建桥梦，唯有把书好生读出来，才能走出大山干大亊，挣够建桥的银两的。于是，他挑灯夜战加天资，一步一个脚印，终在17岁时中举，23岁时考得贵州乡试第一名，30岁金榜题名，中三甲进士，进入翰林院，最后官至詹事府詹事，成为康熙皇帝之近臣。他不仅为皇帝及太子讲经读史，还积极参与地方相关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至于周漁璜写诗填词之才华，更是了得！史料作证：就连康熙皇帝就曾问过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当代诗人数谁？”陈廷敬回答：“要数周起渭（渔璜）和史宇义（蕉饮）。” 康熙皇帝笑纳也。可见周渔璜当时在全国诗坛上已是数一数二的顶尖诗人了！由此奠定了周漁璜巳是康熙皇帝的宠臣之地位。

按理说，在京做官做得春风得意的周漁璜，在康熙皇帝面前进言几句，就言打算为家乡的茶马古道建桥过河之事，凑点银两那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周漁璜至死亦没有向康熙大帝提及久久埋藏心中的这桩民生之事的，而是想方设法节省自已的日常生活开支，存俸椂凑银两，去实现自已未了的建桥之心愿。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周渔璜弥留之际，竟然留下了这样令人感叹的情系民生的四道遗嘱：

其一，嘱托家人修建自已少时读书之地“桐埜书屋”，好让骑龙寨的农家子弟在此读书上进，功成名就。

其二，希望家人在骑龙寨设立义仓，以便灾荒之年救济家乡父老，其心系桑梓体恤民困的高尚情怀，深受黔中士人赞许。

其三，将自己在北京樱桃胡同的住宅捐作“贵州会馆”，不仅为来京的黔中人士提供了憩息之所，还为进京参加会试及其殿试的黔中顶尖考生，创造出了无比优越的备考条件。

据载: 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的李端棻，就曾与“贵州会馆”结下了这样的不解之缘。一是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的李端棻，就在“贵州会馆”与之黔中人士交流、学习、备考并养精畜锐过，从而在其随后的会试中一举获得进士之称谓，由是平步青云，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直至礼部尚书。1872年后，李端棻因文学造诣而成清同治、光绪两朝知遇，由而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成为朝庭选拨人才不可多得的伯乐之一。二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端棻在其“贵州会馆”，还特为在黔中乡试第十名、成为举人而进京参加会试的赵以炯等贵州考生进行过考前辅导。

足可引以李端棻倍感斦慰的是，他在“贵州会馆”辅导过的赵以炯，不仅在会试中成为进士，获得参加殿试的资格，又在殿试中石破天惊地获之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成为云贵两省自科举以来“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与康熙年间武状元曹维城、光绪年间文状元麻江人夏同和、遵义人探花杨兆麟称为名扬清代的贵州“三状元一探花”。为此，李端棻特为新科状元赵以炯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对其深表祝贺：

沐熙朝未有殊恩，听传胪初唱一声，90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

岂吾黔久钟灵气，忆仙笔留题数语，500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

其四，捐资并委托四弟周起濂代为建造家乡可供马帮沿之茶马古道横跨涟江的宫詹桥。1718年（即周渔璜去世四年后），宫詹桥终在乡民智慧加力量的劳作下落成。周渔璜如此家乡之情结，真乃鞠躬尽瘁矣！

据载：当年建成的宫詹桥横跨玉带河（涟江上游），三孔石拱桥，东西走向，桥长43米，宽5.8米，高5.2米，采用当地青石砌成。桥两有石栏护边，最早桥面以大型石板铺墁，后改为公路桥而去掉了石板。宫詹桥建成的同时，还特建了宫詹桥碑，立于左岸桥头（东边），并由贵州籍武状元曹维诚撰写宫詹桥碑记。其《宫詹桥碑记》记载:“（周夫子）少读书时见官渡为往来通衢 苦无舟楫桥樑以齐行 春夏之間 溪水泛涨洪涛巨浪 行者甚至伤生 吾夫子慨然以津梁为己任 此慈航之心即宋学士竹筏之意也”、“未时夙志 晚年撄疾时尚眷于此桥瞩季公口淳先生口代成其志”；由贵州籍进士、被授翰林院检讨的何学林撰写的《重葺宫詹桥碑記》又記载：“周宫詹先生之过此桥也 ，嘉惠其乡里並往来过客，永无兢渡之险临河之欠，盖自其为诸生时，目击心义故一旦得志 ，毅然捐廉俸，命胞弟起濂公鸠工筑石，石刻日而成之 ，不惜千金之费，以厚其林敦固其体，两旁并勒石栏，以便车马往来并行不悖 ，意致深远也”。

1809年，至于重葺宫詹桥碑文的进士何学林，则是这样记载的: 盖闻，修举废坠者谓夫古迹就湮，俾意美法良，复传不朽，庶不泯前人之留遗也，矧其为先泽之所系乎。周宫詹先生之造此桥也，嘉惠其乡里並往来过客永无兢渡之险、临河之叹。盖自其为诸生時，目击心仪。故一旦得志毅然捐廉俸，命胞弟起濂公鸠工筑石，刻日而成之。不惜千金之费，以厚其林、敦固其体，两旁并勒石栏，以便车马往来并行不悖，意致深远也。桥成，先生之及门曹殿元公书记以纪之名曰宫詹桥。炳炳明朗，与河流共长记。自康熙年间迄今已百岁矣，完然称善，过者莫不称焉。近日有不明大义者，折毁丈余栏石并坏碑记为数段。先生之遗泽虽犹有存者，两既坏者已不堪目睹，見者又同焉惜之。先生之嫡孙名恪者求毀者而不得，爰与五房堂兄弟公呈。郡守郡守以事关内結，未便深究，只谕其急为补葺仍期完善，以无负先世之遗。于是，恪与德绅择日经营，重而葺之，焕乎维新，与旧制无异焉。先是，乙丑岁，予读礼家居与。先生之堂姪孙善得悉，先生数大事可以信当时而传后世。不犹亲其制作，窃以为如斯桥者当与宫詹之名竝立不朽也。夫昨日来京时，尚未闻此事兹于数千里之外，(丐)予作记。予闻斯桥之制之善，前记志之详矣。初不料今日有折毀之事，也幸先生之后有善为继述者。故坠可举，废可修，谓斯桥与碑因宫詹之名而不至即于沦亡也；可即谓，斯桥与碑原未尝折毀也亦无不可，于是略敘其事而为之记。

人们由此而知，宫詹桥作为滇桂入黔马帮经惠水、骑龙村横跨玉带河经青岩古镇通往贵阳的重要之石桥，是滇桂物资运往贵阳的咽喉要道，亦是贵州重要的茶马古道，历史上对促进滇黔桂经济贸易往来、加强滇黔桂各族人民的联系，助力茶马古道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看今日之宫詹桥，已然成为一个贵州历史和文化的符号一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日之青岩古镇，亦已荣升为全国5A级景区，宫詹桥作为景区重要景点之一，深受南来北往之游客的亲睐与追踪，纷纷前去打卡，由茶马古道过那宫詹桥的马铃声亦仿佛正在人们的耳边响起再响起……

然而，当人们每每见到李端棻的外曾祖父何学林为宫詹桥重建时所撰写的碑文时，不能不惊叹“端棻文化”与青岩镇的历史渊源关系。

今天的青岩古镇，经济社会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宫詹桥作为与“端棻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历史遗存，进士何学林为宫詹桥重建所撰写的重要碑文当永远闪耀于青岩古镇历史文化发展的星河。

作者简介

        罗福应，男，贵州省都匀市第一中学特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育教学。曾获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

【摘 要】  李端棻是赵以炯的老师。他们两人因师生关系而结缘。李端棻与赵以炯的交往，让“端棻文化”与青岩古镇平添了无限的文脉与传奇。赵以炯之所以能从青岩古镇走出去，李端棻对其是有教育之恩的。正因为如此，赵以炯考取晚清时期云贵高原的第一名文科状元之后，李端棻由衷地激动与兴奋。兴奋之余，李端棻亲撰一副对联，以示祝贺。在对联中，李端棻高度肯定赵以炯所取得的科举功名。整副对联就那么8句话50个字，却蕴藏着极其丰富内容。这丰富的内容都是从那50个字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这是短小精悍发人深思的文学作品。阅读，读书，是读洋洋洒洒索然无味的大作好呢，还是读短小精悍发人深思的精品好？道理不言自明！

【关键词】李端棻；赵以炯；对联

上面是李端棻（贵阳人，同治二年癸亥恩科进士）赞赵以炯中状元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文化内涵丰富，表现手法高明，分说如下。

先看上联。“未有殊恩”意思是没有特殊照顾，也就是说赵以炯中状元（文科状元，下同）是靠自己的过硬功夫取得的。“靠硬功夫”是直接表达，显得生硬；“未有殊恩”是间接表达，委婉含蓄，有亲切感，且含明显的敬意。

 “传胪”是宣布新科进士名次的典礼。这是科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科举制度起始于隋代，完善于唐宋，极盛于明清，绵延1300多年。它最高层级的考试是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卷评阅完毕后，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排好顺序，然后分三甲录取。第一甲取前三名，记作“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三名”，之后是该甲的次第名单；第二甲取若干名，记作“赐进士出身第二甲（多少）名”，之后是该甲的次第名单；第三甲又取若干名，记作“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多少）名”，之后是该甲的次第名单。由此得出三个等级的三组名单。“赐”字表明这个等次是皇帝赐与的，所以这个名单实际上是皇帝的诏令。宣读这个名单就是宣读诏令。此名单安排张榜公布，让进士们在传胪礼结束后饱览自己金榜题名的荣耀。名单具体内容可参阅文末的附图。

名单出来后，举行传胪礼隆重发布。清朝的传胪礼在太和殿举行。听此宣布的有文武百官和新科进士，他们都分别依次列队排在太和殿门外、殿阶前面大道的两侧，文武百官在前，新科进士在后。殿门处安排传胪官，殿阶前安排卫士，负责传唱。发布时，皇帝在殿内的龙位上宣读，传胪官听到后接着高声唱读，并转唱给殿阶前的卫士，然后由六七个卫士接着高声唱读，让文武百官和所有新科进士都听得清楚无误。听到自己名字的进士当即上前跪拜，领旨谢恩。这是传胪礼宣读诏令的隆重场面。

  “九十人”不是确数，是极言其多。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三、九、百、千、万这几个数字常指多数，不是确数。孙悟空有七十二变，那七十二是九的八倍之数，也是极言其多，不是确实数字。“九十”跟这批进士的实际数量比较接近，又有众多义，还能和下联的“五百”工整对仗，是最为理想的用词。“阙”指宫殿，这里指太和殿，阙下即太和殿内。太和殿是故宫三大殿中的第一大殿，皇帝的登基礼在这里举行，平时上朝也在这里上。能在这里聆听圣旨是至高无上的礼遇。

凡进入三甲的都是进士。第一甲的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这份名单就只称“第一甲第一名”，而不称“第一甲状元”。“初唱一声”等于说“第一甲第一名”，“姓名”等于说“赵以炯”，“宣阙下”等于说在太和殿庄重宣读。

李端棻中进士那年，他就亲历享受过那崇高的待遇。他对此感动不已，终生不忘。而今家乡人赵以炯中状元了，想起23年前自己亲历享受过的传胪礼，决定选用传胪礼的动人场面来表达家乡人中状元。这既是对家乡人的祝贺，也能让自己重温那激动人心的崇高氛围。他写得让我们仿佛看到李端棻就在现场聆听传唱而深受感动一样。这就是艺术，是能够永久传之于世的文学艺术，是高明的表现手法。

再看下联。“间气”，“间”读第四声，间隔的意思。旧时认为英雄豪杰是上应星象而禀赋天地的特殊之气才成其为英雄豪杰。那特殊之气，间世而出，故称间气。“今钟（积聚）间气”意即赵以炯能获此特殊禀赋而中状元。“今钟”隐含昔未钟，昔无状元，这就表达了赵以炯是贵州第一位状元，破贵州无状元的困局。这一大贡献全靠“今”字传达出来，但它又不是明摆在那里，而是隐藏在文字后面的，缺乏经验的读者难以发现。这是高手的妙笔。神仙指刘伯温。刘伯温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要谋臣，他预测人间重大事件都很准，所以被称为神仙。他那“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的预言在贵州广为流传。“忆神仙流传数语”指的就是这件事。古人认为五百年是杰出人才出现的一个周期。孟子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见《孟子．公孙丑下》）的论说，使这观念深入人心。这五百年是约数而不是确数。刘伯温生于1311年，卒于1375年，赵以炯于1886年中状元，时间间隔恰好是五百年左右。这些间气之说，孟子之论，神仙预测，时间吻合的观念，在李端棻的心目中反复出现，让他由此得出赵以炯中状元是顺天意，合人心，美贵州的结论，下联内容水到渠成。他按照对联这一文学形式的要求，组织语言表达，下联便脱口而出。

读这副对联使人有心舒意畅的感觉，这是作者娴熟运用对仗手法，使其语言成为艺术语言的艺术效果。

对联的上下联，句数字数都要对应相等；对应句的句式要相同或相似，意思要相反或相关；重要节点字的平仄要相对。这是对联对仗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作者不仅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很有韵味。比如上联的第一句“沐熙朝未有殊恩”是由一个动宾词组和另一个带状语的动宾词组组成，在音节上构成一二、二二的音节节奏。下联的第一句“喜吾黔今钟间气”，其句式结构和音节节奏，跟上联第一句一模一样。上联第三句“九十人中”是由一个数量词和一个方位词组成，音节节奏是三一。读这句时，那三个音节词必须快读，缩短它的占用时间才能跟后面的一字音节配合。读法跟前两句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跟下面一句的二二、二二、一二协调配合，组成不同于前面两句的音节节奏，使整个上联的音节节奏既和谐协调，又起伏变化，形成音韵美。下联的第三句“五百年后”的句式结构、音节节奏，以及跟下句的配合，跟上联的对应句也完全一模一样。对重要节点的字，作者不仅讲究平仄相对，而且讲究韵味流畅。上联的“恩”是平声en韵，“声”是平声eng韵，“中”是平声ong韵，“下”是仄声ia韵。上两句是同声近韵，下两句是异声异韵，读起来起伏流畅，韵味优美。下联的气、语、后、南跟上联的对应字韵味相似而平仄相反，使它具有跟上联略有不同的音韵美。上联末尾的“阙下”是两个仄声字，让你读时有果断收束之感；下联末尾的“江南”则是两个平声字，它让你舒缓吟诵，领会作者那由“喜”而“忆”而见其“果然”“胜”的欣喜情怀，领略全联意境，品尝全联韵味。作者下此功夫，让这副对联具有音韵美，让人读它心舒意畅。这就是艺术手法。鉴赏吟诵这样的艺术作品，是一种艺术享受，艺术熏陶。

这副对联让我们根据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想象赵以炯当年在传胪礼上聆听皇帝宣布他中状元的场面。诵读这副对联，让我们在想象那动人场面的同时，享受它的音韵美，享受那美好的艺术熏陶。

整副对联就那么8句话50个字，却蕴藏着以上所讲的丰富内容。这丰富的内容都是从那50个字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这是短小精悍发人深思的文学作品。阅读，读书，是读洋洋洒洒索然无味的大作好呢，还是读短小精悍发人深思的精品好？道理不言自明！

这是一副值得仔细品读，认真鉴赏的好对联。

附图：

每届（科）的录取名单除保存原件外，还要镌刻成进士题名碑立于国子监内。又按照进士题名碑刻成木质印刷版印制进士题名碑录的书籍，分别保存，使其无失无误。此系木质版的印刷样。

作者简介

        陈培各，女，汉族，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现任贵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思政辅导员，正科级组织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党建理论与实践、党史与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近年来聚焦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路径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省级思政优秀工作案例1个，省级优秀班集体1个。

【摘 要】  李端棻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他的《请推广学校折》是近代教育改革的纲领。李端棻高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大旗，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建议，对当前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李端棻；育人思想；当代价值

李端棻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1896年，李端棻向光绪帝提出《请推广学校折》。该奏折对清末教育体制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举措。其目的在于，期望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深入研究李端棻育人思想的历史蕴含和当代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发展中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端棻之育人思想

（一）李端棻之育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李端棻，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人。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其叔李朝仪，为学之道，得之其舅何中宪，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同治二年（186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赏拔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向光绪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两年后擢升为礼部尚书，大力支持并参与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流放新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贵阳，被聘为经世学堂讲席。教学中，他坚持宣传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传播维新思想，注重新式教育的推广和新式人才的培养。

李端棻所处的时代是清末社会矛盾尖锐，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兴起时期。随着西方资本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开展，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也随之产生。鸦片战争后，“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危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求之策。”为挽救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以复兴中华，增强民族自信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天下爱国之士从不同角度寻求救国方案。新兴阶级和先进士大夫开始思索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如何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是当时亟需要解决的问题。李端棻在与黎庶昌交往中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使他的眼界大开，萌发了改革痹症的思想观念。《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开展“公车上书”，大力鼓吹维新变法。就李端棻而言，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持支持与赞同立场。不仅如此，李端棻本人还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希望培养有真才实学的建国人才，于是向光绪帝上了《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人才培养理念。

（二）李端棻之育人思想的主体内容

李端棻基于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道”的考量，提出了其富有维新意义的育人思想。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在李端棻看来，人才培养对于国家的富强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在李端棻的育人思想中，他旗帜鲜明地描绘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制。他认为，人才培养“匪限于一途”。（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人才的培养应根据课程内容、学习时间“分斋讲习”。同时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人才培养的五项建议。关于教学课程设置，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指出：“何等学堂应用何等教科有一定之程，故其书特便教授。”（李端棻：《普通学说》，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提出人才培养分为两种情况：“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探其未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者也。”（李端棻：《普通学说》，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他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要“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通过学校建设、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体制变革，这样能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吸引青年学习技能，国家人才会源源不断。

总而言之，李端棻认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在学校。而学校人才的培养应从三方面着手：其一是初级人才的培养。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以三年为期。”（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其二是中级人才的培养。“省学选诸生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学中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以三年为期。”（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其三是高级人才的培养。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在李端棻看来，只有整合各方资源，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才能够实现“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的良好局面。

二、李端棻之育人思想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关联性

李端棻育人思想可取之处是经世致用。他强调“分斋”培养和“普通学”推广，摒弃传统四书五经，开设格致、制造、农、商、兵、矿等新式学科以便于时代所需人才的培养。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以学校为“经”，以设藏书楼、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者为“纬”的“一经五纬”的教育方略，推广新式学堂实现对新型人才的培养。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李端棻强调专门人才的培养。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大兴，李端棻强调府州县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这种分专业分班级学习的模式，不仅是对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模式专业性所存局限的修改，也是对新式学堂教育质量的保证。这一构思，为近代教育改革及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征途中，李端棻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思想仍然值得高校借鉴。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渠道。面对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我们要从李端棻的育人思想中汲取其先进的教育改革思想，不断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三、李端棻之育人思想的当代启示

李端棻作为近代教育改革先驱，他的《请推广学校折》《普通学说》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改革建议，包括学校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对当前建设教育强国，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人才兴则国家强

李端棻认为，人才是国家强盛的关键，视学生为“国脉”。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占东北领土，受到清政府的镇压。消息被李端棻获悉后，他义愤填膺，悲愤至极。当即写下了《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诗中指出：“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翻能贾祸机。狝薙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 李端棻：《闻京都学生遇害》，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其中“狝薙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何悲”一句，鲜明地流露出李端棻对清政府屠杀青年学生，“摧残国脉”的愤慨和抗议。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党的二十大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高校肩负着为祖国培养人才的重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抓好广大青年学子的思想教育和学业教育，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于国家发展实际的需要。

启示之二：教育兴则国家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大大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8页）等内容与李端棻教育思想有很多契合点。为此，我们要深入研究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汲取其教育改革思想的精华，这对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李端棻认为，要培养“救时”的人才。在“救时”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李端棻提出了“一经五纬”“分斋讲习”“普通学说”等思想主张。这对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教育强国和改革创新”。此举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具有高度的切合性。

总之，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维护其政治的稳定性、维系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教育的作用不可忽略。李端棻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其终极目标在于挽救民族危亡局势，实现民族的振兴与国家的强大。他站在时代前列倡导教育改革、培育新式应用型人才，他的“一经五纬”教育改革框架，不仅有效指导当时全国教育改革，而且其精髓为当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此外，李端棻还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爱国主义者。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积极支持和参与变法维新，试图通过革新政治制度和改革教育体制来改变国人的思想意识，通过培养各类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来提高国人的民族教育素质和民族文化素养，振奋民族精神，以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目标。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者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