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调换抽油烟机，我给安装师傅搭一把椅子，在上面铺几张报纸，供他站上去。师傅惊奇地说：你们家还有报纸啊！

现在什么样的家庭还有报纸啊！这事很奇葩。据说现在新婚家庭不再购置电视机，广播电视绝少有人收听收看，报纸杂志没有人看，人们的各种信息都来自手机。

我家的三份报纸是有关方面赠阅的，他们向邮局订购好，邮递员送到信箱。还有几份赠阅杂志。

我眼睛老花好几年了，报纸的字号很小，难以看清。

回忆青春岁月，我在生产队当了十二年农民。那时各级各类学校停办，只读到初二的我只有停学在生产队出集体工。正是上学读书的年龄，视力好，记忆力好，却没有书报可看。我家收藏有几本古典小说，在瓦檩间、稻草堆里、猪栏下、岩墙缝里等多处左藏右掖，都不放心，还是被当作“封资修黑货”收缴。没有书读，没有报纸可看，捡到巴掌大一块皱巴巴的报屁股看看，就是与文字打交道了，一些常用字都忘了怎么写。

那年月生产队公费订有一份报纸，为队干部私有，他们并不怎么看，用以包盐或者包别的东西。生产队偶尔为社员读报，他们读得磕磕巴巴的。那时候如同我上到初中的人极少，我想给读报，但是没人让我读。

多年后，我成为大队通讯员。写通讯报道稿，得看看人家怎么写的，报纸需要什么样的稿，我自费订了一份报纸。那年月家里平时积攒到点儿零钱，只够买盐调味，买煤油照明，买一双雨鞋几乎都得经过全体家庭会议讨论筹划，难以筹集够钱，还是省吃俭用咬牙订一份报纸。邮递员每过四五天送一次报纸到我们大队，看到的新闻已经成为旧闻。还是关注着，平时走路看路上是否有自行车辙，关注邮递员是否来送过报纸邮件，自行车辙碾压出生活的希望。

1978年到吉首上大学，校园里有阅报栏，那里是我课间或者午饭后常去的处所。大田湾邮电局门口有阅报栏，那是我们往来驻足的地方。

到北京工作以后，机关收发室将各部门的报纸和信件分拣好，在一张大长桌上放置一长排。每天到适当时间，我去为本部门拿报纸，为了抢先看新闻，也为了早点拿到家书和朋友来信。脑子里充斥阅报欲望，每天总是想尽早读到当天的报纸。

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一年，经常到阅报栏看报。除了看大报看新闻，心思比较集中在四开报纸中央民族学院院刊，因为该刊社、院团委、学生会先后两次主办的征文比赛，我获得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我关注院刊是否登载了我的文章。

在机关工作多年，一直乐意去收发室为本部门领取报纸以及邮件，那样可以抢先看到新闻，偶尔还有自己的稿费汇款单。有些年，我写作和发表短文较多，每周都发表一两篇作品，每过几天收到报刊社寄发的样报样刊和汇款单。在意取报纸、杂志和邮件，喜爱第一时间见到自己想见的东西。

时间过得真快，没有几下子就退休了。不用再上班，不用每天起早着急忙慌赶班车，随意地吃喝、休息，随意歪在沙发上，看点闲书什么的。这个年岁了，老眼昏花，觉得报纸字号太小，难以看清，一堆堆报纸杂志和书籍读不过来。上大学时有同学曾说，讨厌如同儿童读物似的大字号出版物。谁知我们自己很快就到了喜欢大字号读物的岁月。

我和另外两位退休干部一起担任一个离退休干部支部委员。按照安排，除了寒假暑假各两个月，我们每个月组织一次活动，内容是学习文件，传达会议精神，通报有关情况，座谈交流。每次支部活动前，上面召集一次各支部负责人会议，发放学习文件，通报有关情况。按说，去参加会议的人将那些内容带回来传达给离退休干部们就可以了。我们支部格外重视，上面召集的那一次会议，去参加的两人回来后，三人传达学习半天，座谈讨论。然后再向大家传达，大家讨论。我们支部的每次活动通常只有两三成成员参加，不来的总也不来。每次从上面领回的精神和学习的内容，支委中的两人重复学习三遍。

保健处每个月到我们居住小区集中收缴一次医疗费用发票。我去交诊疗发票，等待工作人员察看，再由我自己签名。退休领导让一位退休老干部看报纸，那位老干部说：脑子记不住，记不住。我交好了发票，领导叫我看报：你来，看看这一篇。我说：没带花镜，看不清。领导说：我给你念。哪能让曾经担任那么高职位的退休领导干部给我念呢？我接过报纸，能看清标题，是半年前报道一位领导同志视察新疆作指示又强调指出的较长篇幅的文字。我瞪大双眼，还是只能看清标题，看不清正文，只有交回领导，说：我回家后在电脑上看吧。如果我带了花镜，看完后，那领导就会同我讨论交流一上午。

据说现在行政机关单位从收发室领回的报纸杂志都没人看，原封不动打捆卖到废品收购站化纸浆。一些单位同邮电部门商量好，为了减少投送等中间环节，由邮局将新报刊直接打捆，送到废品收购站，邮递部门和订阅部门皆大欢喜。

 

作者简介：杨盛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艺报、人民日报、文学报、《散文》《美文》《读者》等发表文学作品两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二酉散简》《心心相依——中华56个民族散记》及评论、小说集等二十多种，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著专节专题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