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端棻对中国近代新教育改革的重大贡献》

（谭佛佑）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近代的中国，“天朝帝国”屏临崩溃，民族危亡势若垒卵。泰西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就击碎了那些“老子永远是天下第一”的美梦。就连东瀛的弹丸岛国，仅“甲午一役”,也给东方的巨龙一伟大的中华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与奇耻大辱。面对如此的现实，一批从沉重屈辱悲愤中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力图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药方”，力主变法维新，以挽救其屏临灭亡、危殆已极的命运。他们把“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与“师夷长技”作为变法维新的第一要义。这一切，其根本就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开发振兴，其根本又赖于学校教育。对此，变法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深刻的认识。康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并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梁也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也认为:“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就连当时在朝的封疆大吏、“洋务”后期中坚张之洞，也能清醒地认识个中真义。他说:“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

然而，对于延续两千余年，尤其至宋、明以后，完全成为科举八股附庸的旧教育体制，其腐朽程度，实难言状。早在清康熙时，堪称“宿学”的通州学正李退谷，就揭露过这种现象。他说:当时的学校，“诸士传习之所多阙焉。……则今几有庙而无学。……博士倚席不讲，弟子散处私肄于家"。至于教师，多疲癃衰老，滥竽充数，己且无学，何以教人?(李德晖:《贵州明清两代建学记》)及至“道咸”时，此类现象较之前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而且还成了当时革新人才的培养，维新思想的传播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桎梏。即使在“同治”时兴起以“自强”、“求富”为目的洋务运动，其中一些上层的有识之士，也陆续办起了一些“方言”、“技术专科”、“水师”等新式学校，但远远不能承担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培养新型变革人才的重任。况且其中有的人士，还是变法维新的反对者。

面对这样严酷的大变革的现实，时为清政府刑部左侍郎的贵阳人士李端棻(戊戌变法时擢礼部尚书)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从封建旧学的营垒中杀将出来，站在变法维新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擎起全面改革旧学校教育体制的大旗，振臂疾呼，奋力前行。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他直接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和请建京师大学堂，构建一个中国亘古未有较为完整的新教育体系。而且照朝廷旨意，由总理衙门议准，在全国推广执行。在当时的教育界，犹如一声振聋发聩的惊雷。对旧教育体制的变革，对新教育事业的发展，革新人才的培养，变法维新运动的促进，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对洋务新学与是时旧教育的反思，痛陈弊端不足

李端棻认为，当时国家要救亡图存，而人才是其根本。李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言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但洋务时期新学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仍有许多未尽人意的不足和弊端。他又说,当时“罕有济难瑰玮之才”，“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请推广学校折》，下引同此，注略)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洋务新学虽已设立西语西文诸学馆，但对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二，洋务新学对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机械制造技术，虽“聚众讲求”，但“不能致精”。“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三，洋务诸新学，大都未建科学仪器实验设备，故“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也大多未开门办学，派遣留学生，故“或非游历勘察不能确”。学子“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四，当时洋务新学与旧教并存。而旧学校早已成为科举八股的附庸，根本不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学者仅只追求功名利禄。纵有“俊慧子弟”，皆“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即使偶得及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其五，学校建置太少，根本不能满足当时变法维新人才之急需。正如他说:“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但当时“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沉于功课不精,成就无几”。“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

李端棻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剖析当时学校教育的诸多弊端，真可谓言简意赅，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且字字句句，尽皆真知灼见。在当时清政府的上层官员中，实属少见，实在是难能可贵。

二，新教育体系方案的设计，办学计划的具体实施

李端棻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并设计了新教育体系的办学方案。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明确指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这一办新学的方案，虽然在此之前五、六年，早期的改革维新思想家郑观应，也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即: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盛世危言·学校》)但这一设想，并未被清政府采纳执行，也没有李端棻的方案计划全面完整。

李端棻主张，在京师设置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后得中央批准，遂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时正式成立。拨专款银八千五百两作开办经费。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后规制不断发展完善，至辛亥后民国接管，即今之北京大学。)他还主张:京师大学应“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京官也可参加听课，提高自身的新学文化素养。“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原有举人身份者，如欲列校肄习课造，学校亦应欢迎。京师大学和省学课程和专业的设置，基本一样。只是京师大学的教学水平更高一筹，较之省学更为“精专”。程度类似今之大本和大专。具体课程，除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以及“国朝掌故诸书”外，必须“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学制均为三年。就这些课程专业而言，涉猎广泛，门类纷繁，学者根本不可能全面研习。因此他主张仿照宋代大教育家胡瑷的“苏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两斋进行教学，与今之大学分系科专业等相类似。府、州、县设置的学校，可“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原地方旧学校中的诸生，只要愿意，都可到校学习，新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所教课程，除讲授《四书》、《通鉴》、《小学》等传统的语言文字、文史知识、德育课程外，还要“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以及简明的外国古、近代史、时事政治，初等的物理、化学知识。学制仍为三年。

按如上的方案计划，要兴办如此众多的各级学校，“年费必多”。面对当时正值内困外患、极贫极弱的国家，“何处筹此巨款”?办学经费是首当其冲的大问题。对此，李端棻从当时国内教育的现实情况出发，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考虑。因为当时各省及府、州、县，均设有书院，而书院的教学，积弊日深，且“多课帖括，难育异才”。根本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所以他建议，“可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书院一般都有“院产”、“学田”，完全可将其收入，以充新学堂的办学之资。如有不足，可由国家政府另行拨款，给予适当补助。李端棻的这一构想，可谓精当。不仅可以解决地方新学的办学经费，同时又能将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校，真可谓收“一箭双雕”之效。

“惟京师为首善之区”，而京师大学堂，又系国人之望，决“不宜因陋就简"。国家政府必须鼎力而为。可以动用国库,“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偌大一个中华帝国，又何在乎多用这区区十余万两呢?李端棻的这一设想安排，完全切实可行。事实确实如此，京师大学堂很快就得以建立。而时隔不到五年，清政府果然下令，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都改为新式学堂。院产也统统归新学堂所有，以充办学经费。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李端棻提出的这一革新教育主张的先见性与正确性。

“所立学堂既多，所需教习亦众。”随着新学校建置的发展，师资又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李端棻对此早有深谋远虑。他认为“事属创始”，对教师的要求不可能过高，亦不可能要求个个皆属精专深透。寻师的措举，他建议，一方面可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大力举荐有才识之士充任;另一方面，“或就地延聘，或考试选补”。反正渠道宽广，“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李端棻对新学校师资来源和选用的这一构想,同样是从实际出发,本实事求是之精神。就具体操作，同样是行之有效的良策。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李端棻设计的这份新学的体系方案计划,虽未能完全摆脱旧教育的藩篱。但就其整体的安排和具体内容看，不得不承认，它已具备了新教育的诸多特点。且完全顺应了“天崩地解”时代大变革的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教育体制，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革新冲击。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明显的进步性。特别是对当时新教育事业的发展,新型人才的培养,对日后第一个新学制--“壬寅癸卯学制”的建设，书院及学堂的举措，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多元化育才之路的构想

人才的培养成长，决不仅只学校教育之一途。就李端棻所处的时代，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受到人、财、物等条件不足的制约。特别是许多自学者，尚难入学就读;而在校学成还望能得深造者，亦不乏其人。有鉴于此，李端棻深知:“育才之法，匪限于一途。”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途径以培养真才实学。他设计了一套“与学校之益相须而成”的有效办法，具体可分为以下五项。

“一曰设藏书楼”，即今之图书馆。因为当时许多“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若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固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所以，国家应即“自京师及十八省省会,咸设大书楼"。把各种版本、各类图籍，特别是“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许人人楼观书”。“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而且对“增益人才”，扩展社会文化教育的作用，也是一项重大建树。

“二日创仪器院”，即今之仪器实验中心。格致之学，必凭借实验。“无远视之镜,不足言天学;无测绘之仪,不足言地学。”这些现代的科学仪器设备，私人根本无力购买。因此，李端棻“请于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经费由地方公筹。“每省拨万金以上，已可精备。”以后可“陆续添置，渐成大观。”这种在一个地区集中力量建设仪器试验中心的做法，于今来说，特别是经济困难，费用难筹，实验设备较为落后的地方，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曰开译书局”。“师夷长技"，放眼世界，和洋人交流，“欲求知彼，首在译书”。当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所以今必须多译有关学校、农政、商务、铁路、邮政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所以必须尽快译出，“随时布刻，廉值发售。”这样，不仅能增益见闻，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同时对冲破旧学的封建桎梏，广开才智，造就新人，其作用亦不可低估。

“四曰广立报馆”。李端棻认为:“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故“欲通今者，莫若阅报。”他以西方的经验来作启发，说:“泰西每国报馆，多至数百所。每馆每日出报，多至数百万张。”全社会“上自君后，下自妇孺，皆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因此,他“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成立大报馆”，“广即廉售，布之海内”。如此“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才日出矣"。报纸杂志是传播文化、传递讯息、沟通思想、制造舆论的重要媒体和手段。革新人士则把它作为宣传变法,介绍“西学”、开发民智、开通风气的重要阵地。谭嗣同就把报纸、学校与学会并列为变法的三个重要手段。李端棻不遗余力地为此大声疾呼,提出强力冲击专制舆论的先进主张，不能不说是他锐意改革教育、变革社会的远见卓识。

“五曰选派游历”。当学子“受学教年,考试合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其道有二:“一游历各国，肆业于彼之学校，纵览乎彼之工厂，精益求精以期大成。”此即向各国派遣留学生，不仅学习理论，还要亲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学习实践，掌握实际的生产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是“游历各省”，即国内的省际考察交流实习。具体可“察验矿质，钩核商务，测绘舆地，查阅物宜。”且有一定期限。国家要“厚给薪俸”，并要求“随时著书归存有司”，如果系有实用价值的调查报告或论文，还要“为之刊布，优加奖励”。反之,“其游惰而无状者，官则立予降黜，士则夺其出身。”这些要求，不论是对去海外的留学生还是国内省际的考察实习生，可以说既严格要求，又恰如其分;既合情合理，又毫无苛求。可谓精当客观。

最后，李端棻肯定地说:只要办好京师大学和各地的各类学校，教师认真施授，学子努力修习，再加之坚持做好以上五项，“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这不仅反映了李端棻对中国近代新教育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中的重大作用认识之深刻，特别是还要充分全面发展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的主张，较之前人，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新教育发展的一次伟大进步。

四.奉献桑梓新教育事业的情怀

百日维新，惨遭荼毒。“六君子”喋血西市，康、梁逃亡东瀛。昔日变法维新的中坚，中央“懋勤殿”七人之首的二品大员、礼部尚书李端棻，也被革职遣戍新疆。虽然如此，作为变法维新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教育体系的建设发展，并没有因先驱者的流血牺牲和李端棻的谴戍充军而停滞、而毁灭。历史就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当腐朽的权势者想要你进入这个房间，它确偏偏要将你带入另一个房间。京师大学堂生存下来了，且还不断地迅猛发展，竞也成为当今世界的百年名牌老校。全国各地书院改设和新开办的各类新式学堂，不仅没有被解散，反而如雨后春笋，日益发展壮大。同样也成为日后中华大地传播新思想，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和发动改革或革命的摇篮或基地。这一切，李端棻在当时当然是始料不及的。但这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无疑写就了李端棻等维新人士构建的新教育以培养新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创建的伟大功绩。

李端棻苦赴新疆,中道感疾,留住甘州(今甘肃张掖)。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得赦归。回贵阳后，他并不因官场的失意和政治的打击而灰心气馁，更不因年近古稀身体衰老而失望消沉。他意气不减当年，“犹复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梁启超《墓志铭》)在故里，继津门严修之后，大力提倡新学，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在他主讲经世学堂期间,尝以《新民丛报》展示学生，大讲其“卢梭论”、“培根论”，尽力传播“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并以这些内容命题，考课诸生。此外，还系统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新思想的述评传播，打开了黔省思想学术长期闭塞沉闷的局面，开了一个巨大的窗口，风气顿时大变，言西学维新者，日渐骎骎。

李端棻不仅致力于讲学，传授西学，传播新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桑梓多方努力，以实现自己在变法维新时推广建置新学校的夙愿，进一步发展贵州的新教育。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他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创办了贵州第一所新式师范学校一公立师范学堂(即今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以作发展教育之“母机”。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他又会同当时贵州名流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经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将原由正本书院改办的贵阳府中学堂迁来，创建贵阳中学堂，翌年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为清末民初贵州最大的一所中学。这些学校大都成为推广新教育，传播新思想，培育新人才的基地，对促进贵州新的科学文化发展，特别是对以后贵州的辛亥革命，不论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革命人才的培养建树，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由于李端棻奔走教育事业活动的频繁，传播新思想在省垣影响的巨大，自然引起了一些顽固势力的恐惧与仇恨。他们在街头贴出三首打油诗，竟以顽固派残杀维新志士来恐吓威胁李端棻。其中一首曰:“康梁余党至今多，叫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殷亮轩《戊戌政变后回贵阳的李端棻》)李端棻并没有被吓倒。但官府也不准他继续在经世学堂讲学了。他率性集诸生于自己居宅的客厅内，继续讲授，传播新学。为表明夙愿，他自撰一联，刻木悬之堂内。其联曰:“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由此可知，李端棻在顽固强势的压力下，毫无屈服妥协之态，仍然坚强有加，壮心不已。真可谓为英才崛起，开一代文明新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原载《人文世界》第四辑，

四川巴蜀书社二〇一一年六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