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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正安县的解放、接管及剿匪斗争（一）
梁子庠（冀鲁豫南下干部、时任正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正安县，隶属贵州省遵义市。位于遵义市东北部，是贵州襟联重庆的前沿，是渝南、黔北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区域，素有“黔北门户”之称。正安县位于贵州省北部，北接重庆市南川区，东北毗邻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东南与凤冈县和湄潭县交界，南靠绥阳县，西北与桐梓县接壤。有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等23个少数民族。
正安是我军进军西南解放贵州所遇到的特殊县份之一。由于它位居黔北，地处边沿，国民党溃军视为喘息之地，散兵游勇窜聚而居，加上乡保武装及土匪势力，正安犹如狼窝虎穴。他们狼狈为奸，置人民于黑暗、血腥恐怖、饥饿之中。由于我军从整个西南战役出发，未来得及给这帮家伙以沉重打击，致使正安解放出现反复。后来，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盘踞在正安的反动武装和土匪头子，终以玩火自焚而落得可耻下场，正安人民才从水深火热的浩劫中得到解放。
今日正安
进军大西南
1948年冬，伟大的“淮海战役”结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飞跃发展和开辟新区工作的需要，冀鲁豫区党委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梁子庠当时在山东东明县任县长，也是被抽调干部之一。我们在菏泽集中学习后，编在南下支队二大队，从菏泽随部队出发，经徐州、蚌埠、合肥等地，于1949年4月22日在安庆渡过长江。到达江西广丰后，我们属赣东北区党委领导。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地委在上饶、广丰等地办了干部学校，其中也包括了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大批知识青年参加了学习。通过学习，使其充分认识进军西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意义。西进途中，上级还发了一本资料给我们，介绍贵州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遵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以大迁回、大包围消灭西南之敌的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命令我们跟随部队进军大西南，接管贵州。
9月初，我们从江西上饶出发，经南昌、长沙到达湘潭。1949年10月1日，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听到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一片欢欣鼓舞。大家一致向党中央、毛主席表决心，加速进军，早日解放西南。
衡（阳）、宝（庆）战役以后，除老年和女同志少部分人留守外，我们随杨勇、苏振华同志领导的五兵团从湘潭出发，沿湘黔公路挺进，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到达湖南邵阳时，上级明确陈璞如同志任遵义地委书记。在芷江，领导委我负责接管正安工作。
西进支队行军途中
一路上大家行军不怕艰苦，争取早日解放贵州人民。女同志行军困难比男同志大，最初有马都让她们骑；后来个个坚持，同男同志一起走路。由于给养跟不上，大家吃牛皮菜，吃友军马料，但毫无怨言。进贵州时，每人还背几斤盐巴。脚打起泡，大家摸索了一个方法，将头发穿针刺进血泡就会消失不痛。还有一条经验，早起走路脚步要轻，整天就能坚持。大家互相勉励，一鼓作气，向贵州进发。
进入湘黔边境，山高路险，气候恶劣，大家仍信心百倍，晓行夜宿，每天行军在80华里以上。我们沿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湄潭到达遵义。梁子庠当时住在遵义虾子区，帮助工作，等候地委指示，接管正安。
接管正安
1949年12月中旬，地委书记陈璞如叫我和几个同志去开会，要我们立即到正安去，要求我们以政治攻势为主，争取和平解放接管政权。地委为接管正安已作了大量工作。另外正安地下党员向 逊、陈体泉及进步青年吕德福等来遵接头反映情况，地委布置他们回县，用各种方法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敌情，迎接解放。
我们还初步了解正安境内有国民党溃军宋希濂部二二七团和二二八团（即正安人民说的陈、曾二团），两团均由陈鉴明（团长）率领从四川入境。当我们接受任务后，地委还派在贵州起义的二七五师参谋长熊先煜（道真县人），和该师八二三团政治部主任郑代壁（正安县人）等人同我们一起去。我们没有部队，只带熊先煜部下一个排的起义兵，共几十个人上路。
熊先煜在地委的安排下，带着特殊关系协助我们去作陈、曾二团的工作。为了接收工作能顺利进行，我们让熊先煜骑马，我们走路。到了旺草，熊遇着穿便衣的陈鉴明和一位姓廖的副军长（陈、廖准备去遵义找出路），熊把陈的堂兄陈铁（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贵州起义）的信交给他，意思是要陈率部投诚起义。我们经熊介绍见了面，廖要求回武汉，我们便把他介绍到遵义军分区去；陈和我们一起回正安。到了土坪，决定熊、陈先去做工作，我们随后进城。当我们走到牛都坝时，正安来电话说陈鉴明控制不了部队，有的不愿起义，还想方设法阻我进城。那天我们就宿在李友山（进步知识分子，教师）一个亲戚家里。李向我们反映了一些情况，第二天就得知陈鉴明率部分队伍往遵义投诚起义。
由于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加上我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贵阳、遵义，大势所趋，正安国民党政府才同意我们接收。12月14日我们到达正安县城，这次来的同志有秘书杨鲁峰、财务杨居易、以及李丽生、张广文、温发兴、肖忠义、肖忠云、肖忠福、沈金山等人。当时熊先煜按照地委指示，先去正安联络，在做国民党县政府的工作和争取陈、曾二团起义方面，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国民党县长郑一平，是贵州特务头子谷正伦的忠实走狗，他积极布置“人枪共存，人地同归”的反革命应变计划，不久前还到靠桐梓县的正安边界端恭乡去策应指挥，我们对他抱有戒心。但由于我们军事力量暂时不能控制正安，仍叫郑一平出来工作，留任正安县长，他固执推病不来。
我们对正安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由于陈、曾二团溃入正安，总体上虽然起义了，但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拉出人马反叛作乱。如该部一个副营长张干臣就在瑞溪一带危害人民。想回家的陈、曾官兵，以卖枪弹作盘费。据说还有一个排路过土坪被当地乡保围困缴械。这些都间接地以枪武装了土匪，加上郑一平按他上级布置的战时应急计划，以致在我们到达之后，匪特仍在窥我行动、探我虚实。他们一伙剑拔弩张、跃跃欲试，随时都可能向我疯狂反扑。但是不管怎样，所有乡保武装及乌合匪类都离不开钟昌经、钟昌泉与闵涤非两大派系，这就是正安地方势力最大的钟、闵两派。两派势力在各乡镇互相渗透，闵派掌握乡镇长，钟派扶持反动党团；闵派拉拢袍哥兄弟，钟派聚集游勇乡丁，甚至县保警大队也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互相勾结又互相气夺，其目的是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来继续压迫和剥削正安人民。
当时，我军因急于执行入川作战任务，没有来得及以武力慑服他们。我们是遵照上级指示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来接收国民党政权的，于是我们决定做钟、闵两派的工作。只要他们看清时局，不再与人民为敌，我们是欢迎的，还让他们出来维持社会秩序。与此同时我们对各界人士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使他们丢掉梦幻。不要再观潮等待。对开明士绅，如郑和周、韦坤熙、封定邦等，我们努力争取他们积极靠拢我军和政府。封定邦（国民党县长）多次发言拥护共产党；韦坤熙（国民党区长）表示坚决维护我党立场；郑和周（国民党区长）动员他堂弟郑良州（土匪头子）交出了20多支枪。对进步知识分子，如吕德福、李扬汲、李国良、李友山等，我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对社会青年我们公开贴布告招入我军政大学，共招10多人送遵义培训。更重要的是依靠我地下党成员向逊、陈体泉、冯明忠等去做各种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积极工作，广泛接近群众，解释和澄清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造谣诽谤，从而发动群众起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村贫、雇农民，经过发动觉悟起来，他们和街道积极分子都为我们做过许多工作。
我们于12月19日召开了第一次地方人士座谈会，研究成立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指定由郑一平、严怀清（国民党县保警队大队副）、钟昌泉、闵涤非组织成立。于12月22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的人员，除指定的郑、严、钟、闵四人外，还有钟昌经、封定邦等10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交换意见，正式成立了“正安县治安维持委员会”。我提出以下几条：
一、持有枪者不得反抗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并不得抢劫人民财产，否则人民可以解除其武装；
二、散兵游勇及窜逃匪徒，必须缴械投诚，愿回家者发给解放证回原籍，伤病员送医院治疗；
三、……。
会议作出决议，以上各条由正安县治安维持委员会负责办理并布告周知。到会人员共同推举郑一平任该会主任，闵涤非、钟昌泉、周质君（国民党镇长）、严怀清任副主任。委员17人由县府敦聘。
27日，我和郑一平一起去遵义地委汇报，留下杨鲁峰、张广文、沈金山、肖忠云、肖忠福等同志，督促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由于我在遵义汇报后，郑一平不来正安，地委任命我担任正安县县长，回县工作。刚走到绥阳，遇上惯匪雷三攻城，我们出不去，便和绥阳的同志一起反击雷三。待把雷三打跑后，前前后后耽搁一个多月。我离开正安期间，留在正安的杨鲁峰同志写了40多天来的工作报告，开始想从邮局寄出，被匪发觉，便用银元请人专程送地委。
我到绥阳时，十六军一三六团副政委周的民同志受命兼任正安县委书记，他随团部驻在绥阳。我与他见面后，介绍了正安情况，于1950年2月17日（古历正月初一），周的民同志和我们一道回到正安。一三六团一营营长苏培增带领部队于2月10日比我们早一个星期，从四川方向经正安县杨兴乡进入正安县城。
这次到正安，除我军主力部队外，又充实了一批冀鲁豫南下干部和江西参加革命的干部，组成了接收正安县的新班子。当时有周的民、刘苍岩、刘凤鸣、李丽生、杨鲁峰、汪振业、杨居易、李增玉、段治成、段建文、段建海、席常安、贤瑞山、彭敬然、张广文、周广西、郑汝生、荣文佩、张士林、韩春梅、刘正端、李静安等同志。警卫班有温发兴、肖忠义、肖忠云、肖忠福、沈金山、王保平、潘耀金、徐初贴、刘祥清等同志。
进入正安后，我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狠狠打击股匪；另一方面继续利用治安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工作上先城市后乡村，逐步展开。
记得在江西时，赣东北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同志在县以上干部会上总结新区工作时，告诉过我们一条教训：由于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兵力一时达不到，工作人员又少，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的同志牺牲很多。叫我们到贵州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太分散，把人员集中起来组成工作队下去。因此，我们鉴于正安的情况，干部仍然集中在县城，临时派小分队出去活动，没有建立区乡人民政权。
反击战斗
虽然我们在上级指示下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对土匪的狡猾猖獗估计不足，疏忽麻痹。有一次派苏营长带兵去谢坝清剿土匪谢云清（谢是国民党三二八师的一个营长，拖枪回乡作乱），县城兵力抽空，给伺机反扑的土匪以可乘之机。一千多土匪，利用民间习俗正月玩龙灯欢度春节之际，于1950年2月26日（古历正月初十）袭击我们。匪兵们身系腰带，头裹红巾，手持梭标，天刚亮就从县城西门进来。我军挑水士兵看见，以为是春节游艺群众，没有介意。匪兵赶到我机炮连驻地（现公安局），冲到门口把我两名守卫战士杀死后一拥而入。机炮连战士没有手枪步枪，对突入其来的匪兵只得抓起板凳迎击搏斗。县府大门也被土匪火力封锁。刘凤鸣、李增玉、周广西、杨鲁峰等同志几次冲击，都冲不出去。
敌人在县府外一个摊子的锅灶底下用步枪压制我们，大家便决定一起冲。我叫汪振业同志守住县府大楼，守护楼下存放的旧政府移交来的手榴弹，我们10多个同志便一齐冲了出去，从左面向公安局方向援击。开始我用手枪射击，后换成卡宾枪，相持对射，把敌人打跑了。
正面敌人凭借街道拐角进行顽抗。周广西同志用手榴弹当场炸死炸伤敌人数名，其余的敌人回头就跑。我们趁势往东门追击，在曹家门口打死一个土匪，匪众纷纷逃命。我们又趁势追至东门扫把街，见匪特往北面马桑坡溃逃。机炮连的重机枪，敌人想抬走扛不动，便掀翻在地，我们抬起来架在公安局楼上，对准城西撤退的匪兵扫射，打得敌人爬在田坎下、河沟里抬不起头，连滚带爬潜逃。
反击土匪攻城的激战，从早晨7点开始，打到下午2点才结束战斗。我军当天牺牲了5人，第二天因伤势重又牺牲2人。这些烈士为正安人民的翻身解放英勇献身，人民永远悼念他们。
战后才知道攻城的是匪首陈先银、文光修勾结郑银周、简洪猷、杨禄山等组织的所谓“讨共民军游击队”。土匪这次攻城事先得到钟派许可，并勾结了国民党保警大队大队副严怀清和中队长李建昌，他们是在将我军派到原保警大队工作的刘先来、郭芝富二同志杀害后叛变的。严怀清从此叛逃，为匪作乱。后来被我三十一师在追捕中击毙。
这次县城虽保住，人民免遭荼毒，但土匪气焰仍很嚣张，我军主力仍在谢坝未回。为了防止土匪不甘心于失败而卷土重来，当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和溪乡吕德福，要他连夜送信给苏营长带兵回县。吕德福接到通知，步行70多华里，天黑赶到谢坝将情况报告了苏营长。当晚，苏营长带部队急行军130华里赶回县城。次日上午果然发现敌人暗窜到城东5华里的石梁河地方准备攻城，被我守卫在凤山顶上的战士发现后，即用迫击炮轰击而遁逃。
这次部队打谢云清，我公安局侦察股长李丽生同志随苏营长前往。因泻肚子和通讯员潘耀金一起掉了队，在冉家坡遭土匪伏击被俘，敌人准备用刀欲死他们丢下消坑。李丽生同志不屈不挠，视死如归，昂首跳下消坑，英勇就义；潘耀金也随之跳下牺牲。李丽生同志是山东东明县人，1936年入党，随军南下西进，每次战斗均英勇顽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通过这次反击战斗，充分显示了我党我军的强大威力，挫折了敌人的锐气。特别是正安广大人民免遭浩劫，对我们更加信赖。战后第二天，群众自发地放鞭炮，满城欢腾，庆贺胜利，党群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
梁子庠年轻时心灵手巧，酷爱建筑，庄稼活样样精通，地方戏能弹会唱，画高画、扎纸灯为人称道，因曾涉足武林，舞枪弄棒也有几招。最拿手的是木工、瓦工，这便是“梁二瓦刀”称呼的由来。
他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在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曾在日伪顽杂的白色恐怖下，以卖煤油为掩护与敌人巧妙周旋，每每均能逢凶化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一次只身闯入虎穴，生擒汉奸、伪军特工队长任玉彬。敌警察所长气急败坏，扬言三天内拿住梁子庠，可当夜三更，梁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一伪军军官给士兵训话说：“梁二瓦刀被活捉了，三天内将就地正法……”讲话未了，一声枪响，敌军官帽子不翼而飞，吓得敌官兵目瞪口呆。当敌人意识到梁子庠就在面前时，他早已不知去向。
1942年灾荒，全家人饥饿交加，当时他掌握着党的活动经费，但为私从没动用过分毫。
1948年11月，他率领东明一万多名民工，冒风雪、踏泥泞支援淮海前线，历时一个多月，共出动大小车6000辆，运小米90万斤。
1949年初，他踏上了南下征途，为解放大西南，建设贵州做出了贡献。他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是久经考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民族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GAOJIAN 根据《遵义解放》文章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5.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