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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16 19:13:43 30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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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在古代真的是兵家不争之地吗？

西洲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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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贵州，你会想到什么？是茅台酒，老干妈，酸汤火锅？还是长征路上那场遵义会议？又或者是那句十分出名的旅游宣传广告：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部，山地和丘陵占据了全省面积的90％以上，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这片遍布喀斯特峰林、溶洞和峡谷的土地，在古代文人笔下是“瘴疠之乡”，在中原王朝眼中更是“化外之地”。俗语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也有很多人戏称，贵州这地方在古代是妥妥的“兵家不争之地”。

但若翻开史书细看，我们不禁要打个问号，贵州的军事价值真就只配得到一句 “不争之地”的评价吗？

为何“不争”？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地势崎岖，是岩溶化高原山地，且地形被河流切割得极为破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写道：

“山势如犬牙交错，马不能行，人须攀藤附葛。”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机动性和后勤能力均受地形影响，贵州这种“地无三里平”的地形（喀斯特地貌），蜿蜒曲折的山脉、深谷、河流，都使得大规模军队行军难，补给更难，对古代军队来说堪称灾难。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主力从四川入云南，却避开贵州腹地，只因“牂牁（zāng kē）道险，粮运不继”。《平播全书》记载，明代平定播州之役时，24万明军翻越娄山关，粮草全靠民夫肩挑背扛，“运粮一石，费银十两”——听起来就挺费劲的。

再来说说“天无三日晴”。贵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复杂，多阴雨天气。古代贵州森林密布，加之湿热多雨，导致瘴气（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横行。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

“黔处万山叢谷中，地穷而气，……大抵黔地气候不齐，一日之间，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稍一不慎，易生疾疹。”

外来军队难以适应这种“谜一样”的气候，而且疫病肆虐也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唐代时，安南（今越南北部）一带的战事就屡因气候和疾病导致唐军折损惨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贵州。在明朝平定西南的过程中，驻扎贵州的明军常因水土不服和疫病困扰而进展缓慢。林则徐途经贵州时，也曾哀叹：

“士卒病亡者十之三四，非战之罪，实天亡之。”

众所周知，古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是控制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经济中心。当时贵州经济较为落后，加之气候地形的限制，农业生产有限，粮食供应困难，不仅难以支撑大规模军队长期作战，而且就算打下来了也没饭吃。这对于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的中央军队而言是致命的。

直到明代，贵州仍是“刀耕火种，不通牛耕”，中原王朝即便占领此地，也需从湖广运粮供养驻军，成本极高。由于贵州地瘠民贫，从洪武时期开始，朝廷便常常予以蠲（juān）免。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财赋实力在全国各省中排名最末，由于财政窘迫，财赋所出不能自给，全仰邻省协济。据巡抚何赵鸣《严催协济疏》：

“贵州开省，原设贵州、黄平等二十卫所，额设屯粮仅共九万二千有奇，一岁所入，不足以供官军半岁之用。”

巡抚江东之《责成川湖协济疏》也云：

“贵州汉少夷多，不得不镇以兵威之重；田少山多，不得不望于邻省之济。”

也就是说，当时占领贵州就是一门赔钱买卖，所以这地儿也不是非得争。相比之下，中原和江南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成为各大势力争夺的核心。

另外，贵州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势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历代王朝在贵州的治理大多依靠土司制度，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统治，向朝廷进贡并接受册封，以换取自治权。这种模式有效降低了中原王朝的治理成本，但也导致中央政权对贵州的直接控制较弱。贵州的多民族聚居特性，也使其成为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博弈的焦点。这种情况下，确实也不是非争不可。

从“不争”到“必守”

但这并不意味着贵州毫无军事价值。贵州的地形气候是障碍不假，但利用好了也可以成为一道很好的防御屏障。南宋末年文天祥在南方抗击元军时，曾考虑利用西南山地作为抵抗蒙古铁骑的屏障；明朝平定西南时，贵州的山地同样成为防守与游击战的有利地形。

因此，贵州虽难以成为大规模进攻的前线，但在防御战中却不失为一块天然的军事要塞。贵州很少被“争”，但始终被“守”。

此外，贵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性。它既不是边陲防线，又不属中原腹地，但作为云贵高原的一部分，贵州称得上是西南地区的锁钥，不仅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更是通向滇缅的重要通道。

所谓“得贵州者控云南”，中原王朝对贵州的态度，始终与云南绑定。元代为控制云南，曾强行在贵州设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驻扎军队，还修筑了多条驿道。明代朱元璋派傅友德征伐云南，30万大军过贵州，留下“调北填南”的移民军团。贵州从此成为“滇之喉舌”，被纳入卫所体系，朝廷通过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修建湘黔、滇黔驿道和军事驻防点，使贵州成为控制西南的支点。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贵州军事战略地位有更精准地阐述，其云：

“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普安、乌撒，则临滇、粤之冲，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故也。”

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经营中原之关键在关中，经营江南之关键在荆益，而经营西南之关键则在贵州。在经营西南边疆的军事行动中，贵州是“冲要之地”，具有战略通道的地位，占据贵州，就等于控制了西南。这样看来，贵州还是挺重要的。

而且，贵州虽非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却是本地土司的生死战场。

统治播州（今遵义）700年的杨氏土司，曾建起亚洲最坚固的山地城堡——海龙屯。2015年海龙屯遗址申遗成功，考古学家发现其城墙厚达6米，箭垛、瓮城、暗道一应俱全，堪称“山地军事建筑奇迹”。掌控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巅峰时期拥兵可达十万，《明史》称其“雄长诸蛮”。吴三桂剿灭水西时，甚至需要动用象兵和火器营。

1600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反明，万历皇帝调集24万大军，耗银200万两，血战114天攻破海龙屯。此战被视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凸显了贵州地区的军事重要性。杨应龙凭借山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倒逼明军发明“云梯车”“火龙炮”等特种装备，属实是促进科技发展了。战后贵州设遵义、平越二府，但《明神宗实录》称：“平播之费，十年赋税不能偿。” 明神宗表示：这很难评。

明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后，贵州逐渐被纳入全国治理体系，明清之际，贵州成为平定西南叛乱的重要战场。清朝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势力盘踞西南，贵州成为南明流亡政权的最后据点之一，也说明了贵州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另外到了明代以后，贵州的丰富矿产资源逐渐得到开发，成为朝廷的重要铜矿、汞矿供应地。除此之外，贵州的特产如茶叶、药材、木材等在古代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特别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掌握的木材、草药资源，在明清时期成为军需物资的一部分，贵州也逐步融入全国的经济体系。

从“边缘”到“枢纽”

从历史长河来看，贵州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从边缘到枢纽的演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远离中原战乱，的确并非兵家必争之地。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的重视、改土归流的推进，贵州成为西南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防范缅甸、苗疆和滇藏地区的军事冲突时，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

到了近现代，贵州的战略地位更是显著提升。贵州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节点。1935年，红军在贵州境内进行战略转移，利用地形四次突破围剿。遵义会议会址的选址，正是看中贵州“易守难攻”的特性。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改变了红军的命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的方向，也使贵州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进攻华东、华南，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贵阳、遵义等地均成为军事要地。贵州的“险山恶水”变成天然屏障，保护了内迁的工厂、学校。1944年日军发动“黔南事变”，因山高路绝，机械化部队机动困难，最终止步独山。

抗战时期的黔桂铁路更是发挥了重要的运输和保障职能。此外，贵州的溶洞还改造为战备仓库——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083军工基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2016年，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落户贵州平塘，恰因FAST需要直径500米的巨型“锅形”结构，而贵州喀斯特地貌区天然形成的洼地（如大窝凼）形状与望远镜所需的凹坑高度契合，能够大幅减少人工开挖量。再加上贵州人口密度低，群山环抱，能有效隔绝电磁波影响——当年阻挡军队的天险，如今守护着人们探索宇宙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