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故事

权 郁

这几天整理旧物时，我翻出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与证章 ，刹那间，在杂志社，电视台工作期间的往事历历在目，万千思绪涌上心头。

记者常被视作“无冕之王”，工作看似光鲜、无所不能，令人羡慕。但其中的无奈，只有自己清楚。套用一句俗语：“当记者难，当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良知的记者更难！”这绝非自夸。下面，就讲讲我在杂志社工作时的几件往事。

一、难忘的初次采访

1979年10月，我从麟游县委宣传部，调入了刚刚复刊的团省委《陕西青年》（后来改名为《当代青年》）杂志社工作。社里的成员大多是平反归来的老编辑和老记者，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资深大学生；还有两名年轻编辑，是“文革”期间被推荐上大学并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而我，既无资历，又无文凭，仅仅靠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几篇文章，跻身其中。在这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单位里，难免自惭形秽。

当时的总编赵熙，四十多岁，浑身散发着温文儒雅的气质，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擅长写小说，在西安小有名气。起初，他安排我在资料室负责文摘工作，编辑小知识版面。那时我特别喜欢《奥秘》杂志，常常从中摘录一些有趣的科技奇闻，比如白海豚引路之类的。

半年后的一天，赵总编突然问我：“小权，你想不想跟我去采访一个无臂青年？”我愣了一下，随即兴奋地连声回答：“愿意，我太愿意了！”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们年轻编辑的关怀与培养，是一次极其难得的锻炼机会。于是，我简单收拾了洗漱用具，便和赵总编踏上了前往杨陵镇的火车。采访对象叫路联强，所在的下川口村，距离杨陵镇有20多里路。在那个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村与村之间很少有班车通行。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向当地团委借了两辆自行车，便向着下川口村飞驰而去 。

初见路联强，是在一个略显破旧的农家小院里。这个14岁的农村少年，脸上带着质朴的腼腆。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用双脚灵活做事的少年，经历过怎样的苦难。

6岁那年，小路在田地里玩耍时，意外触碰了高压电线。命运在那一刻陡然转折，他失去了双臂，余生只能与空荡荡的袖管相伴。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他开始练习用双脚代替双手。穿衣、吃饭、写字，这些对常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他却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是无数次摔倒又重新站起的坚持，凭借这股毅力，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学。

路联强的家，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小院。家境清寒，屋内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可一切都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父亲外出帮工，老实淳朴的母亲留在家中操持农活和家务。她不善言辞，见到我们只是默默忙着烧水泡茶。

在村长和村民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小路更多的故事。在学校，有一张专为他上课写字特制的宽板凳，那是学校对他的支持帮助。老师和同学们说起他时，满是心疼与敬佩。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赤脚学习，脚趾常常冻裂、磨破，可他从未喊过一声苦。

采访接近尾声时，已近黄昏。赵总编提议再去和路联强的母亲聊聊。这位中年妇人实在憨厚，起初问一句答一句。赵总编便和她拉起家常，从庄稼收成，聊到自家孩子，慢慢引入了小路当年的遭遇。

一提到往事，小路母亲的眼眶瞬间红了，声音也颤抖起来：“强强在田里玩的时候，不小心拉到了变电器上的高压线，两个胳膊当时就烧焦了。送到省城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可胳膊却没了。我和他爸在三楼病房，哭了整整好几天。半夜里，他爸看着黑色的窗外，绝望得不行，说‘娃没胳膊成了废人，以后可咋活呀！与其以后受不完的罪，还不如……’”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惊，满心惶恐。

“我当时就哭着说，不行，绝对不行！”小路母亲接着说道，“第二天，强强睁着那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我说，‘妈，你别难过。你看咱院子里的椿树，每年摘香椿掰掉树杈，第二年又会长出新的。我想着，我的胳膊明年也能长出来的。’” 说到这儿，她泣不成声，“我这心里，就像被刀剜一样疼。我抱着强强发誓，再苦再难，也要把他拉扯大！”

听着小路母亲的讲述，赵总编眼中泪光闪烁，我的泪水也不受控制，滴落在采访本上，洇湿了纸面。

返程的路上，夜色笼罩。赵总编问我这次采访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强强母亲的那段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写文章，得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读者。一定要有真实又生动的细节，文章才有生命力！”

接着，他又问：“你对路联强的经历有啥感悟？” 我思索片刻，回答道：“路联强就像路边的小草，不管环境多恶劣，都顽强生长，不屈不挠。” 总编听了，微微点头，笑着说：“那就以《小草啊，小草》为文章标题吧。”

回到西安后，我按照总编列出的提纲，仔细整理采访笔记。这篇六千多字的长篇报道，由总编亲自撰写，我在一旁协助。文章发表后，收获了广泛的赞扬。也因为这次机会，我从资料室搬到了采编室，正式开启了独立采编的职业生涯。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难忘第一次采访的点点滴滴，更感激引领我走进记者行业的启蒙老师——赵熙总编。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想起那个像小草一样顽强的少年路联强 ，他激励着我勇敢面对生活与工作中的一切挑战。 

二、未能刊发的报道

一一少年英雄背后的反思

《当代青年》作为陕西省团委的机关刊物，肩负着紧密配合中心工作开展报道的使命。那年，团省委计划对一位舍己救人的少年英雄进行宣传表彰，要求杂志社协同刊发一篇报道文章。考虑到采访地点位于路途遥远的商洛山区，这项采访任务理所当然落在了年轻记者身上，我主动请缨前去。

乘坐长途汽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颠簸许久，抵达目的地时，我已因晕车呕吐得几近虚脱。商洛团地委予以热情接待，并向我介绍了具体情况：救人少年名叫王水泉，是水泉乡小学的学生，在扑灭山火的行动中，为救助同学壮烈牺牲，年仅12岁。参与救火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烧伤，有几位正在地区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次日，团委干事召集在医院陪护的小学校长和两位老师，向我进一步阐述事件详情：一周前，村子后方的山上，因有人上坟烧纸引发了大面积山火。由于村里人手不足，正在上课的学生被召集前去帮忙。村民扑灭大火后，学生们跟在后面，用树枝拍打山坡上的余火。不料山中突然起风，余火瞬间复燃，学生们惊慌失措。本应穿过余火往山坡下逃生，他们却逆向朝山坡上奔逃，火势顺势向坡上蔓延。前方出现一处较高的塄坎，学生们难以翻越，王水泉见状，毫不犹豫地蹲下身，让伙伴们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爬，上去的孩子再拉其他同学。待身边几位同学成功脱险，大火已逼近眼前，王水泉却因错失时机，自己无法上去。等大人们赶来扑灭山火时，他已葬身火海。

我提出前往水泉乡火灾现场、村里了解情况并看望王水泉父母的要求，校长却告知：山路毁坏中断，暂时无法前往，还称其父母悲伤过度，不能再受刺激。不过，县医院有村民和被救同学，可陪同了解情况。

在地区医院病房，缠着绷带，打着吊瓶的孩子们哭诉着当时火场的惨烈，泣不成声地表示，如果不是王水泉帮助他们爬上塄坎，大家都难以躲过这场大火。陪护孩子的家长们不住念叨着王水泉的懂事与热心，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一边说一边看向校长。然而，有两位家长只是低头默默流泪，不发一言，却又时不时偷偷看向我。

回到招待所后，我心中总觉蹊跷。当晚，趁校长和老师不在，我悄悄前往医院，找到那两位沉默的家长。他们将我拉到病房外的僻静处，似乎下了极大决心，悲愤地吐露：“孩子都烧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真话！扑火那天，村上原本叫六年级的大孩子去帮忙，校长说毕业班课程要紧，就派四年级的学生去了。这些孩子年纪小、啥事都不懂，咋能不出事呢！”

听到这些，我的内心被深深刺痛，心情异常沉重。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思考问题：让这些年幼的孩子去扑火，到底合不合适？似乎连晕车也没那么严重了。

回到杂志社，我向总编汇报采访情况，并坦诚表达自己的看法：王水泉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值得表彰，这是人性光辉的闪耀，彰显了少年在危难面前的无私与勇敢，其精神值得弘扬。但让小学生参与扑山火这一行为，必须受到严厉谴责并引发深刻反思。从教育层面看，学校未能充分考量学生的安全与能力，忽视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的现实；从社会层面而言，反映出对未成年人保护意识的淡薄。这种行为绝不能宣扬提倡，否则可能误导更多人，让更多孩子陷入危险。这篇报道可作为内参上报，不宜在刊物公开发表。

总编认同了我的观点。我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事件真相，并附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观点，呈交给团省委领导，团省委领导十分重视。

一段时间后，有关部门发布了红头文件，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严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扑山火行动 。看到这份文件，我深感欣慰！

这一事件不仅是对王水泉个人英勇行为的铭记，更是全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提升的重要转折点，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和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

三、艰巨的独家专访任务

一一桥山夜访王光英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持之以恒的拼搏下，《当代青年》杂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90年代初期，发行量已达四十多万。彼时，除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外，各省团委也纷纷推出自家的青年杂志，业内竞争十分激烈，一篇独家专访稿件，往往能成为决定杂志口碑与销量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陕西，这片浸润着深厚人文历史底蕴的土地，为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每年清明举行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是一场汇聚全球中华儿女的盛典，它不仅是对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深情缅怀，更是一场跨越时空、连接民族根脉的文化盛宴，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1992年4月5日，陕西各界公祭黄帝陵典礼暨整修黄帝陵奠基仪式在黄帝陵前举行，中顾委常委萧克、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参加了公祭典礼，并为整修黄帝陵工程奠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档案馆馆藏）

一九九二年的清明节公祭活动，尤为特殊。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黄帝陵整修保护工程即将启动，国家计委下达的第一期工程资金已然就位，与此同时，海内外华人也纷纷慷慨解囊，助力这一文化盛举。黄帝陵祭典，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纪念仪式，成为凝聚全球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

当得知中顾委常委萧克、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将亲临公祭典礼，并为黄帝陵整修工程奠基时，整个杂志社都沸腾了。领导指派我与采编室南主任完成重任，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好现场报道，更要全力以赴完成一篇王光英副主席的独家专访。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国家领导人出席如此重大的活动，随行媒体多达数十家，记者们蜂拥而至，竞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而王光英副主席在西安的行程仅有短短一天，要从中挤出专访时间，谈何容易？

4月5日，陕西各界公祭黄帝陵典礼暨整修黄帝陵奠基仪式在黄帝陵前隆重举行。庄严肃穆的典礼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王光英副主席。年逾七旬的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项议程。那时的黄帝庙尚未整修，条件简陋，没有宽敞的广场，也不见宏伟的庙宇，只有松柏环绕的黄土地广场，各界人士怀着崇敬之情，静静伫立。古老的庙宇前，摆满了鲜花，礼乐奏响，祭文声起：“春风浩荡，沮水绵长。先祖洪德，永世不忘。祈佑嘉惠，国泰民安。谨荐斯礼，伏惟尚飨！” 字字句句，都撞击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弦。

祭祀结束后，王光英副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带领主祭、陪祭队伍，沿着蜿蜒的山路拾级而上，前往拜谒黄帝陵。人群中，一面黄底红字的旗帜格外醒目，上书 “台湾清明黄陵祭祖文化访问团”，团员们身着黄缎马甲，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无论海峡两岸相隔多远，我们始终都是炎黄子孙，同根同源，共祭始祖。

谒陵仪式结束，王光英副主席又与众人一同在黄帝陵园栽种柏树，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先祖的敬仰和传承先辈精神的决心。

整个下午，王光英副主席公务繁忙，我们根本找不到采访的机会。直到晚饭后，我们找到省青联姚主席，恳请他帮忙协调。姚主席思索片刻后表示，当晚有乐舞告祭演出，时间较长，王光英副主席不一定会全程观看，或许能在中间抽出一点时间。我和南主任商议，若实在无法安排专访，就请王光英副主席为《当代青年》杂志题词。于是，我们备好笔墨纸砚，在宾馆焦急地等待。

晚上九点左右，王光英副主席终于回到宾馆。青联姚主席赶忙上前说明我们的来意，王光英副主席欣然应允，但时间只给了半小时。

权郁采访王光英（1992.4.5）

第一次采访如此 “重量级” 的人物，紧张在所难免。但当我对上王光英副主席慈祥的目光，感受着他和蔼可亲的态度，紧张感渐渐消散。征得同意后，我打开小录音机，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开始了访谈。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而是一位如父辈般亲切的长者。

交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飞速流逝，不知不觉已超过半小时。警卫员暗示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结束采访。见王光英副主席谈兴仍浓，我鼓起勇气请他为杂志题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迅速在客厅桌上铺开纸笔，王光英副主席挥毫泼墨，写下 “当代青年大有作为” 八个大字。

走出宾馆，山林静谧，桥山的夜色美得如梦如幻，朦胧月色下，仿佛真有紫气东来，仙雾缭绕。我不由自主的双手合十，对着祖陵深深鞠躬，感恩这次采访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此后，一篇《桥山夜访王光英》的专访文章刊出，为《当代青年》杂志赢得了声誉！

这次采访，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此后的职业生涯，它不仅赋予我直面挑战的勇气与自信，更让我对新闻采访的本质有了更为透彻的领悟。

在镁光灯与政要名流聚焦之处，我学会摒弃盲目的仰视，以专业且冷静的视角洞察他们背后的责任与担当；在街头巷尾与平凡百姓交流时，我懂得放下身段，以尊重和共情去挖掘他们生活中的闪光点与坚韧。

这种平视的态度，让我深刻认识到，每一个采访对象，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和值得被倾听的声音。它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始终坚守新闻人的初心，不偏不倚地记录世间万象，用文字传递真实与温暖，以笔为刃，划破表象的迷雾，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以平和认真的心态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去完成每一项采访任务，记录每一段故事，践行新闻工作者的使命与价值 。

槛外人 202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