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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请推广学校折》属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奏折既有前瞻性论述，又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它有力地推动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和各省府、州、县学堂的建立。在贵州，李端棻在积极传播新学的同时，还亲身参与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前身）和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的创建，关心贵阳达德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李端棻作为晚清时期朝廷重臣，其教育改革举措及其在贵州开展的新学传播活动，为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李端棻；师范教育；开创者
李端棻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其教育改革举措，对推动近代中国包括贵州在内的教育发展与进步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请推广学校折》奏响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号角
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吾国四千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戊戌变法记》，北京：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1页。）此论表明，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作为战败国，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条约的签订，警醒了以李端棻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良知的官僚士大夫和广大读书人，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自强的爱国热情。清朝野思变，中国人民不屈服，奋起抗争。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李端棻向光绪皇帝递交了《请推广学校折》。
该折全称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奏折指出：“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闻国与天地，必有与言立，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去岁军事既定，皇上顺穷变通久之议，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设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学，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未尽三也。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材。今诸馆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虽或向学，欲从末由，其未尽四也。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个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况于功课不精，成就无几，其未尽五也。”（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页。）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李端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改革举措。要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具体办法是：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省会设中学堂，府州县设小学堂。与此同时，对各级学堂的学制、教学内容、专业设置、学生年龄等，皆作了具体规定。最后，针对学生毕业的待遇问题，强调：“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有。”（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围绕各级学堂的建立，李端棻还提出了五项辅助措施以配合学校教育，即分别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并选派学生游历。李端棻认为，通过以上“一经五纬”的教育改革措施，“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请推广学校折》经大臣们讨论后，获得光绪帝的认可并批准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晚清时期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该奏折后来刊登于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成为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和各类教育事业的重要依据。由此，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
二、李端棻与近代贵州教育
作为从贵州走出去的政治家与教育改革家，贵州的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始终萦绕于李端棻的头脑之中。李端棻对近代贵州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端：
（一）积极传播西洋文明
1901年，年近古稀的李端棻赦归回乡，并未因政治打击和长期患病而消沉。他仍壮心不已，为家乡风气开通竭尽全力，成为当时贵州维新人士公认的一面旗帜。1902年，李端棻受聘为贵州经世学堂山长，大力革新教育，推行新政。《苾园诗存》有《应经世学堂聘》诗记载了其人其事：“贴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作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页。）此诗表明，李端棻依然秉持教育改革的初心使命，以传播新学为己任。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气概。在贵阳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李端棻主动废八股，改用论说文。第一次月课时，李端棻出题为“卢梭论”。第二次月课时，李端棻出题“培根论”。当时，应考诸生不会做，他便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让学生传看。与此同时，他还将相关文章让考生抄写并给考生讲解。让学生抄写理解后再答题。此外，李端棻还定期召集诸生讲演，阐述民权自由真理。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让学生主动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治国理论，从而开通了贵州的学术风气，让探索新学的人日渐增多，为当时民智未开、思想守旧、闭塞落后的贵州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它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新式人才的培养。
（二）支持新式学堂的创建工作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倡言新政。期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要求各省书院于省城者，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设立蒙养学堂。李端棻在贵州经世学堂主讲期间，仍不忘教育改革的初心使命，支持新式学堂的创建工作。此举得到贵州省政府层面的支持。譬如：清廷颁布兴学诏书后，贵州巡抚邓华熙（1826-1916年）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902年7月31日）奏请将贵阳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由此，贵州掀起了一股开办新式学堂的热潮。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自1902年到1910年，贵州省共办各种新式学堂683所。其中，小学堂655所（高等和两等小学堂108所，初等小学堂547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师范学堂2所，简易师范学堂3所，师范传习所5所），实业学堂3所（蚕桑学堂、农业学堂、矿业学堂），高等性质的学堂6所（经世学堂、贵州大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及政法学堂3所）。”（转引自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三）鼓励游学，编写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教材
从李端棻在经世学堂传播卢梭、培根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到贵州全省各地学堂的纷纷开办，时间不到10年，这既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不可阻挡之势，同时也凝聚了李端棻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的不朽之功。当时贵州追随李端棻兴办新式教育事业的有：于德楷、乐嘉藻、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
清朝末年，人才不足严重影响贵州和贵阳发展。为此，李端棻大力倡导选派学子留学。据有关资料记载：1905年“春夏之交（贵州省）派出第一批留学生64人，冬季又派出留学生73人，出国考察人员14人，共151人全部留学日本。留学生中，学习师范的76人，考察学务的16人，学习实业以及自费留学不明学科的59人。学习师范和考察学务的占留学生总数的61%。”（转引自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对贵州政治、经济，特别是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刘方岳、周恭寿等，为贵州的兴学和发展师范教育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记载，由李端棻推荐的维新人才、贵州学政严修组织创办的贵州经世学堂先后培养了40多名学生（其中就包括后来创办贵阳达德学校的黄干夫等人），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学兼中西的人才。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这批新式人才为贵州教育、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李端棻出任贵州经世学堂讲习期间，亲自编著了《普通学说》作为学生培养的教材。贵阳学院的戴岳教授指出：《普通学说》列出了学生必须学习的16门学科。此举对传播新文化，培养新式人才，力度是空前的。（戴岳：《李端棻<普通学说>课程思想论析》，《教育文化论坛》2017年第6期，第114-118页。）
（四）组织创建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开创贵州师范教育之先河
1902年，李端棻等人为了培养贵州师范人才，在省城贵阳直接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创办，可谓开贵州师范教育的先河。此后，贵州师范教育的发展已成为贵州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在留日学生中，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的学子积极投身其中。这表明，李端棻自1901年从甘肃回贵阳到1907年去世，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新式学堂（其中尤其是师范学堂）在贵州已得到广泛建立，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在贵州得到有效传播。
纵观贵州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严修任贵州学政前这一段时间，贵州社会还是相对封闭落后的。戊戌变法前后由于李端棻、严修、张之洞等人将西方先进思想引进贵州，为贵州培养了一代新人，使贵州知识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观念的转变激发了人们办学的积极性，鼓舞人们改革教育的勇气，是清末贵州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清末“新政”以后，随着贵州各类教育的发展，师资短缺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千方百计解决师资问题，是贵州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满足贵州各类教育的需要，贵州践行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积极创办各类新式师范学校，培养师范教育人才。譬如：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年）将优级师范学堂简易科改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其他师范学堂先后停办。据民国4年（1915）统计，全省仅有师范学校1所，学生213名；师范讲习科5所，学生183名，毕业生655名。女子讲习科2所，学生211人。民国5年（1916），遵义县长周恭寿举办遵义女子师范学校，其目的是“改造小学教员及蒙养院保姆”，共招三期4个班，民国16年（1927）停办，次年改为女子中学。民国10年（1921）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立。1935年中央军入黔前，全省仅有正规的男女师范学校各一所，各地还办过一些短期性质的训练班，并在中学附设师范简易科，培养当地所急需的教师。（参见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又如：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的创建与发展。1941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创办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首任院长王克仁负责筹建工作。学院创办时，设教育、国文、英语、数学4系学制4年，还开办史地、理化两个专修科，学制2年。次年增设体育童子等专修科。并创办附属中学和小学。1944年，将史地改为史地系，理化科改为理化系。至1949年11月贵阳解放时，学院有教师92人，其中教授39人、副教授16人、讲师8人、职工124人，学生489人。（参见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新中国成立后，贵阳师范学院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从贵阳师范学院发展为贵州师范大学，这所师范大学不仅加强了自身的教育教学，而且带动了贵州全省的师范教育。作为全省重点大学之一，贵州师范大学始终保持全省师资培养的“旗帜”作用。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践行李端棻先生的教育改革理念和办学方式，为贵州乃至全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师范类人才。据统计，“十三五”期间，贵州师范大学办学规模稳定发展，到2020年年底，有全日制在校学生4.27万人（含求是学院本科学生13000余人），在校研究生4268人（其中博士生241人）；设有24个学院、1所继续教育学院、1所独立学院（求是学院）。至“十三五”时期末，学校在职教职工2618人，有师资1802人（其中教授310人、副教授647人、博士545人、硕士965人），高级职称占53.10%，博士占比30.24%。截至2021年5月，学校有师资1807人（其中教授304人、副教授696人、博士658人、硕士927人），高级职称占比55.30%，博士占比36.41%。（参见贵州师范大学志（1941-2021）》编撰委员会编：《贵州师范大学志（1941-2021）》，贵阳：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59-61页。）贵州师范大学的发展，让李端棻先生教育改革的宏愿得以实现。李端棻先生如若在天有灵，必将含笑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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