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局

到今天，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个月了。7个月前，伴着那抹昏黄的夕阳将母亲安放在村子的西坡下，我的心也随着夕阳的余晖怦然暗淡，更随着那堆起的坟土而悲伤难耐。

我知道，母亲的一生很平凡，平凡得像坟头的野草那样，天天在夕照中摇曳。她的离世亦如那纸钱燃烧的烟尘，飘荡在云雾之间，并伴随着夕阳下的那缕轻风而无声无息。我更知道，每一位平凡的母亲在子女心中都有着不平凡的伟大，而我的母亲同样有着不一般的伟大之处。用时下的话说，她有着与大多数母亲不一样的格局。

是的，我之所以用格局这个连母亲都不懂的词怀念她老人家，是因为我不想赘述她18岁与为养子的父亲成婚后的两年，便在困苦中奉医伺餐，接连举债送走养家的爷爷奶奶；在磨难中抚育仍为幼儿的叔父和未成年的姑姑，直到为他们各自娶嫁，赢得嫂娘赞誉；更不想诉说在困境中靠野菜哺育子女，拉扯着一家大小艰难前行。

我想说的是，她那不同的处世境界和特殊的处事理念。按说，一个目不识丁的柔弱女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在柴米油盐的烟尘中不可能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命运偏偏让母亲经历了一般母亲没有经历的邪恶侵袭和尔虞我诈，经历了暗流涌动的漩涡，经历了在灾难中的坚守。正是她的这些经历，才让我这个亲历者有了对她处事格局的钦佩。

我六、七岁能记住事的时候，母亲正是二十四、五的年龄。那时一种名为运动的浪潮，风起云涌般席卷全国。我们那个渭北旱塬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小村庄的所谓革命干将，在狂热的运动中揪走资派、开批斗会、搞打砸抢，可以说比任何村庄都激烈，也可以说比城里单位的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偏偏那时父亲担任了5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首当其冲被打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夲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父亲天天挨批斗，天天戴着纸高帽敲着铜锣在游行，甚至在1967年到1969年的三年间，一直被先后关押在小学校旁的破庙和大队部放棉籽的破库房里，陷入有家难归的境地。3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父亲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在无休止的批斗中受辱，甚至被毒打被折磨得右脚踝骨骨折，曾几度轻生幸被拉回。

那时的母亲有时被拉去陪斗，有时被逼着交待问题，有时被勒令揭发父亲所谓的罪行，甚至强迫她与父亲划清界限。同时她每天还要抽空在食物极度馈乏中刨点野菜烧几个红薯。每天三顿饭做好后，都先让我或叔父轮流送给被关押的父亲。

     我印象中，母亲对给父亲送饭极为在心，哪怕是半块红薯一点清水野菜汤，一顿都不能拉下。每次必须等到我们送饭回来，给她讲清是从门里送给父亲还是从窗户递进去的，父亲接着就吃了还是放下说了什么。给她讲清后，母亲才将剩的饭菜按大小分给我们这些孩子。

我那时仅上了一年学就因父亲的原因被迫辍学，加上年龄小，开始并未在意给父亲送饭的重要性。直到1968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冒着寒风和狂雪来到大队部送饭时，看守父亲的打手把我挡在门外，说今天不能进去，饭由他们转交。我只好把饭递给他转身回家。

刚进家门，母亲看我没带回送饭的白色小瓷缸，当即脸色突变，急切地问我缸子在哪。我说人家不让进门，由他们转交。母亲抬手打了我一巴掌，骂我“没用的东西，就不能等着把缸子拿回来”，接着她便急火火地往大队部赶去。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母亲那天不顾一切的闹腾，才早早知道父亲先天晚挨批斗后，被毒打折磨成骨折。也正是母亲的闹腾，他们才让母亲隔着窗子与父亲说了几句话，也才知道那晚父亲被打后，曾扶墙拖着伤痛的右脚欲跳入废井，亏得与父亲关押在一起的富农叔伯把他看得很紧，才将父亲硬拉回关押的破库房。这件事也让我和叔父明白，母亲通过送饭维系着与父亲的“联系”，通过送饭给父亲一种强烈的暗示：全家人都在想着父亲。

那时候，母亲顶着精神的摧残和生活的窘迫，艰难地支撑和维系着一家人共渡难关。记得有天中午，母亲挖野菜时，从离我们村五里路的邻村姨妈家要了碗红薯面。他进门后催我点火烧水，自己急忙在和面擀面。这时住在村子北头曾与父亲关系较好的一位叔来到我们家。他坐在灶房的门坎上，劝说母亲在晚上开批斗会时揭发父亲的“罪行”，说大队革委会的头头让他带话，只要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母亲以后就可以不陪斗了，再参加任何会都可记工分。

母亲没有同意，说娃娃们没成年，这界限永远划不清。但没想到的是，这位叔也许是受到革委会头头胁迫，临走趁我们没注意，将一枚铝制像章故意放在门坎下。他前脚刚走，那些打手后脚便直奔灶房门口，其中一个捡起像章，诬陷母亲反动不忠。吵嚷中，他们把母亲带到大队部，随即开放高音喇叭，组织召开社员大会，对母亲实施疯狂批斗，一直批判到晚上十点多，才放母亲回家。

那晚，弟妹们已吓得睡着了，我和叔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唉声叹气，母亲坐在炕沿上暗自流泪。这时十三岁的叔父提出全家连夜出逃，逃到北边200公里外的黄龙山躲一躲。叔父说，逃出去总比在家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强。母亲没有同意，说只要每天送饭，你哥在里边就知道家里有人，就断不了念想。叔父劝不动母亲，于是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躲，两年后气候稍有宽松才回到家里。

那时候，用凄惨两个字形容母亲的处境，一点都不为过。因为父亲的遭遇，无论是沾亲带故者还是善良的乡邻，谁都不敢公开与我们全家打招呼，更不敢与我们有任何来往。记得那时吃水须四五个大人搭伙从100多米深的井里用木辘轳缠住绳索往上绞，因怕牵连，没人敢与母亲搭伙绞水。实在没有办法，外爷让住在同村的小舅，每天傍晚趁黑给我们送半桶水，才解决了饮用水问题。

196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外爷喘着粗气，提着半桶水来到我们家。我给外爷搬了个凳子让他坐下，他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想。刚被游斗回来的母亲“唉”了一声说：“想也没用，只要过上正常的日子，不上学也行。”这时外爷对母亲说，邻村牛庄有座院子没人住，是外婆娘家妈留下的。他劝母亲说若实在撑不下去，带上娃娃住到牛庄去，找找人看能不能让我去上牛庄的学校。外爷试探着提出给父亲通好气，让母亲暂时假离婚，说以后有机会再复婚。他说这样总比在自己村里天天上批判会天天陪着游行强。母亲听后泪流不止，她摇了摇头说，住在别的村给他伯（指父亲）送饭太远，他在里边一两顿见不到饭，会向别的地方想的，弄不好会寻背后地（自杀或短见）的。

那晚，外爷没有劝动母亲。第二天他早早地去了也是邻村的来家庄姨妈家，让姨父和姨妈想办法求人，帮我在来家庄小学上学。这样我吃住在姨妈家，在来家庄村读了近一年的书。

现在想来，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母亲在厄运中的坚守，在残局中的坚毅，在悲凉中的坚忍，不但保全了父亲，更使我们这个在风浪中摇摇欲坠的家，渡过了最艰难最悲惨的日子。她用自己的经历和朴素的信念，改写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句老话。

我印象中，风浪过后的这几十年，母亲从来不提那个年代的事。有时父亲和我偶尔提起当年的人和事，母亲总是淡淡地说“那时候的人都有些身不由己”。有时问她当年陪斗受罪的细节，她也总以“事情过去多年，记不得了”来回答。

令我不解的是，她经常力所能及地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甚至倾其所有地帮助那些在运动中曾伤害过我们的人。记得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从部队回乡探亲，村北头那位放像章陷害过母亲的人的爱人得了脑溢血病，因为无钱医治，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也许他想着我在部队当干部，一年探一次家，手头会比村里人宽松，便通过我的堂舅找到母亲，说当年被逼无奈做错了事，如今遇到难处，看能否帮忙借点钱送他老婆住院治疗。

母亲听后把她手里仅有的22元钱拿出，又让我取出给自己返回部队时留的80元路费。我当时极不情愿，一方面对他过去做的事耿耿于怀，一方面担心自己归队时没路费买车票。母亲说车票再想办法，帮人住院治病要紧，逼着我把钱拿了出来。后来归队时，害得我只能通过电汇借战友的钱才买上返程票。

在后来风平浪静的这几十年里，母亲好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无论在那个年代对我们好坏，谁家有难她都会伸出双手，受到了乡邻们的尊重和爱戴。也许应了那句“福有福报，善有善报”的话，在给母亲送葬的那天，12位乡邻家中的女当家人，相约齐刷刷地跪在了母亲的灵车前，悲伤流泪，自愿为母亲“跪戏”（老家亲属送别逝者的尊贵礼仪）。乡亲们说，自古至今不沾亲不带故为不相干的人下跪送行，这是第一次看到。

母亲是被胃癌夺去了生命。尽管在最后两天疼痛难忍，但她始终没有躺卧病榻，连一粒饭一勺汤甚至一滴尿都没留在床上，如她度过的84载人生一样，走的是那样地干净、那样地利索，只给我们留下了那抹夕阳下闪耀的霞光。

作者简介：

赵定康，生于六十年代初。1979年入伍，大校军衔。曾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先后任师新闻干事、指导员、组织股长、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要闻处处长、主任编辑等，发表新闻、诗歌、散文等作品数千篇，已退休，现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