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站脚地”

冯喆

在茌平区西部一带，每个村庄都生长着自己的年轮。解放前后，那些被称作"站脚地"的街角空地，如同村庄的脉络，交织着生存智慧与集体记忆。当现代文明的车轮碾过这片土地时，这些承载着无数生命轨迹的“站脚地”，已被混凝土或者水泥规划成整齐划一的街道、广场。

但在老人的故事里，所谓的“站脚地”依然鲜活如初。

“站脚地”，顾名思义，就是过去一家一户落脚的地方。站脚地通常位于村口老槐树下、碾盘旁、坑塘边、胡同口或水井边等地方。被作为“站脚地”的地方，既是交通枢纽又是资源节点。每个站脚地大小不一，呈不规则多边形，边缘用半头砖、土坯或棍棒、柴草粗略围挡。这样既保证了公共属性，又模糊了权属界限，形成"你用，我也用"的弹性地域。

特别是到了冬天，“站脚地”往往变身为露天场院。乡亲们将秋收后的柴草垛成金字塔状，塔顶用草苫子、破席片或者秸秆遮盖挡雨雪，这些柴垛不仅是燃料储备，更是家庭财富的象征——柴垛、饲草垛高大的人家，在村里往往更有话语权。

“站脚地”往往是村子里的消息集散中心。男人们蹲在墙根抽着旱烟，交换着最近村子里的红白喜事、哪里是集，物价高低等消息。女人们则围坐在碾盘旁，一边扒花生，搓棒子，一边议论家长里短。这种"站脚地墙根文化"催生了独特的舆论生态，谁家媳妇不孝、谁家汉子能干，都会在烟圈缭绕中迅速传遍全村。

乡村出殡仪式，将“站脚地”的公共属性推向高潮。棺材停放在自家“站脚地”上，整个地域被重新定义：棺材头摆着倒头饭，两侧挂着招魂幡，孝子贤孙披麻戴孝跪成半圆。送葬队伍出发前，逝者的直系亲属要三叩九拜，长子要在“站脚地中央”“摔老盆子”，这个仪式既是向土地神"交割"亡灵，也是对家族势力范围的一次宣示。

孩子的成长轨迹深深烙印在自家的“站脚地”上。春天，女孩们在柴垛间蹦房子，拾石子、下棋；男孩们打线蛋、赶窝、打耳或磕泥圈；夏日傍晚，老人们摇着扇子讲鬼故事，孩子们缩在大人怀里又怕又想听；秋夜，青年男女借着月光幽会，在柴垛后面私定终身。这里既是游乐场，也是人生的启蒙课堂。

对老人而言，“站脚地”，是最后的社交场所。冬日暖阳下，他们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腰里扎着草绳子，坐在自制的草垫上，看孩子们追逐嬉戏，听过往行人讲述外面的世界。当某个老人连续几天未出现，人们就会相互打听："某某家的还硬朗不？"这种死亡预警提问，让每个村民都提前适应了生命的消逝。

“站脚地”的使用规则暗含着乡村权力结构。谁家柴垛占了别人的地方，往往会引发争斗；外人来村吆喝摆摊，必须先打听好是谁家的“站脚地”，给“站脚地”主人打声招呼，或者离开时，破点财送礼，把人家的“站脚地”打扫干净。

解放后，在集体化运动中，“站脚地”经历了微妙的转型。人民公社时期，这里变成了批斗会场，地富分子被五花大绑跪在中央；改革开放后，又成了村民自发的农贸市场。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站脚地始终是乡村社会的晴雨表，折射着权力与资本的角力。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浪潮的到来，乡村内的公共地域，或者建了文化广场，或者建了健身广场，或者全村搬迁住上了楼房。站脚地的逐渐消失，意味着乡村最后一块弹性空间的消亡。

“站脚地”是乡村的脐带，连接着土地与生命。它的存在证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依然能在方寸之地创造出丰富的生活图景。当我们凝视这些消失的角落时，看到的不仅是空间的变迁，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化石。

作者简介：冯喆，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聊城市作协会员；聊城市茌平区作协副主席；茌平区首批文学艺术人才库成员；茌平文苑平台主编；都市头条认证主编。作品先后在《山东文学》《齐鲁文学》《人民文学选刊》《人民作家》等省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著有三部诗文集；主编了七部文学作品；2020获“中国网络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