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新疆之行   

王慧仙

我高中毕业后，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未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无法获得正式工作，于是回到家乡，担任本村学校的民办教师。原来学校的老师由大队书记兼任，教学条件极为简陋：仅有三间平房，容纳了三个年级的十多名学生。作为唯一的教师，我给一个班上课时，其余两个班的学生则在旁做作业，实则更多的是吵闹和等待。教师的办公桌仅是一张破旧的木板桌面，靠四条腿支撑，一靠即倒。学生们两人共用一条长板凳，幸好有其他学校支援的几张破课桌，三、四个学生挤在一起使用。

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上学的全是男孩，淘气难教，民办教师的月薪仅有六元五角钱。因此，我日夜盼望能有所改变，亲戚中唯有在新疆的姨夫担任公职，于是下定决心投靠远在新疆的姨妈和姨夫。作为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女孩，要去遥远的边疆，妈妈和奶奶都坚决反对。去公社办理路途介绍信时，文书夫妇初见我时颇为惊讶，但听完我的情况后，他们语重心长地建议：“像你这种情况，去新疆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不如先坚持现在的民办教师岗位，放暑假再去看看情况，如果不行，再回来继续教书，将来还有机会转正。”

从文书的建议中，我深刻体会到民办教师的工作也来之不易。听了文书的话后，我坚持到暑假，悄悄领取了姐姐一个月五十四元的工资，便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程。

当我乘坐的汽车缓缓驶离县城时，心中天真地想着：到了新疆，找到工作，干上几个月，再给家里写信，寄些工资回去，奶奶和妈妈该多高兴啊！尽管是第一次出远门，却毫无恐惧感，心情异常激动。望着窗外连绵的山峦和曲折的弯道被汽车一一甩在身后，不禁暗自感叹：“真是好快呀！”

不知不觉间，已抵达岷县车站。下车后，我购买了前往陇西的汽车票，到了陇西车站，却不知该去哪里买火车票，向一位卖蚕豆的妇女询问，她头也不抬地说：“向西再向北走。”可哪是西？哪是北？根本辨不清方向。转来转去，看到一位背着行李包、模样像是远行的同龄女孩，便提心吊胆地上前询问。女孩热情地说：“我也是买火车票去新疆的，咱们同路，一块去买吧。”我心中暗喜：“天助我也！”竟然遇到了同路的伙伴。只要上了火车，就放心了。

排队买火车票时，女孩对我说：“你拿出七角钱买张去高阳的车票，只要上了火车，保你到新疆没人管，能节省二十多元，可以买几件衣服。”我默默想：这不是明摆着的欺骗吗？不能听她的。当我买到火车票匆匆上车后，再找她时，从车头找到车尾也没见踪影。火车驶入省城——兰州市。从车窗望去，夜幕降临，城市的灯光五彩斑斓，映衬着雄伟的高楼大厦，羡慕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多么幸福啊！

看着，想着，火车驶出省城，车窗外渐渐一片漆黑。火车上为了方便旅客休息，灯光昏暗。人们有的趴在茶几上睡觉，有的钻到座椅下睡觉，而我毫无睡意，心中热血沸腾，勾画着美好的工作和生活蓝图。旁边坐着一位年近五十的浙江妇女，我们聊了起来。她是去新疆库车探望丈夫，而我前往库尔勒，都是去南疆的。她也是第一次出门。认识了她，我心里踏实多了。我们聊着聊着，迷迷糊糊打起盹来。大娘轻轻地把她的衣服盖在我身上，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她的动作很轻，还是惊醒了我。大娘说：“对不起，我怕你着凉，路上生病可不好受。”我连声道谢，又继续聊起来。虽然浙江方言不好懂，但也能领悟大意。聊天中，人们开始走动，洗漱，上厕所。播音员开始广播一天的注意事项和前方到站信息，随后播放了优美动听的歌曲，《大坂城的姑娘》、《哥哥你走西口》……

拉开车窗，天已亮了，朝霞映红了半边天。勤劳的农民们前往田间劳作。河西一带的人们显得有些土气，男人们穿着蓝色的中山服或自制的便衣，戴着草帽；女人们系着红红绿绿的头巾，穿着朴素的衣服。看样子，常年的风沙使她们即使在夏天，也要把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随时准备与风沙搏斗。这狭长的河西走廊，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否就是这一带呢？正在思索间，忽然听到：“前方到站，嘉峪关……”奶奶曾说：“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意味着进入了沙漠地带，路途艰难险阻。在没有火车和汽车的时代，人们依赖骆驼、毛驴和骡马来运输货物。恶劣天气如暴风雨、大雪或干旱高温常常导致人和牲畜面临危险。现在有了火车，人们可以储备充足的食物和水，并享受风扇和空调带来的舒适。铁路工人负责分段维护，即使面对风沙和暴雨，也能有效应对。

嘉峪关车站的建筑物崭新，白墙青瓦，显得格外雄伟。上下车的男女穿着白衬衣、薄薄的蓝灰裤子，花花绿绿的裙子飘逸，还有几位年轻士兵穿着草绿色军服，帽上的红五星闪闪发光，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使这个车站显得更加严肃、清净。至今我仍在想，那是个车站，还是兵站？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期待已久的戈壁滩，苍茫无垠地展现在眼前。大大小小的砾石，斑驳的浅草，骆驼时而低头吃草，时而昂起长颈仰望天空，仿佛在祈求：“老天，行行好，下点雨吧，让草儿长得茂盛些。”这景象让我不禁联想到开拓边疆的艰辛与意义。

大约已是午后，残阳如血，大漠似海。铁路与公路仿佛有缘，时而交叉，时而平行，时而形成锐角的两条射线，时而变为钝角的两条射线。一辆汽车像甲虫般在公路上飞驰，而火车则像慢性子的小脚女人，走走停停，显得格外缓慢。这或许是因为戈壁滩的辽阔，让人产生了错觉。

天色渐渐暗淡，火车上的灯光亮起，旅客们开始用餐。有的去餐厅，有的吃着自带的鸡鸭鱼肉、点心饼干。我也掏出妈妈特意为我做的干粮——白面馍馍。对面的小女孩看着，她与母亲耳语的神情，不难看出是在好奇地打量我。那时的我，根本不在意吃穿，只要能填饱肚子、抵御寒冷就满足了。其实，她们并非轻视，而是对一个独自出远门的大姑娘感到好奇。

急于到达目的地的我，不得不长叹又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夜晚，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只能听着火车时而鸣叫、时而咣当作响，等待天明。

又一个白天的十点多，我在吐鲁番火车站下车，随大伙前往汽车站购买去南疆的车票。汽车站的车场是一片广阔的沙滩。在这片沙滩上，我等了七天去南疆的汽车。

车站不发车，旅客越积越多，大家把站长从办公室拉出来，围在沙滩上，有的动手打，有的谩骂。站长无奈承诺：“明天一定发车……”然而，日复一日，始终没有去南疆的车。有人冒险找便车，有人返回原地。最亏的是一位浙江大娘，二十九年未见的丈夫，从浙江临平到上海，再辗转至新疆吐鲁番，几昼夜的车程，花费巨大，结果第四天就返回浙江了。

也有人劝我返回甘肃，但我决心不达目的不罢休。坚持到第七天，右半身受风，右眼红肿，全身长满疙瘩，奇痒难耐，急得快要发疯。想给姨妈写信，却发现信封和零用钱被盗，才恍然大悟，是隆西车站遇到的女孩所为。幸亏我没听她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还好，第八天终于发车去南疆。由于地址模糊，费尽周折才找到姨妈家。病愈后，与姨妈外出散步，看到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黑大麻子”。我问姨妈：“这里有个黑大麻子很厉害吗？”姨妈答道：“你这丫头，‘黑大麻子’就是你的姨夫。”听到这话，明白靠姨夫找工作无望，只好立即动身回家。

姨妈找的便车把我送到吐鲁番火车站。本该买票回家，但我想，到了新疆不去省会乌鲁木齐看看太亏了。于是请求司机带我到乌鲁木齐，好心的司机成全了我。到达时已是深夜两点，与司机和同路的安徽母女走进一家十层楼旅社，地上、楼梯上躺满了人，寸步难行。借助司机的帮助，服务员给我们找了个洗澡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三人挤着休息。

第二天，依稀记得的地址，找到了姨妈的嫂嫂家。老两口是工人出身，五十多岁，无儿无女，待我非常热情。在两位老人的陪同下，游览了新建的红山公园，登上山顶俯瞰乌鲁木齐全景，逛了各民族聚集的二道桥，那里繁华无比，各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特别是维族人的精美小帽，令人眼花缭乱。再到食品街，各种干果五颜六色，小吃香气扑鼻，令人垂涎。

两位老人还为我买了许多路上吃的水果和食品。第三天送我到火车站，火车缓缓启动，二老仍在不停招手。我也趴在车窗上，感激地大声喊道：“大伯，大妈再见！”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我不禁思考，在这炎炎夏日，为何有血统关系的姨妈不给我带路上吃的水果，而初次见面的嫂嫂却如此热情？难道真是官太太与普通工人的本质区别吗？

俗话说：“不见黄河心不死。”返回家时已是开学之际，我从此克服一切困难，在简陋的乡村学校坚持教学工作。学生人数从二十多人增加到七十多人。由于升学率的显著提高，县文教局拨付了修建经费，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修建了三栋教室、老师的宿舍和办公室。教学成绩斐然，得到了学生家长的认可，以及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在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中，我通过考试转为国家正式教师。

我真诚地感谢公社文书夫妇的宝贵建议，感谢奶奶和妈妈苦口婆心的教诲，感谢姐姐的谅解与支持，也为自己果断的决定感到自豪。

相比之下，如今国家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自己的人生也随之发生了巨变，感谢党的政策，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作者简介：王慧仙，退休教师。早年创作，发表过几篇作品，上海“母亲陵”曾获奖。近年，相继在《茌平文苑》发表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