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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兄弟党来华拜谒领袖的同时，几乎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比如切格瓦拉就拿走六千万美金。此情此景激发了美国中情局的奇思妙想，他们通过荷兰情报机关，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的数学老师，执行“红色鲱鱼”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
彼德•贝维化名为彼得尔森，在荷兰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自任总书记。这个只有几个群众演员的政党仅仅依靠一堆虚构的党员花名册，就轻而易举的骗过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1972年之前应该是代办处——引者注），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运代表，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尔森自1970年开始，前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周等人的接见。通过和领袖们的接触，彼得尔森不费吹灰之力就了解了中共高层诸多的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中情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线情报。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每次彼得尔森访华都能带回中方给予的“革命经费”。这样的资助直到八十年代末苏东剧变后才终止，此时彼得尔森已经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除了出版专门用于糊弄中驻荷兰大使馆的荷兰版《共产党人》，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
彼德•贝维晚年对在华的国宾待遇还是念念不忘，他说，“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的虚假政党终结后，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
凤凰历史综合自英国《独立报》、荷兰媒体及《人民日报》资料报道
皮特·博维今天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以至于他呼吁应该在火车站安装自动扶梯。恐怕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在北京和莫斯科会见过共产主义世界领导人。
文革“四人帮”肆虐期间，皮特·博维经常来华访问。作为“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党魁，他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阻碍，参观了那些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参观不到的地方。但他从来不是红色旗帜的拥护者，而只是一个间谍，这个政党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荷兰特工。
1955年，莫斯科当局开始为青年节庆典做准备。当一个朋友问皮特·博维是否愿意为荷兰情报机构（国内保安局）服务，去一趟莫斯科时，他同意了。于是他成为了荷兰的“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组织委员会”的领导，审核那些申请去莫斯科的人。当700人的代表团坐火车抵达莫斯科时，他也直接飞到那里会见了赫鲁晓夫。
1958年，中国也组织了自己的青年节庆典，皮特·博维又被邀请，从阿姆斯特丹来到北京。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荷兰的中国大使馆，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中苏分裂后，荷兰情报部门指示皮特·博维成立了“荷兰马列主义党”，并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担任党魁，紧跟北京的路线。这项大胆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
1963年，当皮特·博维再一次回到北京时，接受了一次正式的共产主义教育，他被招待入住最好的酒店，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他被安排学习毛思想。
在中方的邀请下，彼得尔森先后25次访问中国，先后得到了毛周等人的接见。这让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领导人。
当毛泽东逝世时，这个假冒的左翼政党竟然还像模像样地给北京发了一封“唁电”。
在我的“文革”收藏物里，就有一张1976年9月15日的《广州日报》，里面就有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哀悼毛的唁电。真的就有“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党的书记正是这位彼得森。
妙极了，我的“文革”收藏物里，就有一张1976年9月15日的《广州日报》，里面就有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哀悼毛泽东的唁电。哈哈！真的就有“荷兰马列主义党”的唁电，党的书记正是这位彼得森。
在荷兰，中国大使被告知这个政党已经超过500党员，但“实际上只有25名特工和15名蠢到真的加入我们的人”。
皮特·博维这些行为当然也有风险，他曾被告知，如果事情败露，不会有人帮他的，一切责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他晚年提及这段经历并不后悔，“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现在，皮特·博维在他居住的17000人的荷兰小镇上成了名人。
假如你看到彼得.博维（Pieter Bouvé）在荷兰海边参德伍尔特他的花园旁散步，嘴里哼着“东方红”时，你绝对想不到，这个老头当年竟然是国际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现在是一个代表参德伍尔特地区退休者利益的政党的主席。这个党成员不多。但他说：每个党员都是真的。这个真字正是他现在这个党和以前那个党的区别所在。
前荷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弗里茨.霍克斯卡的回忆录最近披露了一段惊人的历史：当年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LPN）不是一个真实的政党，而是荷兰国内情报局（BVD）的一个掩护组织。当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尔森（Chris Petersen）的博维曾是该党的总书记。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数学教师。
霍克斯卡回忆录中的披露不是博维所愿意看到的，本来他宁可把这段历史带到坟墓里去。荷兰政府对此也深感尴尬。因为这个故事表明，荷兰情报机构那时的效率要比现在高。假如现在还有那么好的情报活动，导演凡高被暗杀的抛锚现象就不会发生。至少那些退休情报人员是这样认为的。
尽管他是个假总书记，但他对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专为他设的国宴和那些递给他的塞满现金的信封还是难以忘怀。他深情地回顾：中国拥有非常出色的厨师。
当时，博维的情报每一份都抄送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人把他的行动称为红色鲱鱼。荷兰情报机构给的代号则是蒙古行动。荷兰国内情报局建立这个假党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高层信息。
那时，为了防止敌对势力打入党内，这个马列主义党把底下分割成了一系列的秘密支部，这些秘密支部之间相互没有了解。实际上，这种故作神秘做法的真实目的是掩盖这个组织的真实面目。在这个组织里，从总书记、主席到党员，全都是稻草人。只是为了使组织给人以可信性，才吸收了一些真实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加入。
化名为彼得尔森的博维是座落在海牙威廉洛德维克路的红色中国大使馆的常客。在这里，每次告别时博维也能拿到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这笔钱指定用于编辑和发行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共产党人。
中共方面的出资人不知道，这笔钱主要被用在了补充荷兰情报组织的宣传费用方面。由于荷兰情报机构在整个中国大使馆楼里都装上了窃听器，他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个骗局反复地让中外交官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巨大成功的基础上，荷兰情报部门决定，把他们的行动触角延伸。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博维这个荷兰骗子共前往北京25次。多年的接触使他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稠密的朋友和关系网。由于博维的出色工作，荷兰情报当局对北京高层的内幕，尤其是党内的清洗换人行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往往超出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德国联邦情况局的工作。
博维也多次成为阿尔巴尼亚的国宾。他保存着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那是他跟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掌灯人恩维尔.霍查的合影。
这段历史的披露让这个党内少数真正的共产党人目瞪口呆。今天在荷兰于特莱希特大学当研究人员的瓦尔特纳对华尔街邮报说：我浪费了我一生中的12年。我是那样的天真。而博维实在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瓦尔特纳在那12年中把他收入的20％都捐献给了这个假党。现在他要向荷兰情报机构讨回。
彼得.博维（当年的克里斯.彼得尔森）不想对这个债权要求发表评论。他只是言简意骇地说：“保尔.瓦尔特纳是个呆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