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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代历史的研究中，戊戌变法是其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在研究戊戌变法的历史中，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历史观的影响，李端棻的历史活动、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几乎成为历史的盲点。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对李端棻的研究逐渐映入史学领域专家学者的眼帘。2017年7月，贵阳学院组织成立李端棻研究院以来，大大地推进了李端棻和“端棻文化”的研究。李端棻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得到有力的彰显。当前，“端棻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为此，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李端棻“三不朽”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研究，认为李端棻的一生，无论是立德也好，立功也好，还是立言也好，堪称“三不朽”的光辉典范。
【特别声明】本文为贵州省“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重大专项课题《“十四五”时期贵州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省”路径研究》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20GZZB26）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清代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同治二年（1863）考中进士，入瀚林院，授编修、 擢升御史，著名维新派大臣。先后任过山西、山东、四川、广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为官清正廉洁，直言敢谏，惟才是举。光绪十五年（1889）典试广东，赏识梁启超才华，以从妹许配。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上书请设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增开外文、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等课程；建藏书馆、仪器院、译书局、报馆，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戊戌变法时期，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于光绪帝，旋升礼部尚书。又上疏请求删改衙门旧例，主张御门誓群臣，开懋勤殿议制度，派朝士归各地办学校等。变法失败被革职，充军新疆。途中患病，留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归原籍，受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传播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介绍学生阅读《新民丛报》等刊物。参与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前身）及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并亲自授课，传播新学。曾发起成立贵州铁路矿务总公司，为贵州发展争权益。在“端棻文化”的研究中，李端棻“立德立功立言”问题即“三不朽”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为此，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李端棻的“三不朽”作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一、《请推广学校折》的提出，让李端棻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李端棻自道光二年（1863）入翰林院，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从政三十五年，深知科举制度及八股取士的弊端。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失败，让李端棻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教育的落后性。在他看来，中方的失败，主要在于人才的匮乏。而人才的匮乏，则在于教育的落后。为此，他针对时弊，深刻反思，要求借鉴西方教育方式对落后的中国教育进行改革。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1896年6月12日），他向朝廷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改革，推广学校，疏清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注：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建问题，其实早在1895年，李端棻就开始提议设置京师大学堂了。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李端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笔者注），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专注意教育。（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页），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办小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要求建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凡此种种，均获批准，并于两年内逐一付诸实施。就李端棻教育维新举措来看，具体有以下诸端：
第一，关于学制方面的举措。
1.府州县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三年为期。
2.省学选诸生年二十五以下者入学，其举人以上欲学者听之，三年为期。
3.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三年为期。
第二，关于教学内容方面的举措。
1.府州县学课程诵四书通监小学等书，而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之平易者。
2.省学课程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
3.京师大学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省学和大学由于课程名目繁多，可分科讲习，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如此，则人争濯磨，士之向往。风气自在，技能自成材，不可胜用矣。
第三，关于办学经费方面的举措。
鉴于国家患贫，可将各省所设之书院改建为学堂，增广功课，变通章程。旧有的公款不足，始拨官款补助之。这样所需较少易于筹积。至于京师大学，因在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币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
第四，关于讲课教习方面的举措。
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
在李端棻教育维新的举措中，李端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为仅办学校不能满足培养“异才”之需，还要建设五项配置措施。一是设藏书楼。即今图书馆，收藏中外书籍，供学生广阅博览，拓宽知识面。二是创仪器院。即今实验室，供学生“试习”，使学业达到“专精”。三是开译书局。培养外语人才，及时翻译西方最新著作，使学生“增益见闻，开广才智”。四是立报馆。帮助学生“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之事了然也”，有助于培养国家有用的“识时”人才。五是选派游历。即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精益求精，以期大成”。（以上史料参见：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2页。）
《请推广学校折》被上奏到光绪帝面前后，不仅获光绪皇帝的重视和采纳，还得到朝臣的赞同和支持。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日（1898年8月24日），京师大学堂宣告成立后，李端棻又奏请朝廷派员督办各省学堂，光绪皇帝又采纳他的建议。此后，各类新式学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李端棻以《推广学校折》投身戊戌变法，并促成了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变法之根本在“兴学育才”目标的实现，遂使新政萌芽，起到了为维新变法鸣锣开道的作用。李端棻因此而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后来虽然发生戊戌政变，维新志士们提出的“新政”遭后党（即慈禧太后之流）的否定，而《请推广学校折》设计的举措却仍在全国继续施行。这不能不说明，李端棻提出的教育改革举措，深得民心，符合历史发展大势。
二、《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制订，让李端棻教育改革的初心得到落实
关于《京师大学堂章程》起草的经过，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有过记载。康有为说：“自四月杪（指1898年4月末，笔者注）大学堂议起，枢垣（即清政府军机处，笔者注）托吾为草章程，吾时召见无暇，命卓如（梁启超，笔者注）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甚周密，而以大权归之教习。”（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梁启超在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过程中，他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析》评价甚高，认为深切详明。因此，由梁启超所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没有沿袭同文馆，而是本着李端棻奏请之意来拟定的。《章程》全文8章49节，内容远远超过同文馆的旧章。其目的是，放眼世界，建一所近代的新式大学堂。这让李端棻教育改革的初心得到落实。
《章程》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纲。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
第二章，学堂功课。要求中西兼备，“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此次设立学堂之意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为此，依照西方和日本学校通行功课，大别为两类，普通学十种。普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专业进修。外语则为必修。凡学生在二十以下，必须认习一国语言文字。关于功课的其他规定：1.课时。六小时在讲堂，由教习督课；四小时归斋自课。2.考验。依西例用积分法，普通学功课，能一课者为及格；课外书，将所读书条举心得，入札记册，教习评阅记注分数，以为高下之识别；西文功课，以背诵、默写、解说三事记注分数，每月总核其数之多寡，列榜揭示。3.考课（试）。每月一次，就普通学十类中，每类命一题，以作两艺为完卷。其头班学生习专门学者，则命专门之题试之，由教习阅定，分别上取，次取。其课卷札记列高等者，择优刊布，布诸天下，以为楷模。
第三章，学生定额五百名。其中翰林院编检、各部司员、大门侍卫、候补、道州府县以上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后裔之愿入学者，为三百人，各省中学堂学成领有文凭咨送来肄业者，二百人。按功课之优劣分为六级，给予膏火（津贴）。宁缺毋滥，宁严毋宽。功课不及格者，随时黜降。并于前三级学生中选其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
第四章，学成出身。鉴于此前所设各学堂不能成就人才，虽由功课未能如法教习，未能得人，亦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而无所用。也就是要以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学堂培养人才，以取代科举。各府州县之小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经济科生员升入中学；由中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举人升入大学；由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大学堂中卒业各生择其尤高才者，先授以清贵之职，仍遣游学欧美各国数年，以资阅历而期大成，加以不次擢用，庶可济时艰而劝后进。
第五章，聘用教习。鉴于同文馆及北洋学堂等，多以西人为总教习，而学堂功课既中西并重，华人有兼通西学者，西人必无兼通中学者，前此各学堂于中学不免偏枯，皆由以西人为总教习，但专就西文而论，英、法、俄、德诸文并用。
第六章，设官例。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如管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设总教习一员、分教习汉人二十四员，总办一员、提调八人，供事十六员，藏书楼提调一员、仪器院提调一员。
第七章，经费。西方凡一切动用款项皆用预算表决算表。即有计划地开支，而“中国向来无列表预算之法，故款项每患舞弊，其帑愈多，成效愈少。”故“宜力除积弊，采用西法，先列为常年预算表、开办预算表，然后按表拨款办理。”使有以自养，然后可责以实心任事。以上各项经费总计五十余万两，数额不小。特别规定“一切工程及购书购器等费，皆由总办提调经理，皆当实支实销，不得染指官场积习。”
第八章，暂章。即其他未尽事宜，应由各该官员另行续拟新章。（以上史料参见：《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7页。）与之相比，京师大学堂按其章程规定，无论教学内容和学校规模都有很大的拓展。一是将京师大学堂作为“各省之表率”。并与各地的中、小学堂组成一个由初级到中级到高级的教学体系，也就是在全国普及教育，让天下的童生皆有机会入学，逐级递升，学而有成，以致用，从而为国家培养时用的人才。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历代科举制度，只重考试，不管教育的积弊，为废除科举奠定基础。二是教学内容，“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并由洋文、洋语扩大到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矿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诸多学科。这就改变了洋务学堂“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的缺陷。同时分科教学，有利于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以供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需要。三是讲求实践，尤其是理科。诸如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必备仪器，供学者观摩，实地考察，以求事半功倍。四是注重培养师资。于大学堂中专设一“师范斋”，选前三级学生中之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五是强调教习的重要。总教习“必择中国通人学贯中西能见其大者，然后可以崇礼制，而收实效。”一改同文馆以西人为总教习的成例。指出“学习之成就与否全视教习，教习得人则纲目皆举；教习不得人，则徒糜巨帑。”照此《章程》的规定，其所要办的，当是一所现代化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远比同文馆优胜多了。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据传，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把李端棻排在创业者的首位，严复排在第二，这种忠实于历史的表达，值得颂扬，也就是说北京大学的首创者是贵州的李端棻，可谓名至实归。
三、维新人才的举荐，为戊戌变法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如果说兴学育才是推行新政的长远大计的话，李端棻则认为变法是时下之举，急需一批改革维新的人才。对此，深谋远虑的李端棻接连向光绪帝举荐了十余位维新人才，从而为戊戌变法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众所周知，在戊戌变法推进的过程中，光绪皇帝下诏求贤，臣工畏于后党势力，大多处于观望状态。而李端棻却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无所顾忌，不仅不怕丢乌纱，甚至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出类拔萃的改革志士。光绪皇帝召见这些人面见后，分别授给四品衔，均给予重用。譬如：准予康有为在总理衙门行走；令梁启超办译书局；令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担任军机处章京，审阅新政奏折，草拟新政诏书。至此，维新变法得以正式启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被充军新疆，其罪名主要是“滥保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95人，几乎占各省签名举人的六分之一。这是贵州文人学士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此况充分展现了贵州士人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热情。而发生这一壮举的重要原因与李端棻改革的政治立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四、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提出，极大地震动了晚清政局
李端棻为维新变法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被光绪帝采纳。其中最重要的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6月）所上的《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其主要内容包括：1.御门誓众，以定国是；2.开懋勤殿，议定新法；3.改六部则例，裁减冗员；4.选派通才督办各省学堂。
这四项都是变法的根本大事，李端棻的见解比其他人深刻且高出一筹。在此期间康有为提出的设法律局，御史杨深秀等人提出的新政局和变法局等，仍属于朝廷的职能部门。而李端棻提出的懋勤殿，却具备西方议院性质，既有权利制定法律，又能监督朝廷施行。而改六部则例，裁减冗员，也属开先河之举。正如梁启超指出：“中国举国几半冗员也，蠹民实甚，然大臣亲友姻娅遍满中外，谁敢为之。非圣主雷厉风行，岂能及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光绪皇帝是一位敢做敢为之君，采纳此建议后，一下子裁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朝中有名无实的机构和冗员，朝廷在地方所设机构中属此类的也在裁撤之列。另外，“至各省设立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位置闲员，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著一律裁撤尽净”。如此大规模精简机构，裁汰大批冗员，乃历朝历代所未有。因此，梁启超赞李端棻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康有为称赞李端棻“抗疏维新冠九卿”。
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卓越表现，上得皇帝重用，下得维新派推崇和全国上下图强复兴人民的拥护，所立千秋功绩，不在康有为、梁启超诸人之下。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葛诗畅先生曾在《黔参通讯》2006年8期上撰文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们对李端棻其人其事如果视而不见，见而不明，或明而不著，起码是件遗珠之憾的事。故望中国的史学家们，在重编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章节时，别再遗忘了这样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李端棻。” 李端棻是贵州人的骄傲与自豪，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居黔龙出山之首。
五、李端棻堪称“三不朽”的光辉典范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三不朽”，是指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的社会贤达。李端棻在其一生的政治与教育改革生涯中，忧国忧民，开拓进取，敢于创新，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三不朽”的典范。
首先，就立德而言。李端棻为官清廉，德性良好。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李端棻为官刚正不阿，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身清廉，出污泥而不染。在工部任上，监修陵工，“前此奉职者，率以侵冒为固然。公严绝苞苴，同列惮之，官纪一肃。”（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张周全主编：《李端棻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页。）在云南省学政任上，李端棻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李端棻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此外，体现李端棻德性良好的案例还有一件：李端棻临终前，还关注贵州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他将身上仅有的一千两白银捐献给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贵阳一中）。与此同时，作为朝廷的一品大员，李端棻去世后在省城贵阳居然没有自己的房产。李端棻的清廉，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就立功而言。李端棻自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后，即步入仕途。期间，他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无论身任职，李端棻始终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其中，发现梁启超，是李端棻毕生值得荣耀与骄傲的壮举。这一壮举，让近代中国平添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合集》，洋洋洒洒一千四百余万字，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座巨大的精神宝藏，鼓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在云南担任学政期间，李端棻为云南的人才培养贡献良多。此外，特别是他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的突出表现，对推动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身处逆境，李端棻始终秉持教育改革的初心与使命，在家乡贵阳积极传播新学，创办新式学校，努力为故土培养有用之才。凡此种种表明，李端棻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近代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功勋卓著，成就非凡
最后，就立言而言。李端棻主张变法图强以求中国。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5月，他向光绪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均获批准，并于两年内逐一付诸实施。从而敲响了封建科举制度的丧钟，拉开了向现代化教育转型的序幕。李端棻的遗著《请推广学校折》、《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等奏稿及140余首的《必园诗存》，此皆李端棻立言的表现。李端棻的立言，立的是家国之言，为民之言，进取之言。正是因为李端棻的立言，成就了一个鲜活的李端棻，一个让人崇敬而又仰慕的李端棻。
总之，李端棻政治上具有卓识，学术上渊源亦深。又善书法，融欧、赵（即欧阳询和赵孟頫）为一家，远肇二王（即王羲之和王献之），刚柔相济，极有姿致。晚年喜作楷、行书，楹联字幅，皆为公私珍藏，现有若干珍品流传于世。李端棻死后葬于贵阳市东郊永乐乡水塘村的大关口。其为官为政为人及诗文、书法《清史稿》、《贵州通志》均有记述。李端棻一生爱国爱民，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而投身维新变法事业。李端棻的一生，可谓功德无量，名垂青史，堪称“三不朽”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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