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性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郴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湖南省资兴市原文联主席，资兴市作家协会原主席，郴州市拔尖人才，国家二级作家，1985年至1987年曾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编剧班，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两百余万字，其小说曾被《作家文摘》《书摘》《每周文摘》《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选载，己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小说集《七老爷八少爷》、散文集《赶山》；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脚印》、中短篇小说集《小城富婆》；202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如戏》《如戏》2020年获湖南省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大型剧本集《御史惊梦》和小戏小品集《活人坟》，已发表、上演剧本60余部，《活人坟》曾获田汉剧本奖和全国“金狮奖”，《祁乡长断案》获中国戏剧文学剧本奖，2002年5月28日，赴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散文《仰望西柏坡》《永世不忘南京大屠杀》，2011年3月、2012年4月两次获中国文学家网和《采风团》杂志举办的全国征文金奖。
老屋和我的父亲母亲
李性亮
我家的老屋，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如同一位耄耋老人，伫立在东江南路宽阔的路旁。改革开放后，在老屋的前面，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一栋栋高楼大厦，就像一位位年轻力壮、顶天立地的小伙子挡住了老屋的视线和风采。我的老屋很识趣地低头低脑，躲在新时代拔地而起的高楼后面，默默地欣赏着这百年来祖国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
许多文人墨客都写过自己的老屋，因为各自的老屋如同各自的亲人一样，都有血浓于水的情感。
我家的老屋，不知祖先建于何朝何代何年何月，从她斑驳的青砖青瓦来仔细分析，至少也有四五百岁了。反正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说他是在老屋里降生的，说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都是从这老屋里来到人世的。他还用蒲扇样的巴掌，罩住我的小脑袋，笑着告诉我：“你也是在老屋里呱呱落地的。”
我家的老屋，是下厅屋左右两间厢房，上厅屋左边住的是我的堂伯，右边住的是堂叔。上下厅屋的中间，有个长方型的天井，天井四周全是青石砌成，天井中央垫着一块巨大的长长的厚厚的青石板。晴天，阳光从天井照下来，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雨天，无论阵阵春雨，还是倾盆大雨，从屋背上流到天井里的雨水，全然会悄悄地从天井的涵洞里流到村外的鱼塘去。天井里的水，不会堵塞，更不会跑我家里来。老屋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老人，默默地承受着，悄悄地护卫着我们。
1946年，父亲18岁了，甲长保长抓他去当壮丁，父亲不愿为国民党卖命，躲到碑记乡茶坪瑶山亲戚家，躲过了灾难。解放后，美帝侵略朝鲜，1951年冬，父亲主动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是童养媳，9岁从茶坪来到我家老屋里，与我父亲同甘共苦，艰难度日。丈夫当兵去了，她也不甘落后，跟着共产党，先当村干部，后来当上了乡干部，尤其因工作主动，表现积极，思想上进，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当时的村干部和乡干部没工资，生活补助也低，家里的稻田无人耕种。我奶奶迈开三寸金莲，跑到木根桥乡政府，边骂边把我母亲拖回了家。
小时候，记得上厅屋的神龛上还立有祖宗的牌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同族同宗的子孙必定欢聚一堂，那种大家族大家庭的气氛便体现得淋漓尽致。
儿时每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家和堂伯堂叔家都会端上酒菜摆到厅屋的八仙桌上，先敬列祖列宗，然后请岁数大的长辈坐到古老的太师椅上，晚辈们则跪下来向长辈们拜年，祝他们万事如意，越老越康。长辈们则祝晚辈读书高跳龙门，为官的步步高升，经商的财源滚滚，一本万利。祝年轻的后生，找个漂亮的老婆，祝姑娘们嫁个好郎君。只要是吉祥的词汇，都会搜肠刮肚说出来变成美好的祝福。
逢上红白喜事，便是锣鼓齐鸣，乐声震天，铜锣钹子敲得地动山摇。我家老厅屋里，或欢声笑语，或哀乐惊天地泣鬼神，或哭号悲声撕人心肺，在老厅屋里产生极大的共鸣，从门窗和天井飞向村野，飞向天空……
少年时代，这老厅屋给我带来过许多欢乐，也给我和堂兄弟增加了不少皮肉之苦。夏日炎炎，我们一干小屁股中午放了学，就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村前的鱼塘里去游泳。倘若被父辈们发现了，声如狮吼地把我们从水里骂出来。回到老屋，父亲和叔伯们令我们这些小屁股排得整整齐齐的，统一跪到神龛下，面对祖宗的神位反省思过。还用刺条抽打我们细嫩的背脊，那杉树枝打到背脊上，肚皮上，又痛又痒，浑身难受。有时我们背着大人玩水嬉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暗暗窃喜时，堂伯堂叔和我父亲，却早就在老厅屋的大门口等着我们，问：“玩了水没有？”我们兄弟几人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没有。谁知父辈们却要我们脱光衣服，用他们粗大的手指在我们背脊上或胳膊上轻轻划几下，皮肤上立马便现出一条一条的像白粉笔画的痕迹来。我们的谎言在精明的父辈面前，自然不攻自破了。接下来，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去跪神龛。
记得我刚上小学时，一个漆黑的夜晚，老厅屋的中央堆了一堆大火，村里的大人都围在火的四周开会。大队（村）来了个身材高大的支书，在主持会议。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屁股，就在火的外围嘻嘻哈哈，追追打打，玩“贼古捉强盗”的游戏。大人的会议没完没了地开下去，一直开到深夜。我们玩累了，也往人群中自己的父母身上靠。这时，才知道那晚的会议内容，原来就是批判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低着头，让那村支书咬牙切齿地骂。我见自己的父母那么可怜兮兮地任人欺负，心里感到好难受。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晚开会批判我父母，是因为村里有人偷了附近工厂几根杉树。此事本来与我父母毫无关系，可村支书说我父母是共产党员，没向大队汇报，没有制止偷盗行为，没有一点党性，根本就不像共产党员。其实，我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偷盗事件。我父亲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居然还态度诚恳，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失职了，说村支书批评得对，还说工厂里的木材是国家的，你也偷他也偷，那工厂就会垮掉！这种丑陋的风气继续下去，社会就会乱套！我母亲不服气，跟支书顶了几句，正直的支书顿时火冒三丈，又狠狠地批评我母亲。散会后回到家里，我母亲还是想不通，父亲对她说，支书批评没错，村里出现偷盗事件，我们党员就是有责任！
父亲在部队是师长的警卫员，退伍后组织上安排他在鲤鱼江电厂工作，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大家都在过苦日子，他对母亲说，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国家困难我就回来。于是他就主动写报告要求回农村。从此，他成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我参加工作前，母亲因病去世了，我成家后，父亲就一直跟我们一起生活。但只要他们村党支部打电话到我们单位，通知他去开支部会，倘若没赶上公共汽车，他会从兴宁走50多里路来新民村（现在的新区）参加学习。有几次我调侃他，说天寒地冻说天气太热，不去也罢。他却非常认真地说：“这怎么行呢？一个共产党员，怎能不参加党的会议呢！”仿佛每次会议，他不参加就是一种损失。当时，我还没加入党的组织，对父亲热爱共产党的心情和行为不太理解。
1997年，父亲很想亲眼在电视里看着香港回归，可就在这年元月，春节前夕，父亲身患重病离开了我们。他是在我家的老屋里归终的。临终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他没有福气，看不到香港回归了，但他去年还有三个月党费没交，叮嘱我一定替他完成心愿！我流着泪向他保证：“儿子坚决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安葬父亲后，我去了他的村党支部，恭恭敬敬地替父亲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如今，我家的老屋就像一位见证了沧桑和巨大变迁的老人一样，依然面带笑容，默默地耸立在村里，不言不语地注视着周围发生的变化。在她的前面，一条宽阔的街道一头通往新市区，一头通向鲤鱼江镇，一直延伸到郴州。街道的两边建起了无数高楼，拔地而起的楼房，像一个个年轻的后生，站到了老屋的眼前，老屋敞开博大的胸怀，欣赏着现代建筑和街道上车水马龙的车辆，她望着灯火辉煌的夜市，望着像星星一样闪烁的红绿灯，她像一位喝醉酒的百岁老人，心满意足地开心笑了……
我家的老屋，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焕发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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