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黎锦晖的高光时刻
赵志超
著名音乐家黎锦晖(1891—1967)
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湘潭县晓霞山白竹坳（中路铺镇菱角村长塘）人，现代著名音乐家。早年入长沙铁道学堂，后入湖南省立优级师范学习绘画、音乐。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而后组建明月歌舞社。解放后，长期在戏剧电影界工作。
黎锦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涌现的新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戏剧史、电影史、文学史、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从1920年起，他先后创作执导了《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12部儿童歌舞剧，并谱写了《可怜的秋香》《蝴蝶姑娘》等24首歌舞表演曲，开创了中国近代舞台剧的新模式。在任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期间，他主编、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儿童读物，尤其是1922年创办主编的《小朋友》杂志，迄今已刊行百年有余。他于1927年创办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音乐舞蹈教育机构，由此沿袭为中华歌舞团、明月歌舞社，并赴海外演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培养了黎明晖、王人美、徐来、白虹、薛玲仙、周璇等一批驰名中国的歌舞明星，被称为“中国的齐格费尔德”。
创作过不少爱国歌曲
黎锦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鼻祖，也是中国新歌剧、中国爵士音乐、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但他的音乐创作活动，一直与时代和政治息息相关。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黎锦晖创作了《总理纪念歌》。1928年他率团赴香港演出，开幕女生合唱《总理纪念歌》时，全场观众肃立（包括现场的英国观众），在爱国华侨中传为佳话。北伐战争期间，他又创作了《同志革命歌》《欢迎革命军》等。抗战初期，他创作了《我是中国人》《中国威力无穷》等29首抗战歌曲，并汇集成《中华民族战歌》出版。
黎锦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他创作的流行歌曲《桃花江》《毛毛雨》《小兔子乖乖》不仅传播至海外，还有相当影响力。直至黎锦晖在音乐界销声匿迹近80年、离世半个世纪后，美国学者 Andrew F . Jones 在其论述中国的爵士乐与现代化及文化传播的专著《黄色音乐》( Yellow Music ）中，专列一章讨论黎锦晖，并称之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里程碑（ towering presence )”。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 ，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化艺术领域也面临着诸多变革与挑战。黎锦晖来到湖南桃花江，面对碧波粼粼的江水，落英缤纷的桃花，还有靠桃花江水哺育成长的、伶俐俊俏的姑娘，他从内心发出了“水美、山美、人更美”的赞叹，萌发了写歌赞美桃花江的念头。
1928年春，中华歌舞团成立，黎锦晖任团长。这是中国最早的营业性歌舞团体，开世界巡回演出之先河。全团30余人中，有不少日后走上了专业演员的道路，甚至成为当时烫手可热的大明星，如黎明晖、王人美、徐来、顾梦鹤、黎锦光、马陋芬、薛玲仙等。中华歌舞团为了宣传黎派歌舞成果，解决学校资金短缺问题，选择了巡回演出的商业道路。
1929年2月，中华歌舞团到南洋群岛各埠演出后，在巴达维亚解散。之后因经济困窘，连团员们返回的路费都成了问题，只好滞留于马来西亚。真是“一轮明月下南洋，两袖清风返故乡!”
黎锦晖与恋人徐来漫步海边，因为思念家乡，便创作了《桃花江》这首曲子，歌词中提到：“我听见人家说，(说什么？ )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不错)。果然不错，我每天踱到桃花林里头坐，来来往往我都看见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恋情，表达了对桃花江美丽风景和窈窕女子的赞美。歌曲通过轻柔的曲调和多情的词句，引发了人们对桃花江美人的无限遐想和相思之情，“桃花”与“美人”的故事很快传开，风靡大街小巷。
正因为黎锦晖写了这支歌，才使得桃花江这原本不大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下子犹如插上了翅膀，飞越千山万水，飞到了南洋。当年南洋巨商胡氏兄弟烟草公司，就以“桃花江”作为商标名称，连同黎锦晖写的歌词、曲谱一并印在烟盒上，使得南洋一带的居民特别是华侨们争相购买，他们竟以一睹烟盒上的“桃花江”为快，以寄托对中国大好山河的向往和眷恋。
接着，黎锦晖以其独特的音乐创作才华在流行音乐界崭露头角，创作了《毛毛雨》等歌曲。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广泛传播，具有一定的商业成功，但也引来了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这些歌曲迎合了市民口味，偏离了传统音乐的正道。
不过，黎锦晖创作这些歌曲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为了探索音乐的大众化传播路径，试图让音乐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流行音乐创作难以满足时代对音乐更深刻、更积极的需求。
黎锦晖一生组团演出的生涯中，经营困境这个难题始终困惑缠绕着他，时分时合，解散重建，令他焦头烂额。这也说明，黎锦晖作为一位音乐家，能独立写出通俗易懂的上乘流行歌舞作品，但并不擅长市场营销和明星经营。
中华歌舞团解散后，黎锦晖于1930年初又组建了明月歌舞团，挥师北平，开始了继南洋巡演以来又一次国内最具影响的巡演，为期两个多月，巡演路线为北平—天津—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北平。但不久即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吸收改组，成立联华歌舞班，并一度进入电影界红及一时。这以后，黎锦晖组建过的演出团体有明月歌舞剧社、明月歌剧社等，每次时间不长，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黎锦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他在上海《申报》发表了《追悼被难同胞》《准备起来》《向前进攻》等抗日歌曲，还出版了《爱国歌曲》集。之后他回到长沙参加救亡工作，谱写出《中华民族战歌》17首，又奔赴重庆加入进步文艺活动，创作了《抗日三字经》《十里送夫》《卢沟桥月夜》等抗战歌剧。
从 1936 年起，黎锦晖开始将创作重心转向群众歌曲和抗日歌曲。他深入民间，感受民众在战火纷飞年代的苦难与抗争精神。他与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交流合作，汲取新的创作灵感与思想养分。他的这一转变，不仅仅是音乐风格的改变，更是他思想觉醒的重要体现。他开始意识到音乐在凝聚民族力量、鼓舞抗战士气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而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为国家的救亡图存贡献一份力量。
1936年6月，黎锦晖偕新婚妻子梁惠方由南京抵达长沙。之后，黎锦晖在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教材。抗日战争初期，黎锦晖写了很多抗日救国的歌曲。1937年,他在长沙出版了一本《中华民族战歌》，其中有几首歌曲如《我是中国人》《全民抗战歌》,还有《中国威力无穷》《是好小子上战场》等，都是比较通俗的，后来成了流行歌曲。虽然没拿过稿费，但出版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拿什么稿费，只要能出版，为抗日宣传出力，就已满足了。
1940 年，50 岁的黎锦晖辗转抵达重庆。妻子梁惠方在本家黎离尘（国民党中将，黎秀芳之父）帮助下，去军委会伤兵慰问组工作。
重庆，当时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政治文化中心。黎锦晖怀揣着对进步力量的向往与追求，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他首先访问了《新华日报》的潘梓年（江苏省宜兴县人，著名哲学家、新闻斗士，潘汉年堂兄），诚挚地表达自己渴望奔赴延安的强烈愿望，以期投身革命圣地进行音乐创作与文化建设。然而，当时的局势极为复杂和危险，特务活动猖獗，为了避免特务跟踪，潘梓年未能直接接见他。
但这一经历，并没有让黎锦晖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靠近进步力量的决心。之后，他通过四弟黎锦纾（黎明）转达相关信息。虽暂时无法前往延安，但这次尝试为他日后留在大陆奠定了最初的思想根基。
在同一时期，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到江北来看望黎锦晖夫妇。于立群又名黎明健，原明月社成员，黎锦晖义女。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基于当时的形势，郭沫若和于立群劝黎锦晖不妨先在重庆应聘工作，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抗战文化添砖加瓦，同时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前往陕北。这番劝告让黎锦晖找到了在重庆立足并继续为理想努力的方向。后来，黎锦晖还应郭沫若之邀，为其历史剧《虎符》作曲。
经友人介绍，黎锦晖在重庆“伤兵教育委员会”所办之《抗战通俗画刊》编辑室任编辑。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华，编写了大量为伤兵演出服务的文艺作品。他深入伤兵营地，与伤兵们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战斗经历、内心痛苦以及对胜利的渴望，并将这些感受融入到作品中，创作出许多充满激情的诗歌、短剧和歌曲。这些作品犹如精神良药，给伤兵们的康复以极大的鼓舞与慰藉，让他们在伤痛中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也体现出黎锦晖对民族抗战的支持与奉献。
随后，黎锦晖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任编导委员，并兼任主任秘书。尽管他对这份工作曾自嘲“没事干，混饭吃，吃不饱，饿不死”，但实际上他依然在有限的条件和空间内，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电影厂的工作贡献着力量。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黎锦晖全家居住在江北董家溪租赁的两间破草房内，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一切，曾自拟门联曰：“阳光充足；空气流通。”横批“嘉禾别墅。”这不仅反映出他在困境中难能可贵的乐观精神，更彰显出他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无法磨灭他心中的希望之火，他坚信战争终会结束，国家必将迎来新生。
1945年8月，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新华日报举行的一次招待酒会上，毛泽东见到了分别多年的黎锦晖。当周恩来介绍“这位是音乐家黎锦晖先生”时，毛泽东立刻握住黎锦晖的手，高兴地说道：“均荃兄，一别多年了，你大哥劭西先生可好？”黎锦晖赶忙回应：“他现在西安的西北联大，不久前还来这待过一段时间呢。”毛泽东笑着说：“你的《桃花江》好听啰，我们陈毅同志还把它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在苏区传唱，大家都会唱呢。”毛泽东还补充说：“老兄，我们会付给你版税的。”众人听了，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毛泽东短道，当年黎锦晖创作的《桃花江》，歌词动人，旋律优美，一经问世，便迅速传唱开来，不仅在上海等大城市风靡，还传播到了南洋等地。井冈山时期，《桃花江》的歌词被陈毅改编成“桃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唱，给艰苦的苏区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让大家在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之余，能有这样一首动听的歌曲来舒缓身心。
毛泽东果不食言。1946 年 5 月，重庆“周公馆”委派一位姓陈的女同志，专程给黎锦晖家送来一笔慰问金，给他家以物质上的帮助。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版税”吧。同时送来的，还有五弟黎锦炯（黎亮）从华北解放区寄给黎锦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党组织对黎锦晖作曲才能的器重，同时探询父母及家乡情况，并诚挚邀其游历陕北。这封信让黎锦晖深受感动和教育，使他真切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与重视，备受鼓舞。他意识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能够得到党组织认可，并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平台上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解放前夕毅然留在大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尽管外界传言纷扰，有人劝黎锦晖离开上海去台湾，以免遭受厄运，但黎锦晖毅然选择留在大陆。这份坦然彰显出他对新政权的信任。
当时，社会上流言蜚语四起，许多人因他曾创作《桃花江》《毛毛雨》等作品而对他产生误解，甚至传言共产党执政后他必将遭受厄运。据梁惠方口述、林丽成整理的《追星付终生，甘苦唯自知——遗孀眼中的黎锦晖》一文写道：“上海解放前夕,人家都劝我们走,都劝黎锦晖离开。甭说共产党最讨厌他的《桃花江》《毛毛雨》,他不逃掉的话,一定得倒霉。黎锦晖说,他认了,倒霉就倒霉,他不想走。以前国民党教育部也明确规定,他的歌曲不能上课堂。现在希望国家好，只有希望共产党好......”
黎锦扬在自传《跃登百老汇》中亦有一段话涉及二哥黎锦晖，可谓耐人寻味：“我二哥参加了大哥推广简化中文的工作，他用白话文写流行歌曲，把音乐带向民间艺术。为此，他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双重打压，原因是他在歌词里写了‘小妹妹，我爱你’之类的东西，被认为是散布靡靡之音。”实事求是地讲，像《毛毛雨》之类的歌曲，连鲁迅等左派文人都不喜欢，共产党队伍中有人批判它为“靡靡之音”是很正常的。这大概也是黎锦晖到长沙去拜见徐特立而不受待见的原因吧。因此，黎锦扬的话也非言过其实。但对于黎锦晖的《桃花江》等歌曲，国共两党却有不少人传唱，这是不争的事实。故黎锦扬又写道：“他的歌曲《桃花江》却脍炙人口，连攻击他的极端保守分子也跟着哼唱。”
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黎锦晖面临着关乎个人命运走向的抉择：是追随旧势力离去，还是留在这片饱经沧桑、正待新生的土地上？不过，黎锦晖内心有着自己坚定的判断，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深知，自己虽创作过一些被视为“黄色”的流行歌曲，但自 1936 年起他便投身于群众歌曲和抗日歌曲的创作。他对国家的命运始终抱有深切的关怀，在他看来，唯有共产党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与繁荣，因此他愿意将个人的前途与信任托付给新政权，不惧可能面临的风险，这份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正确认知和坚定信念，成为他留下的重要基石。最终，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而这一抉择背后，有着其漫长而深刻的思想转变历程和特殊缘由。
黎锦晖早年自命革命党，后来在北平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李大钊、鲁迅及大哥黎锦熙等进步人士的影响，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30年代，他和戏剧家田汉等左翼人士往来密切，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但他思想倾向进步，同情共产党。
在湖南、江西参加抗日文化工作时，他夜以继日的写作，宣传抗日，但又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接到四弟黎锦纾（黎明）来信要他去重庆后，他踏上了去西南参加抗日宣传的征途。在路上和运送伤病员的船上，他看到伤兵蛮横抢夺难民财物等，更激起对国民党的憎恨。大革命失败后，黎锦纾虽然脱党，但他和许多共产党人交往颇深，相互熟悉，自然会对黎锦晖有所帮助。因此，黎锦晖的儿童歌舞与爱国歌曲在延安早为人所熟知，已不足为奇。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黎锦晖以知名人士身份应邀参加《新华日报》的酒会，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相见，这一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通过酒会，黎锦晖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风范，领略到共产党对于国家未来建设的宏伟蓝图与和平愿景，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使他更加坚信共产党能够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未来，更加坚定了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黎锦晖与长女黎明晖
诚然，黎锦晖所以留下来，还有一层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大哥黎锦熙，与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师生关系，二人交往颇深，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1948年底，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乘飞机逃走。围城之际，蒋介石致信傅作义，要求秘密催促黎锦熙等北平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开北平南下。黎锦熙所在的北平师范大学也几次三番来黎家劝说他乘坐飞机去南京，都遭到拒绝。12月26日，形势愈加紧张，教务长又一次来家敦促，说这一天是最后的机会，当晚将派汽车来接。黎锦熙依然坚决拒绝, 并撕毁要他南下的通知。待来人离去, 黎锦熙便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 !”拒绝了国民党的诱惑，选择留在了北平。
也许兄弟俩事先并未商量通气，但能同时留下来，没有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逃往台湾，说明他们心有灵犀，冥冥之中达成了某种默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接管时期，黎锦晖任职于上海电影厂。尽管家庭经济压力沉重，一家老小的生计仅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维系，但他从未有过丝毫抱怨与后悔。他积极参与电影厂的各项工作，在译制片厂，他勇挑重担，独自承担起近百部译制片的音乐创作与制作工作。面对旁人善意的提醒，他毫不畏惧，毅然决然地迎接挑战。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湛的专业技艺，成功地为一部部译制片配制音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敬业精神，为中国电影译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
黎锦晖不仅在电影音乐制作领域发光发热，在音乐创作方面也未曾停歇。当接到为电影《秋翁遇仙记》创作歌词的任务时，他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创作才华，出色地完成了古典风格歌词的创作，为影片增色不少。在美影厂工作期间，他亦积极贡献力量，为四部美术片精心作曲，所创作的音乐与动画画面完美融合，给观众带来了独特而深刻的艺术体验，推动了中国美术片音乐的发展与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晖与同事相处和谐融洽。在电影厂工作时，他从译制片厂起步，独自承担近百部译制片的音乐工作长达五年。他的离开，让译制片厂同事们百般不舍，频繁致电询问归期，侧面反映出他在工作团队中的受欢迎程度。在音乐组，虽遭批判，却也有人仗义执言，这表明他平日为人受到别人敬重。
1950年，黎锦晖调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厂工作。此后六年中，为翻译片校对复配音乐共百余部。经常日以继夜地工作，业余还应约编创了通俗唱本《梁祝》《白蛇传》，出版新人新事唱本20册；还选辑民间曲调800余首和部分新四军历史歌曲。
1950年3月，黎锦晖任华东音乐家协会理事，并加入儿童音乐工作者协会。此后两年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儿童音乐作品。其中，小歌剧《血债要用血来还》在上海体育馆演出，受到好评。
1953年10月，黎锦晖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
1956年,黎锦晖调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电影工作发光发热。
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
1953年9月下旬，黎锦晖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第二次文代会”）。
９月23日至10月６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郭沫若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扬。
黎锦晖、梁惠方与儿女们
毛泽东知道黎锦晖来京参加第二次文代会后，十分高兴，单独接见了这位老同学。二人共同忆了他们同窗时的往事。
“均荃兄，你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影响好大啊!连红军都唱你的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桃花江》。
“是吗？”黎锦晖笑了笑，“谢谢主席还记得这首歌！”
“你问我们陈老总（陈毅），他还把你的歌词‘为他所用’：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也比不上红军多呢！”
毛泽东这么一讲，两个人相对笑了起来。
原来，中央苏区时期，陈毅曾用黎锦晖创作的《桃花江》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黎锦晖当年的流行歌曲被贬为“靡靡之音”，就连代表作《桃花江》都被说成了“荤调子”。
其实，黎锦晖取得的成就可不止在情歌领域。他早期创作的流行歌曲还有《特别快车》《夜深沉》《小小茉莉》《妹妹我爱你》等。抗战的时候，他还创作了像《抗日三字经》《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这类振奋人心、弘扬正气的作品。他的这些歌，当时影响都很大，在红军队伍中广为流行。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陈毅曾拿《桃花江》这首曲子重新填词，用来鼓舞红军的士气。他把那句“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给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了红军哥”了。就因为这事，抗战时，陈毅曾代表中共中央派人给黎锦晖送过钱，还盼着他“到延安去瞅瞅”呢。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黎锦晖没有去成。
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老四黎锦纾和老五黎锦炯，并叫黎锦晖代向二位老弟问好。
黎锦纾(1896—1954)，字季纯，早年毕业于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大革命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去欧洲的勤工俭学活动，和朱德、徐冰是同一个组。他们一同租住柏林的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性的将军未亡人的楼房里，包住房，包伙食。后来，黎锦纾在获得了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他在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与晏仁初先生等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黎锦纾到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因黎身患胃癌未能遂愿。
老五黎锦炯(1900—1981)，字殿庸，又名黎亮，1927年唐山交大毕业，是一位铁道桥梁专家，担任过滦河大铁桥总设计师，也是入党较早的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曾任铁道部设计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后来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指出，人民对文艺的需要不可忽视。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建设与人民的需要，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事业，鼓励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加强文学艺术界更紧密的团结，使文学艺术的生产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黎锦晖听了大会报告深受鼓舞，返回上海后更加勤奋创作。
刘少奇充分肯定黎派音乐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百废待兴，对文艺作品的梳理与评判成为构建新时代文化体系的重要环节。1955 年，黎锦晖全心投入创作，一大批兼具艺术魅力与教育意义的少儿及群众歌曲相继诞生。他从众多心血结晶中精心遴选，集结成儿童歌曲集《快乐的早晨》，由上海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儿童歌曲集。这本集子收入18首题材多元的儿童歌曲，其中有的以校园生活为蓝本，生动再现孩子们课间的欢笑打闹、课堂上的好奇求知；有的将动物世界拟人化，通过麻雀与小孩等角色间的互动，以充满童趣的情节与明快的旋律，传递诚实、友善等美德观念，使孩子们在聆听中接受潜移默化的品德教育；还有的着眼于自然万物，用音符勾勒出山河湖海、花草树木的美妙，唤起儿童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也促进了音乐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与交流。
1956 年，对于黎锦晖而言意义非凡。此时，国家正积极探索文化艺术的多元发展路径，深入挖掘和整理优秀的文化遗产与文艺成果成为文化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年 3 月，刘少奇委员长在听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刘克寒、夏衍汇报时，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谈话。他以高瞻远瞩的洞察力，提及中国歌剧史的发展脉络时指出：“我们是否有歌剧史？有！《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都是不错的……把这些编成歌剧，是从黎锦晖起，不要轻视黎派的创作。”
《葡萄仙子》以其奇幻绚丽的故事设定、优美动人的旋律编排，为孩子们构建起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童话世界，让他们在音乐的海洋里领略到自然之美、生命之奇，同时也启发了儿童对美好情感与和谐世界的向往；《麻雀与小孩》则凭借鲜活的人物塑造、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推进以及朗朗上口的曲调，成功地将道德教育融入趣味故事之中，在当时的儿童群体乃至社会各界都引发强烈共鸣与广泛传播。
黎锦晖这些作品，凭借独特艺术风格与开创性表现形式，打破传统音乐创作局限，率先将儿童题材与歌剧元素巧妙融合，不仅为儿童音乐领域开辟新径，更为中国歌剧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发展奠定基石，成为中国歌剧史上浓墨重彩的开篇之笔,以独特音乐创作留下了深刻印记，也得到刘少奇的高度认可。
基于对黎锦晖音乐贡献的深刻认知与高度认可，同年 5 月，黎锦晖受聘为中国音乐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这一殊荣，为他开启新的学术篇章，他得以置身专业学术平台，与众多音乐界精英深入切磋。他将多年积累的创作心得倾囊相授，助力年轻一代音乐创作者成长；他深入钻研音乐教育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联系，探寻以音乐为媒介促进儿童全面成长的最优路径，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体系的完善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加北京音乐周
中年黎锦晖
活动期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重新演出了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喜鹊与小孩》及《小小画家》《喜鹊与小孩》原名《麻雀与小孩》，是黎锦晖儿童歌舞剧代表作之一，由于当时麻雀被列入“四害”，故改为“喜鹊”。这两部作品是黎锦晖艺术创作的结晶，充满了童趣与对生活的热爱，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艺术界拥有着一批忠实的拥趸。当时，两部作品还由中央群众艺术馆和中国戏曲家协会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灌制唱片并出版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这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排练场气氛热烈而紧张。艺术指导老师全神贯注地带领着孩子们彩排黎锦晖的经典作品《喜鹊与小孩》和《小小画家》。观众席上，王人美、黎莉莉、王人艺、白虹、徐来等演艺界知名人士早已就座，他们目光专注，仔细地观看着孩子们的表演，不时交流。一会儿，黎锦晖偕夫人梁惠方步入排练场。众人一见，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纷纷迎上前去，亲切地呼喊：“黎先生好！”“老夫子来啦！”
大家围在黎锦晖身边，纷纷与他握手，互致问候，一片温馨。
在与徐来握手时，黎锦晖关切地问道：“好久不见，从香港回来后，一切都还好吧？” 徐来微微点头，微笑着回应：“就那样，得过且过。你呢？家里人都好吗？” 黎锦晖脸上洋溢着笑容，回答道：“都挺好的。” 徐来感慨万千地说：“二十年过去了，你的歌舞作品又能重新排练上演，真心为你感到高兴！”
就在众人交谈正欢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一行人走进了排练场。宋庆龄仪态端庄，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她亲切地向在场的每一个人问好。随后，她径直走向黎锦晖，伸出手与他紧紧相握，关切地询问：“一别三十年，你的身体还好吗？家里人都怎么样？” 黎锦晖连忙回应：“都很好，谢谢孙夫人关心！您最近还好吗？” 宋庆龄温和地说道：“有些忙碌。我负责的基金会要管理全国的儿童教育事务，还要关注剧院的演出情况。你看，我特意给你带来了最近出版的《小朋友》周刊。”
艺术指导老师走上前，大声说道：“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迎来了孙夫人，也就是我们基金会的宋庆龄主席！同时，还有我们尊敬的老一辈歌舞艺术家莅临指导。特别要欢迎两部经典歌舞剧的创作者——黎锦晖先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舞台大幕缓缓拉开，主持人精神饱满地走上舞台，热情洋溢地说道：“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呈现精彩的《喜鹊与小孩》和《小小画家》。” 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主持人又介绍道：“刘少奇主席曾经评价，中国现代歌剧的发展，是从黎锦晖先生开始的。他创作的《喜鹊与小孩》《小小画家》等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非常优秀的。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这两部歌舞剧的创作者，中国现代歌舞的开创者——黎锦晖先生，来为我们指导此次重排演出。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黎先生！”
于是，全体小演员们簇拥着黎锦晖走上舞台，全场观众纷纷起立，掌声经久不息。黎锦晖与宋庆龄等一同坐在前排，全神贯注地观看《小小画家》的演出。
音乐周闭幕这天，中南海紫光阁华灯齐放，光彩夺目，闭幕宴会在这里举行。黎锦晖身着朴素而整洁的服饰，怀着敬畏与憧憬的复杂心情步入会场。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稳健的身影出现在会场门口。总理的目光如炬，似能洞察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他的眼神迅速地扫过人群，仿佛在寻找着一颗独特而闪耀的星辰。突然，总理停下脚步，坚定而洪亮的声音在会场中回荡：“黎锦晖来了没有？”
这一声询问，仿若一阵春风，瞬间打破了会场略显凝重的气氛，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一旁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敏锐地捕捉到了总理的意图，赶忙快步走到黎锦晖身边，脸上带着欣喜与激动，轻声说道：“锦晖先生，总理在问你呢！”吕骥立即起身，陪着黎锦晖缓缓走向总理。
总理面带和蔼可亲的微笑，眼神中满是关切与期待，身体微微前倾，亲切地问道：“黎先生，你近来生活过得怎么样啊？”黎锦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感动与惊喜，有些紧张地答道：“还可以，总理。虽然生活中偶尔有点小波折，但能够投身于音乐创作，我已深感满足。”总理微微点头，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告诉黎锦晖，他在认真倾听每一个字。
总理接着又问：“工作上是否顺利呢？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吗？”黎锦晖思索片刻，坦诚地回应：“总理，工作大体顺利，只是在尝试一些新的音乐风格融合时，有时遇到一些技术和理念上的挑战，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周总理还对黎锦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通过与总理的简短交谈，黎锦晖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尊重与关怀，那一刻，仿佛他不再只是一位普通的音乐创作者，而是国家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第二天,黎锦晖又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了会场，亲切接见了与会全体音乐工作者，并一起合影留念。黎锦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笔端留下12个字：“总理关怀”，“见了主席，健康如昔”。
回到上海后，上海市电影局领导几次来到黎锦晖家来看望，并落实了总理的指示，将他调回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
不久后的一天，作曲家王云阶亲自登门拜访黎锦晖。他脸上带着欣慰与些许歉意，开口说道：“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陆续加工资了，却唯独没有给您加过，这实在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如今上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要给您改善生活。”说着，王云阶介绍起工资调整的情况。
没想到，这一次的调整幅度相当可观，黎锦晖一下子加了 80 元，文艺级别由九级提高到五级，连跳四级，并且还补发了之前的差额。黎锦晖听了后，不禁愣住了，他此前甚至都不清楚自己原本的工资等级，在他心中，一直只是专注于埋头创作音乐，那些名利之事如同过眼云烟，从未真正放在心上。此刻，总理的关怀如同一股暖流，缓缓流淌进他的心田，让他切实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他的重视与认可。
梁惠方在《追星付终生，甘苦唯自知——遗孀眼中的黎锦晖》（林丽成整理）一文中，曾谈到以下一段往事：
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九级的呢？是1956年音乐周，到北京演《小小画家》,在紫光阁,周总理请吃饭。周总理一进门就问,黎锦晖来了没有?吕骥赶快跟黎锦晖说,总理在问你。吕骥陪他到总理那儿去,总理就问他生活啊,工作啊。他说还可以。回来后,王云阶就上我们家来，就说道歉,新中国成立后人家都加工资了,没有给他加过,现在要给他改善生活。没想到一下子加了80元,加了四级，从九级提到五级,还补发了之前的差额。
工作之余，黎锦晖常常回想起总理那亲切的面容和温暖的话语。每当他坐在钢琴前，准备创作新的乐章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力量与激情。他深知，自己不能辜负总理的期望与信任，要以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回馈国家和人民。
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8月29日，在迎接国庆十周年到来之际，黎锦晖先应《人民音乐》征文，创作了一首《沁园春》。
词曰:
祖国前程，一马当先，万马共超。纪十年大捷，史血长无前例，百花齐放，根茁新苗。白雪阳春，巴人下里，脱却褴衫换彩袍。和平好，借东风传送，众乐陶陶。
知音新创齐韶，笑肉味难于诱老饕。更光扬紫艺，路成康道；浪追星海，河变清涛。巨鼓狂敲，乘胜前进，举国弦歌响九雷。同欢庆，听人民音乐，云淡天高。
这首词发表在《人民音乐》1959年第10-11期合刊上。词中热情肯定了聂耳、冼星海的音乐道路，歌颂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音乐成就，表达了个人的喜悦之情。
黎锦晖如此讴歌新中国的音乐成就，是发自内心的。上一年,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对“黄色音乐”批判时，黎锦晖曾被卷入其中。但他坦然以对，撰写了带有表态和自我批判性的文章《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发表于本年《人民音乐》》第三期。去年10月,他又草拟了《回忆“中华”和“明月”两个歌舞团的舞蹈》一文，记述了自1921年至1936年间为开创发展中国歌舞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和经历。
1959年金秋，迎来了国庆十周年大典，全国各地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大街小巷都被装点一新，五星红旗猎猎作响，到处悬挂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巨幅标语；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绚丽的彩灯交相辉映，勾勒出城市美轮美奂的轮廓，空气中仿佛弥漫着甜丝丝的喜悦。
9月底，69 岁的黎锦晖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迎来了他人生辉煌的时刻。
一路上，他的内心满是憧憬与期待，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位在漫长岁月中默默坚守信仰的朝圣者，终于即将抵达心中梦寐以求的圣地。当他踏入北京的那一刻，眼前雄伟壮丽的景象更是令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广场中央，一座巨大而精美的花篮巍峨耸立，里面盛满了五彩斑斓、娇艳欲滴的鲜花。这些鲜花簇拥在一起，争奇斗艳，仿佛是在以最绚烂的姿态，共同欢庆这一伟大时刻。微风轻轻拂过，鲜花的芬芳悠悠飘散开来，与周围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相互交织，谱写着一曲激昂欢快、动人心弦的乐章。
观礼台上，黎锦晖身着一身整洁得体的服装，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此刻依然努力挺直了身姿，目光坚定而明亮地注视着前方。他的脸上，自始至终洋溢着自豪与幸福的笑容，那笑容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一般，明亮而温暖，将他心中过往曾经历过的种种阴霾驱散得一干二净。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亲眼目睹着一支支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士兵们身着笔挺的军装，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工人们举起代表着新中国伟大工业成就的各种模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光泽；农民们捧着一穗穗金黄色麦穗、一个个硕大的瓜果，无不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一辆辆彩车如同座座流动的艺术宫殿，缓缓地从黎锦晖眼前驶过。车身之上，装饰着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图案，这些图案细致入微地展现着祖国各地独具魅力的风土人情，以及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建设成就。每一辆彩车上，都载满了身着盛装的人们，他们纵情地载歌载舞，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热情奔放的舞姿好似燃烧的火焰，将内心深处对祖国生日的喜悦与祝福尽情释放。
黎锦晖静静地望着眼前这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心中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感慨万千。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一路走来的音乐创作历程，那些曾经遭遇的风雨、坎坷与挫折，在此时此刻，都如同被神奇的魔法所化解，化作了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热爱、无尽的感激与最诚挚的祝福。他深深明白，自己能够有幸站在这里，亲身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时刻，是祖国给予他的莫大认可与无尚荣光。他心潮澎湃，渴望能够再次拿起手中的笔，为祖国谱写一曲曲动人心弦的赞歌，用音符记录下祖国每一个辉煌灿烂的伟大瞬间，让音乐成为一座跨越时空、连接人们心灵与祖国母亲的坚固桥梁，使这份对祖国的热爱与敬意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传承、流淌不息。
几个月后，1960年2月3日，黎锦晖在写给大哥黎锦熙的信中，兴奋地说：“弟在美术影片厂担任作曲，领导上关怀备至，工作都力所能及，有时间参加市政协举办的各班学习，并鼓励提供文史资料，加以宿疾渐愈，心神舒畅”，并表示“永远跟党走，乐享天年”。
以黎派音乐艺术为主题的晓霞山露营基地（赵志超摄）
向学界提供文史资料，是黎锦晖晚年自觉奉献社会的一件大事。除了完成长篇回忆录《我和明月社》，计划写《折腾六十年》的自传外，他还准备以回忆录的方式，把“小学教育”“国语”“儿童文学”“音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经验逐一加以认真总结，供后人参考。1964年，他在信中将这一计划兴致勃勃地告诉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女儿黎明阳:“(这些资料)写几年也写不完。老年为社会主义服务,无上光荣，心情舒畅,老当益壮。”这是一位曾经在中国乐坛上名噪一时的著名音乐家，到了古稀之年别无他求，却愿在风烛残年为社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留给后人借鉴。虽然力不从心，却尽力而为。这种高尚情怀令人敬仰。
1965年，黎锦晖因心脏病严重,一再要求退休,经批准在家疗养, 圆满完成《我和明月社》一文的撰写。
1967年2月15日，黎锦晖因心力衰竭在上海延安医院去世，终年76岁。
写于2024年12月3—4日
修改于2025年1月7日
再改于1月20—21日
作者简介：赵志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湘潭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