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韩琦书风与楷书信札《信宿帖》

《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是一件国宝级文物，也是北宋名臣韩琦现今传世的唯一法书。该卷正在贵州省博物馆“清平乐——《韩琦楷书信札》及宋代文人风韵展”展出（至4月10日）。

韩琦书法端谨沉着、从容大气，细观其字出颜入柳，取法两家，筋骨具在，是书者在技法上经过数十年的淬炼，达到相当造诣的书法呈现，再加之人品性情使然，使得字字有力，从容气度自然流露。

本文经授权选摘自贵州省博物馆学术系列丛书，刘恒著《黄花晚香：〈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研究》。

北宋中期另一位以颜真卿为宗的书法名家，即是《信宿帖》与《旬日帖》的书写者——韩琦。他不仅师法颜体，且在当时的影响还很大。韩琦入仕后曾与范仲淹共同镇守西夏，同出同入数年，之后二人又共同主持庆历新政，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深受范仲淹影响。参与庆历新政的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等人，皆以直言傥论倡于朝，都同共将颜真卿的视为道德典范，书法上也以人品论书品，大力推崇颜真卿。不难理解，素以刚正、耿直而著称的韩琦自是偏爱质朴、宽博、厚重的颜书。

宋代佚名《八相图》之韩琦像，故宫博物院收藏韩琦曾在书法上下过苦功夫。在《书林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载：“韩忠献少年贫时，学书无纸，庄门前有大石，就其上学字，晚即涤去。遇烈日及小雨，张敝伞自蔽，率以为常。”足见少年时的韩琦对书法的痴迷与勤奋。韩琦喜爱颜书，他认为颜鲁公人品刚正，故书法也类其人。韩琦就曾言：“余暇则喜书札，素爱颜鲁公书，而加以遒健，自成一家，端重刚劲，类其为人。”此外，文献中关于韩琦习颜书的记载不少。同时代的陈荐撰写的《韩琦墓志铭》中云：“（作者按：韩琦）始好颜文忠公书，至晚年，笔势老劲，自名一家。”陶宗仪的《书史绘要》也有记：“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举进士，官至右仆射，封魏国公，谥忠献，后赠魏郡王，工正书，师颜鲁公而颇露芒角。”清人叶昌炽所撰的《语石》记：“文潞公与韩魏公皆学颜，而韩为优。”韩琦作为历仁宗、哲宗、神宗三朝的辅弼大臣，可谓社稷重臣。其身份自然影响了一批文人士子对书法的喜好和取向，故而，北宋士人以习颜体为风尚，韩琦的影响不可小视。米芾在《书史》中就曾云：“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

关于韩琦仰慕颜真卿而师法颜体，在书法史上还有一桩雅谈。宋神宗熙宁四年（1069），韩琦出任大名府安抚使，见官邸墙上有唐韩滉的《村田歌舞图》，其后还有颜鲁公的跋尾。他一时兴起，题诗于壁上。之后的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韩琦改判相州。文彦博接韩琦任，判大名府。文彦博（1006-1097），北宋名臣，历仕仁、英、神、哲四朝，以善书著称。文氏见官邸的墙上有韩琦的题诗，便知韩琦师法颜真卿，立即写下《寄相州待中韩魏公》并序一诗寄给韩琦。诗文如下：

向在三城，退公多暇，日玩法书名画以为娱乐，内韩晋公《村田歌舞图》及颜鲁公跋尾。虽得蒲中摹本，其实颇类真迹。今再来大名，屋壁间暏公之书，正与颜类，凯得公之数字跋尾，以光前迹，是所愿也，非敢望也。兼成小诗藉以干泽。

晋公名画鲁公书，高出张吴与柳虞。幸得魏公挥宝墨，缘公楷法亦颜徒。

文彦博在诗中不仅说韩琦的字是师法颜体，而且将颜真卿与唐代的柳公权和虞世南做比较，认为颜字要高出柳、虞二人许多。此类比较在苏洵处也有，他在《嘉祐集》的《颜书十四韵》一诗中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对于文彦博的赞誉，韩琦很是谦虚，专门和诗一首，即《次韵答文侍中寄示韩晋公村田歌舞图颜鲁公跋尾仍使题于后》：

韩画颜书世绝珠，铃斋时足奉欢虞。跋题应命诚羞涩，不是跳龙卧虎徒。

之后，文彦博又将所藏的《韩滉村田歌舞图》摹本请韩琦题跋。摹本后原有文氏自书诗：

治世舒长日，田家事力苏。干戈久不识，箫鼓共为娱。浊酒行无算，酡颜倒更扶。将求太平象，此是太平图。

韩魏公又将《次韵和文潞公题韩晋公村田歌舞图》题于文氏此诗之后，诗云：

升平胡可状？歌舞入樵苏。岁美人皆乐，朝和野共娱。心休无事扰，本固绝颠扶。我愿明时治，长如此画图。

两诗都是对太平治世下，宁静田园生活的赞美。此诗作于熙宁七年（1074），韩琦已六十六岁。两位谦谦君子的这段书画互往的佳话传颂至今，只惜真迹皆已不存。

以上种种记载皆显示，韩琦书法是以颜体为宗，且在当时也是名重一时，引领潮流的书家。遗憾的是，他的作品流传并不多。或是因韩琦专注于政事，在书法创作无暇顾及的缘故。抑或因其功勋卓著，故后世每每提及，都尽言功德之事，书名反而不显。在《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后的题跋中，元人张圣卿云：“魏公立朝谋国之大节，固不待缀辞也，今其遗墨虽不多见，寸金片玉谁不宝袭。”可见，在六七百年前，韩琦墨迹就已不多见。清人高士奇也于此卷的跋文中提到：“忠献定策两朝，典政最久，疑于翰墨之事，不复留意。”清代以富收藏古书画著称的孙承泽也曾云：“余于宋名臣墨迹每每见之，独未见公手书。”可见，到了清代韩琦的字就更为罕见。

仅就文献记载来看，可知韩琦的书法作品有十余件，但半数已佚散。现今还能看到的，含翻刻碑刻在内也就七八件。墨本真迹仅有四件。其中两件就是《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中的《信宿帖》和《旬日帖》。另两件是其他书画作品中的题跋款和观款。现分述如下：

在宋人岳珂编撰《宝真斋法书赞》中记有韩琦的一件草书墨迹，名为《韩忠献早夏众春二诗》，书评如下：

右韩忠献《早夏》二绝句，《众春园》七言诗，凡三首真迹一卷。北塘众春在中山，塘始于宣徽李公亮，园始于公，公之记文，尝书于皇祐间，……嘉定甲申二月得于维杨，其笔法劲正，与公《北道》《京邑》二帖宛然相肖。楷墨又皆一种，益有以验其真云。

从文中来看，提及了此诗为草书，并评其书风笔法劲正。后人提及韩琦书法时，只言正书，并不见提及行草书。朱熹还言，所见韩琦书法其字“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由此记载可知，韩琦也作草书。

在宋人董史撰的《皇宋书录》中记有韩琦的书法石刻，全文如下：

魏国公忠献韩琦字稚圭。《书史》云：“韩忠献公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世有石刻《画鹘行》大字一卷，又有《昼锦堂诗》，附以蔡君谟书记，刻石行世。豫章观风堂亦刻《扬州芍药诗》一卷。

上文中提到了米芾《书史》对韩琦书法的评价。作者董史对韩琦书风并无评述，只记录了韩琦有《画鹘行》大字、《昼锦堂诗》及《芍药诗》诗三件石刻。

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曾见过韩琦与欧阳修的一封信札，朱子在其后题有跋语，云：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从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介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庆元丁巳庚辰，朱熹。

此条书评后世转载较多。朱熹将韩琦的书法与王安石的书法作对比，认为韩琦的字端严谨重。见字如人，故知韩琦也是“胸中安静详密，从容和豫”之人，而王安石的字“皆如大忙中焉”。

在明人朱存理的《铁网珊瑚》中收录有《睢阳五老图》，并记述其后有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名人的题诗。其中韩琦诗云：

治道刚明老始闲，礼仪曾着一朝冠。劝农省岁知民瘼。退寇安邦建夏桓。法驾六龙亲善御，吟游五老薄时寒，清明迈古今人慕，稷契余风后学看。韩琦缀前韵。

后有小注“以上真迹俱亡”。可知此题诗早在明代时就已不存于世。

上述几件韩琦的字迹现都不可见，仅记于文献之中。行文中对韩琦的书风也无评价，仅转录米芾在《书史》中的“韩忠献公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一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韩琦的书法活动情况。

在河南省的安阳县，宋时的相州安阳，也就是韩琦的故乡，有《韩恺墓志铭》《观鱼轩石刻诗》《狎鸥亭诗刻石》《重修嵇公庙碑》等数块韩琦撰并丹书的碑刻。虽多为翻刻，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体现韩琦的书法风貌。

图5-7：宋韩琦楷书《韩恺墓志铭》拓片（局部）《韩恺墓志铭》（图5-7）现藏于安阳的韩魏公祠内，由韩琦撰文并丹书。楷书书写，共十八行，每行十八字，书于宋嘉祐七年（1062）十一月廿九日。韩恺为韩琦侄子，字和仲，因父病而感疾遂不可治，时年廿岁，葬相州安相县新安村祖茔。在清人黄本骥所编的《古志石华》中对此碑有记，云：“魏公此志书法绝类颜鲁公，其人品亦是与之相配。”细品碑刻中的字，笔画饱满有力，字形宽绰古雅，颇似颜鲁公笔法。其中一些字，如“撰”“并”“应”等用笔间架似在《颜勤礼碑》与《颜氏家庙碑》之间，足见韩琦学习颜字的功力。

安阳还有韩琦所书的《观鱼轩石刻诗》《狎鸥亭诗刻石》《重修嵇公庙碑》三块碑刻。此三块碑为后世翻刻，但字形宽博方正，不失庙堂之气，颜书的意蕴尚在。

图5-8：宋韩琦楷书《观鱼轩诗石刻》拓片《观鱼轩石刻诗》（图5-8）碑刻文11行，每行8字，已不完整，现在能辨认的仅有20余字。《狎鸥亭诗刻石》（图5-9）碑刻文8行，每行7字，保存完好可以辨识，全文如下：

亭压东池复坏基，园林须喜主人归。憩棠犹茂应存爱，植柳堪惊仅过围。鱼泳藻间谙物性，月沈波底发禅机。群鸥只在轻舟畔，知我无心自不飞。

图5-9：宋韩琦楷书《狎鸥亭诗石刻》拓片此诗在《安阳集》中有载，仅有一字之差。此件石刻在《安阳县志·金石录》对有记载，并称其书势雄逸。

《大宋重修北岳庙记碑》（图5-10）《大宋重修北岳庙记碑》（图5-10）是韩琦撰文并书丹的另一传世碑刻，在碑刻史上颇有地位。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韩琦以资政殿大学士、进阶光大夫、行给事中的身份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抚使兼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当时，定州的北岳庙毁于战火，韩琦到任后命重修，并撰文刻碑纪念。此碑立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正月十九日，现存河北曲阳县北岳庙中。

此碑在宋以后的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可谓名碑，如明人赵崡的《石墨镌华》、清人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清人武亿的《授堂金石文字续跋》、清王昶的《金石萃编》、清人丁绍基的《求是斋碑跋》都有专门记述。此碑也有不少拓本传世，故而明清以后的多本书画著录中也有对拓本的记载，其中晚明孙鑛所著《书画跋跋》云：“北岳庙在曲阳，中有一白石梁，相传云是舜时从岳飞至者，因祀于此，其说迂誔不可信，然古树遒疏，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称是。”《大宋重修北岳庙记碑》碑额（图5-11）为“大宋重修北岳庙之记”九个篆书大字分三行排列，字体匀称端重，为钱贻范所书。钱贻范生卒不详。从文献中可知，韩琦在知定州时，钱氏任通判，为韩琦副手。刻工碑文上有记，为“常山郭庆谏”，惜其事不详。此碑现多有残缺，传世拓本亦不完整（图5-12），幸而有韩琦的《安阳集》和《全宋文》收录有全文，名《定州重修北岳庙记》，可补原碑及拓本之缺。

图5-11：大宋重修北岳庙记碑碑额

图5-12：大宋重修北岳庙碑拓片全碑文约千字，端严谨重，行笔提按轻重有别，笔画的粗细对比强烈，字体茂逸厚硕，间架结构结宽扁而不松散，书风朴厚，深得颜鲁公真昧。明人王世贞云：“魏公此书，全法颜平原。”清人孙承泽评价：“此碑仿鲁公书，宛如《画像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但细观其笔画，有些过于肥厚，略感力道不足，或是由于后世多次翻刻，使得有些失去原碑意味的缘故。

除《信宿帖》和《旬日帖》外，现还有两件传世名书画中可见韩琦墨迹。一为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阎立本帝王图》。此图在清人吴荣光的《庚子消夏录》中有记载云：“图在李吉安梅公家，图中仅十三帝……肖貌皆如生，后题跋大半灭没，惟韩魏公、蔡忠惠数人尚可辨，是周益公家物。”。从文中可知，韩琦在此图上有题跋，且墨迹尚可辨认。现对照图片，卷后确实有韩魏公题跋，但其余字迹漶漫不清，唯“韩琦”二字清晰可辨。（图5-13）二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平安帖》。此帖为传世名帖，在清代吴其贞的《书画记》中有记载，名为《唐人廓填平安捧诵帖》，其记云：

填在冷金笺上，精彩如新，填法宛如写成，如此之妙不下于《万岁通天帖》，而气色则胜矣，为唐人廓填第一卷，前有徽宗题其标签，上有两宋小玺，卷后有诸葛颖、柳、释智果，又后有欧阳文忠、蔡忠惠、韩魏公等十有六人题同阅。明有项墨林、张则之题识……。

图5-13：《唐阎立本帝王图》韩琦观款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发布的高清图片上看，卷后确有“安阳韩琦”四字观款，清晰可见。（图5-14）

图5-14：《唐人双勾晋王羲之行草书平安帖》韩琦观款这两卷书画作品上的两“韩琦”二字皆为楷书，墨色清晰，字形相似，运笔圆厚。其结体有《告身帖》的严谨，又具《颜氏家庙碑》的朴拙意趣。将“琦”字与《信宿帖》中的同一字对比，无论笔意、还是字形皆十分相似，应出自同一人之手。但细观《平安帖》后的“安阳”二字，却有过于刚硬方正之感。正合了《书画跋跋》中的评价，即“魏公书全师《多宝塔碑》，但用力未深，只得其形似，所以方严多，秀媚少，然闻当时效之者颇众，则以其勋故。”此语可谓精辟。

贵州省博物馆藏的《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中的二帖，即《信宿帖》与《旬日帖》均为韩琦所书。《旬日帖》不能确定准确的时间，《信宿帖》可确定为嘉佑八年（1063）之秋冬，或在治平元年（1064）之春书写，时韩琦四十四岁左右，正值中年。若以少年学书论，此时韩琦的书风应较为成熟，但仍处于上升状态。

图5-15：宋韩琦楷书《信宿帖》

《信宿帖》局部《信宿帖》（图5-15）纵42厘米，横37厘米，十五行，一百五十余字，楷书书写。字字雄劲端重，丰腴俊逸，有庙堂之气，正似颜鲁公笔法。正如泰不华在卷后跋中所云：“诚之广文出先世魏公所书二帖见示，端仅遒劲，得颜鲁公法为多。垂绅正芴，端居廊庙之气，蔼然见于纸墨间。”细观其字，很得《颜氏家庙碑》神韵，笔画的粗细、钝锐对比明显。如竖、点、撇、捺等纵向笔画较粗，圆润饱满。而横向笔画则较轻，略为细劲，如此便形成了明显的横轻竖重的差别。左右笔画也是如此，右边笔画较左边笔画更粗壮、圆润。而且横画端平，左右竖笔略呈向内的弧形，使得字体结构圆紧浑厚，如“而”“消”“读”“自”“谓”等字。（图5-16、5-17）

图5-16：颜勤礼碑（左）与信宿帖（右）对比

图5-17：颜勤礼碑（左）与信宿帖（右）对比但细细品味，其字在端整磅礴的颜体楷书的气息之下又兼糅有柳公权楷书的风格，尤其是转笔挑钩处，颇显柳字的特点，如“测”“为”“末”“再”等字的竖钩皆为柳公权《神策军碑》中的写法。且横划多有方笔，如“百”“干”“不”“前”几字，也是极具柳书的特点。（图5-18、5-19）

图5-18：神策军碑（左）与信宿帖（右）对比

图5-19：神策军碑（左）与信宿帖（右）对比《信宿帖》从整体风格上来看，多力丰筋，既得颜字的宽博内敛、大气磅礴，又多一层柳书的挺拔峻朗，故而显得格外地庄重严谨，属典型的颜筋柳骨，堪称佳作。在卷后跋文中蔡景行云：“银钩铁画，出入于唐贤颜柳之间，其端重刚劲，类乎为人。”明人王世贞也在《古今法书苑》中评价过韩琦的字：“魏公此书，全法颜平原，而时时露柳骨。”

韩琦历仕三朝，出将入相，以严谨正直著称于世，声名颇高。故后世在评价他的书法时，也常常将其书品与人品相联系，所谓“书品即人品”。前述朱熹在观韩琦书法时，就将韩琦的字与王安石的作对比，认为“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最后总结“书札细事，而于人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中国自古就有“书为心画”的说法。确实，一个人的性情、状态、修养能通过笔尖纸面传递出来。观韩琦为人处世，确实沉稳周详，正如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所云：“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再观《信宿帖》，字迹端谨工整，有着从容不迫，处变不惊之气。王世贞在评其书法时说：“锋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视，公之受遗二世。以身系轻重，此亦可窥一斑矣。”清人孙承泽在《庚子消夏录》中亦提及，观韩魏公的字“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信宿帖》局部卷后元清两朝十一人的跋语也多是以韩魏公的人品性情和处事态度来论其书法。如泰不华言：“噫！鲁公为唐之忠臣，魏公为宋之圣相，故其书法之妙，亦相仿佛若是也。前辈魏公每登朝堂视进止如有尺寸，载观斯帖，于是乎取证矣。”又如李齐言：“流亡抚字宰相之所当用心也，魏国公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因是一语而可以类推矣，徒以翰墨论也。”泰不华和李齐皆为元代尽节之臣，自然格外看重人品在书法中的体现。祝蕃为儒学名家，更是将儒家的一套评价标准贯彻于书法赏析之中，其跋文云：“魏公相业煌煌在简册间，固不待翰墨而后传二帖，笔意浑厚，虽粉墨漫漶，犹奕奕有生气。”陈梁跋语如朱熹的评论一般，不仅相字如人，且将韩琦与王安石二人的书法作对比，有着明显的扬韩抑王之意：“云韩夫子执政三朝，相业端正，青苗相公岂可同朝而立，语云相字如相人，此二札笔笔正峰，有一些邪气否？其藏锋锷于不见可以想其慎重持国。”清代的高士奇在跋文中论其韩琦书法时，也是典型的“人品即书品”论：“今所流传笔札，字画端谨，结构精密，若燕居无事，从容而出之者。虽书法专家蔑以过焉。因想见古大臣居心凝重，事无论钜细，罔有慢易欲速，率意以为之者。柳诚悬心正笔正之说，殆不虚矣。”

确实，如前人所言一般，韩琦书法端谨沉着、从容大气，有着庙堂之气，如其为人处世一般让人敬重。但细观其字出颜入柳，取法两家，筋骨具在，绝非纯粹的以书传人，而是书者在技法上经过数十年的淬炼，达到相当造诣的书法呈现，再加之人品性情使然，使得字字有力，行间的从容气度自然流露。

北宋中期，在一批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处事准则的读书人倡导之下，书法领域将书品与人品联系起来，掀起了一股推崇颜真卿书法的风潮，韩琦亦在其中。他以师法颜真卿的亲身实践，带动了一时学颜字之风气。历代文献提及韩琦书法，无不云其字如颜体。就现今所存世书法来看，也确如文献记载一般，深得颜鲁公三昧，磅礴大气、端谨严正。尤其是作为墨迹纸本传世的《信宿帖》，铁钩银画，筋骨具存，堪为宋代楷书的佳作。

《黄花晚香：〈北宋韩琦楷书信札〉卷研究》刘恒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