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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时代和个人的双重悲剧
文/李含辛
吴晗（1909年8月11日 - 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战士。他的生平经历丰富，涉及学术、政治和社会活动等多个领域。
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家庭，家庭经济状况不稳定。他的父亲吴滨珏是秀才出身，家教严格。吴晗少年聪慧，对历史尤其感兴趣。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留校任教，专讲明史。1937年，应熊庆来之邀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1940年起，转到西南联大任历史系教授。
吴晗是杰出的史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
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明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今日，明史领域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他开创的基础上进行的。
新史学理论的探索者：他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积极拥护者，努力探索新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提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理想中的新史乃是社会的民众的”历史观和“求真”、“求实”的研究方法。
历史学科的建设者：他是我国现代最早的史学界民间学术社团“史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我国现代较早的报纸史学专刊天津《益世报·史学》的主编。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对历史科学的建设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最著名的是主持新中国史学三大工程的实施。
历史知识的普及者：50年代以后，吴晗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
吴晗的政治活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3年7月，吴晗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夏他介绍闻一多入盟，同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吴晗先后担任了民盟中央执委、联大小组负责人和云南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主编等。他以历史杂文为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投枪”，发表了《论贪污》《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等文章。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49年11月，40岁的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兼10多个职务：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科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历史学会会长等，他还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也是民盟中央副主席。
对民盟工作的领导：吴晗认为要做好民盟工作有三个关键：一是在接受上级党委领导的同时，必须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二是认真抓好民盟的基层组织工作，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样工作就不会落空；三是广泛联系盟员群众，包括通过盟员联系他们所联系的群众。他还提出“三以”的工作方针：一是以政治思想为领导，就是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工作岗位为基地，就是盟员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三是以业务实践为基础，就是盟员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专业就是自己的实践基础。
吴晗的晚年遭遇非常悲惨：
被捕入狱：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
家庭迫害：1969年3月18日，其妻袁震被迫害致死。
狱中去世：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死去。
1979年，吴晗获得平反昭雪。他的贡献和牺牲得到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吴晗一生留下许多轶闻趣事，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吴晗与闻一多有着深厚的交往与革命情谊。
一、吴晗与闻一多
共同的理想追求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吴晗和闻一多都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他们同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吴晗是明史专家，他们在学术上各有建树，但在政治理想上趋于一致。他们一起参加民主集会，在集会上闻一多常常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吴晗则以其犀利的文笔撰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相知相惜
当时的昆明，白色恐怖笼罩。吴晗和闻一多相互鼓励、支持。他们经常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互相启发。闻一多的勇敢无畏对吴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吴晗在史学研究中的见解也让闻一多钦佩。在“一二·一”运动等一系列民主运动中，他们并肩战斗。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对他们进行监视和威胁。最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事件对吴晗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更加坚定了他为民主自由继续奋斗的决心。
二、吴晗与胡适
早期的师生关系
吴晗在学术起步阶段与胡适有过交往。胡适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吴晗在明史研究等方面受到胡适的一定影响。吴晗曾写信向胡适请教关于明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胡适也给予了一定的指导。
分道扬镳
随着时代的发展，吴晗在思想上逐渐与胡适产生分歧。胡适更多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而吴晗则走向了共产党的一边。吴晗开始用自己的史学研究为革命服务，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胡适所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吴晗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与胡适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划清了界限。
对旧友的态度
政治立场与学术操守
吴晗后期被指为迎合政治需要而参与“影射史学”，甚至篡改历史。此外，他主持的明十三陵发掘和北京城墙拆除行动，因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而广受诟病。
部分观点认为吴晗是典型的“两截人”：前半生为学术典范，后半生因“改变命运的急切”丧失节操，甚至被贴上“欺师、灭祖、媚权、篡史”的标签。
义乌地方史志等资料强调吴晗作为“民主斗士”的贡献，认为其家庭悲剧是时代迫害（如“四人帮”罪行）的结果，并反驳“人品低劣”的指控。也有学者指出，吴晗的争议行为需结合特殊历史背景理解。
吴晗的人品评价存在显著对立：一方面，其学术贡献和早年人格备受肯定；另一方面，政治立场转变中的行为引发道德争议。这种分裂既反映个人选择的矛盾，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间的艰难抉择。对吴晗的评判，需结合历史语境，区分个人道德缺陷与时代悲剧的交织影响。
吴晗， 时代与个人的双重悲剧
一、学术之星的崛起
吴晗在明史研究领域可谓是一颗耀眼的学术之星。他早年醉心于明史探究，凭借自身的勤奋与聪慧，深入挖掘明史的诸多奥秘。其对明史的研究成果丰硕，他在学术上的追求是纯粹的，希望通过对明史的研究，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的参考。在那个时期，他在学术的天地里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成为众多学者敬仰的对象，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时代浪潮中的卷入
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将吴晗逐渐卷入了不可预知的漩涡。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逐渐被激进的政治思潮所主导。吴晗在这种大环境下，难以独善其身。出于对新政权的拥护和对时代号召的响应，他开始参与到一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活动中。这些活动与他原本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偏离。例如，他参与创作的一些作品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图，这使得他在不知不觉中被政治的浪潮所裹挟，逐渐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三、个人的矛盾与挣扎
吴晗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挣扎。他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学者的良知，深知学术研究需要严谨的态度和独立的思考。可是，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却不断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他一方面想要遵循政治要求，积极参与到当时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自己的学术操守。他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地挣扎，试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政治的力量过于强大，他的这种挣扎显得无力而又无奈。
四、悲剧的降临与教训
“文革”的爆发，将吴晗的悲剧推向了极致。他被诬陷、迫害，遭受了无尽的苦难，最终惨死于非命。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写照。这一悲剧反映出当时社会缺乏健全的民主法治机制，无法保障知识分子的基本权益。同时，也警示着后人，社会的发展需要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政治与学术应该保持适当的界限，避免让学术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