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

一

秦刚是我的堂兄，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在我家里我叫他二哥。他是我伯父秦邦宪（博古）和伯母刘群先的第一个孩子，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为盼孩子一生刚强，他们为其取名秦刚。此后，伯父知道了秦家家谱到我们这一代男丁应从金字旁，因此，以后出生的秦刚的两个弟弟便先后取名秦钢、秦铁。同理，我的哥哥被父母取名秦铨（高中时他自己改名为秦福铨），弟弟取名秦铭（1935年7月出生），我也被按男丁取名秦锦（后改名秦文）。1930年，我父亲秦邦礼因参加1928年秋家乡无锡农民暴动受国民党政府追捕，被迫逃至上海。兄弟相会，父亲得知了侄子的降生。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十分险恶。随着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等先后撤离上海，秦邦宪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责。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秦邦宪、陈云工作十分繁忙。这时上海秘密联络站不少已经暴露，必须重新进行调整，设立一些新的联络点，秦邦宪推荐秦邦礼参加陈云领导下的特科工作。从此，我父亲就积极奔走开办起了多家小型商店，为营救被捕同志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当起了小老板。

1931年冬，父亲根据组织要求又建立了从上海到江西瑞金的地下交通线。其间，父亲为掩护其真实身份，需要有一个家庭，就把我奶奶和母亲王静雅从无锡接到了上海。伯父、伯母也就此把襁褓中的小秦刚送到我家，由奶奶和我父母抚养。奶奶对长孙秦刚疼爱至极，为佑其平安长寿，给他起了小名阿土。而且，从我记事起直到秦刚成人后离家北上，多年来奶奶都坚持与秦刚同睡一床。1933年1月，父亲把伯父秦邦宪、陈云通过地下交通线从上海送到江西瑞金后，秦刚就再也没见过他的父亲了。

说起奶奶对孩子的爱就不得不多花点笔墨，介绍一下我奶奶。奶奶秦朱氏，1878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比爷爷小8岁，作为填房（继室）嫁入秦家。奶奶很美，身材修长，皮肤白皙，为人坚强，也很聪明，不识字。当年，书香门第的秦家族人是看不起商人女儿的，又加上奶奶婚后长期怀不住孩子多次流产，直到1907年奶奶才顺利生下第一个孩子秦邦宪。此时，她已29岁，爷爷37岁。为保住这个孩子，产后不久，奶奶就迈着小脚从无锡灵山脚下一步一叩首直到山顶灵山大庙烧香祈祷，立下终生誓言，并从此几十年如一日，天天起床后就念经拜佛，晚年眼睛失明了也是如此。因此，当年伯父把小秦刚托付给了她，她真是宝贝得不得了。

从此，秦刚在我们家和我们一起长大，对外我们是一家人。他比秦铨小一岁，所以我和弟弟都叫他二哥。二哥性格内向，脾气温和，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我们虽然因父亲的工作关系经常搬家、迁徙，但童年趣事也很多，比如一起淘气、一起挨罚。记忆较深的是常常“受骗上当”。我们小时候正处于抗战时期，父亲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家庭经济来源就靠党的代金供给制，日常生活比较拮据。一年到头作为小孩的我们既无零钱又无零食，只有盼望着过年。母亲王静雅会给每个孩子一些好吃的：一小把花生、几块糖果等。平日里我们都很难得到，大家都珍惜得很，藏着舍不得吃。但每年都是秦铨想出各种花招，如猜谜、赌输赢等，想方设法把我们这点好吃的一点一点地都骗到他手里。我们又非常想玩、想赢，结果年年“受骗上当”，很是无奈；而秦刚则常常会从奶奶那里得到一些补偿。

二

从1931年至1935年五年间，父亲秦邦礼先后开了六家店铺，五家都在上海；在汕头开办的中法药房汕头分药房，是他的第六家店铺，也是当时上海到瑞金地下交通线的交通站。当时从上海到瑞金，途中要经过香港或广州，然后走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汀州沿线。这条交通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苏区，有水路、山路。交通线上设置的交通站，站与站之间没有联系，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所以敌人无法破坏，从1931年到长征前一直畅通。一般情况下，由中央特科安排部分人员住进我父亲开设的联络站里，而后秘密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

1933年1月，上海的临时中央做出决定：临时中央的部分机关和人员迁往中央苏区，负责人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刘少奇等人，第二批是张闻天等人，第三批是秦邦宪和陈云。父亲秦邦礼就多次往返于沪汕之间，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前往苏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是我父亲从上海护送到江西瑞金的，还有陈赓、林伯渠、李维汉、章汉夫等人。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瑞金的党员干部达200多人。父亲开的六家店铺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常经营活动获取利润，为党提供经费，为苏区提供物资，购买布匹、药材、食盐、无线电器材等，为历次反“围剿”斗争做出过很大贡献。当时苏区人口300余万，红军和赤卫队逐步扩大到30余万，生存和战争都需要经济的支持。苏区和白区之间的贸易在秘密交通站和秘密交通线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父亲秦邦礼在白区开店，向苏区输送物资。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5月31日，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寻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遵义会议情况。陈云经重庆抵达上海，与留在上海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赴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1935年秋，陈云和父亲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乘苏联货轮从上海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会见了陈云、秦邦礼以及先行到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秦邦礼等留下进入了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父亲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布置机关，准备迎接共产国际的代表。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指示秦邦礼关掉店铺，转回延安。1937年9月底，父亲到达延安，到中央党校任教务干事。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父亲也在其列，是办事处最早成员之一，并奉命负责在香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他为其起名“联和行”。他在香港安排妥当后，同年春天就把我们一大家子都从上海接到香港。在香港，我们租住在湾仔，房子虽小，但挤在一起，大小四个孩子都很快活。1938年冬或1939年春，伯母刘群先得了产后焦虑症（当时大人们说她得了神经病），常常会无端哭闹、发脾气，既影响工作，也常使伯父不得安宁。后经伯父建议，伯母来到了香港，由父亲安排她到澳门静养。当时我还没正式上学，在家闲耍，父亲就派我随同伯母去澳门，以便外人看来有个家的氛围。记忆中，伯母好像住了两个月左右就离开了。这也是秦刚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

当时的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转口港，航运业比较发达，人口150万。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抗日战争，许多资本家为避战乱把工厂迁到香港，内地的一些银行，包括当初开在上海的外国银行也陆续搬到香港。1938年的香港成为相对和平的大后方。实际上“联和行”就是中共中央设在香港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当时，何香凝、宋庆龄都在香港，廖承志利用她们的特殊身份开展了长达几年的抗日募捐活动，活动波及全世界，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在这里面，廖承志、秦邦礼等功不可没。募集到的物资先是存放在“保卫中国同盟”租的仓库里，再由“联和行”安排运送到八路军驻武汉、重庆的办事处，然后分批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华侨的捐款大部分由香港大英银行代收，存入“联和行”的账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香港送往延安等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达30多辆，海外捐款500多万美元，捐赠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对于募捐到的物资和资金，保管和运送都需要绝对保密。其间，父亲秦邦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兑汇工作，接收、转运物资工作，并为此先后开辟数条交通线，沿途建立了交通站，很好地完成了运输任务。除物资外，还向延安输送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人数总计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很多司机和医护人员，并出色地完成了采购西药等任务。

三

1941年12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香港。10日，日军在香港新界登陆。当天父亲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急匆匆地把我们一大家子老小（此时奶奶双目已经失明，又是小脚；弟弟秦训1941年3月刚出生）从湾仔迁到半山的一所小学校里，这里已经空无一人。在这里没有吃的，我们苦等了几天，来了一些同志（后来我才知道是东江纵队的同志们）一路帮助我们从陆路、水路转移到了广东省湛江市，当时通称广州湾。我们被安排在靠近农村的赤坎。

此时，父亲秦邦礼正携带着一笔款项秘密离开广州去重庆，要把这笔经费交给党组织，并汇报南方地下党遭受的损失情况。经过一路周折，直到1942年10月才到达重庆。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交了钱，汇报了情况。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几个月后，1943年春，周恩来找他谈话，让他回华南一带继续经商，“利用合法方式，争取社会地位，积蓄力量”。离开重庆到广西后，父亲公开名字改为杨琳，这个名字成为父亲后半生的正式名字，直到去世。此后，父亲一直在广西经商，直到抗战胜利。

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四年我们就在赤坎由我母亲王静雅带着一个双目失明的婆婆和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出生不久的婴儿）苦挨着。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只靠党组织通过东江纵队的同志不定期地送点钱来，也给孩子们带点学习用的铅笔和纸张。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党组织依然要求母亲不要让我们辍学。这四年，秦刚和我先后从小学上到初中。

在学校，秦铨比秦刚高一级，秦刚比我高两级，秦铭到赤坎后才开始上小学。因为家里常常缺钱，一大家子吃饭就成为一个大问题。没钱买米了，母亲就很便宜地买些别人不吃的发绿了的霉米、农民喂猪的番薯吃；实在没钱了，母亲就到村里地边扯些番薯藤回来煮煮吃。没有鞋穿，母亲就弄些废弃的轮胎，先弄平，按照脚的大小剪成小块，在边上相应处留出耳朵，再在耳朵上打上孔，穿上绳子，每人一双。孩子们赤脚穿上，秦铨、秦刚高兴地把它叫成“千里马”“水陆两用鞋”。

广州湾很热，一年到头都可以穿。母亲还把从香港带来的衣物，在马路边上摆地摊出售。秦刚和我放学后也曾去帮着看摊。这四年，生活十分艰苦。那些年，包括秦刚在内的我们虽然也会因为吃不饱、难下咽、病痛难忍等等发怨言、发脾气，跟母亲闹，兄弟间打架、撕闹；但是总的来说，这四年我们熬过来了，母亲扛过来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10月，东江纵队的同志捎来父亲的口信，让母亲把秦铨和秦刚交给他们带走。奶奶和我们这些更小一点的孩子随母亲暂时仍留在赤坎。年底，我们也在东江纵队同志的帮助下离开赤坎到了广州市，与先期到达的两位哥哥会合了，他们已在广州入学了。秦刚已考入公立广东省广雅中学（男校）上高中了。我们这些后来的，被安排住在一德路的一条巷子的居民楼里，出了巷子，马路对面就是父亲在香港建立的联和进出口公司（“联和行”增加了进出口业务，在香港更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在广州租用的货栈，租了两层，底层装货，楼上住人。一些需要暂避的、要前往香港的、略作休息的地下党同志就常被父亲临时安排在此小住。秦刚和我偶尔也会过去玩耍。我初中毕业暑假期间就在此认识了一位暂住于此的新华社记者，他教给了我摄影的初步知识。这时，我父母的婚姻已出现了问题，只是瞒着奶奶。我们从广州湾回到广州后，父亲就很少回来。他常住香港，偶尔回广州看看奶奶和孩子们。

1947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广州协和女中（教会学校）。广雅中学和协和女中都位于广州市的西村。我和秦刚都住校，周末和寒暑假不经父母同意，没人来接，都不得回家（因为家不知何时因何故会搬，我们找不到）。这样，我俩就常会约好周末或假期见个面，一起玩耍。有时他还带上和他关系较好的同学一起来，我也就认识了他的几个好朋友。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我参军（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时还碰见了一起参军的秦刚的同学，他们还问起了秦刚的情况。

1947年夏秦铨高中毕业，1948年夏秦刚高中毕业，母亲先后让父亲把他们接到香港去上大学。

四

1947年底，父亲在香港创建的联和进出口公司，经中央领导同意，更名为华润公司。1948年8月对外挂牌，年底在香港注册完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5日，客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表示拥护“五一”号召。而如何把客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往解放区而又不被国民党特务警觉，这项具体任务交给了华润公司。父亲等华润公司的领导经过反复仔细筹划，制订方案，并把方案报告给中共中央。具体方案为：利用1947年下半年华润公司租到的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在大连和香港两地的海外贸易渠道，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护送相关的民主人士分批乘船从香港北上，经台湾海峡，至朝鲜的罗津，再到哈尔滨。8月30日，中央批复同意。

9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又做了具体指示。据此，华润公司领导和香港地下党的相关领导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第一批先送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四位民主人士，由地下党党工委的章汉夫护送。“波德瓦尔”号是货运船，为做好掩护工作，父亲决定让秦铨（19岁）、秦刚（18岁）讲粤语，作为年轻的货物押运员陪同“老板”（民主人士）北上。12日深夜，为避开在港的国民党特务，在华润公司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四位民主人士和章汉夫乘坐小汽艇登上“波德瓦尔”号。

13日凌晨，父亲把秦铨、秦刚叫醒，送到九龙附近的一个码头，上了一条游艇，驶向并停靠在“波德瓦尔”号旁边。上船后，两个孩子被交给了水手长。水手长是一个年轻的苏联人，两个孩子就被安排在水手长的房间住下，上下铺。父亲不久也上船了，父亲对各项安排（其中，华润安排了自己的员工扮成押运员暗中保护）、安全情况再次做了全面检查；对两个孩子又嘱咐了一番，并把他们介绍给了四位民主人士和章汉夫等前辈；然后，又把一封写给陈云的信交给了秦铨。父亲和船长用俄语嘱咐了一番，然后心情沉重地下了船。9月13日中午，“波德瓦尔”号起航了。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航行。保密工作做得虽好，但万一被国民党特务察觉了，在大海上，国民党的军舰、飞机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八天。有一天，美国的飞机飞到轮船上空侦察，飞得很低，很久不肯离去。苏联船员拿出苏联国旗，在秦铨、秦刚的帮助下，把旗帜铺在甲板上，飞机看到苏联国旗，就飞走了。轮船驶过东海，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遇到台风。台风很大，轮船在大海里摇摇晃晃，在台风中行驶了一夜，过了朝鲜海峡就安全了。9月21日，货船到达朝鲜的罗津，之后一行人乘火车到达哈尔滨，高岗、陈云在火车站迎接他们。

到达哈尔滨以后，秦铨、秦刚把我父亲写给陈云的信交给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不久，陈云便把两个孩子接到办公室。陈云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打算，秦铨说：“我想参军。”当时我军在东北刚刚建立了一所航空学校，缺少有文化的学员，陈云安排他进入航校学习。秦刚说：“想继续读书。”陈云安排他到哈尔滨工业院校学习。

对于从小在香港、广州、湛江等中国南方城市长大的秦铨、秦刚来说，从香港一下子来到中国的最北方，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成了问题。秦铨还好，进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又是陈云介绍的，部队领导和组织都会加以关照，战友们也会互相帮助。秦刚进的是原国民党时期创办的老大学，入学时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

三个多月后，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秦刚转学到北平。其间，秦刚和继母张越霞以及秦钢、新华、秦铁等弟妹相认、相聚了。但是，难堪的是，无论在学校、家里，只会说粤语的秦刚和说普通话的同学、说陕北话的弟妹们（在延安长大），因彼此语言不能很好沟通，深入交流比较困难，难以建立较深的感情。生活习惯上，秦刚对北方的饭食又吃不惯；学习上，工科需要自备的一些绘图用的学习工具等也无人给配，困难很多。

当时，北平刚解放，百废待兴，伯母张越霞工作繁忙，孩子又多（6个孩子中，刘群先生的孩子就有5个，解放后都先后回到了张越霞身边），一大家子经济上也不宽裕。因此，也无暇顾及和过问秦刚遇到的这些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秦刚从对他呵护、宠爱有加的奶奶和婶婶处（在国统区） 转而投身到了这充满革命气息的环境中，需要独自面对各种困难，不适应的地方很多，心情也可想而知。

1951年冬，我从昆明调干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2年，父亲也从香港调回北京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在北京见到了伯母张越霞和秦钢等堂弟妹，但没有见到秦刚，只从他们口中知道秦刚得了肺结核。50年代初期，肺结核是一种很可怕的病，缺乏有效的药物，其传染性很强。为了不传染他人，秦刚被终年隔离在北戴河肺结核病疗养院里。几年间，孤独、无助、抑郁，使他失去了生的欲望。

1956年，秦刚在北戴河不幸去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为人温和善良的二哥秦刚就这样去天国和父母团聚去了。暑假我回上海母亲王静雅（解放后已离开父亲，工作也调到了上海）处度假时，我和她说到秦刚去世的事。母亲很怅然地说：“要是他留在我身边，他不会死的。”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心里。是的，二哥秦刚本不该就这么走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