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海走了的噩耗我是从绍兴一中同班同学的“同窗岁月”微信群中看到的。很突然，不敢相信。但看到同学们都在表示悼念，也不得不信。人怎么会这样呢？说走就走。知道这一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着，满脑满眼都是我和世海在一起的情景，他少年时纤瘦、英俊、高挑的身材，能言善辩、能说会道的口才和孤傲、好胜、好强的性格像一幕幕电影，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播放。

     在中学的同学中，世海与我是走得最近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上中学那阵子，我家住在绍兴市西郭门（即现在的“迎恩门”注1）外吊桥横街25号。他家好像是从较远的地方搬到西郭门外来的，因为他爸当时被调到西郭公路养路段当领导。他家住在西郭门外米市街中段，离我家约有300来米。二是我和他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的两个弟弟和他的两个弟弟也是同学。他妈在绍兴糖业烟酒公司工作，我们也很熟悉。三是我爸是绍兴市中医院（其前身是绍兴北海中西医联合诊所，绍兴城关镇中医院）的著名老中医，名气大，看病灵。他爸时常找我爸看病，调理身体。最后一个原因嘛，可能是我俩的身材、脾气和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吧。

      从上中学开始，世海几乎天天到我家等我一起上学。于是，我俩就天天结伴而行。我们有时走过西郭吊桥，右拐进入环城马路、北海畈、西小路和老长途汽车站西侧到绍兴一中初中部所在的大通学堂（注2）旧址上学。有时抄近道从我家南侧绕过荷花塘，从树场（木材仓库）侧面的小路走到杭绍公路，通过洋桥，再向北海畈方向走向学校。这条路长约5华里，既有柏油路，又有石子路。我们俩总是每天在玩耍和学习中不知不觉走过。有时我们互相背英语单词，背语文课文。有时他干脆把鞋子袜子脱掉，光脚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行走，或者在十分咯脚的石子路上行走，显耀他的适应能力。我当然也不能服输，赶快也模仿起来。但说实在的，我的脚确实不如他。盛夏的柏油路烫得我直跳脚，石子路上不大不小的石子咯得我龇牙咧嘴。虽然总是打个平手，但我的痛苦显然比他大得多。

     对那场政治运动，我俩不感兴趣，也没有去参加任何活动。我热衷于在家看《三国演义》等名著，帮父亲抄录兰花书籍，看医书。还经常到绍兴中医院，在我父亲的诊室里帮父亲给病人扎针灸，替忙得不可开交的父亲减轻点工作负担。他呢，好像总在自己家里忙这忙那。偶然我们在一起聊聊现实的迷茫和将来的理想。

     1968年底，我们如愿以偿地通过政审、目测、体检，过五关斩六将，双双被北海舰队接兵师选中，应征入伍。离开绍兴的前一天，我们都发了新军装。第二天一早，冒着绍兴少有的鹅毛大雪，到政府大楼集合，准备出发。就在集合的那天晚上，他突然发热，被确诊为麻疹。在这种情况下，他被留了下来，没能走成。我坐了四天四夜的闷罐车，到了北国滨城大连。在大连市小平岛某海军基地开始了我最初阶段的军旅生涯。后来听说，他第二年又报名参军了，而且也是海军，但不是在大连，是在青岛海军某快艇部队服役。1970年，我到青岛北海舰队外训队参加学习时，我们见面了，并且在青岛栈桥合影留念。

      世海在部队升任营职干部后要求转业回家。转业后，我们联系很少。但听到他的消息都是在从事有担当的、开拓性的工作，例如绍兴市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等。作为他的知心同学，我当然是暗暗地替他高兴。但那些年，也许都是处在“中年忙事”阶段，通信也不是太方便，就没有更多地去了解对方的情况。和世海后来一次见面是在2009年年初，我们同班同学在绍兴聚会，聚餐后大家到安昌古镇游玩。当时，他开着一辆奥迪车，只让我一个人上他的车子。当时我的感觉是他的性格一点也没有变。而我与他类似的这种性格可能在多年的人际交往中已经被打磨得无影无踪。

    再后来，我多次打过他的电话。由于种种原因，联系实在太少。后来证实，其他同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本以为，我们老了，退休了，可以多聚聚，多聊聊。分享我们分别后的酸甜苦辣，多开几句玩笑，多听听他少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话语，甚至在一起做几个我俩共同做过的小游戏。可万万没有想到，2009年的那一次相聚，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世海，我的好同学，如果你有心，我们下辈子还做同窗好友！ 

注1：改革开放以后，西郭门改称原名“迎恩门”，并重修城楼城门。迎恩门是古代皇帝出入绍兴的门户，故称迎恩门。

注2：绍兴大通学堂位于绍兴市主城区卧龙山北侧，创办于1905年，是清朝末期革命团体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徐锡麟等人为培训武装起义干部而创办的学校，也是光复会的活动中心和辛亥革命前夕皖浙起义的重要据点。1907年，秋瑾被推荐为大通学堂督办。绍兴大通学堂是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简介：

孙培中，字慎子。浙江省绍兴市人，定居山东省青岛市，爱好文学、书法、兰花。作品多次在全国性大赛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