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知远在《梁启超：亡命（1898-1903）》自序-一个亡命者曰：

…梁启超成功、或许过分成功地重塑了自我。

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开创了流亡新闻业的先河,以横滨为基地，对中国政局发挥了意外的影响力。

明治晚期蓬勃的报刊、书籍冲击了他的思想，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还变成一座不断延展的知识桥梁，几代人将借助他来进入现代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心灵。

比起生花妙笔，他更期待以行动者的面貌示人。

他创办实业，展开武装起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舞台。

从横滨、火奴鲁鲁到新加坡、悉尼，再到温哥华、纽约、旧金山，他成了老练的全球旅行者，与日本首相笔谈，在华尔街拜访J.P.摩根，前往白宫会晤西奥多·罗斯福，还穿梭于散落各处的唐人街,观察、体会华人在异域的屈辱、希望与独特之生命力。

即使置于世界坐标，他的广阔经验也少有人及，在那一代中国人中，更独一无二。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

他影响力惊人的笔端，也常伴随着不安。

为了现实政治考量，他制造康有为神话，扭曲亡友生平，还编织荒诞不经的谣言。

他参与的政治行动草率、漏洞百出，充满孩子气式的任性，总导向失败。他的智识成就也不无瑕疵。他毫不客气地借用日文学说，还常赤裸裸地抄袭，引发日本同行的抗议。

他的思想看似充沛、广袤，更充满矛盾、错乱，常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结果。他也缺乏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敏锐与深刻，没能将庞杂经验化作对人生与世界的真正洞察。

在这一人生阶段，他遵循乐观、线性的思维，

对于日本与西方的理解停留在表层，缺乏更富原创性的见解。一些时候，他就像青年时代的托克维尔:

“他还没有学会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

不过，对于一个不到30岁，在四书五经、八股训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这要求又未免苛刻。

梁启超正是一个典型的过渡人物,“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另一个世界尚未诞生”。他注定以闯入者的心态介入每一个领域，他的冒险、挣扎、奇思异想、种种谬误，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历史真正的主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 

怎样去理解一个世纪前、与你的经历迥然的一个人?

翻阅《清议报》是一种方式，喝菠萝啤酒、在墨尔本的淘金博物馆中闲逛，也是一种方式。时代充满断裂，过往即他国，也仍有某种连续性，风物会意外地存续下去，每一代的苦痛与喜悦，希望与焦灼，亦不无相通。

…梁启超与他的时代，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平行存在。他的行动与思想，常变成我的避难所。读到他信中那些抱怨，看似成功的书报亏损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