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知兴替
—吴晗《历史的镜子》阅读札记
王 业 松
2020年出版的吴晗著作《历史的镜子》,是一本向读者提供历史知识的读物。为什么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书的封面的几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的镜子》一书,我是作为年货网购的,因为我理解过年的意义,不仅要有喝酒吃肉的粮食,还要有精神食粮。我从春节期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读完了这本21万字的“镜子”。书中收集了吴晗先生19篇散文,实际每篇都是有论点有论据的学术论文。
作者的文章对读者大有振聋发聩、耳提面命的提醒作用。
书中写了“议”的重要作用。
作者在《历史上的君主限制》中说:历史上的君权受到限制,并非都是苛暴的、独裁的。国有大业,取决于群议,是几千年来一贯的制度。……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君主并不先有成见,却把这事交给廷议”。“虽然与议的人选和资格的限制,各朝不尽相同,但君主不以私见或成见独断国家大事,却是历朝一贯相承的”。如宋仁宗时期,“规定君主所发的命令,得经过两次审查,”这样“可以防止君主的过失和政治上的不合法行为。从唐代到明代这种制度始终为政府及君主所尊重”。
作者在《论皇权》一篇中说,所谓“议”只是代表士大夫的愿望,“并不代表民间的愿望”,“而是皇权运用的一面,这些约束不但不普遍,而且是常常无效的”。
作者写了法治的重要。
作者在书中说:“守法是作君主应有的德性”,否则,“臣下无所准绳,亡国之祸,跷足可待”。
在谈到治人与法治时,作者说,法是机械的,本身不能发生作用,而是依靠人去使用才能发挥作用。“法的真精神真作用即在其能变,”但“所谓变是因时以度,而不是因人以变”。如果治人者的一切施政能“以民为本,裕民以足食为本,治民以安民为本,事业以国民的利害定取舍从违,因民之欲而欲之,因民之恶而恶之,这政府自然为人民所拥戴爱护,国运也自然炽盛隆昌”。作者为了说明问题,在《治人与法治》一文中,举了历史上的四位治人的例子,第一是汉武帝流涕赐死其亲舅薄昭,“至于对人民的爱护,更是无微不至,…… 达到了海内殷富、刑罚不用的境界”。第二是魏太武帝,认为“法上下共守,不可变易,明于刑赏,赏不遗贱,刑不避亲。大臣犯法,无所宽假,节俭清素,不私亲戚,替国家奠定下富强的基础”。第三是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法平国治,贞观之盛的基础就建筑在守法这一点上”。第四是宋太祖,崇尚法治,皇后 弟杀人犯法,依法处刑,绝不宽贷,群臣犯赃,诛杀无赦。
作者在文尾总结说:以上例子,“说明了治人之所以使治国,是遵绳于以民为本的治法,治法之所以为治,是在治人之尊重与力行”。“治人与治法的合一,一言蔽之,曰实行民主政治”。作者在《班禄惩贪》一文中说:“太和是北魏的盛世,“太和之所以治,是因为有一个法度,在这个法度之下,外戚犯法,处以死刑,皇族犯法,则夺官爵,禁锢终身”。“而且,法从上始,先从顶尖顶上的红人大员开刀,风行草偃,自然可以办到 赇赂皆绝的地步”。
作者总结了历朝消亡的原因。
统治者败在自身,是官逼民反。作者在《论晚明“流寇”》中说:明末“流寇”的兴起,是“一个社会组织崩溃时必有的现象,”即使李自成、张献忠这一班暴民领袖不出来,也有别人出来。因为由贵族太监官吏和地主绅士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已经腐烂,已经到了“一蹴即倒”、“一触即摧”的地步。
此时,我联想到史学家郭沫若在1943年3月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总结了历史教训,重申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文中说,虽然历史学家把甲申年算作明朝灭亡之年,但没等到甲申年,明室早就仅有形式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总结出明亡原因:并非败在崇祯皇帝,而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人心所向,当时朝廷“用兵剿寇,”而民间却在“望寇剿兵”。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延安时,叫秘书叶子龙带上《甲申三百年祭》。早在1944年10月,毛主席在作报告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甲申三百年祭》,并宣布作为全党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进京前,毛主席对周总理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黄氏周期律。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一次对话,世人称之为“窑洞对”。黄炎培提出:任何事物,包括政党、政权,都逃不掉兴起、强盛、衰弱到灭亡的周期律。毛主席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明朝灭亡,在于自身腐败,清兵已打到家门口,官府上下还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敌人发动攻势,他们还发动内战”,让人想起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作者吴晗在《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中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笔者注:意为殷商灭亡的借鉴并不遥远,应该知暴君夏桀的下场)。
作者在《史话》中的《元末的军政》一节中写出了历朝历代覆亡的共同实况是:“军政之腐化由于政治之不修,社会风气之恶化,无纪纲,无法度,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残民以逞,竭泽而渔,把国家民族于不顾,一旦外寇内患交起,还是不了了之,还是个人利益第一,自己这个集团利益第一”。
作者阐明在大敌当前,只有拿起武器,奋起抗争,才能卫国护民。
在《谈甲午海战》中,作者总结清政府失败原因时说,清军统帅李鸿章不敢抗争,“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和平”,而“事实是你愈退让,敌人愈疯狂,你越不敢打,敌人便越要打”。结果“连屈辱的妥协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败,决定了战争是非失败不可”。作者说:只有团结一致,“奋起抗战,沉重打击侵略者才能保国卫民,取得胜利。”“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腐败和内部的不团结”,“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也才能有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保障和平的事业”。
作者在论五四运动的意义时说:要求言论、集会等人身自由,“用全民的力量,驱逐暴政,还我河山,这是一个庄严的历史任务,也是今日中华民族的唯一生活”。作者在文的结尾说:五四运动“从反封建而转变为反法西斯,从文化思想的改革到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从历史走到现实,这是论五四运动所应该深切认识的”。作者明确指出:“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镜子的意义在于用。
镜子是客观存在的,史学家只是用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它,而且用文字叙述擦亮了它。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镜子》中为当代的我们提供了镜子。这面镜子可以照君子,也可以照小人;可以照正气浩然的人民公仆,也可以照吸汲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这面镜子当官者可以自照,百姓也可以用这面镜子照照当今在职在位的所有官人。
镜子有了,关键要有人照,要有人遵行,这样才不负史学家治学的初衷。毛主席十分自信地对黄氏周期律的主人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人民监督政府。关键是这个新路要有人走。要走得坚定,走出效果。吴晗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自豪之后,应该是继承和发扬光大。知兴替不是目的,避免被替才是落脚点。
注:吴晗(1909-1969),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曾任北京副市长。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由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以笔名吴南星开辟《三家封札记》杂文专栏,发表文章,针砭时弊,对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1966年5月,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979年平反。
2025年2月16日
【作者简介】
王业松,男,1934年⽣,汉族,江苏省泗阳县⼈。南京⼤学中⽂系毕业。曾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助理,在公安部外事局和教育局任处、局⻓,并兼任《公安教育》编委主任。现为中国散⽂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报》《⼈⺠论坛》⽹、《中华英才》半⽉刋、《亚洲财富国际交流》⽉刊,以及南⾮出版发⾏的《⾮洲时报》等报刊发表⽂章。已经岀版《呼应》等九卷散⽂集,计300万字。其中《⾬中送魏巍》、《我送荣毅仁副主席回家》和《我在中南海⼯作期间花絮》等散⽂在社会上⼴为流传。作者年已九旬,但仍在为时代发声。读者可从中听到⼈⺠的呼声,看到国家发展的脚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2023年,荣获联合国文化荣誉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