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刘海贵先生

朱海燕

1970年9月，一位刚满20岁的上海青年，插队到淮北固镇县的王庄公社濠铺大队。

固镇位于谷水之北，古称谷阳。因垓下之战发生于此，被称为汉兴之地。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曾在此为官，写下了《说文解字》，开字典之先河。

濠铺，在固镇的东南，紧靠五河县，是全县最偏远贫困之地。这位青年把青春交给大地，把身体交给汗水。因表现突出，1973年他被推荐加笔试录取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工农兵学员六届中的第三届，也是六届工农兵学员中仅有的推荐加笔试的一届。笔试，是邓小平1973年复出时提出的，后被批为右倾翻案风。

那一届学员需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方能录取。张铁生因没有笔试的功夫，成了白卷先生。

同一时期，在固镇西面100公里外的利辛县，一位将文学与新闻混为一谈的中学生，竟能熟背《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渴望日后做一个名满天下的记者。

十多年后，这位青年与这位中学生在苏州的一所大学里相遇了。当年的上海知青成为这位中学生的老师，他叫刘海贵。那位中学生就是我。

海贵师虽是工农兵学员，心里向往的则是古圣今贤，与之灯灯相映，心心相印，磨砺心志，明堂辨学，辟壅析理，黉门讲论。日子平静如水，心灵却风雲激荡。在知识贱如白菜的时代，他苦读3年，留复旦新闻系任教，以此为业，念兹在兹，唯教书一事。

1984年，先生走进我们课堂时，他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了，教授我们新闻采访与写作。他讲了新闻采访的定义与特点，新闻采访的活动方式，采访与写作的关系，以及采访前的准备、采访中的技巧与采访后的整理。之后，讲写作前的准备、写作的技巧和写作后的修改。

新闻课我听了不少，但听先生的课，使我耳目一新，过去新闻实践中遇到的曲折与障碍，一下子懂得了如何避免，如何排除。我觉得自己像个西行取经的人，终于踏上了一条取经的路。先生讲课，像一个算术老师，一道算式一道算式地拉下来，顺藤摸瓜，找到最终的结果。一路都是干货，能够听懂，能够学会，并能在实践中应用。

先生第一次讲课，提出记者要学会“拆墙”的概念，迅速打开被采访者的心理壁垒，让他与你能够畅通交流，吐出心里话，不能瞎跑瞎问。要作好前期准备，如知识的储备，问话的路径。就好比战士上战场带上充足弹药一样。

这话对我震撼很大。下课时，我跟先生交流，讲我刚做记者时不会采访，不会拆墙，碰钉子的事。那是1983年的中秋节，我去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采访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那天，刘胡兰的父亲正病着，在东间里躺着，胡文秀在外间伤感地坐着。我没头没脑地闯进去，连几句寒喧的话都没说，便开门见山问胡妈妈：“您的生活好吗？”胡妈妈反问我：“我是刘胡兰的母亲，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你说我生活好不好？”这句话问得我很是尴尬，不知怎么接话。

海贵师语我：这就是不会“拆墙”的表现。事先应该问问刘胡兰的邻居，刘大爷与胡妈妈身体况状，知道刘大爷正在病中，买些月饼和水果看望老人，这样拉拉家常，问候问候老人，可能就出现一种充满人情味的義理气象。即便不知老人患病，作为记者去拜访英雄的父母，又是中秋节，也不应空手闯入。这样，你的采访就能顺流而下了。

这“失”之外，海贵师问我采访中有无所“得”？我向他讲述我采写《振兴大西北的壮举》这篇通讯的细节。此文是庆祝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到格尔木的长篇通讯，在《人民铁道》报头版头条发表。建设十年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运营，是铁道部的一件大事。采写这篇通讯，自然不能忽略青藏高原艰苦的生活环境。在表现艰苦方面，有成千上百的事实可以选择，但我觉得那些事实缺少陌生化与差异感，少了高原天地的韵律，不能揭示歌哭由己，悲欣在心的荒无人烟、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

我选择发生在铁道兵七师政委孙有礼生活中这样的细节：儿子孙胜还不懂事时，随父母去了荒无人烟的高原，到七八岁时，没见过河中的鸭子，不知鸭子长腿还是不长腿。吃过苹果，没见过苹果树。下高原到西宁时，见柳树也要吃苹果，见杨树也要吃苹果。由此揭示铁路建设者，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

海贵师说，这个细节用得好，体现出人文精神与高原的地域特点。那时，先生正在写一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学术专著，他将我的这一事例，写进了他的书里。

先生教诲我们，使用技巧要随着受访人的心情，随时拿捏应变，千万不能一条路走到黑，要转变话题破冰，让受访人的心情回暖，慢慢引回正轨，就像开车遇到障碍，巧妙绕开，继续前行。老师的话不一定是什么理论，但可以把它视为是一种可循的经验。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实践，经验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经验多所光大，同样构造出燦然大观之效。

有一年，报社派我去采访大同铁路分局局长常国治。常局长说太忙，无时间接受采访。我说：“我不采访，就是跟着你跑跑，了解分局的运煤情况。”这样，他去哪我去哪，跟他跑了半个月。没专门拉开架子采访，但半个月在路上、在车里，他所吐出的酸甜苦辣，要比一次专访还深刻。据此，我写了12000字的长篇通讯《咽喉的忧患》。文章在一版头条刊发后，大同分局印成文件形式，下发职工学习。分局党政工团组织，分别致信报社表示感谢。如果当初常局长不接受采访，我“偏向虎山行”硬性采访，肯定达不到前者的后果。

后来，我在采写京沪高铁《当惊世界殊》这部1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采访南京大胜关大桥北段的项目经理袁先流，他说，没时间。又说，给我20分钟的时间。我说：“我只需15分钟的时间。”

在那短暂的对话中，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按照海贵师的教诲，“破冰”，让采访突破时间的牢笼，借时间以重组时间，让他的话语驰骋八极。不宁唯是，这是一个彼此拥有价值和尊严的时间，关键在于如何拿捏提问的方法。我问他：“你是哪里人？”他答：“红安。”红安是将军县，“将军”这两个字是否可以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我问：“你家有将军吗？”

袁先流一下激动起来。他说：“中将胡其才是我母亲胡其华的堂哥，我爷爷是胡其才的姑父，是爷爷带胡其才参加红军的。在黄麻起义前，爷爷就参加了革命，我家是革命者的据点，徐向前、李先念、周纯全等老一辈革命家常在我家开会。因煤油灯太暗，不易记笔记，周纯全从武汉买了一盏马灯。这盏马灯，常映照着徐向前、李先念、陈昌浩等革命家的身影。后来，我爷爷随红军西征时，我奶奶举着这盏马灯为我爷爷送行。解放后，我父亲参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时，奶奶和母亲举着这盏马灯又送走了我的父亲。1961年，作为段长的父亲，在修南京长江大桥时，为救工友牺牲了。”

袁先流一路讲来，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流泪不止。他说：“1973年，讲成份论的时候，我在中学里入团遇到麻烦。这麻烦来自我爷爷，他是叛徒，是逃兵？是牺牲，是活着？弄不清这个问题，我就入不了团。无奈，我给解放军总后勤部周纯全副部长写去一信，询问我爷爷的情况。1934年至1935年间，周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是他带我爷爷参加革命的。我爷爷的情况，他是最可靠的证人。不久，周纯全给我，同时也给红安县委回信，证明我爷爷在红军西征时是先谴营营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由此，红安县委确认我家是红军家庭与烈属。1977年，我到大桥局参加铁路工作时，我母亲又是举起这盏马灯送我上路。我家在大别山山区，距县城几十里路，必须起早，在早晨才能赶到县城，从那里坐车去武汉。

围绕这盏马灯，他哭着笑着讲了一个上午。仍不尽兴，又和我谈了一个下午。

海贵师教诲我们，采访一定有一个双轨、多轨一体间的架构，这条路不通，迅速转向另一条路径，让谈话兴趣一直处于沸腾的状态。他说，如果采访一位创业青年，你问他：你创业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是一种开放式问话，能让他畅所欲言，说出背后的酸甜苦辣。到此还不够，再补上一句：这个挑战解决了没有？这是封闭式跟进，锁定关键信息，不让回答跑偏。也使整个信息链条圆满。

先生教导我们，“反常”就是新闻。在采访中，遇到某件事反常，刨根问底，肯定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新闻。此法，让我受益匪浅。1994年5月13日，我带一个通讯员去京九铁路采访，二人订三张卧铺。当我把剩余的一张票号退给列车员时，她连“感谢”二字都忘了，转身就走。我断定这张票会有文章，因为她的表现反常。围绕这个铺位，从北京到郑州，倒卖两次。跟进我对全列车进行暗访，发现整个列车敲诈勒索旅客现象多达几十起。我将这一问题直接报告给铁道部长。铁道部对此专门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对南昌分局提出严厉批评，整顿数月，开除路籍数十人，从车队到分局领导几十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在青藏铁路的采访中，我也遇到一件“反常”的事，接着刨出像电影一样的故事。那是采访一位女职工引起的，女职工的家在大兴安岭林区，他爱人的家在广东花县，南北相距万里之遥，这对青年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原来女职工的父亲当年是第四野战军邓华兵团的侦察连长，大军南下解放花县时，侦察连长找一位当地的放牛娃当向导，进城侦察敌情。花县解放后，连长投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接着抗美援朝，归国后转业到大兴安岭做了林场的场长。“文革”中说他在解放花县时当了叛徒，能够证明他不是叛徒的，只有当年的放牛娃。好在，他记住着放牛娃的名字。外调人员找到了这位放牛娃，为他的平反与解放找到真凭实据。这位场长重新工作后，为感恩特地飞赴广东，感谢这位放牛娃。这时的放牛娃已是近50岁的中年人了，他的儿子在铁道兵二师当兵，这样，场长便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放牛娃的儿子。故事，迭宕起伏，离开历史就没有人，人性就是历史性，历史性就是人性。故事皆史，史即故事。恰如古贤所言：“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先生教诲我们，采访素材一大把，怎么写成一篇好新闻？标题最重要，标题是纲，好标题一下子可把利用的素材拎出来；标题不好，许多可利用的素材会被舍弃。

对此我体会尤深。1996年9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刚通车的京九铁路。铁道部向总书记的汇报，是韩杼滨部长指定由我执笔撰写的。与总书记同行的，铁道部除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外，我是唯一的铁路人。从北京至深圳，一路收获满满。但是，当构思这篇15000字的通讯时，标题怎么也想不出来。从深圳到北京想了一路，一直到火车驶入北京站时，一个鲜亮的标题《正是金秋送爽时》突然蹦了出来。

每一个新闻标题都是“使绝劲”的产物，皆因使绝劲，一个个标题的推出，又都是记者的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青藏铁路由格尔木、安多南北两向铺轨，在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接轨。对这一重大新闻，吕正操将军与原西藏自治区书记阴法唐都打电话表示祝贺。我便以《青藏铁路飞上唐古拉》作为消息的标题，自己甚为满意。但是，之后又一个新闻标题困惑了我。唐古拉接轨有这么好的标题，青藏铁路铺到拉萨用什么标题呢？论重要，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为想一个好标题，两个月，把自己折磨得寝食难安。最后终于想出《中国铁路实现飞天梦》这一标题。此消息荣获中国新闻奖。

海贵师教我们时，常让我们解构某一新闻名篇，打破重组，重新改写导语，组织结构内容。开门见山式也好，缓延式推出也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赶上或超越范文名篇。古人说“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鑑。”名篇在前，我辈参合，意气恢宏，为我们营造了通天绝地的精神大厦。开始，我在《人民铁道》报被视为只会写通讯，而不会写消息的记者，在先生的教诲下，我苦读阎吾、郭玲春及中国名记者的消息，通向消息的路径渐渐青春般的敞亮豁朗。后来，我8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中有7篇是消息。

另外，对新闻的鉴别审美的意识提高了，知道了好新闻好在哪里。那时，班里订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李克林的《今日大寨》，《解放军报》刊发了昆明女工邓阳昆爱上对越反击战受伤战士安忠文的通讯，《新民晚报》刊发了吴复民的《大上海正在崛起》的消息。我说这三篇新闻将获本年度全国好新闻奖。次年评比结果揭晓时，三篇新闻赫然在列。

一字之师为师。而我从先生那里，除学得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仁爱之心，另外学到了扎实的学识，学到了程咬金真正“三板斧”的真功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落纸为墨，一清二楚。何谓名师，此可是矣！

有一年，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邀我去与他们的博士生与硕士生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海贵师，这是自苏铁师毕业之后第一次见到先生，那时，他已是著名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了，他诚恳地邀请我去复旦，在新闻学院的讲台上站它3个小时，讲一讲做记者的酸甜苦辣。由于那时还在职场，忙于事务，终未成行。

先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人，有不凡的心智与心性，与他相识时，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名师。但他认为自己的学历与知识不够，不能光大与天地，不能彰显知识的优美与强毅，1987年，38岁的先生又投入著名教授徐培汀门下，攻读研究生，最终完成的是一个“学以成人”的伟大凄美，展示先生知识结构的曲折幽微与浩瀚澎湃，借知识之舟横渡至彼岸。这种自我砥砺之精神，毋宁，如寅恪先生所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行文至此，我心久久不能平静……

槛外人 202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