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方汉奇先生

朱海燕

如果方汉奇先生没给我当过老师，写下个题目，说我攀高附贵的與论会把我淹死的，方先生是什么人物？他是中国新闻学界的泰山北斗，与甘惜芬、王中先生齐名，两位先生去世后，方先生无疑是独耸青天的新闻学界的巨子。

我认识先生，早于在苏铁师读书时。1983年，新闻界针对全国30万没有文凭的新闻大军，举办了一个普及式的学习班，学习课程有编辑学、采访学、评论学，以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现代汉语等，涉及学科达17门之多。学后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由中宣部副部长郁文署名的结业证书，承认考试者具有编辑、记者的学力水平。我是这一学习班的学员，因到报社的时间短，距考试还有22天，我不得不在较短的时间内遍翻狂啃17门学科的课程，迎接大考。

学习班的举办方，知道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难处，长年奔波于生活之中，突然沉入书海，面对古今新闻载籍之文，穷月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犹若入海算沙，应考何其难矣！为此，请来新闻界、新闻学界的大佬，在王府井北京市委东面的一座大礼堂里给我们上课，以助解关山之围。其中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永康，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芬、方汉奇等人。

方先生给我们讲新闻史，他博采众长，删繁就简，提纲举要，浩浩新闻史，经先生讲授，居然昭如星月。虽然，那场大考，后来因全民追求文凭学历不作数了，但对我们来说，又是士君子之学，临阵磨枪，期于适用。可先生讲课时爽朗的话音，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时，认识了先生，还无缘接触先生，我与先生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他居于一个仰望星辰的高度。

与方先生的近距离接触缘于我在苏州读书期间，我们的新闻史课，将由先生亲授。为接方先生去苏州讲学，苏铁师教务处长孟守介老师找到我，让我专程回京接方先生。那时，我是《人民铁道》报记者，在买票难、乘车难、“站上海”的运能异常紧张的年代，孟老师认为，由我来接方先生会方便一些。

方先生离京前，我与上海列车段13/14次车队贺队长通了电话，通报了方先生在新闻与学术界不可替代的地位与分量，希望他通知我们所乘坐的列车，给予先生照顾与方便。作为学生，我想的是一路照顾好先生。

那时，先生刚好60岁，茫茫60年，满头苍苍发，一棵生命的常青树，掠过岁月的流云，仍留着青春的气质。他那双史学家的目光既热情明亮，又凝重深沉。

在南行列车的豪华包房里，只有先生与我。他和善轻松地和我聊天、闲谈，天南地北，无所不包。那时，论起弟子，先生直接的，间接的，早已突破孔圣人的三千弟子之数，可谓桃李满天下。活跃于新闻界的郭超人、艾丰、孟晓云等驰名国内的记者，均是先生的高足。从那天起，我也忝列其中，走进先生座下。

先生24岁，东吴大学新闻系毕业，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做资料员。他称年轻而富有文凭的自己，是一块干燥的海绵，于是，投进知识的海洋，自己不顾一切地吮吸，再吮吸……

为穷波探源、抱负器业，未甘穷老明时，终以奋发而为。先生采经摘传，网罗天下遗失旧闻，驰聘上下数千载之间，磨砺出自己的良史之才。知情者言，先生所作卡片数不胜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粲然资料之海，方先生贡献的最多最多。

1953年，他调人大新闻系任教，讲坛耕耘，弹指30多个春秋。论其著作，有《中国古代报刊史》、《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谁言史书枯燥？这些，哪个新闻学子不是藏之屋壁？

伴着滚滚的车轮声，先生扯开话题，我也记下该记下的点点滴滴。先生谦称自己是老朽之木，才华平平，因不精外语而捆绑了手脚。其实，他的“手脚”施展得已炉火纯青。古人论文也罢，外人谈报也好，许多原话他可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记忆力令人惊叹。

先生说，作为记者要学点新闻史，不知其祖宗，不知其家门，算是什么新闻记者？如果终日去钻旧纸堆也不好，还要搞“门户开放”，学文学史、哲学史、近代史、经济史、外交史。他幽默举例说：“文革”时红卫兵批斗夏衍就闹出了笑话。夏衍早年留学日本，红卫兵问他是谁给他办的出国护照。那时哪里需要护照，从上海买张船票就走。出国护照是1950年才有的。若是懂点历史，哪能出此笑话。

先生问我：“你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是谁？”

“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我答。

先生一笑：“你知道他们是谁选出来的？”

我说：“不知道。”

先生说：“是《顺天时报》。中国新闻史在某些方面离不开文化史，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借助新闻的传播。”

先生不紧不慢的话语里，滚动着历史的涌浪，勾勒出一副复合型史家的形象。

先生问我：“张恨水有一部小说叫《春明外史》，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地方吗？”

我答：“不知道。”

先生微微一笑说：“是指北京。燕京是北京的别称，因春秋战国时的燕国都于此而得名，唐都长安，长安城东面的三门中，有一门叫春明门，后人即以长安和春明作为当时的都城的别称、雅称。明清人所谓长安春明，即指当时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时代的北京，不管它当时是否都城。长安春明则只能指作为都城时代的北京，如明万历时人蒋一葵的《长安客话》、自明入清的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民国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后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适了。这些知识，只有历史能告诉你。

先生说，新闻史是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史里有新闻史的灵魂与身影。如你去琉璃厂逛书摊，你觉得那些书，都有新闻的影子。

我向先生讨教，怎样学好新闻史学。先生说：“很简单，就是坐冷板凳。”

先生等身的著作，无一不是“坐冷板凳”的产物。他写《中国近代报刊史》，家中没有一张书案之地，而是在北京大学寻得一间斗室，晨披冷风而去，晚顶灯火而归。坐了三个多月，竟坐出一部57万字的恢宏巨著。

他坐冷板凳，也是从前辈学者那里学来的。他说了一位史家，我没记住这位史家的名字。他从5岁到12岁的7年间，先后换读3所私塾，塾师水平既后来居上，这位史家也愈以成绩优秀异于群儿，渐渐地，私塾所教的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之类已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幸运的是，父亲给他留下大量的藏书，既有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也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还有唐宋名家诗词选本，以及少数近代著作，如《庸书》《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类书则有《子史精华》、《增广策府》等。这些都是在乡间不可多得的书林瑰宝、知识渊府，为这位少年打开了无比广袤的天地。最后使其成为史学大家。

他向我讲“坐冷板凳”的辨证法：当记者不能像我这样去“坐冷板凳”，但也不能一点不“坐”。记者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去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坐”。不跑没有新闻，不“坐”没有学问，成不了专家型与学者型的记者。新闻史的丰富与发展，是靠记者跑出来的。仅仅会跑会坐，仍不能成其大家，还要会多思善辩。如梁启超，就有敏捷雄辩之才；如邹韬奋，就是勤奋多思之才。

“梁启超了不起，24岁当《时务报》总编辑，一生写下1500万字的政论文章。毛泽东说他的文章所向披靡。写来纵笔所至，略不检束，读之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但是过于略不检束也不好，使文章冗长吓人，如果再有点苏东坡的为文之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那么梁启超就十分完美了。”

先生说：学习历史是为了未来，学习名记者是为了自己成为名记者。作为在校的新闻学子，应该呼唤一种广博而厚重的人文基础教育，像鲁迅先生提出的那样，树立“立人”的理想，为完成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在我看来，大学新闻学教育与学生个体自我的关系，有三个维度密切相关，这是建构名记者的三个价值目标。

一是创造意义自我。人生幸福并不是受制于财富的多少，快乐完全可以来自对于物质的超越。孔子的学生颜回，只要一盒饭，一瓢水，住在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乐在他对自已行为方式的坚信上。记者应解放自己的心灵，与人民交流，与生活对话，以追求真理作为人生的底蕴，培养博大而深沉的情怀，确认正义与良知对社会与人民的重要作为，无疑是记者遵循的重要价值。

二是升华青春自我。青春自我就是将人生意义注入了它的内涵，为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博大，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三是沉思成才自我。要选好自己的方位，确定自己的路径，明确自己的目标。要在火热的生活中，完成新闻的采写与精神的创造。以此作人生的基点，也就有了高质量的人生与高质量的新闻作品问世。

我与先生一路南行，先生所谈话题已不局限于新闻史，而是更加博大的人文情怀、人文视野、人文目标。先生所谈不是记者的专利，它也是人生的旋律。

按照教学安排，新闻史课程是67个课时，在67个课时内，方先生要给我们讲完新闻系本科生4年所学的内容，授课时间大约在20天左右，这无异于是“满堂灌”。新闻史枯燥，连轴转听课，学生能不能听得进去？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无异于杞人忧天。

方先生给我们讲《中国近代报刊史》。这部著作是先生1982年出版的一部新著。它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多达200余处。被认为是继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的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先生从唐朝的《邸报》说起。他说《邸报》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自汉唐宋元明清《邸报》的名称没有改变，一直出版到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才停止刊发。

先生说，现存最早的邸报是如今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距今已经1100多年。国内现存最早的是河北唐山市民间发现并重金购藏的一份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8月初三印行的《邸报》。因此，“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起源于唐代”最为可信。

史海钩沉，短短数语，把历史交代清楚，话锋一转，直逼近代。

他根本不看书，进教室时，他把一张纸片放在讲台上，也不知纸片上写的什么，在我的目光里，他似乎从来没有看过纸片。他讲课，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他史学功底深厚，以人物为圆心，前后串联。他讲到梁启超时，随口背诵梁启超上千字的政论文章。不知什么涉及到了马克思，他又随口背诵出马克思致巴古宁的信，和马克思致蒲鲁东的信。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与野史。说到清代的《邸报》，联系到《红楼梦》的一些细节，他将《红楼梦》又背诵一段。

先生讲课像刘兰芳说评书，常让学生听得忘了下课。第一个半天结束后，我们班的同学，及旁听的老师，对方先人赞口不绝。用“满座叹服，惊为天人”来形容毫不为过。一位学海泛舟，为人师表，粹然儒者的形象在我们心头耸立起来。因而，我们从心底深处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他的教学方法，引证了他的多打深井，多用一手资料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正确性。“要为学生一桶水，自己需有十桶水”是方汉奇一直坚持的为师之道。他“对前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同辈，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对晚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三句话，方先生常挂嘴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他的座右铭，他一生矢志不渝地耕耘培育，锲而不舍地持灯坚守。

1948年，他写第一篇13600多字的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连载8期，从此走上新闻研究之路。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做3年的资料员，他看完全部27000多份《申报》，为后来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

人们称他，他的每根白发都是学问的“活字典”。

人们称他，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加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

人们称他，有学生智慧，以道德修养，关爱学生成长，真正是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他一生在尘封已久的新闻史中“守望”；一生在常学常新的新闻界“探索”；一生在新闻学教学研究中“站岗”。

他讲邵飘萍让我们难忘。邵飘萍是新闻全才，他自资独立办报，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主张新闻记者“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社会公人，做人民大众的喉舌。北京的大官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得要领，总能抢到独家新闻。他提出：“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不可杀也”。革命报人的心声掷地有声。

1926年4月26日，军阀给他扣上“宣传赤色”的帽子，将其杀害于北京的天桥。长期以来，人们只把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来纪念。上世纪80年代初，方汉奇先生去浙江金华邵飘萍故乡调查3天，居然发现邵飘萍是中共地下党员，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后，方先生四访罗章龙，为邵飘萍正名。1982年4月，邵飘萍的烈士身份重新认定，骨灰安置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方先生在苏州讲完课后，守介老师又让我送方先生回京。这无疑再一次提供了向先生讨教的机会。

从苏铁师毕业12年后，我做了一家报社的社长、总编辑，这期间我荣获了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的提名奖，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一次办200多人的新闻培训班时，我请方先生为学员讲课，便到府上请他。

先生对我获得范长江新闻奖表示祝贺。之后，先生说，你获得范奖，要把范长江怎样做记者的教诲永远记在心上啊！第一，做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诚，这是一字真传。第二，是操守问题，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第三，是知识问题，要有丰富的知识，既有博，又要精。所谓“博”，就是常识要丰富，无论国际国内、上下古今的问题，虽然不能无所不知，但对非常广泛的学科要知道一些简单的概念。

这是范长江的声音，也是方汉奇先生的声音。是一种眼前的使命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是一种朝朝夕夕的期望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前进步伐的合成，是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不减的意志的合成！

尊敬的先生，您的教诲与勉励将在我的生命里绵延，做不做记者，退休与否，这话会永存在我的灵魂里……

槛外人 2025-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