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湖北省新洲县(现为武汉市新洲区)毕铺，一个叫旗杆湾的村子。堂弟蔡明杨和伯父一家就生活在这里。1978年11月，杨就是从这里走进军营、走向疆场，参加了那场牵动亿万人的心神，至今令人难忘的自卫反击战。

    在我的儿时印像中，旗杆湾座落在一个十分平缓的坡地上。几十户人家，共山墙的，前门、后门相邻的，就这样从南到北簇拥在一起。你家的鸡或犬，到他家的堂屋觅食或斗戏，都是見怪不怪的事。由于土地的贫乏，少有成林的树木，房前屋后偶尔可见零星的桃树、枣树和椿树。虽说它没有小桥流水、杏花柳烟，也没有翠峰奔涌、林涛阵阵，但对旗杆湾的一代又一代人来说，它仍是魂牵梦萦的美、魂牵梦萦的好，美好到岁月都难以抹去。它那青布瓦屋面上晨炊、或晚炊升起的袅袅轻烟，以及高枝上左顾右盼喳喳叫的喜鹊，都让人感受到这个古老而又平常的村落的安宁和祥和。

　　我记忆里感受最深的：是季节带给村子的变化。

    阳春三月，村子北面的麦苗像浇了油似的，碧绿碧绿的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一直开放到望不见的地方，让春风浸透了它的花香，再飘散到四面八方。杨和小伙伴们就在村后坡地上沐浴着花香，挖地菜、放风筝。一张旧报纸，裁裁剪剪，系上纺好的细线，就能在春风里放飞；杨那清瘦的小身影，也小鸟似的，欢乐自在的滿天滿地地飞。

    流火七月，村前的冲里，稻谷黄了，就像金黄的飘带，从村子的最南端，一直飘向村子的最北端。那是旗杆湾最繁忙、最红火的季节。割谷的、犁田的、车水的、插秧的，全赶在了一起。刚长成大人的杨，也会含着饭、抓着汗巾朝着田里赶，再挑着谷捆、打着呵嗬往村里一路小跑；也会在村子前面的禾场上和大家一起，一边挥巾擦着汗水，一边开怀地谈笑。旗杆湾的安宁、红火，也会显现在杨的日子里和笑脸上！ 

　　当然，旗杆湾也有不安宁、不祥和、不红火的时候。我的祖父告诉我们，东洋人曾侵略到这里，在这片土地上耀武扬威。杨也清楚地记得，读书时老师就带他们到邻近林家大湾参观，那里有侵略者凶残屠杀中国人的铁证。 

　　1978年10月，杨报名参军并接到入伍通知，他当时在一个输电工程工地干活。那天，杨起了个五更，赶回旗杆湾。到家里时，天还没有亮。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如何开口把入伍的事情告诉父母。在这个寻常百姓的家庭里，杨排第四，上头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杨能体会到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有时候，母亲看父亲身体不好，单独给父亲弄点汤汤水水的喝，父亲却常常要分一些留给他。他能一拍手说走就走么？

　　杨在黑蒙蒙的后院里徘徊了三、四根烟的功夫。当杨下定决心轻轻敲开后门时，天刚刚放亮。 伯父听了杨入伍的消息，默默的愣住了，他高兴，又不舍。但他很快平静下来，催促说：天还早，快去睡一会吧。那些天，善良又操劳的伯母，平静的臉上很少露出笑容。她默默地烧开水、杀鸡、除毛、剁块、煨汤；又一遍一遍地跑菜园，弄回萝卜、白菜；还一再催促我的伯父早点上街买点肉。一家人似乎在办一场喜事。

　　伯父是个性情极温和的人，他在民办小学里当老师，是个出色的育人人。课堂上，他侃侃而谈，对孩子们有说不完的话。可是，儿子走时，他只说了短短的一句话：“到了部队，要好好干。”我的伯母边擦着眼睛，断断续续的也是短短的一句话：“到了，就赶紧来个信。”

　　1978年11月15日，杨离开了旗杆湾，离开了生养他的故乡。运兵的专列，一路呼啸着，风驰电掣地穿过“北望中原，南眺江汉”的武胜关；越过“鼓钟将将，淮水汤汤”的淮河；仿佛拉开一幅巨大的画卷！从未出过远门的杨，一出门，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祖国山河如此的美好，让他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打从穿上绿军装起，他就有了这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那是一种既感到无比光荣，又感到责任如山的感觉。 

　　杨入伍的消息，父亲是从旗杆湾伯父的来信得知的。虽然父亲在城里，伯父在乡下，但一脉相承的兄弟情感极相通。父亲双手端着伯父的来信，慎重得像是宣布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明杨参军了！紧接着我们又收到杨从洛阳寄来的信。我的父亲，这个退伍的老军人、退休的老工人，连夜给侄儿写了封信。好像侄儿就坐在他对面，在认真的听他唠叨，他把他的鼓励、叮嘱和期望，一遍又一遍地装进信里。　　　

　　信发走后，就是等回信，那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父亲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那时候，祖国南疆的邻国，频频在两国边境掀起事端，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在我领土上埋地雷、设路障、挖堑壕、修暗堡，向我境内开枪开炮，疯狂进行武装挑衅，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数百人。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和安全。 父亲的脸色日益凝重，他抱着个半导体听新闻，一听就是半天。

　　终于，杨回信了。这是这七九年春节前我们收到的最大喜讯！它像迟到的春风，吹开了父亲脸上的笑容。 杨在信里告诉我们，他随部队已经到了广西的崇左。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一下子围到地图前，在地图上比划着寻找崇左，仿佛找到崇左，就能见到杨，就能保杨平安。那一刻，我想像着远在百里之外的伯父，一定也是舒展了眉头的。

    事后，杨告诉我们：入伍后，他被分配在43军127师379团五连。43军号称“铁军”、“虎军”，最善于打大仗、打硬仗。而127师，更是我军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被誉为铁军师；还在长征时，379团五连担任川甘两省门户天险腊子口的主攻任务，五连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唯一通路。抗日战争中，参加首战平型关战斗，游击晋东南、淮涟反扫荡、血战营冯山、攻打淮安城；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和血战塔子山；1950年3月，在解放海南岛战斗中，全连五只木船打败敌军舰，是有名的渡海英雄连。 　　　　　　　　　　　　　　　

　　英雄的人民军队，光荣的传统、英雄的榜样，让杨受到了教育，得到了迅速的锻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军人的职责，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在洛阳基地的一个多月里，按照备战要求，摸爬滚打，进行实弹打靶，迅速提高了战斗能力。南下广西崇左，又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白天晚上都在进行临战战术训练，一切为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杨回忆说，紧张的气氛，似乎闻得出浓浓的硝烟味。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战士，抓紧能抓到的点滴空闲时间，写决心书，写申请书，也写遗书。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那么平静，那么坚定，那么自信。他们已经作好了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准备。这就是我们骨肉相亲的子弟兵、这就是我们英雄无畏的子弟兵、这就是我们崇高伟大的子弟兵！ 一旦祖国需要，就义无反顾。那一幕幕情景，怎能不让天地动容？

　　杨说，在写遗书的那一刻，他想到岁月安好的旗杆湾，想到父母的养育深情、养育大恩，点点滴滴都涌现心头。他流泪了，泪水湿透了信纸。父亲母亲大人呀，万一儿子倒下了，你们千万不要过于悲伤；你们过于悲伤，儿会走得不安心。在遗书里，杨一再拜托自己的兄长，让兄长代自己给年迈的父母挑水担柴、端茶倒水，浆洗衣裳……

　　杨回忆说，17日那天，从清晨五时开始，直到下午三时半，他们才把二号高地拿下。战斗的激烈、惨烈，不是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就能形容的。60炮班的张国亮，河南滑县人，战斗一开始就倒在了战场上，青春的热血染透了绿色的军装。

　　杨随部队正面攻击禄平，一直冲在最前面，战斗在最前沿。一次，他突然感觉自己裤子湿了，一看，是挂在腰间的水壶被子弹打漏了，子弹穿过水壶，变向后又把擦枪用的油壶打穿，卡在油壶外壳上。杨感慨地说，他是一个幸存者。当年，毕铺地区和杨一同入伍的有12人，就有两人牺牲在战场上。袁明修，毕铺袁家中湾人；1979年2月17日，自卫反击战打响的那天上午八时三十分牺牲，时年21岁。孙银谷，毕铺街上人，牺牲时也才滿二十岁不久。

　　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年轻战士，用鲜血以至生命，才浇筑起共和国的长城。谁能说，这四十多年的千里桃红、万里柳绿的春天，不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守护的呢？袁明修、孙银谷牺牲后，袁明修的妹妹、孙银谷的弟弟，又相继入伍，穿上了綠军装，继承了兄长们保家卫国的志愿。

　　在自卫反击战中，杨荣立了三等功；不久后，他入了党，当了班长，并以优秀的成绩，再一次荣立三等功。杨尽了一个军人应尽的神圣职责。作为幸存者，杨于1983年退伍，又回到了故乡旗杆湾，又开始了旗杆湾那熟悉而又安宁的百姓生活。旗杆湾的沟沟坎坎、塘塘堰堰又有了杨的身影。踏着晨光，他一担水一担水的把家里水缸挑得满满的；顶着月色，他把家里菜园收拾得色彩斑斓。能不让父母做的，他都和兄长抢着做，仿佛要把亏欠父母亲人的都补回来。

　　后来，杨通过自学和考核，成了一名赤脚医生。他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地为乡亲看病、送药，身上仍保留着军人的品质、军人的精神。一个电话，一个口信，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洗漱，他会立即放下手里的事，背起医疗箱就走。杨因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2018年清明前夕，杨和新洲籍战友相约重返广西, 为长眠在那里的战友扫墓。一棵棵青翠的松柏，掩映着一座座墓碑。在杨的脑海里，一座墓碑，就是一个戎装的身影、就是一张青春的笑脸，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四十年了，战友呵，你们还好么？寂寞么？你们要是活着，也会是儿孙满堂，也会享乐天伦，也会享受明媚的阳光呀。杨有许多的话要说，一时又不知从哪里说好。一座座墓碑在他眼里都化作了熟悉的身影，三人一组、三人一组的战斗组合，相互掩护，在枪林弹雨下交替前进。这都是他的奋不顾身的战友呀。

    杨身着一直珍藏的昔日军装，一次一次地举手致意：敬礼，我的巍峨如山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