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青神红色西山）
“东坡杯”清明征文大赛参赛作品：
老红军白烈飞
文／白小兰
她是烈士的女儿，也是一位浴血奋战的女战士。13岁参加革命，迈着艰难的步伐踏着前辈的足迹走上革命的征程。她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她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高杰村“十女从军”中的一位，她的名字叫白烈飞。
高杰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明代至清末几百年间，是黄河和无定河沿岸一块有名的文化高地。村中大多数人家唯耕唯读，不但孕育了诸多书香门第，门弟里走出来的人跟随国家前进的步伐，屡建奇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英才。
1921年阳春三月，位于黄河岸边的高杰村，一个女孩呱呱坠地，父母给她起名飞蛾，寓意是漂亮娴雅，宏图大志。后来当她长到一定年龄时，父母又为她改名为白烈飞。
白烈飞7岁那年，村里设立了小学，教职工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者进步人士，无疑他们对她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是她早早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白烈飞的父亲白明善，1925年在陕西绥德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学校学生中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同年夏，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大学学习，第二年学习结束即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
1927年10月，陕西党组织派白明善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与谢子长、李象九一起领导指挥了震动西北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起义沉重打击了陕北军阀，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失败，白明善在起义中身负重伤。
由于工作繁忙，白明善很少回家，即使逢年过节回来，也总是东奔西跑忙于党的地下工作。他经常给村民们说：不要给女娃娃缠脚，更不要包办买卖婚姻,要让孩子们多读书。空闲时间多给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众多革命故事和艰苦的革命斗争形势，在白烈飞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民主革命时期，高杰村先后有3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为新中国成立英勇捐躯，尤其是1934年，不到一年时间，一个村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17人。
1926年白明善在广州
1934年农历3月13日，敌人把共产党员白自强、白振纪、白世斌、白巩凡拉到村子不远处的小豆洼杀害。村人刚安葬完牺牲的革命志士。可恶的敌人在六月初七，又把革命青年白光生、白瑞生、白康寿、白启林拉至本村饮马沟草窑湾杀害。同年腊月，敌人再次把共产党员白举贤、白贵民、白银珍、白礼仁、白随旺、白月富、白候曼拉至沟河湾杀害。另外还杀害了外村的白万祥、白士存。以上被杀害的17人中，白烈飞一家就有7人，史称“高杰村惨案”。
最难忘的是1931年正月初二。按惯例初二这天，应是全家团圆享受年味的幸福时刻，而由于叛徒告密，白明善却在这一天被国民党抓走，更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敌人得意忘形，以为抓到共产党的要犯就能彻底破坏陕北特委和陕北的党组织。在敌人的法庭上，白明善正大光明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情况则一概不说。敌人妄图用金钱、地位来引诱，都被父亲当场严词拒绝。随后敌人又派叛徒杨璞到狱中劝降，也遭到白明善的严厉痛斥。他怒斥叛徒：“没有骨头，出卖同志，出卖灵魂，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并嘲讽：“你们想在我身上发财，你们看错了人，我身上没有油水可捞!”并明确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可丢。”
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立即给白明善用了酷刑逼供，采用打手板、抽皮鞭、压杠子、坐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但无论敌人怎么折磨白明善始终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敌人无计可施，给他判了七年刑，关押于陕西省第三监狱。
当敌人听说白明善知识渊博并且书法造诣深厚，便想让他题写一幅字。白明善琢磨再三后写下了‘拨云见日’四个大字。而愚蠢的敌人未解其中深意，便把刻上木匾的字挂在中堂。几个月后被上司发现，骂他们是混蛋蠢货才悄悄取下了那块木匾。
白明善在狱中英勇不屈的斗争激怒了国民党的上层决定对他施行绞刑。1932年1月21日清晨，看守所把白明善叫出去，他穿上同牢室杜鸿章的毡窝子鞋走出牢门，国民党官兵们在院子里明刀亮枪地挥动，白明善深知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轻蔑地看了看敌人义正辞严地说：“ 杀我白明善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说完从容地走上绞刑架。随着绞索越拉越紧，白明善渐渐地失去意识不省人事。可是敌人却不甘心，想在他昏迷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便又把他从绞刑架上放下来，一桶冷水泼在他身上。
敌人用残忍的手段反复拷打白明善并说：“老东西别想不开，只要你说出共产党领导人还有谁，自己就不用受这么大罪。”
白明善手扶着绞刑架，昂首站立，自豪地笑着说：“你们只能绞死我的肉体，绝对动摇不了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你们可以杀死我，绞死我，但绝不可能从我口中得到任何党的机密……”
不等白明善把话说完，敌人又把他拉上绞刑架，将他绞得再次昏死过去。绝望中的敌人仍希望“奇迹”发生，把他从绞刑架上放下来，又一桶冷水泼在他的身上。但这一次，白明善只是奋力喊了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后便再无声息。
这喊声如同天神愤怒的咆哮，让人在震撼中感受到无比的威严。仿佛世界的一切罪恶在这一刻都被无情的审判，让国民党反动派们在恐惧中领悟到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
白明善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到高杰村，传到妻子的耳朵里，她撕心裂肺地哭道：“娃他爹，你走了撂下我们孤儿寡母怎办”说完，两眼一黑便昏倒在地。按照白明善的遗嘱，村上将他的遗体拉回高杰村，安葬在山上的枣树地里。
白明善
之后，妻子想去娘家躲一躲，可母亲也刚去世，兄弟一家七口吃了上顿没下顿。无奈之下，母亲只能带着白烈飞和9岁的弟弟白志斌、3岁的妹妹到处去讨饭。爱面子的母亲怕在周围村庄讨饭给家人丢脸，就走到很远的村子挨家挨户去讨要。当看到别人家围坐在一起吃饭，自己则是家破人亡，孤儿寡母住破旧的麦秸窑或是寺庙。不懂事的妹妹扯住母亲的衣角哭着要回家，母亲摸着她的头安慰：“孩子，只要不饿着肚子，有妈在，睡哪都一样。”
讨饭的日子真不是滋味，不是被狗咬就是遭人骂，尤其是冬天，少吃没穿的娘儿仨，顶着漫天飞雪手里端着要饭碗四处讨要，妹妹在要饭途中活活被冻死。
熬到第二年秋，白烈飞的舅舅看着渐渐消瘦的姐姐和面黄肌瘦的两个外甥，心疼地说：“姐，一直要饭也不是个办法，听说二郎山一带有共产党为穷人谋福利，我带飞娥趁砍柴之机试着找找，看能不能帮到你。”母亲低了低头含泪说：“只要找到共产党，这两娃就有救了。”
第二天，白烈飞跟着舅舅走到一个叫寺墕里的村子，舅舅用手指着村子说：孩子，我在这砍柴等你，你自己下去找，日落时无论找到找不到咱一起回家。
舅舅说完话长叹一声蹲下来，白烈飞回头看了看舅舅，依依不舍地朝舅舅指的方向走去。走到村口正巧碰到一个村民，便胆怯地问：“叔叔，我想找共产党，您知道哪里有共产党？”
村民慌忙地摆摆手阻止道：“娃儿，别瞎说，你找他们干啥？”
惊慌失措的村民看了看四周，没等她回答悄声说：“走，我带你去找”。
走到一家人家里，进门看见炕上坐四个人，穿着破旧的衣裳，一身农民打扮。白烈飞退了两步结巴着说：“我，我找共产党，怎么都是老百姓啊！”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高杰村有亲戚，他一眼认出了白烈飞，忙说：“你不是明善家的女儿飞娥吗？”
白烈飞点了点头回答：“是。”
“噢，那你就找对啦。”
后来白烈飞才知道，这人当时是清涧县县委书记贺春生（化名唐洪澄），其他几个都是地下党。他们都知道她家里的情况，中午一起吃了饭，这顿饭是父亲去世两年后白烈飞吃到的第一顿饱饭。找到共产党，她心里踏实了。下午临别时，贺书记给她兜里塞了三块银元，安顿说：“回家买几斗米暂时凑合着吃，至于找共产党的事以后再说”。
1934年春，母亲带着姐弟俩要饭途中，遇到了本村地下党白月亮和惠志明，以及代号为“老雨”的同志。老雨对母亲说：“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带飞娥出去读书。”
母亲一听说要带她女儿走，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白烈飞见状，也拉着母亲的手哭了。老雨说：“不要哭，放心让孩子走吧，出去有吃有穿比跟你要饭强多了。”接下来母亲和老雨低声说了一些话。
次日，白月亮受组织委托，回到高杰村秘密串联，联系了十个要求参加革命的姐妹‘刘锦如、白守春、白怀英、白茜、白凌云、白凤梧、白洁、白云帆、白国英和白烈飞’这十姐妹中，多数人的父亲和亲人被国民党杀害，走投无路的她们从此在革命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十姐妹按照约定地点集中到南坬村，由于家境贫寒，大家穿着破烂的衣服行军走路很困难，党组织知道后，派接头的白月亮、惠志明送来三匹自织的粗布，并安排年龄小的搓麻绳、纳鞋底，年龄大的裁制衣服，按照规定时间每人赶做了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子。
走到枣坪村，趁休息之际学习三天。首先马明方同志讲了关于妇女解放等内容。诸如要废除封建旧礼教的“三从四德”；废除压迫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规，实行耕者有其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做等等。讲课的同时还教她们唱革命歌曲。这是十姐妹们第一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当时，因没有时间学习更多党的理论知识，仅凭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她们很快便投入到了实际斗争。
组织安排十姐妹到驻地附近的村庄做思想宣传工作，召开妇女群众会，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动员妇女放小脚、剪短发，教妇女唱歌。晚上回到薛家渠村，年龄大的姐妹和男同志一样身背刺刀步枪，为住在村里的陕北特委和伤病员站岗放哨。年岁小的看到姐姐们背着枪很神气，也争着要去。领导笑着说你们年龄小不能去。
这话，把性格倔强的白烈飞气哭了，惹得其他小姐妹们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年中秋期间，谢子长率领红军队伍在清涧县东河畔作战。战斗中，受伤的战士被送到黄河畔的薛家渠村、二郎山村治疗，伤员中就有谢子长同志。十姐妹在照顾伤员的同时，动员群众慰问伤员，并给伤员唱陕北民歌。
白烈飞和三个儿子合影
9月初，十姐妹随同陕北特委一起转移到清涧县东区的胡昌坪村。当月初五，特委召开了庆功大会。与会者感受到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气势，大家心情都无比激动。
根据陕北特委壮大红军力量，扩大苏区，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指导方针，姐妹十人按年龄大小和不同情况被分配了具体工作。白烈飞和白凤梧、白洁三人年龄较小，被派到村委技术处装订红色宣传品和特委文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由于工作地点不固定，一天转移几次，为不暴露目标，常常夜间行动。
1934年9月，在清涧县东区李家洼村，白烈飞和白凤梧、白洁三人，经特委技术处负责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底，国民党的部队先后占据清涧县东区、中区、苏区和一些主要城镇，准备大举进犯陕北苏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特委动员当地党、团员转入地下工作，陕北特委转到当时的安定县（现在子长市）、赤源县（现属子长市）等地活动。由于敌人严加封锁，特委机关转移时困难重重。寒冬腊月，大家的衣服都很单薄，有时一天一顿饭，有时一顿饭都吃不到只能啃干粮。小小年纪的白烈飞和白洁、白云帆因长途行军，脚上起了血泡，累得实在走不动的情况下，领导调来一匹驮行李的马，让她们仨轮流骑。
一天晚上，要通过清涧县折家坪、南沟岔的敌人封锁线，战士们把每匹马的嘴捆住，把马蹄包起来，避免出声，安全通过封锁线。还有一次深夜，行军至安定县的下西湾村，路上吃不到一口干粮，再加上天气寒冷，到达目的地时被冻得浑身打颤连话都说不成。乡亲们见状，立刻把她们扶到热炕盖上棉被，慢慢才暖和过来。
1935年1月，组织分配白烈飞协助陕北特委妇女部长白茜同志的工作。到特委驻地周围的村子进行反抗剥削压迫、妇女解放等革命思想宣传。山沟里的乡亲从没见过女红军，听说红军的女宣传员来了都很惊奇。妇女们更是喜出望外，热情地和她们坐在一起嘘寒问暖唠家常，有的看她们是否缠过脚，还有的撩起女宣传员的头发，看是否扎过耳朵眼。
有一次，在安定县杏树峁开完妇女会，有位姓王的婆姨找到白烈飞哭着说经常受公婆、丈夫的虐待，要白烈飞为她做主，不然她就要去寻死。白烈飞听后，立即找到她的丈夫和婆婆进行批评教育讲了很多道理。娘俩当即承认了错误，并说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路过清涧县东河畔时，毛主席和林伯渠、徐海东、张浩曾住在高杰村，得知白烈飞的父亲是陕北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并为革命壮烈牺牲，就派张浩看望了她母亲，见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特给了五块银元、一件老羊皮袄和一块毛毯，表示慰问。
1936年春，红军到清涧县后，县委决定让白烈飞和白凤梧参加东征工作。她们高兴地接受了新任务，告别家乡亲人翻山越岭，一天内步行七十多公里，到达山西省石楼县义牒镇的红军东征工作委员会。在那里，两位不相识的同志接待了她们。并热情地问：“累不累？吃过饭了没有？”
白烈飞说一天只顾赶路，不要说吃饭了连水都喝不上。高个子领导赶忙让勤务员安排食宿。
第二天早，这两位同志找她们谈话。先问她俩休息得好不好，吃早饭了没有，并笑着说：“你们二位留在我们工作委员会做民运工作吧！”
矮个子领导介绍说：“他叫李富春，我叫胡耀邦。”白烈飞听后，内心很是激动，愉快地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并投入工作。
在义牒镇，白烈飞和白凤梧每天到镇上走家串户，宣传红军东征、抗击日本侵略军。斗争镇上的大地主，把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百姓。开始，每天向李富春、胡耀邦汇报工作，后来隔几天写一封信当工作报告。胡耀邦接到信，表扬她们虽年龄虽小，但工作劲头很大，鼓励她们继续努力！
过了一个月，红军继续东征，白烈飞和白凤梧打上绑腿背起背包，跟大部队一起行军。每天步行七八十里。在军阀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地方军队和地主仇视共产党和红军。为避免同他们冲突，常常夜间行军，绕道走偏僻的山路。黑夜里在羊肠小道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稍不小心就会掉到山沟里。其中有两天行军二百多里，吃干粮、喝冷水，脚上起了大血泡，一坐下就会睡着。
每到一个地方，她们积极动员群众给部队送柴米油盐，而将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当地老百姓，老百姓看到红军是真正为人民的军队，能救济穷人，因而无论红军走到哪个地方，都得到老百姓的热情接待。由于东征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扰，为了抗日大局，红军暂时停止东征。
1936年3月，白烈飞跟随队伍西渡黄河，返回陕北苏区。返回没几天，根据地形势急剧恶化，汤恩伯的军队向清涧、延长等根据地进犯，根据地坚壁清野，在敌人进村之前，人和牲畜一律撤离，粮食灶具等全部埋藏。
春暖花开之际，白烈飞和白凤梧到瓦窑堡中央党校学习。两个月后，组织派她到延川县巡视工作。1936年9月，组织又安排她们到陕北党校学习，学习期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年底，陕北党校又推荐她们到延安中央团校学习。
1937年4月，学习结束后，白烈飞被分配到延川县委妇女部工作，担任青年干事兼儿童科长。按照党的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她组织县里的少年儿童去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大检阅，因工作成绩优秀受表扬。
10月份，组织安排白烈飞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两个月，然后调到甘肃合水县委担任妇女部长。她的主要工作是发动妇女做军鞋和交公粮、进行扩兵工作、宣传妇女解放。合水县当时是统战区，当地还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委对外称抗敌民运会，县委书记是朱敏，两个人因在工作中多次交往产生了革命感情，从相识相知到相爱，1938年9月，白烈飞和朱敏在部队简单举行了婚礼。
白烈飞和丈夫朱敏在宁夏省委办公大楼合影
1941年秋，朱敏调到陇东地委，先后担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副专员、地委常委、统战部长、地委副书记。白烈飞担任庆阳县妇联主任。初为人母的她在陇东给朱敏生了个胖小子，甘肃简称陇，故取名朱陇生是为次子。而朱家大儿子是朱敏在西安做地下党工作时，因工作需要组织给派的假夫妻。为了掩护，假夫妻做成了真夫妻。女同志给他也生了个儿子，因陕西古称秦，故取名朱秦生。尔后两人因工作调动两地分居，导致两人分手。白烈飞跟朱敏结婚后，白烈飞把老大朱秦生接到身边当自己的孩子养，无论走哪都带在身边，要是不说，没人能看出她是孩子的后妈。她手里拉着老大，怀里抱着老二，肚子里怀着老三，经常到街道或附近村庄做妇女工作，举办识字班，帮助妇女学习文化课。
老三出生在甘肃的庆阳，取名朱庆生。朱庆生出生时没钱买衣服，白烈飞利用晚上两个孩子熟睡后的时间，把大人的衣服改制成婴儿服供小儿子朱庆生穿。
两年后，西北局调白烈飞和朱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彭真。当时三个孩子都很小，白烈飞不舍得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就把庆阳生的老三（朱庆生）托付给老乡照顾，把两个大的孩子带到边区政府交给朱敏的警卫员照看。学习期间，刘公给她们讲党史，周恩来给她们做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艾思奇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有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也分别给她们做报告。同时，每周末都有戏剧晚会或舞会，白烈飞经常和中央领导在杨家岭、杨家坪等地参加联谊会，生活虽然艰苦，但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响应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在党校学习和大生产运动期间，各个单位每月都开展开荒种地及养猪种菜等生产劳动，要求每个学员都要给公家交公粮五斗。同时，在纺线织布的活动中男同志不会，就由女同志手把手教。在白烈飞的鼓励下，大家对纺线织布都充满了信心。
说起大生产运动，虽然现在的人们或许还会传唱《南泥湾》这首歌曲，在歌词中有一句“三五九旅是模范，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边区的妇女们在大生产运动中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她们也是真正的模范和主力军。白茜作为陕甘宁边区妇女组织的主要带头人，率领各级妇女干部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妇女的工作。作为好姐妹的白烈飞，也积极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
陕甘宁边区妇联除了层层动员，组织扩大农村妇女挑起男人们的生产重担，层层举办训练班，培养技术骨干，教会妇女们纺纱、织布、织毛衣外，还摸索着用经济的办法创造生产条件和解决流通问题。
1943年3月8日，蔡畅、康克清率领白茜和白烈飞等妇女干部在延安发起并筹办起“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合作社”。这是一个具有股份制性质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组织。通过社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进行选举并成立了理事会，由白茜担任理事长。开始时，合作社只有二三百名社员，工作人员也只有五六人。初期，她们以合作社的名义收购毛线，然后发放给延安各机关的女同志，组织她们织毛衣、毛裤、毛袜，付给加工费后收上来再供应部队和出售。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经过如此操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合作社共发放毛线22600多磅，组织26个机关的1100多名女同志纺毛线23000多斤，织毛裤、毛衣、袜子25000多件，很快就解决了部分军民的冬衣问题，同时也活跃了延安和边区的经济。
历经半年多的时间，到1944年8月，社员人数就达到4800多人，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了五六十人。有了这样成功的开端，于1944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合作社还要朝着生产、供销、工艺三个方面发展。合作社下设了生产部、食品部、门市部和骡马店等部门，并在延安市新市场里有了一座2层的营业楼房，好不红火。
妇女生产合作社这种具有经济效益型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大生产”运动中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为活跃陕甘宁边区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居民生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当时，能做出这样的成绩并不那么简单容易。一是陕甘宁边区山多、地少、人稀，为了支援抗日战争，青壮年大多参军上前线。打鬼子和抵抗国民党胡宗南的进犯。二是这一地区的妇女们祖祖辈辈是不上山下地干活的。除清涧、米脂、延川一带的妇女还干些纺纱织布的活计外，其他地区如横山、志丹、延安以及安边、定边、靖边的妇女，连纺织的习惯也没有，想要把封建落后地区的妇女动员到生产战线上来，可想而知是多么的不容易。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白烈飞和她的姐妹们做到了。
1945年11月，白烈飞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会议闭幕时，并受到李富春的表扬，萧三也为她题写赠言—“年青优秀女参议员白烈飞同志”，后发表在边区政府参议会的报刊上。西北局又把白烈飞从中央党校调回甘肃陇东分区，担任甘肃庆阳市委副书记。
1948年陕甘宁边区妇代会在延安南关交际处礼堂门前合影
194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同时地方军阀中还有甘肃马步芳的军队进攻陇东分区，宁夏马鸿逵的军队进攻三边分区。这时朱敏任陕甘宁三边地委副书记兼绥宁工委书记，白烈飞任三边分区妇联副主任。
好不容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老百姓都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可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在这时挑起内战，朱敏此时又在为打仗的事日以继夜地忙碌。当时正好赶上撤离，由于敌人进攻很猛，地委决定三边分区党委机关和后勤家属一律撤出定边城，转移到山区活动。这个队伍较庞大，行李辎重也多，每家都有几口人及一头驮点简单行李和干粮的小毛驴，白烈飞拖着三个孩子费力地赶路。由于孩子们年龄太小，只能在毛驴背上放一个驼架，驼架两边挑两个筐，分别坐着老二和老三，老大则骑在另一个战士的骡子背上。好不容易熬到晚上来到落脚点，老大从骡子背上被抱下来时冻得说不成一句话。白烈飞心疼地将被子盖在老大身上暖和身子。此时敌人又开始进攻，只能马上转移。为了与敌人迂回周旋，在半年时间里走遍了吴旗县的山川沟峁。
有一次，三边分区家属和后勤队伍向东转移，来到靖边县毛家湾。白烈飞急忙把锅灶整修起来做饭。谁知饭还半生不熟之时，突然地委通讯员快马加鞭换马不换人送来急信说：“敌人来了，立即向南撤”。还说你们住的地方离敌人只有二十里。于是，大家赶紧迅速撤到南山区才脱离了危险。一路上，朱陇生、朱庆生由于急于转移吃不好，睡不好，导致口腔生疮耳朵发炎。在艰苦的条件下，白烈飞将烤好并碾压成粉末的白矾吹进两个孩子的口腔及耳朵里止疼。
1949年，西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节节胜利，收复很多城镇。同年秋，定边、安边两县收复以后，为迎接宁夏解放，三边分区组织干部学习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包括了解回族人民的语言、风土人情和习俗，以及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为接管宁夏省做好充分的准备。
九月，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胜利的消息传来，大家无不欢欣鼓舞。三边地委、专署、军分区的主要领导立即赶赴宁夏做接管工作，与十九兵团共同组成宁夏省军管会。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军管会主任，朱敏是副主任之一，朱敏此时任宁夏省委副书记，书记是潘自力。
组织上让白烈飞、惠秀珍接管银川市的毛毯厂工作。之后她们立即着手组织开展妇女工作，到市、区、街、巷以及学校联系广大群众和师生。在全面了解社会情况后， 11月成立了宁夏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省委决定由白烈飞担任主任。在她和同志们的共同辛苦努力下，于1950年9月，在银川市召开全省各族各界妇女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共有147名代表参加，选举产生了宁夏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执委会由22名成员组成，在执委会选举中又产生常委10人，由白烈飞担任省妇联主任。会议还同时选举产生了出席西北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16人。
1951年10月朱敏接潘自力任宁夏省委书记（1952年评定为行政七级）白烈飞时任宁夏省妇女联合会主任（1952年评定为行政十二级，直到八十年代初离休提升为行政十一级）。
白烈飞夫妇和藩自力夫妇合影
1953年1月，朱敏调任西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局畜牧局局长。同时，白烈飞调到最高法院西北分院，任民一庭副庭长，办理民事上诉案件，兼任西北局妇委会委员。
夫妻俩由于忙碌，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朱陇生从小营养不良，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三边吴起镇时就隔三差五生病。当时白烈飞家住在坡上的土窑洞，刘志丹的遗孀（白烈飞称她为刘嫂）住得离她家很近，她们关系相处的很好。刘嫂一旦做了好吃的饭菜经常给朱陇生端来吃。到了西安转到保育小学刚一个月，朱陇生的脖子上就起了个疙瘩（脓疱），医生检查说是对口疮。当时白烈飞刚调到西北法院当民事庭副厅长，顾不上带孩子去医院，疼的朱陇生白天晚上哭。无奈之下，白烈飞只好抽空把他带到西安的医院做了手术。由于麻药效果不好术中疼的朱陇生哭叫不止，白烈飞看着儿子疼成这样，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顺着眼眶就流了出来，这是白烈飞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流下眼泪。
1954年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以后，白烈飞和朱敏调到北京工作。白烈飞担任前门区法院代理院长，1955年5月起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党组副书记，分管民事审判工作，兼任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从1955年到1965年白烈飞负责审批了数万件民事上诉案件和少量刑事案件。
刚调到北京，三个儿子留在西安，老大朱秦生上初中住校，老二朱陇生和老三朱庆生留在西北保小由学校老师照顾着。老二、老三想爸爸妈妈时给他们写信，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在学校过的挺愉快，老师对我们很好，你们不要惦记。
朱敏、白烈飞夫妇收到信也很快回信，写道：儿子，信收到了，我们看了很高兴，想不到你们这么小就会写信了。爸妈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长大为人民做贡献。
孩子学会了写信，做母亲的很是欣慰，便用书信常与孩子交流，在信中教导孩子，读书时不要和同学攀比家庭生活，要比就比学习，比思想，比进步，比劳动；不要炫耀父母的身份，填家庭情况，你们不要填写高级干部，只填干部就行了。
1955年春天，三个孩子被接到北京分别在北京三十中和白庙胡同小学上学。
1948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妇代会部分代表合影
朱敏受曾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狱中他坚信自己一生为党为人民是忠诚的，是经得起审查和考验的，且自己的老伴是烈士子女，是久经考验的革命伴侣，不会与自己划清界限。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并对自己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旦垮了啥也说不清。
秦城监狱关了七年之久，夫妻俩的工资都停发，白烈飞和三个孩子都受到株连，当时很多人劝说让白烈飞和朱敏划清界限，否则连累的不光是她本人，还有三个孩子。可她根本不相信丈夫是走资派，是叛徒，她说解放这么多年，组织上一直信任他、重用着，他当过省委书记，当过农业部部长助理和机关党委书记，一个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的党的高级干部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我们都是老共产党员，我最理解他，所以不可能跟他划清界限。
结果没过多久，自己也被定为走资派。
白烈飞被打倒后便被集中隔离监督审查，先后被下放到北京市丰台区和平谷县进行“劳动锻炼”两年。家里没有任何音讯，也不知她去了哪里。审查过程中，她没有咬过任何人，更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和冤枉其他同志的话。她嘴硬性子更硬。首先，她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家庭出身根红苗正。其次，这些年她对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从未做过对不起组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她坚信等这阵风刮过去，组织一定会给她公正、正确的评价。
后来，家里打听到她的下落，朱陇生带着他的爱人前去探视，亲眼目睹了母亲大冬天在雪地里捡白菜，手和耳朵被冻的肿胀麻木，陇生当即摘下帽子戴在母亲头上。最心疼的还是母亲晚上睡在铺着玉米杆的废弃的墓穴下面，陇生看到母亲这种情形瞬间便泪流满面，哭着说：“妈妈，你怎住在这种地方？”
白烈飞淡定地说：“孩子别哭，这是革命斗争，谁也逃不过。你爸1928年参加革命，历经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在解放后39岁当省委书记，说明他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所以，咱要相信组织，相信你爸，他的问题会得到组织公正、正确的评价和结论的”。
在她被下放到平谷县参加所谓“劳动锻炼”期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时，群众把她当作劳改犯不敢接近；派她到农民家里吃饭也不受欢迎。随着时间推移，群众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她是遭受诬陷和迫害的好人。终于有位烈士家属直接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共同吃住一年多，建立了深厚感情。
白烈飞离休后看书
对于白烈飞来说，她最担心的还是朱敏。她一边在农村“劳动锻炼”的同时，一直想方设法打听朱敏的下落。当时许多老干部家庭情况都是这样，互相打听互相安慰。她三儿媳妇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但他关的不是监狱是政法干校。
当时一些被关押审查的老干部家属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了解家里老干部被关押在哪里，人是否还活着？白烈飞也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希望得到朱敏的消息，人是否还活着？关押在何处？能否看望？
因为当时有的老干部家属写信给中央领导后得到回复并去监狱探视了被关押的亲人。在写信一段时间后，收到了中央<朱敏专案组>的答复：说朱敏还活着，现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她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接着写第二封信，这次要求能到秦城监狱探望他。
后来经过组织批准白烈飞带着朱陇生和孙子首次到秦城监狱探视朱敏时，互相简直不敢相认。朱敏头发已经全白了，并且全身浮肿，身体非常虚弱，行走困难，同时高血压和糖尿病病情加重。
监狱探视后白烈飞让儿子再次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保外救医。1973年7月终于被批准到北京宣武医院保外就医。
1974年朱敏终于获释回家，原来住的北京站东城区四合院大部分房子让造反派抢占了，十几间屋子只留下北房两小间，这两间屋子老两口住一间，孩子住一间。尽管这样，能回家和妻儿团圆心情也好了许多，同时朱敏也在等待组织的结论。1979年朱敏的问题获得彻底解决予以平反，后任农业部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白烈飞生活一直相当节俭，购物所得外包装纸，她会把它们一张一张展平折叠好收藏起来备用，扎东西的细绳子也舍不得扔掉；大人及孩子们穿旧穿小的衣服，她都会一一清洗干净寄回老家。回想家里抄出来一个只有两千块钱的存折，大家都有点不相信，说朱敏、白烈飞两个高干每个月工资加起来400多元，只有三个孩子，怎可能只有这么点存款？
实则两人的工资除负责家里的生活开销，每月都要给老家亲戚寄100多元，以老家亲戚的生活开销。
1977年文国家和社会逐渐走向正轨，朱敏的身体也慢慢地恢复了健康，白烈飞再次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3月白烈飞重回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党组成员，主管民事审判工作，在拔乱反正中，主持审批数百件刑事方面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同时还参加审判委员会的工作。
1983年，按中央政策规定，白烈飞已过离休年龄，再加上身体原因申请离休，让中青年干部接班。组织批准离休后，她仍然坚持为政法工作和法治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白烈飞继续担任市政协委员和政法组副组长。时不时穿着法官服给中学生们讲课。讲自己是怎么参加革命的，讲学生要怎么继承革命光荣传统……学生们都围在她身边聚精会神的聆听，并亲切地称她白奶奶。
模拟法庭
因热爱公益事业，她离休后一点也不闲着。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22楼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建的遗属楼，住的都是中央、国务院已故家属。虽说整座楼有几十户人家，但久久选不出合适人来管理。白烈飞离休后，经大家推选她当了楼长。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接管后经常逐门逐户走访，听取大家的意见。卫生方面采取哪些措施，管理上注意什么，哪个家庭需要哪方面帮助她都放在心上。她带着笔记本走访，把具体情况记在笔记本上再找相关部门反映解决。
她长期做政法工作，为便于调解邻里纠纷，就给住户制定了规章制度。楼里的住户都知道她既是老红军，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她所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家都积极支持和执行。
她不但对革命后代关心，对陕北家乡人同样热情，关照她把老家亲戚的孩子带到北京帮助找工作，一来给陕北娃娃找到出路，二来所得工资寄回老家能贴补家用。
陕北很多女孩在她的帮助下，来北京找到工作，其中有的还嫁人定居在了北京。老家人隔三岔五来找她，有的是来找工作，有的是看病，有的是借钱，只要能帮到的都尽量帮。
白东凡弟弟家八个孩子，其中四个都是白烈飞把他们带到北京的。因没文化找不到好的工作，只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或学美容，或学理发，或学厨师。个别运气好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正式工作，结了婚成了家，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她最喜欢吃陕北家乡的饭菜，逢年过节总是把在京亲友都叫来热闹热闹。陕北老家人带的红枣、小米、碗托凉粉之类的，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北京亲友，
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不但培养出了三个优秀的儿子，朱秦生和朱陇生的孩子也都是她一手带大的。2006年，因白血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5岁。
白烈飞在遗稿中写道：回顾我参加革命后走过的路，真切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我。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救了我，教育我，把我这个烈士的女儿领上革命道路。我继承父亲的遗志，为革命做了点具体工作。对此，我感到无限欣慰，也为中国在半个多世纪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自豪。我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必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北京模拟法庭
作者白小兰与朱庆生夫妇合影白小兰在朱陇生家里进行采访
白小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签约作家。先后在各大杂志、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百万字；并多次荣获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凋谢的山丹丹》；长篇小说《走下黄土高坡的女人》；纪实文学《扶贫路上的领头雁》。长篇小说《双水村》入选2023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资助项目。
“东坡杯”清明征文大赛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2025年清明即将到来之际，《三苏文学》特举办“东坡杯”清明征文大赛，征集清明思念逝去亲人、缅怀先烈等作品。
1、征稿时间：2025年2月6日至2025日4月6日。
2、作品应为思念已逝亲人、缅怀先烈以及踏青春游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等原创作品。
3、作品抬头应注明“东坡杯征文大赛”。参赛作品投《三苏文学》主编微信／ZWB612462。
4、参赛期间作品所有赞赏全部作为大赛运营费用及奖金。
5、参赛作品在《都市头条》三苏文学专栏上刊发，同时在《金榜头条》三苏文学专栏、《三苏文学》微信公众号上选发。
6、作品在都市头条浏览量达4万才能入围。
6、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各一名，赠送《三苏文学》会员资格一年，分别奖励精美荣誉证书各一本。优秀奖5名，赠送《三苏文学》会员资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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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苏文学招募会员，壮大三苏文学社，会员可以升入管理层，投稿可优先编发。有意可联系主编微信／ZWB612462。
三苏文学社
2025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