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徐民和先生

朱海燕

1986年4月初，我持着苏铁师孟守介和鲁启华老师的推荐信，走进新华社《瞭望》编辑部，投奔到我的实习指导老师徐民和座下，成为先生的一名记者学生。

孟、鲁两位老师与民和师是1959年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五年同窗，情谊深厚。1964年毕业，民和师报考研究生，成绩甚好，不知为什么不招了，他被分到新华社，在国内部资料室做了资料员。后来成为享誉国内的名记者。民和师说：“好在没读研究生，不久，文革开始了，读研究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新闻班毕业实习，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安排，全部到《人民铁道》报社。但是，唯我独外，孟守介老师是教务处长，不让我回《人民铁道》报，他说，你回自己的单位学不到东西。他把我推荐给徐民和先生。孟师说：“民和具有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和深厚的专业背景，能够对你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帮助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使你更快地掌握新闻的采写技能，提高新闻素养和实践能力。”

《瞭望》是新中国新时期最早的最高层政治公开化的窗口，是世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动向的“风向标”。1981年初，根据穆青同志的提议而创办的。民和师语我：“当年3月25日，当穆青把创办《瞭望》与开辟“中南海纪事”栏目的报告送至中央高层时，3月26日，小平同志批示“可以”。《瞭望》这一名字是民和师所取，意为“瞭亮者的瞭望台”之意。我想，当年为这一刊物取名，新华社领导与一群新闻精英们，肯定思虑甚久，提出了若干个名字，最后民和师所提出的《瞭望》这个刊名，得到大家的认可。《瞭望》传递来自中国高层的第一手独家新闻，深度解读中央决策、前瞻改革动向。站高望远，高端权威，是《瞭望》创刊的初始的气质与底色。

《瞭望》编辑部在新华社灰色主楼的西北角，是一座绿色的楼房。编辑部云集一大批灿若星群的名记者，其中有李耐因、陈大斌、刘野、王焕斗、徐民和、陆佛为、顾迈南、朱敏之等。年轻记者有程青、赵忆宁、林晨、李永增、李勤等。到《瞭望》、到民和师身边实习，是我人生之幸！事业之幸！

报到当天，民和师与我作了一次长谈。

他问我喜欢谁的新闻作品？我说：“人物通讯我喜欢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和您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消息，我喜欢阎吾、郭玲春和新华社上海分社吴复民的。”

民和师说：“很好，这几位都是高手，也都是新华社的。穆青同志与阎吾同志就在隔壁楼上，郭玲春的家在《瞭望》编辑部西侧的这座高楼上，除上海的吴复民远一些，其他同志都在这个院里，有机会，你会见到他们的。”

民和师说：“记者的第一职能是纪录历史，但历史涵盖了许多事物，包含方方面面的知识。任何一个记者，在课堂里学的知识，都不能适应面对的历史，不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生活。记者是不变的，面对的事物是变化的，所以，要以不变应万变，就需要不断地学习。”

他说：我不能为你直接移植新闻写作的才能，我只能告诉你培养新闻写作才能的方法和途径。走上这条路，需要学习读书，去培养一种“牵引知识的能力”。记者不是专家、学者，若是专家、学者，他就去做专家、学者，而不去做记者了。但是，为什么有些记者写专家、学者的文章，看上去很专业、很内行呢？就是因为他有“牵引知识的能力”，会“现炒现卖”。如徐迟的《哥达巴赫猜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一个记者拥有“牵引知识的能力”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去感悟、去摸索、去尝试、去练习、去掌握，把课堂上学到的兵法转化为自己的专业才能。这种转化过程，有些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能感觉到，但语言又不能准确地表述它。但有三个方法你必须牢记。第一，必须阅读。阅读书籍及经典新闻作品；阅读有影响媒体的新闻报道，看它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阅读受众，看什么样的新闻能引起他们的关注。第二，必须思考。思考有影响的作品引起反响的原因，思考其取材的标准、主题设定的原则、结构的奥妙与表现技巧。好好琢磨，如果你去写同样的事件，你会怎么写？有没有超越这些作品的路径？第三，必须写作，不管你采访下多大功夫，事迹多么感人，最后只有写出来，才能完成它的新闻作品形态。成功与否，要看笔下功夫。无论写人、写事还是写思想，都要力求写得准确、简洁、生动，写得引人入胜。要选择好角度、组织好结构，还要注意语言的方式。但是，要记住写作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是一个苦差事，你必须准备吃苦。

民和师的这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尤其是“牵引知识的能力”这句话，使我受用一辈子。后来我做了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每次开记者会，我都把民和师的这一新闻观念传达给他们，要求他们要做“火车头”，后面牵引着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民和师身为主编，十分繁忙，每日要接收来自全国各分社与世界各分社的大量稿件，有许多来稿，他要亲自修改。有时，我听他打电话，询问对某领导、某经济学家、某科学家的采访怎么样了？采访中要注意什么，表达什么观点，他都会在电话里一一交待的十分清楚。

他在那边打电话，这边我心里思忖，如果这些人物与事件交给我去采访，会是什么结果？肯定采访会失败的，因为自己的学识无法应对这些经济界和科学界的大佬们。

不忙时，民和师会把椅子移到我对面说：“这几天太忙了，没顾上你，现在抽点闲空，咱们交流交流。”他真是用心在指导我，真的把我当成了学生，真的在手把手地教我。”

我说：“老师您能不能讲一讲您发表第一篇新闻稿的情况？”

他说：我当记者是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见了几个到中南海上访的红卫兵，发出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事发生时没有记者在场，消息是红卫兵小报传出来的。因此，中央文革小组就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上访的报喜的群众。新华社国内部派我们一批年轻人作为记者，轮流值班，看有什么新闻可以发出来。大约是那年的8月9日，我在那里采写了第一篇新闻：毛主席给新生的《中国妇女》杂志题写刊名。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的这篇新闻。总社国内部看我是块当记者的料，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我即作为记者参与报道了。

我说：1972年8月间，《安徽日报》发表《白衣红心李月华》时，我在上中学，这篇文章读的我热泪盈眶，文章的主要执笔人施培毅是《安徽日报》的副总编，后来做了我家乡阜阳地委的宣传部长，与我相识。同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我感觉比前一篇更好，听说第二稿的执笔人是您，您能否讲一讲这篇通讯诞生的背景。

民和师陷入沉思，仿佛又回到当年。思索片刻后，他说：当时《安徽日报》发表李月华这篇通讯后，随后，又发了几个版的李月华的小故事，十分感人。新华社认为这是个好典型，指派安徽分社作报道。国内部指派我和报道卫生工作的杨惠民同志负责此稿的编辑工作。

9月安徽分社记者田文喜同原通讯的主要执笔人、《安徽日报》副总编施培毅，政文组负责人王畅平，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褚水敖、宿县地区报道组俞乃蕴、泗县报道组郝胜利等来到总社。来之前，他们一行又去泗县采访了一段时间。他们一到北京，总社政文组的负责人加上我，即与他们一起开会讨论改稿的主题结构、角度。他们先后改了两稿，领导不甚满意。国内部领导决定由我执笔，作进一步修改。我改完后，又交给穆青与冯健同志，他们边读边议，再进行修改，最后写出《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民和师说：由前到后，说明新闻需要发现。《安徽日报》的通讯是一重发现，新华社补充改写后向全国的报道，是又一重发现。这两重发现都需要一双慧眼，一种文字功夫，才能发现李月华精神的可敬可佩，并将这种精神形诸可读可感的文章。从而生发出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第一重发现相对来说更为难得，没有它，新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没有第二重发现，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因为这一重发现，是由生活原生态发展到了新闻的观念态。

民和师问我：“关于李月华的这两篇通讯你都读了，你认为《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篇通讯好在哪里？”

这是老师现场对我的考问。

我回答：第一细节描写生动真实。通讯对李月华产后第五天深夜抢救蒋大娘的外孙的细节描写，展现了她在恶劣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如李月华深夜来探望蒋大娘，雪花还在飘着，她前来的两行脚印还没有被雪覆盖。这一细节生动地表现了她的敬业精神。雪花没覆盖她之前的脚印，说明时间不长，她已经来看蒋大娘两次了。半尺厚的雪，唯有李月华的脚印清晰可见，说明天气之恶劣，只有李月华的足迹踏过这片雪原，而无他人。

第二是人物形象丰满。李月华不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还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病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她用奶水喂养邻居家的孩子，使得她的形象更加丰满感人。

第三是社会影响深远。197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通讯后，李月华事迹传遍全国，激发了全国人民向她学习的热情，至今她的名字和事迹仍然令人难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和师对我的回答基本满意。

接着，我向老师问另一个问题。自文革开始后，所有媒体的文章均不署名，您的那篇《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访作家姚雪垠》通讯，落下新华社记者徐民和的名字。由此开始，恢复了文章署名。这背后有什么背景？

他说：当时总社考虑要恢复记者署名，但要逐步实行，选择较好的作品开始，不是我想署名就署名的。我写的访姚雪垠一稿，国内部总编在发出时，值班的一位主任认为写得好，就加上署名了，赶巧了成为新华社恢复记者署名的第一篇。

我注意到，在新华社成立50周年时，新华社编了一部题为“50周年100篇名作”一书，将民和师执笔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与《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访作家姚雪垠》同时选入。实属难得。

《瞭望》编辑部办公室拥挤，中午大家无法休息，几位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东拉西扯、天南地北的聊天，有常青、赵忆宁、李勤与我等人。这时，民和师坐着椅子上微笑着听我们瞎聊，时而插一句，但谈话的主体人不是他，而是我们。一位小关姑娘，问我有没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说：“有啊！”我问她谁读？她说：她哥哥想读。我说：“你哥哥干什么工作？”她说：“是工人。”我说：“工人怎么读这本书啊？”

民和师听我这么问笑了起来。上班后，他对我说：“小关可是书香门第啊，家里的藏书肯定要比你多。她爸是大学者，是哲学家。”我问：“是谁？”他说：“关锋，你知道吧？是小关的爸爸。”我说：“怪我有眼无珠啊！”

民和师反而笑得十分开心。

实习一段时间后，民和师对我说：“你要写篇文章，在《瞭望》上发表，对你这段实习也算作一个交待。《瞭望》发稿不像报纸，发一事一报，表扬好人好事。《瞭望》的稿子讲究宏观性，对全局有指导性，我考虑了一下，铁道部最近搞“铁路大包干”，据此，你写一篇具有时政特点的深度报道。

根据民和师的意见，我到铁道部有关司局采访了十多天。稿子写完好，交给民和师，他看了两遍，说稿子写的不深不透，没把问题说清楚。有许多话，都是铁路语言，社会读者不理解，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

民和师教导我，一定学会“翻译”，把铁路语言、政策表述翻译成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群众语言才是群众爱听爱读的新闻语言。

民和师还说：“铁路大包干是铁道部部长丁关根提出的。丁部长是什么观点？他为什么提倡搞大包干？依据是什么？前瞻性的效益如何？都没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要求我重新采访，最好直接采访丁关根部长。

为了给我提供采访的方便，民和师以《瞭望》编辑部的名义，致信铁道部办公厅，恳请丁关根部长接受《瞭望》的采访。铁道部办公厅向丁关根部长汇报后，答应采访时间安排在第二天的下午。

第二天下午，我在丁关根部长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专访。使我对铁路大包干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几天后我写出第二稿。民和师看后，肯定了第二稿。但他对有些段落仍不满意。他对我说：“这一段应该这么写，你看。”他一边嘴里说着，一边在稿子上写着。落在纸上的文字，全部是他嘴中吐出的话语。我打心里佩服老师，什么是群众语言？他说的就是！什么是笔下功夫，从心是喷出的话语就是！没有千锤百炼的真功夫，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这篇题为《中国铁路业的大胆改革》的时政报道，很快在《瞭望》海外版头条刊发了。第二天，我刚踏进民和师的办公室，他微笑地对我说：“海燕，祝贺你！老头子打电话来了，表扬了你的这篇稿子，他说写得好！”民和师所说的“老头子”，就是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我真是不敢想啊，一个没有出道的实习记者的稿子，居然受到穆青同志的表扬。如果没有民和师的亲自指导与修改，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月底，新华社全社评比时，我的那篇文章评为新华社二等好稿。

一天，中国经济学界在首钢开一个经济论坛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人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冠“总干事”衔，由于时隔近40年，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讲起经济学，弄得我一头雾水，根本听不懂。我向他提问，他不客气地说我是外行。好在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回到《瞭望》编辑部，我向民和师汇报了这件事：“我说抓瞎了，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民和师问我这位总干事叫什么，我告诉了他。民和师说：“他的经济学观点受凯恩斯观点的影响。这样，你到图书室把萨缪尔斯的《经济学》借出来，再把熊彼德的《经济周期》这本书借出来，好好啃一个星期，再去采访这位总干事。我按民和师所说的照办了。一星期后，当我再次采访这位经济学家时，他送我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矣。”

在民和师的教诲下，我知道了什么是讲故事的新闻，什么是提供信息的新闻，什么是进行对话的新闻，什么是指导大局的时政性新闻。民和师使我明白了，作为记者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就是用书面语言的力量使你听到、感觉到——首当其冲的，是要使你看到。这就是我的全部目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果我成功，你应该在我的文字中找到我的脚印，找到恩师的心血与汗水。

毕业实习结束时，民和师送我几句话：“一切刚刚开始，经历是最大的财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去拥抱经历；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以此穿越时代的经纬……

槛外人 20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