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西汉学者刘向，读到后世的《列女传》，他受到的惊吓可能跟艾公子看《午夜凶铃》时差不多，以为自己在看恐怖小说，还是从没见过的全新版本。

这些《列女传》的故事到底有多野？

《新唐书·列女传》记载，宰相房玄龄有一次病重，担心自己命不久矣，对妻子卢氏说，老婆，你不要为我守寡，好好伺候未来的丈夫。卢氏一听大哭，进入帐中，挖下一只眼珠，鲜血淋漓地跑出来，向房玄龄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另嫁他人。

后来，房玄龄病好了，夫妻二人感情和睦，相敬如宾。

《宋史·列女传》有这么一个故事，开封女子朱氏，一个首都户口的姑娘，嫁给了一个整天饮酒赌博的市井无赖。家中贫穷，朱氏只能卖巾贩履，独自供养丈夫，可这哥们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后犯了法被流放武昌。

朱氏的父母要让女儿改嫁，朱氏宁死不从，在丈夫临行前上吊而死，一时为人称道。

《明史·列女传》有一个汪烈妇，丈夫死后她想要殉夫，家人都防范她自杀，后来她听说茉莉花有毒可以杀人（史书这么写的），就让人每天送茉莉花到她房里。等到一个月后的半夜，她饮下毒药自尽，死时年仅23岁。

还有一个张氏，死了丈夫要自缢，被家人救下来，她又拿起斧头砍自己左臂，还是被家人救下。冬天到了，天寒地冻，张氏见家人开始松懈，跑去河里，撞开冰层，投水而死。

这些自残的女子，无非是为了追求两个字——贞节。

有学者认为，这类正史中的所谓《列女传》都是“以节烈为标准，从贞烈着眼，从守节载笔，著录的贞节烈妇，其名为列女传，实为烈女传”。

西汉的刘向，当然不可能知道后世这些《列女传》取材这么暴力，这么扭曲人性。

若是刘向知道了，也许还要破口大骂（此处省略100句脏话），然后说一句，你们这玩意儿，也叫《列女传》？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古代史书中的女性，受到封建礼教和贞节观念的束缚，地位低下，绝大部分女子在历史叙事中毫无存在感。

不仅是在东方，西方也是如此，有人就以“History”（历史）一词调侃道，历史是“男人的故事”（His story）。不过，这句话明显带有讽刺的意味，在西方，“历史”一词源自古希腊语，亦是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同名著作——“Historia”，原义为“调查、探究”，这个锅男人不背。

说回咱大中华。事实上，中国古代女子因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而被正史忽视，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起初并非如此。

受先秦遗风影响，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收录了不少杰出女性的事迹，她们并没有受到儒家纲常伦理的约束。

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后，辅佐丈夫定天下，以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司马迁在《史记》中不忘称赞她是一位优秀的女政治家，并单独成一卷“本纪”，其中写道：“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秦末以来民不聊生的局面，在吕后执政时期成为历史。

《史记》中写了汉文帝时期，民间少女淳于缇萦上书救父，请求废除肉刑，之前他老爸还后悔自己家里没有男孩；写了蜀中巨富的千金卓文君刚守寡不久，被大才子司马相如所奏琴曲打动，不顾世俗眼光与他私奔；写了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先嫁给普通农户金王孙，生有一女，之后才进宫，被太子刘启（汉景帝）看上。

司马迁在记载这些女性的生平时，从来不以贞节为重，甚至毫不避讳皇室秘闻，哪怕是太后改嫁之事也照写不误。

到了西汉末年，有一位学者为女子立传，写出了我国史籍中最早专门记述妇女事迹的著作，那便是——刘向的《列女传》。

刘向虽是一位儒家经学家，但他写《列女传》的目的是弘扬正能量，更多是教化意义，而不是为了压迫女性，这与当时赵飞燕姐妹得汉成帝宠爱有关。

赵飞燕与唐代的杨贵妃齐名，与其并称为“环肥燕瘦”，但这位绝代艳后名声极差，得宠后彻底放飞自我，祸乱后宫。刘向看不下去了，特意写这本书来教育她，介绍一下历史上有哪些杰出女性。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评价道：“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也，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

隋唐以后的史学家愣是把《列女传》写成了《烈女传》，将贞节作为第一标准，这是有违刘向初衷的。

▲晋 · 顾恺之《列女传图》。 

西汉刘向《列女传》分成七篇：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共记叙了一百余名妇女。

这七类女子各有千秋，她们或是德才兼备的才女，或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或是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甚至可能是“淫妒荧惑、背节弃义”的蛇蝎女子。

但无论美丑、好坏，只要她们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就应该被后世史书收录。尽管刘向受儒家思想桎梏，也不反对贞顺、节义之类的封建礼教，可在他看来，母仪、贤明、仁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标准，他要写的是“列女”，而非“烈女”。

这部《列女传》1.0版本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母仪”篇中的孟母，独自抚养儿子孟轲（即孟子）长大。

小孟轲调皮捣蛋，随母亲住在别人家的坟墓附近时，就和小伙伴们学着扮演丧葬过程，可让他妈愁坏了。孟母为了教育孩子，带他搬到市场附近居住，小孟轲又学着商人做买卖，染上了市侩之气。最后，孟母只好把家搬到了书院旁边，这下孟轲终于静下心来，跟着书生们学习经书礼仪。

孟母如释重负，说：“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典故，人们从中读出的是孟母的贤德，也没见人拿孟母的贞节编故事。

另外，在“贤明”篇中，周宣王的妻子姜后听说宣王因贪恋她的美色误了上朝，于是向天子请罪，激励周宣王勤于政事，成就中兴之名。

“辩通”篇中，齐国即墨的孤逐女相貌丑陋，之所以叫“孤逐女”，是因貌丑被“三逐于乡，五逐于里”，没人肯收留。生活中处处碰壁的她事业心却很重，敢上书齐襄王，告诫他该如何选择宰相，得到召见后与齐王一连谈了几日国事。齐王不是外貌协会，发现她是个人才，顺便给她安排相亲。

刘向的《列女传》包罗万象，正应了《红楼梦》中那句“女人是水做的”，他笔下的女子似水般柔情多变，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而不像后来的《列女传》通篇都是一个“死”字。

在刘向《列女传》之后，南朝宋的范晔在编《后汉书》时首次将皇室之外的女性单篇设传。自此开始，二十四史加上一部《清史稿》，正史中设《列女传》的共有十三史。

《后汉书·列女传》还没有变味儿，范晔依旧坚持刘向的多元化标准，只要是有故事的女同学，都有机会入选。

范晔对女子的贞节也不在意，他说：“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怀着一种对美的追求，而不是变态地强调贞操，所选录的女子大多才华横溢、德行出众。

《后汉书》列女中比较传奇的有蔡琰（即蔡文姬）。

蔡文姬一生三嫁，如果以隋唐以后《列女传》盲目推崇贞节的标准来看，是不可能入选的，范晔却看中她“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的才华。

这位才女的人生十分不幸。蔡文姬早年有一段婚姻，嫁给了河东世家出身的卫仲道，后来因丈夫早逝，不得已回家守寡。东汉末年，蔡文姬的父亲大儒蔡邕被卷入了董卓之乱，下狱处死，随着天下大乱，她又在战火之中被匈奴左贤王掳走。

在匈奴部落时期，蔡文姬为匈奴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十二年间孤苦无依，唯有塞外胡笳相伴。直到曹操统一北方后，想起与蔡邕当年的交情，才派人到匈奴那儿把蔡文姬赎回来，并安排她改嫁给董祀。

范晔是蔡文姬的小迷弟，在讲述一代才女的悲情人生后，连连打call：“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堪称追星正确姿势。

到隋唐时期，史学家却对蔡文姬展开了批判，《列女传》也开始了向“烈女传”的第一次转变。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是一个大咖，熟悉史学史的朋友一定听说过他的著作《史通》。

但刘知几是个直男癌，特别瞧不起《后汉书》中的《列女传》，他说：“蔚宗（范晔字）汉书，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在刘知几眼中，蔡文姬这样的三嫁之妇不守妇道，不应该列入正史。相反，另一位东汉女诗人徐淑，就算才华不及蔡琰，也应该排在她前头，至少人家坚守贞节。

徐淑也有诗文传世，但刘知几点赞的，主要是徐淑在丈夫去世，家人逼她改嫁之时，“毁形不嫁，哀恸伤生”，用毁容与悲痛捍卫了贞节。

在刘知几这类卫道士看来，“列女传”应该是“烈女传”，要用来表彰这些遵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

可怕的是，这种思想，渐渐成为了唐代官修史书的主流。

在唐朝编纂的《晋书》、《隋书》中，《列女传》贞节孝义的人数明显增加，远超其他类型的女性，其所占比重过半，杀身殉夫的惨烈程度，也是刘向、范晔的《列女传》中未曾有过的。

《晋书》有这么一个故事。前凉的张天锡有两个美貌小妾，张天锡对她们宠爱有加。后来张天锡得了重病，问了她们一句：“何以报我？”

两个小妾平时受宠，都愿意自杀殉夫，承诺：“尊若不讳，妾请效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之后自刎而死。她们自杀后，张天锡的病却好了，只好用妇人之礼节将她们安葬。

《晋书》记录为了守身而自杀、自残的人物明显增多，又再三强调贞节，但也没有忘记那些有才华的女子。辛宪英、谢道韫等千古闻名的才女，在《晋书》中仍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隋书·列女传》中，贞节和孝义成了不可或缺的标准，才学类的女子渐渐淡出视野，甚至只字不提。编纂者不仅要强调男尊女卑，还要灌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加强对女性的精神控制。

因此，后世史学家说：“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

从此，正史写《列女传》，怎么惨怎么来，就突出一个“烈”字。

唐律还将礼教中的“既嫁从夫”变为强制规定：如果丈夫瞒着妻子逃亡，不加处罚，而且不到一定年限（一般为三年），妻子不能离婚改嫁。相反，妻子要严格遵守纲常礼教，如果背叛丈夫，除加以处罚外，令听其夫安排，任人休弃，完全沦为男子的附庸。

要知道，唐朝可是诞生了武则天的时代，但这显然不是宋朝史官要划的重点。

▲武则天画像。
 

新旧《唐书》，分别编纂于五代与北宋，其《列女传》继承了前代压抑女性的思想。

《旧唐书》比较厚道，只说乱世中世道变坏了，撰写《列女传》是为了扭转不正之风：“末代风靡，贞行寂寥，聊播椒兰，以贻闺壶。”

《新唐书》的编纂者欧阳修、宋祁却上升到了巩固纲常伦理的层面，声称要恢复“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正确秩序。他们在序言中道出，列女入选的标准除了贞节，就是孝、义、慈。书中女子守护贞节的“烈性”进一步上升，令人发指。

《唐书》列女除了前文提及的房玄龄妻“剔一目”的故事，还有郑廉妻李氏。

李氏嫁给郑廉为妻不到一年就守寡，从此常年穿布衣、吃素食，却经常梦到有男子向她求婚。李氏以为是自己容貌未衰，太靓女了，于是整日以秽物污面，不再梳洗打扮，据说从此再也没有梦见其他男人。

《新唐书·列女传》中的孝女也大多歇斯底里。

瀛洲女子李妙法，在安史之乱中与父母分离，后来听闻父亲去世，欲回家吊唁。她当时已嫁人，还有一个儿子，因此受到阻拦，于是割下一个乳房表明决心。回家乡后，李妙法父亲已经入土，她又以刀刺心，表示一定要见父亲遗容，宗族人只好打开坟墓，开棺后，她用自己的舌头和头发清理父亲尸体表面的尘土。

这位孝女最终在父母坟前搭建小屋，种植松柏，守护终老。

道学的兴盛，为这一时期《列女传》的贞烈标准提供了思想支撑，封建卫道士们以“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理论对民众进行洗脑。

到了元代，《宋史》编纂者也以遵守三纲五常的女性为标准，《列女传》中以死守贞的人物不胜枚举，不仅朝廷对她们进行嘉奖，建祠堂、写碑文、立牌坊，普通民众也自发地对贞节妇女的反人类行为表示崇拜。

至此，正史中的列女几乎演变成了“烈女”。

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是文学才华，还是人生际遇都与蔡文姬相似的李清照未能入选《列女传》，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李清照晚景凄凉，经历过国家动荡、漂泊异乡之后，她身边几乎没有亲人。当她看到一个孙姓朋友家有个聪明伶俐的10岁女儿，就对女孩说：“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

小女孩却脱口而出：“才藻非女子事也。”一句话，童言无忌，却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满腹才华，拥有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人格，但这样的她，在那个时代却显得格格不入，最正常的她，反而成了异类。

从列女入传的标准来看，“自杀殉夫”、“誓死不二嫁”、“守节尽孝道”等几类贞烈妇女是《明史》的最爱，其他类型的妇女在《明史》中已几乎绝迹。

明清的贞节观念已然“登峰造极”，认为“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女性一旦在贞节方面出了问题，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备受这一歧视性道德准则的摧残。

《明史·列女传》共收录列女260余人，其中烈女的人数，超过了前代《列女传》的总和，结局称得上美满的女子，用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

这可一点儿都不冤，并非清朝有意黑明朝。据历史学家董家遵统计，明代被官方登记在册的守节人数达到27141人，是先秦到元代总和的45倍，明代女子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那个时代太疯狂。

《明史·列女传》中，列女为了守贞保节，有些手段让人不寒而栗，时人却以此为荣。

陈襄妻倪氏，年纪轻轻守寡，家里一贫如洗，她做女红奉养婆婆。听到别人要给她说媒，倪氏用煮沸的汤淋到自己脸上，直至左眼爆出，又用煤灰涂在脸上，吓得媒人撒腿就跑。倪氏照顾丈夫一家长达二十年，等到婆婆七十多岁去世时，她哀恸不已，绝食而死。

另一个烈女，何璇妻李氏，也是年轻貌美守寡。其父逼其改嫁，李氏用簪子刺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没，复拔出，血溅如注”，脑补一下画面很恐怖的。等到大夫赶到时，她已经一命呜呼。

《明史·列女传》的另一个倾向是未婚守节少女的人数激增。

有一个“项贞女”，幼时许配给了吴江一户姓周的人家，人未嫁，周郎却挂了。项氏竟然一心殉夫，她等到家里人熟睡，用素丝束发，再将衣物捆绑成结，之后悬梁自尽，并留下遗书：“上告父母，儿不得奉一日驭，今为周郎死矣。”

由于受到封建礼教戕害，项氏甘愿为素未谋面的周郎而死，也是为了所谓的“贞节”，这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翻开史书，是鲁迅先生说的，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是两个字——“吃人”。烈女视死如归，在如今看来，只能让人同情。
 

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参考文献：

[汉] 刘向：《列女传》，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邓小南等：《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髙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2011年

石方：《中国性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章义和：《贞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张涛：《被肯定的否定———从<清史稿·列女传>中的妇女自杀现象看清代妇女境遇》，《清史研究》2001年03期

郭阿男：《论正史列女入传标准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陈娟：《二十四史列女传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