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友明 诵读：杨建松
题记：我已奔七了，回首人生过往 ，心生无限感激，所遇见的美好的人和事，一直美好着我的心灵。记录、讲述这些美好 ，在于表达我的感恩和感激 ，更在于分享和传递美好 ，好让美好成为我们人生的记忆 ，好让美好来主导我们的生活，增添我们生命的诗意。
【遇见美好】之《读书记》（续）
与朋友们相聚，经常是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海聊。朋友们都夸赞我，说我记忆力好，还好奇的问我：你是怎样读书的。我认为我的“记忆力”，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按兴趣，认真的读书，不知不觉中，就记住了而已。往往是话题所至，触发、激活了我的记忆仓库，就自然的侃出来。
在我的随笔《读书记》一文中，记述了我读书的经历和感恩的人。非常的幸运，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我读到了那么多的经典好书。总的来说，我读书的目的性不强，主要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随着兴趣来阅读的。再一个原因，就是我一辈子在文化部门工作，专业就是文化，也无须读技术类的所谓专业性书籍；不像在其它单位，读与工作无关的书，是会被批评为“不务正业”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读的书，无外乎文史哲三大类。读书机缘、兴趣爱好和工作专业，应该说是对上了口的。
“文革”结束后，大量的经典书籍都重新出版，全国各地的杂志，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当时一个人，无任何负担，微薄的工资，除了吃饭就是买书和订杂志。记得当时我订杂志最多时，竟然多达十几种。单位的同事，也都喜欢看杂志，往往是杂志一到，就被他们拿去看去了。等我下乡回来，总是到处询问我的杂志的下落，有时传看的人多了，还会造成杂志的丢失。为解除这种困扰，我把订单，交给诗人熊明泽的夫人——李凤兰大姐。因她在邮局工作，就只好麻烦她了。每月的某天晚饭后，我都到她家去取。每当此时，豪气的熊诗人就倒上两碗酒，央他老母亲，为我们炒点蚕豆或花生之类来佐酒。熊诗人谈兴很高，我们边喝边聊，往往尽兴而归。李大姐为人宽厚，毫无怨言的帮我收了好几年的杂志，现在想来，我仍然心存感激。
回想订杂志，我订得最久的，就是《随笔》。一直订到邮局改制为止，之后我还向《随笔》编辑部，邮购过年度合订本，以及出版的精品选集。我很长时间，都醉心于《随笔》里冲淡的文笔。因它既符合古人所倡导的“绚烂至极的平淡”的境界，又符合古人为文的“如行云流水，所行之所当行，所止之不得不止”的自然流畅的文风，这自然影响了我写作的文笔。
爱读书，自然就喜欢买书。武昌县(今江夏区)的书店，自然是经常逛，还到市内书店去买。我经常去的，武昌区这边有中南路和司门口新华书店，汉口那边的有江汉路和武胜路新华书店，还有四季美旁边的古籍书店等。武胜路书店旁，有一条集邮和换书的街市，我曾在那里折价买到过心仪已久的好书。在武汉古籍书店，花了100元钱(相当于我当时两个多月的工资），我买了一部《曹雪芹家谱》影印本，珍藏至今。
我研读后发现，这部家谱是曹雪芹三伯家的。记录曹雪芹家时，只是在他父亲曹顒名下，留下 了一格空白。现在的红学研究者说，这空白就是曹雪芹。因当时的人认为，写小说是不入流的，是丢人的事，故而在家谱中，耻于记录。没想到的是，曹家的家谱，却因这个“空白”价值倍增而流传于世，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事。
到武汉买书，偶尔会遇见名人，这也是件高兴的事。我在中南路新华书店，曾多次遇见过徐迟先生。我微笑着望着他，他高兴的点着头，也回以微笑。
因我们武昌县(后为江夏区)，曾请他到纸坊讲学，还为我们县文化馆的文学刊物《江夏文艺》，题了刊名。正好当时我负责编辑此刊，算是与先生有了点缘分。徐迟当时年岁已高，行走不太利索，有专门的人照 顾，帮他拿着书。我发现当时他最爱在外文书籍专柜，买外文原版书，可见徐迟先生外文水平之高之深。
买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读书。年青时，我单身一人，文化馆的工作，也较自由，读书占了我大部分时间，也是我记忆中最惬意的美好时光。记得当时我经常看入了迷，误了食堂的开饭时间，真有废寝忘餐的意思。我往往睡着或靠在床上看，从床上滚到沙发上看，热天还铺上凉席，在地上躺着看，随心所欲，没有好的读书样子。上厕所或是下乡等公交车，都会拿着书看。由于编辑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曾把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伯荣先生的名著：《容易读错和容易写错的字》，花了很多零碎的时间，反复背诵和记忆，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
我读错或写错的字相对较少，这部书，真使我受益一生。我认为读书不应该装样子，买了书，就应该好好的阅读。我很少到图书馆借书看，虽偶尔也会与朋友交换书看，总觉得自己买的书，捧在手心里看踏实些。我买的书，80%以上都读过。当然，大多数是泛读，精读的书，估计也有30%左右吧，反复常看的所谓“枕边书”，自然更少。
读书人爱书，往往也会留下毛病。一个毛病就是不愿借书给别人，把书当宝贝。实在拗不过，借出去的书，老惦记着，弄得自己心神不宁。特别是借出去的书，被朋友弄丢了，那更是惋惜和心疼。有几本好书，借出去被朋友弄丢了，有的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偶尔还会怀念起那些书来，即使是后来买到了同样的书，最初买的版本，仍然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第二个毛病，就是什么书都舍不得扔，弄得家里到处是书，显得很杂乱。加上看完没及时收捡，免不了惹得家人数落。我前后搬过几次家，每次都要处理一些过时的报刊杂志和书，每次都和家人产生分歧。哪些书留下，哪些书舍弃，真是件痛苦的事。每次都弄得人失魂落魄、身心疲惫，好些天都缓不过神来。
读书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拥有自己独立的书房。我原来在江夏一中的家里，就有这样一间。那真是在书海中遨游，安顿灵魂的好地方。大量的书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习惯，大致分门别类，放在书柜里，取读与查找都极为方便。书桌上配上电脑，在柔和的台灯下，独自研读自己爱读的书，那是何等惬意啊！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我还曾直接把床，搬到了书房里，台灯也直接放在了枕边。在那些年里，我集中读了许多好书。印象深刻的，是我花了两年多时间，通读了八卷本的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
里面的原文、译文和注释，加起来文字量有近五百万字。《史记》不仅让我领略了秦汉雄风，更让我了解了中国古代历史和先秦典籍。作为中国人，真有一种知道了“我从哪里来”的豁然开朗和满足感。也让我对前四史的另外三史——《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
由于我读书全凭兴趣爱好，没有目的性。几十年下来，就有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以所谓“伤痕文学”引领，许多青年人，燃起了文学梦，我自然受潮流裹挟，成了大潮中的一员，主要读的是文学、戏剧类书籍。大学毕业后，因受马列文论的影响，尤其是文学形象，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影响，我直接通过读历史书籍，来了解文学人物形象形成的历史背景，即所谓“典型环境”，就自然转向了历史类书籍，一直到了现在。转向读历史书籍，实际上是我读文学书籍的延续。近些年，我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也发生了转变。阅读是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相结合，逐渐转向以电子阅读为主了。电子阅读已是时代潮流，它的好处是方便携带、容易查找、内存量巨大。而写作，也完全转向于电子写作了，既容易修改，又容易发送，还节约纸张。即使是有人继续用纸质来写作，编辑也会把它电子扫描成电子版的。
读书的确是件美好的事。由于自己爱好读书，又参加过一些鼓励读书的活动，总是想更多的人，能爱上读书。退休时，我曾计划买些书架回，将我当时在一中的家的客厅，改造成开放的读书室，周末了，就免费开放，给爱读书的孩子们看，大人们来借去看，也欢迎。后来我搬家了，这个计划没能实施。搬新家时，我只带走了几百本常读的书和工具书。大量的书，仍然留在一中的家里。后来有陪读的人来租房，我把书柜打开，对他们说：我的书可以随便拿着看，如果喜欢，认为有价值的，也可以拿走，只要不把书当废品卖了就行。我深知，这些我珍爱的书籍，最终的命运，终将是带不走的。我希望这些书籍，能更多的在爱读书的人手中传递，延续她的生命与价值。
回忆读书的往事，我心中充满了美好。其实人的一生，真的很短暂，直接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读书，就可以无限扩大人的视野，获得尽可能多的间接经验，使人生有更丰富的生命体验，这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的生命吗？读一本好书，就是交到一个良师益友。愿更多的人，爱上读书；愿更多的人，捧起美好的圣物——书籍。
2023年12月2日于江夏
我的爱读书的朋友们在江夏碧坊留影
2023年5月28日写于江夏
作者罗友明和诵者杨建松合影
作者：罗友明，1955年出生，1972年考入武昌县京剧团，扮演过李玉和、赵永刚等角色。1974年底代表武汉空军航空兵四十四师，参加武汉军区文艺汇演，获表演一等奖。1975年春正式入伍。1979年4月退伍，在武昌县文化馆工作。从事戏剧创作、文艺辅导和编辑工作，担任过《江夏文艺》的副主编、主编。参与搜集整理《武昌县民间故事集》、执行主编过《武昌县戏剧、曲艺集》、江夏非遗读本:《江夏民间故事》、《藏龙十年》等。曾18次担任江夏区文艺“百花奖”大赛的主任评委。曾担任武汉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武汉陆羽研究会名誉会长、江夏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应邀参加武汉大学历史系周教授主编的明清史：《历史的细节》，撰写多个专题。酷爱读书、垂钓、旅行和下围棋，曾六次获江夏区十佳读者称号，曾获江夏区围棋比赛冠军。退休后爱好旅行和传统文化研究。
编者：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省朗协融媒体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省朗协语言艺术研究与实践基地副主任，武汉市老干部朗诵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都市头条》铁马豪歌平台创始人，四年阅读已逾一亿八千多万；湖北省第三届“荆楚朗诵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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