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二中：特立独行69届

文/劲挺

                    一

      1966年，我们蟠龙小学小升初放了卫星，全校两个班，有近一个班的学生考入了延安二中，要知道，当年招生指标也就是一百人出头，我校差不多占到录取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是个特大的好消息，但我们参加考试的人全然不知，直到来年开春，才接到录取通知书。当时，正在学生大串联，全国各地都停课了。上边将新生秋季入学改为春季进校。

      我非常兴奋，和我一起打工的六个同学都被录取了。我和刘治慧去学校领通知书，见到我们的髙崇胜老师。高老师鼓励我们，有空了再复习一下，把基础知识巩固扎实。我明白老师的意思，那个时候，乡镇小学的教学质量很差，能考取初中，不代表你学习优秀，多是录取分数线低的缘故。我的数学很差，能考上，是其他科目拉扯的结果。

       与高老师告别后，我们去街道上看望了几位同时考取的同学，得知女生中陈瑛，孙艳萍，刘慧也考上了，便相约了去学校报名的时间。那时候，到蟠龙的公交班车每天只有一趟，大致是上午10点半钟左右到，考虑到带着行李步行不方便，大家选择了坐公交车去学校。在车上，我们都很兴奋，唧唧喳喳聊天，孙艳萍说，妈妈给她做了油糕，预祝我们，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她的话，代表了大家共同的愿望。报名后，我被分配在丙班。和我同班的还有刘建成，白隆林，孙树慧，钟天杰，赵文德，赵生明，郭如亭，白明富，陈瑛，孙艳萍，刘慧，贺占江，还有谁，记不清了。

       延安二中坐落在姚店镇，延河和蟠龙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是个大学校，校园占地面积二三十亩，学生宿舍占了好几排窑洞和数十间瓦房，还有五排教学设施，一个较大的会堂和操场。靠近公路边，有一块大空地，从哪里穿过去就是姚店大桥。我们住的宿舍是瓦房，火炕大通铺，每间八人；窑洞宿舍，每间十人。由于六六，六七，六八级都没有离校，四届学生在校学习，住宿稍显紧张。

       开课后，最大障碍是缺少教材，学校动员上届学员捐献旧教材，新课本没到之前，我们两三个人才能分配到一册课本，英语教材根本就没有，曹琦老师给我们开了俄语课，他亲自刻蜡纸，为每人配发了一册油印课本。而王英才，马逢礼老师在教有理数时，也是六六级姚卫中等同学为我们刻印了课本。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等拿到新课本后，按教学大纲要求，外语要学英语，学校只好停了俄语，开始学习英语。学字母，学最重要的一句话：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我还记得教英语的女老师叫李天舒。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老师们还在努力地为我们传授知识，我们除了学习，要有大量的时间，写大字报，参加社会活功。

      五月下旬，学校接到通知，要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全校师生都得参加，这是个政治活动，周围的机关，厂矿，和住在学校的省建四公司，调派所有车辆，不间断地运送学生。在杨家岭下车后，周围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游行队伍中，延大的西乐队打头，我从未见过的各种古怪乐器，音乐声与呼喊声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群情振奋，大家唱着革命歌曲，缓缓步入会场。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宏大的会议，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会后迟迟不肯离开，后来突然下起雨，人太多，也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几个同乡同学，坐在大礼堂一侧的台栏上等待雨停。好在雨不是很大，天气也热，一时还浇不灭内心的热情。后来，孙树慧和我上了车，到桥沟时我们俩下车，在王凤萍老师家（王老师在小学教过我们，她是树慧的二妈）吃了饭，又拦车回到学校。

       从这次大会后不久，我们又参加了几次游行，放了个短暂的暑假。秋季开学后，学校的大批判并没有因为假期而降温。不久，王校长，李副校长被打倒了，窗户上贴满了大字报，把屋子糊得严严实实，连曹琦老师也受到冲击，私人日记被搜走，有人企图从里边找反动言论。而学校里的学生明显的分成两派，一派以六六级的李某某为首，另一派是六六级的李姓同学和六七级的王某某承头。王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同学，高个子，浓眉大眼，在大串联时和忽同学一起串联到越南，经历了美国飞机轰炸的生死考验。这样的人，革命斗志必然昂扬，旗下自然有多人拥趸。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很看重他，许是就因为这一层关系，老师成了另一派的对立面。有天晚上，一群高个子学生围攻这位老师，并打伤了他，还把他经常捧在手心的紫砂壶砸的粉碎。

       在这种情况下，要专心学习已经成了奢望，虽然老师仍然站在讲台上吃着粉笔灰，但我看得出来，他们的眼光游离不定，有些忧郁。好的是，我们六九级同学，好像是集体游离在这些争斗之外，除了写些应景的大字报，抄报纸外，没有组织战斗队，在狂热中保持了几分冷静。我知道的一例个案，是一位雷姓六九级同学，写支持某派的标语时，头上让人扣了一桶浆糊。相反，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领了二斤面，说是打浆糊，晚上用搪瓷缸子烙了八个烧饼，让大家关着门分享。

      大致是十月份左右的一天晚上，学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王同学被一群人堵在了我们宿舍门前，几个人围着殴打他。我不想还原当时的惨烈现状，只是我的心剧烈的跳，周身颤栗，大脑一片空白。王廷杰，刘建成等人没能拉开，后来，还是王英才等老师赶来，制止了这帮人继续施暴。自此，王同学逃往城里，再没有看见他。我当时非常不能理解，都是同学，就因为观点不同，就要下这样凶狠残暴的手段吗?把他打死革命就能成功?我们六九级的同学和我的想法大致一样，冷眼旁观，大家心存善念，保持了一个正常人的冷净与底线。

      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抽我去县剧团学习跳舞。剧团在市场沟的半山腰，一个不太大的院子。剧团里也是两派，有时也互相对骂，不是很激烈。有天晚上，突然通知我们，等待命令，去老虎崾岘接伤员，这把我吓坏了，你们那么多大人不去，为什么要我们尚未成年的学生干这种危险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去，僵持了一会儿又通知，不用去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赶忙跑回学校。

     课依然在上，但学生逐渐减少，我想把学跳舞耽误了的课业补回来，也已无可能，语文还好说，英语和数学只能放弃了，那几天，口粮告急，只好步行回家背玉米面和小米。周日返校那天，在玉皇庙碰见下车的何占义同学，他告戒我别去了，前一晚，城里开来一辆卡车，有持戒人员进校闹事，同学们组织起来护校，把车搞坏，赶走那些人。可是，有些同学将趴窝的汽车油箱汽油抽出来，做喷火枪，万一双方干起来，会伤到人。我说，那也得去，学校没放假，即使不上课，也得把行李背回家吧！

       回学校后的第三天上午，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都带着枪。他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主要人物进了王校长的房子。那个抱着机枪的人是我本家一位爷爷，他告诫我，尽可能回家去，他的话让我非常震惊，果然没多久，城里传来开打的消息。那天下午，王廷杰从城里回来，张皇失措的向我们叙说了过大桥时遇到的危险场面。

      第二天，没等学校正式宣布放假，同学们心急火燎的离开学校，各奔东西。

               二

       本来就不顺畅的学业被半途终止。回家后，叹口气，把课本仍在了脑后，又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有时和同学一起出去，有时一个人出去做工，期间有几次路过我们的中学，学校空无一人，图书馆的书随地扔了好多，看着心疼。一次，我和同行的郭如亭捡了不少，这下有事干了，埋头读书，书里的知识，书里的道理，书里的趣味让我陶醉其中。1968年夏秋之交，突然来了复课的通知，这下好了，将要干枯的禾苗，终于盼来了久违的甘霖。我们再次踏上了渴求知识、学问之路。

      复课前，大多数老师已经回到学校，少了以往的激烈，教学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也陆续毕业，学校里只有我们六九届学生上课，后来，支左代表将金盆湾西北局农场下放的高干子女调配到我们学校，分别插入现有的三个班级，一起上课。他们是大城市里来的，和我们在观念，生活习惯方面完全不同，给我们的心理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农村学生穷，有时几个同学共用一个脸盆洗脸，他们就会投来鄙夷的眼光，甚至公开指责，说我们不讲卫生，说我们说话土，听不懂，说我们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不愿意和我们坐同桌，时间长了，免不了发生争执，甚至动手脚。而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些爷们太霸道，仗着有背景，欺负我们。终于有一天，我们敢作敢为的天性爆发了，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同学密谋要去看火车，经刘东尧和住在学校省建四公司的司机联系，承诺拉运物资时顺便送我们一伙送去铜川，返程时再捎回来。于是，我们在未向老师请假的情况下，先后分两拨去了铜川。一路上景色的确与我们北边不同，同样是山，哪里的没有山尖，平坦广袤，在宜君梁，我第一次看见了清一色的松树森林。现在看来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事，但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之大，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家没有说错，我们就是井底之蛙。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走出贫瘠荒凉的家乡。

      抵达铜川后，在三里洞煤矿工作的堂哥接待我们吃了顿饭，然后分别行动，我和赵生明住在我哥的宿舍里。没有想到，司机返回时，没联系到我俩，把我们丢在了铜川。我和赵生明商量，事已至此，不如去西安看看，不但看火车，还要坐火车去逛西安，那时候出门住旅店是要介绍信的，我俩除了身上有点钱外，也没带学生证，还好，火车站跟前的旅馆介绍所念我们举目无亲，就近安排了个住处。赵生明说他西安有亲戚，去找，到单位后，告知人出差了，没有办法，只好返回铜川。在铜川等了几天车，没等来车，我哥求他的同事给我们打问了一辆车，才返回学校。

      去西安未经学校批准，旷课出去游玩，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有人要求学校处分我们。我有些慌了，为争口气，给自己背个处分，实在是愚蠢至极。后来，没有后来，我预料的处分没有到来。是王校长，李副校长和几位老师念我们是班里的骨干，初次犯错，放了我们一马。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深切的感受到了老师像父母一样对我们的关爱。

     由于受运动的影响，六八年学校没有招新生，而我们在前一年也没有系统学习，教育主管部门将我们 的毕业时间延长至1970年夏末。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影响深远。毕业时，学校征求我们的意见，鉴于学校目前没有设置高中，所有毕业生均可以选择留校继续学习，目下人才稀缺，各小学教师严重不足，准备设立教师培训班，学制两年。但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韩德章，刘建成，姜雪琴等五人经学校推荐，去了汉中的国防工厂，我和郭如亭等少数人选择回农村，大部分同学留在学校继续深造。这批人后来成了延安县及市区各个中小学的中坚力量，而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老年，人老了，身老了，心还年轻，许多人在身体力行的做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事业，继续服务于社会。

    在这里，祝愿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们，青春永续，福寿康宁！

       劲挺，陕西延安市人，记者，编辑，作家，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延安风土记》（获陕西文联优秀作品奖）《爱的别墅》，长篇小说《呼儿嗨呦》，网签长篇小说《陕北闹红》（获凤凰网首届读书原创大奖赛二等奖）《鬼推磨》《鹅毛不是雪》等。现退休，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