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二中:特立独行69届
文/劲挺
一
1966年,我们蟠龙小学小升初放了卫星,全校两个班,有近一个班的学生考入了延安二中,要知道,当年招生指标也就是一百人出头,我校差不多占到录取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是个特大的好消息,但我们参加考试的人全然不知,直到来年开春,才接到录取通知书。当时,正在学生大串联,全国各地都停课了。上边将新生秋季入学改为春季进校。
我非常兴奋,和我一起打工的六个同学都被录取了。我和刘治慧去学校领通知书,见到我们的髙崇胜老师。高老师鼓励我们,有空了再复习一下,把基础知识巩固扎实。我明白老师的意思,那个时候,乡镇小学的教学质量很差,能考取初中,不代表你学习优秀,多是录取分数线低的缘故。我的数学很差,能考上,是其他科目拉扯的结果。
与高老师告别后,我们去街道上看望了几位同时考取的同学,得知女生中陈瑛,孙艳萍,刘慧也考上了,便相约了去学校报名的时间。那时候,到蟠龙的公交班车每天只有一趟,大致是上午10点半钟左右到,考虑到带着行李步行不方便,大家选择了坐公交车去学校。在车上,我们都很兴奋,唧唧喳喳聊天,孙艳萍说,妈妈给她做了油糕,预祝我们,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她的话,代表了大家共同的愿望。报名后,我被分配在丙班。和我同班的还有刘建成,白隆林,孙树慧,钟天杰,赵文德,赵生明,郭如亭,白明富,陈瑛,孙艳萍,刘慧,贺占江,还有谁,记不清了。
延安二中坐落在姚店镇,延河和蟠龙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是个大学校,校园占地面积二三十亩,学生宿舍占了好几排窑洞和数十间瓦房,还有五排教学设施,一个较大的会堂和操场。靠近公路边,有一块大空地,从哪里穿过去就是姚店大桥。我们住的宿舍是瓦房,火炕大通铺,每间八人;窑洞宿舍,每间十人。由于六六,六七,六八级都没有离校,四届学生在校学习,住宿稍显紧张。
开课后,最大障碍是缺少教材,学校动员上届学员捐献旧教材,新课本没到之前,我们两三个人才能分配到一册课本,英语教材根本就没有,曹琦老师给我们开了俄语课,他亲自刻蜡纸,为每人配发了一册油印课本。而王英才,马逢礼老师在教有理数时,也是六六级姚卫中等同学为我们刻印了课本。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等拿到新课本后,按教学大纲要求,外语要学英语,学校只好停了俄语,开始学习英语。学字母,学最重要的一句话: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我还记得教英语的女老师叫李天舒。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老师们还在努力地为我们传授知识,我们除了学习,要有大量的时间,写大字报,参加社会活功。
五月下旬,学校接到通知,要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全校师生都得参加,这是个政治活动,周围的机关,厂矿,和住在学校的省建四公司,调派所有车辆,不间断地运送学生。在杨家岭下车后,周围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游行队伍中,延大的西乐队打头,我从未见过的各种古怪乐器,音乐声与呼喊声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群情振奋,大家唱着革命歌曲,缓缓步入会场。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宏大的会议,兴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会后迟迟不肯离开,后来突然下起雨,人太多,也没有避雨的地方,我们几个同乡同学,坐在大礼堂一侧的台栏上等待雨停。好在雨不是很大,天气也热,一时还浇不灭内心的热情。后来,孙树慧和我上了车,到桥沟时我们俩下车,在王凤萍老师家(王老师在小学教过我们,她是树慧的二妈)吃了饭,又拦车回到学校。
从这次大会后不久,我们又参加了几次游行,放了个短暂的暑假。秋季开学后,学校的大批判并没有因为假期而降温。不久,王校长,李副校长被打倒了,窗户上贴满了大字报,把屋子糊得严严实实,连曹琦老师也受到冲击,私人日记被搜走,有人企图从里边找反动言论。而学校里的学生明显的分成两派,一派以六六级的李某某为首,另一派是六六级的李姓同学和六七级的王某某承头。王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同学,高个子,浓眉大眼,在大串联时和忽同学一起串联到越南,经历了美国飞机轰炸的生死考验。这样的人,革命斗志必然昂扬,旗下自然有多人拥趸。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很看重他,许是就因为这一层关系,老师成了另一派的对立面。有天晚上,一群高个子学生围攻这位老师,并打伤了他,还把他经常捧在手心的紫砂壶砸的粉碎。
在这种情况下,要专心学习已经成了奢望,虽然老师仍然站在讲台上吃着粉笔灰,但我看得出来,他们的眼光游离不定,有些忧郁。好的是,我们六九级同学,好像是集体游离在这些争斗之外,除了写些应景的大字报,抄报纸外,没有组织战斗队,在狂热中保持了几分冷静。我知道的一例个案,是一位雷姓六九级同学,写支持某派的标语时,头上让人扣了一桶浆糊。相反,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领了二斤面,说是打浆糊,晚上用搪瓷缸子烙了八个烧饼,让大家关着门分享。
大致是十月份左右的一天晚上,学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王同学被一群人堵在了我们宿舍门前,几个人围着殴打他。我不想还原当时的惨烈现状,只是我的心剧烈的跳,周身颤栗,大脑一片空白。王廷杰,刘建成等人没能拉开,后来,还是王英才等老师赶来,制止了这帮人继续施暴。自此,王同学逃往城里,再没有看见他。我当时非常不能理解,都是同学,就因为观点不同,就要下这样凶狠残暴的手段吗?把他打死革命就能成功?我们六九级的同学和我的想法大致一样,冷眼旁观,大家心存善念,保持了一个正常人的冷净与底线。
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抽我去县剧团学习跳舞。剧团在市场沟的半山腰,一个不太大的院子。剧团里也是两派,有时也互相对骂,不是很激烈。有天晚上,突然通知我们,等待命令,去老虎崾岘接伤员,这把我吓坏了,你们那么多大人不去,为什么要我们尚未成年的学生干这种危险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去,僵持了一会儿又通知,不用去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赶忙跑回学校。
课依然在上,但学生逐渐减少,我想把学跳舞耽误了的课业补回来,也已无可能,语文还好说,英语和数学只能放弃了,那几天,口粮告急,只好步行回家背玉米面和小米。周日返校那天,在玉皇庙碰见下车的何占义同学,他告戒我别去了,前一晚,城里开来一辆卡车,有持戒人员进校闹事,同学们组织起来护校,把车搞坏,赶走那些人。可是,有些同学将趴窝的汽车油箱汽油抽出来,做喷火枪,万一双方干起来,会伤到人。我说,那也得去,学校没放假,即使不上课,也得把行李背回家吧!
回学校后的第三天上午,有一辆救护车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都带着枪。他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主要人物进了王校长的房子。那个抱着机枪的人是我本家一位爷爷,他告诫我,尽可能回家去,他的话让我非常震惊,果然没多久,城里传来开打的消息。那天下午,王廷杰从城里回来,张皇失措的向我们叙说了过大桥时遇到的危险场面。
第二天,没等学校正式宣布放假,同学们心急火燎的离开学校,各奔东西。
二
本来就不顺畅的学业被半途终止。回家后,叹口气,把课本仍在了脑后,又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有时和同学一起出去,有时一个人出去做工,期间有几次路过我们的中学,学校空无一人,图书馆的书随地扔了好多,看着心疼。一次,我和同行的郭如亭捡了不少,这下有事干了,埋头读书,书里的知识,书里的道理,书里的趣味让我陶醉其中。1968年夏秋之交,突然来了复课的通知,这下好了,将要干枯的禾苗,终于盼来了久违的甘霖。我们再次踏上了渴求知识、学问之路。
复课前,大多数老师已经回到学校,少了以往的激烈,教学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也陆续毕业,学校里只有我们六九届学生上课,后来,支左代表将金盆湾西北局农场下放的高干子女调配到我们学校,分别插入现有的三个班级,一起上课。他们是大城市里来的,和我们在观念,生活习惯方面完全不同,给我们的心理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农村学生穷,有时几个同学共用一个脸盆洗脸,他们就会投来鄙夷的眼光,甚至公开指责,说我们不讲卫生,说我们说话土,听不懂,说我们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不愿意和我们坐同桌,时间长了,免不了发生争执,甚至动手脚。而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些爷们太霸道,仗着有背景,欺负我们。终于有一天,我们敢作敢为的天性爆发了,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同学密谋要去看火车,经刘东尧和住在学校省建四公司的司机联系,承诺拉运物资时顺便送我们一伙送去铜川,返程时再捎回来。于是,我们在未向老师请假的情况下,先后分两拨去了铜川。一路上景色的确与我们北边不同,同样是山,哪里的没有山尖,平坦广袤,在宜君梁,我第一次看见了清一色的松树森林。现在看来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事,但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之大,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家没有说错,我们就是井底之蛙。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走出贫瘠荒凉的家乡。
抵达铜川后,在三里洞煤矿工作的堂哥接待我们吃了顿饭,然后分别行动,我和赵生明住在我哥的宿舍里。没有想到,司机返回时,没联系到我俩,把我们丢在了铜川。我和赵生明商量,事已至此,不如去西安看看,不但看火车,还要坐火车去逛西安,那时候出门住旅店是要介绍信的,我俩除了身上有点钱外,也没带学生证,还好,火车站跟前的旅馆介绍所念我们举目无亲,就近安排了个住处。赵生明说他西安有亲戚,去找,到单位后,告知人出差了,没有办法,只好返回铜川。在铜川等了几天车,没等来车,我哥求他的同事给我们打问了一辆车,才返回学校。
去西安未经学校批准,旷课出去游玩,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有人要求学校处分我们。我有些慌了,为争口气,给自己背个处分,实在是愚蠢至极。后来,没有后来,我预料的处分没有到来。是王校长,李副校长和几位老师念我们是班里的骨干,初次犯错,放了我们一马。写到这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深切的感受到了老师像父母一样对我们的关爱。
由于受运动的影响,六八年学校没有招新生,而我们在前一年也没有系统学习,教育主管部门将我们 的毕业时间延长至1970年夏末。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影响深远。毕业时,学校征求我们的意见,鉴于学校目前没有设置高中,所有毕业生均可以选择留校继续学习,目下人才稀缺,各小学教师严重不足,准备设立教师培训班,学制两年。但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韩德章,刘建成,姜雪琴等五人经学校推荐,去了汉中的国防工厂,我和郭如亭等少数人选择回农村,大部分同学留在学校继续深造。这批人后来成了延安县及市区各个中小学的中坚力量,而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如今我们已经步入老年,人老了,身老了,心还年轻,许多人在身体力行的做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公益事业,继续服务于社会。
在这里,祝愿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们,青春永续,福寿康宁!
劲挺,陕西延安市人,记者,编辑,作家,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延安风土记》(获陕西文联优秀作品奖)《爱的别墅》,长篇小说《呼儿嗨呦》,网签长篇小说《陕北闹红》(获凤凰网首届读书原创大奖赛二等奖)《鬼推磨》《鹅毛不是雪》等。现退休,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