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打工：迈向社会的第一步

文/劲  挺

        1966年，我考入了延安二中。当时，延安共三所中学，延安中学在城内北关，四中在杜甫川，二中在姚店。二中招生对象是延安东川十多个公社内的小学毕业学生。

       小升初考试在姚店中学举行，我们蟠龙小学的考生被安排在学校东二排宿舍过夜，有床铺，没有被褥，天气热，大家都和衣而眠，有饭没饭我记不清了，我自己是带了几个窝头将就的。开考前一天，数百考生集中在操场，宣布考场纪律，注意事项，有人说有个女生紧张过度晕过去了，我没有看见，但是，这黑压压的一群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压力。第二天，上午考完一门课后，中午天气突变，狂风大作，暴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我们纷纷到房檐下躲雨，一只被冰雹击中的麻雀，掉在我的跟前，我赶快捡起，害怕把它淹死在水里，可惜，它已经挂了。暴雨来的快，去的也快，十几分钟后便停了。我进宿舍拿了个搪瓷缸子去坡下食堂旁边的烧水锅炉处接开水，打算吃干粮，没有料到，水管里的开水压力太大，冲出来，打翻了水缸子，我大叫了一声，旁边的同学李建阳将我拉了一把，避免了继续喷射的开水将我烫伤。我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有些紧张，下午还有考试，生怕这件事影响了情绪。我向李同学道了谢 ，胡乱吃了几口从家里带的干窝头，和大家陆续进了考场。试题很难，如何答完卷子的，我自己都不大清楚，估计考上的可能性不大。考试结束后，有些人去了亲戚家，我们没地儿可去的人晚上又住了一夜，第三天早上三五成群的搭伴，走了60多里路回到了蟠龙街。虽然说考的不好，但是还有几分侥幸心理，如果有更多的人没考好，没准我还有戏。只是，足足等了一个多月，还没见录取通知书来，估计是黄了，慢慢也就不报希望了。

         等待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非常时期，到处都是大批判，大字报，有许多红卫兵在街里，公路上成群结队行走，摇旗呐喊，进行革命大串联。全国大概都停课了，以后还有没有学上都是个未知数。我彻底死了心，只好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那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很贫穷，地年年种，人年年饿肚子，小学生属于少半个劳动力，每天挣4个工分。按往年的年度结算情况，一个工作日10分工分，大概的收益只在1毛3~1毛5分钱之间，最好的年份也超不过五毛钱。所以，出不出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父亲对我这种消极的态度非常不满，他说，你挣一分也是挣，天天窝在家里不上山受苦，能行？再说，学校也没通知，考没考上还不晓得，现在社会上乱哄哄的，在家里受苦总比在外头好些。他可能是预料到我想出去。我也明确的说过，上不了学，就出去揽工，生产队受一天苦挣四分工，做和不做没什么区别。

         有一天，住在街里的同学刘建成，刘东尧和王廷杰，马鸿云来找我，说玉皇庙公路道班有活儿干，想招几个人，管吃管住，一天一块四毛八。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说，太好了，咱赶快走！从内心讲，我是拍别人捷足先登。我约了我同村同学刘治慧到街里和他们汇合，背着行李，踏上了打工之路。

        玉皇庙道班离蟠龙街只有15里路，并不远。但是，由于我们是下午出发，快到天黑才到道班，去了后问清楚，道班没有地方住。建成的嫂子常素梅在玉皇庙小学当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间教室，用课桌拼在一起当床，凑合着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灶房却没有给我们做饭，大家只好饿着肚子上了公路干活。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修补公路路面，挖高垫低，整修排水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缝穷”，国家没有钱修高等级的公路，只好对这条大名头的西包大动脉修修补补，保证南北畅通。道班班长张二给我们每个人用脚步丈量了一百步的路面，要完成各自的路面平整后，再挖石渣填平坑洼处，捣实，洒水，进一步修整。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十字镐，非常沉重，加上路面常年被车辆碾压，坚硬无比，镐头砸下去，往往是一道道白茬，我平时干农活多，还没觉得什么，建成小我两岁，长得也瘦小，加上早晨没有进食，有些力不能支，举不起镐头。这情景让张二看见了，他走过来就是一通数落，要打发建成走人。建成被吓得脸色通红，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听凭他吼叫。在他的威严面前，我们大气都不敢出，还好，建成机灵，主动要求派他去担水，便摇摇晃晃的从河里挑了一担水回来，拿马勺往路上泼洒。张二再没有说什么，往前头干活去了。那时，班长也干活，只是在干活的同时他也监管我们。

         空着肚子干了一上午的活，到中午的时候，人家都吃饭，偏偏又没有我们几个人的饭。问及情况，人家说没见你们报饭。所谓报饭，就是你要吃饭的话，得提前去灶房登记。按人头下米，没有登记，就没有饭吃。早上没吃饭，中午没饭吃。我们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在吧唧嘴，自己连喝口汤的机会都没有。实在饿的不行了，几个人就跑到地里找吃的，那时候已经到入冬时间，地里也没有什么可捡的粮食菜蔬。在一个阳坡上，有人遗漏了几棵烂白菜，白菜没长起来，叶子小小的，半蔫半黄。我拔了一颗白菜，手搓了搓泥土，塞进嘴里边，咯吱咯吱地咀嚼。不能说烂白菜好吃，是饥饿使然。那时，我没有了一点点尊严，像一头动物，正如后来有智者说的一样：危机关头，讲尊严和道德就是扯淡！刘东尧看着我，厚厚的嘴唇嘣出一句话：哎呀，这不行，不行，我去找张二，好歹让咱吃点东西。张二叹了口气，给送饭的人说，回去看看锅里还有没剩饭，给他们弄些送来。不久，送饭的人来了，桶里边只有一点稀的几乎见不着米粒儿的汤。大家一人舀了一碗汤，我估计那是刷锅水，没有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喝。

       这一天，我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一天，我亲身体验到揽工人的艰辛；这一天，我体验了人是铁饭是钢的全过程；这一天，也是我头一次走向社会，遭受到的最严厉的考验。

        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吃了顿饱饭后，我们回到了已经安排好的宿舍。浑身的疼痛，难以忍耐，不过，当头挨到枕头那一刻，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整夜，连梦都没有做过一个。

         道班是个小单位，领导职工加起来也就十几个人。看起来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矛盾，不像外边的人一样，扯旗革命，闹派性，这里不写大字报，没有批判会。听说上头有文件，为了保证国家的交通线畅通，不得在这个系统搞斗批改。职工相互之间的龃龉，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谁拿了谁的烟，谁谁做活不肯出力，借了饭票不还等。有个叫刚子的工人，经常找张二的麻烦，提意见，说风凉话。张二大度，有时不理，有时也回怼几句。一个河南籍的大个子工人给我们透漏，说是二人在争某个村里的一个女人，互相吃醋，还出过手。他的话是真是假不好说，但我还是不相信张二会做出这种事情。单位再小，也是江湖，每当遇到他俩争吵时，我们都不敢插嘴劝解。死活记着，人微言轻，按旧社会来说，我们就是揽工小子，人家都是掌柜的，谁也得罪不起。

          忍气吞声的干了一段时间，我们慢慢习惯了整个工作节奏。张二给我们分派任务时根据路段情况调整，平缓的地方，大多是采取分包，崎岖而有沟槽的地方，让大家在一起干。我非常喜欢在一起干活，这样可以有说有笑，说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最讨厌的就是分包，人和人离得远远的，孤零零，说句话还要喊。再则，路面情况不同，遇到难以处理的地方，出了力还没有效果，快到收工还干不完，这时，便体现出我们小团体的优势，互相帮助，没有怨言，没有同甘，只有共苦，力争按时完工，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王廷杰，人高马大，又是学校的灌篮高手，干起活来虎虎生风，替我们分担了不少苦活累活。道班的工人们大多吊儿郎当，和我们形成明显的差异，好处是，他们自己懒，也不要求我们勤快，除张二外，从来不对我们吆来喝去。从心里讲，这个钱好挣，比起生产队来说，这里就是天堂。

         期间，我回了两次家，父母亲都很满意，倒不是因为我能挣来多少钱（工程没有结束），主要是对我能养活自己而自豪。那天中午，我母亲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剁荞面，下午走时又做了黄米捞饭。我有点贪吃，到了道班后，睡到半夜，胃剧烈地疼痛，翻江倒海一样的呕吐，地上多处都是酸臭的呕吐物，我想，同伴们一定会讨厌我，可是他们没多说一句话，还给我递水嗽口，忙前跑后，非常的暖心。后来，我觉得胃里平静了一些，起身找了笤帚簸萁，把地打扫干净。我们之间也没有矛盾，没有拌过一次嘴，红过一次脸。有一天，刘智慧早晨洗漱完上工前，搞了个恶作剧，嬉逗建成用手摸晾衣铁丝，建成逞强，手被冰冷的铁丝沾住，脱不开，我赶忙上前哈气，帮他解脱。我说刘治慧，以后别干这种没屁眼的事！由于走得匆忙，来道班时我们六个人，只带了五条被子，建成和马鸿云掉头睡，太冷了，便抱着对方的腿脚取暖。

         天气越来越冷，陕北高原上，一片萧瑟，枯草在寒风中摇摆，河面上的冰凌一天天在生长，河对面的半山峁上有座大的打麦场，整齐地堆放着各类收割来的庄稼，我们修路时，经常听见那里传来有节奏的打连枷声和人的欢笑声。这个场面我太熟悉了，也曾经萌发过个念头，去村里看看，那里还有我的一个堂姐。可惜，没能如愿，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们正在熟睡中时，有人喊叫：着火了，着火了！睁眼，窗户上一片光亮，我们赶紧起床，借着外边的光亮穿好衣服推开门，哎呀，对面的打麦场着火了，火势汹汹，烈焰腾空，烟尘已经飘到我们跟前，呛得人无法呼吸。不知道谁喊了声“救火！”，立刻，大家分别提起铁锹，向火场冲去。河上没有桥，河水结了冰，顾不了许多，大家踩着冰水趟过去，救火要紧，那燃烧的可是农民一年的口粮啊！没有人动员，没有人恐惧，我们六个人跟随道班的职工，迅速冲进了火场，尽可能快地拍打火苗，往出搬运尚未着火的谷子，豆子，每个人都被火烤得脸皮发烫，有人头发被燎焦，这都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烟尘里，含有小麻子烟雾，有毒，呛得人头晕，不停的咳嗽……大概奋战了一个多小时，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可惜，抢救出来的粮食很有限，毕竟火太大，燃烧的时间也太长了。

        返回的路上，大家默默无语，可能各人有个人的想法，我猜不出来。但毫无疑问，在这种危急关头，大家同时迸发出来的勇于面对风险的英勇、无畏和社会责任感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为我们走出了“揽工”之外的更踏实有力的步伐而骄傲！

         大地完全冻结后，我们结束了这段时间的揽工生活。道班辖区内的公路被我们齐整的修补了一遍，结工时，我们六人之外的其它外乡籍民工提出要按体力评分领酬，廷杰，东尧，治慧要求道班方信守先前承诺，逼迫张二按每天一块四毛八结算了薪水。

        过年后，学校传来了好消息，二中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三十多封入学通知书中，有一张是我的。

     （本文写作中，同窗朋友刘建成提供了不少素材，在此我谨向他及其他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劲挺，陕西延安市人，记者，编辑，作家，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延安风土记》（获陕西文联优秀作品奖）《爱的别墅》，长篇小说《呼儿嗨呦》，网签长篇小说《陕北闹红》（获凤凰网首届读书原创大奖赛二等奖）《鬼推磨》《鹅毛不是雪》等。现退休，住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