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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周本淳教授，曾是淮阴师范学院的老教授，更是全国古代文学学术界著名的学者，是我们淮安的骄傲。
今日，推出由周本淳教授之子周武军先生转来的周本淳教授1987年写的《从教42年琐谈》，以飨读者，并怀念这位著名的教授。
从教42年琐谈
周本淳
卌二年间几雨风，
杏坛今日最春浓。
神州处处需才亟，
白首书山望劲松。
1945年大学毕业，投身教学工作，至今已是整整42年。上面这首七绝，是近日有感而作。42年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几雨几风，才得到今日之杏坛春暖，感慨系之。
在中学读书，受张汝舟先生之言传身教，以为教育才能救国，教师最为高尚，所以立志教书育人。但是一开头就很不顺利。1945年，我从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毕业。原来遵义师范在毕业前已经给了我草约，聘为国文教师，谁知暑假中，贵州教育厅长易人，省立学校校长也随之更迭。遵义师范换了一位旧军阀担任校长，他宣布此前所有聘约一律作废。
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推荐我前往浙大附中，却被训导长暗中下了烂药，告知附中校长说我思想有问题。附中校长婉言谢绝，还暗中将情况告知校长室秘书。得知此事后，我只得恳请竺校长帮忙。竺校长亲笔写信给遵义师范新校长，指出撕毁聘约之举不妥。或许是碍于竺校长的情面，新校长聘我任半个教员，每周授课3小时外国史，一班普师班国文。那个普师班是地主豪绅子弟，为逃避壮丁之役，花钱买来入学资格，其学识程度甚至不及小学。一次以“中秋”为题的作文，竟有学生洋洋洒洒写了两页。写了两面，却只有最后一句“可爱的中秋”通顺，其余语句皆不通顺。这个班有什么教头？幸好9月底，省立遵义高中高二班的国文教师被学生轰跑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师，便向浙大求援，于是我得以去兼职。如此一来，我从半个教师变成一个半。第二学期，我辞去了遵义师范的工作，全在省高。学生程度好，越教越有味。
1983年的一个雨天，30多年前的学生杨德威去北京开会，回来时专门绕道淮阴来看望我。这无疑是身为教师最大的乐趣。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赵世隆，在贵州水利厅工作，是全国劳模。1986年我到贵阳时，他因排不上请我们吃饭的时间而深感苦恼。遵义还有几位都等着我前往相聚，可惜因为老伴生病，我未能成行，至今尚觉遗憾。
1946年8月，我到南京一中教授高中国文。解放前，教师中流行一种说法叫“六腊大战”，意思是一般教师在阴历的六月和腊月，都要为下学期的饭碗奔忙，只有业务最出色的教师才能高枕无忧，但这样的教师毕竟是少数。解放后，广大教师不再为生计担忧，得以一心投入工作。
我仍在南京一中，从教师到教研组长，再到教导副主任。在这一阶段，我一心扑在工作上，积极向苏联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1954年，江苏省召开第一次语文教学会议，我参与了教学要求的起草工作。后来，江西邀请江苏派出教育代表团，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为了迎接语言文学分教，我应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了《怎样学好语文》的小册子，两次印刷，发行量达10万册。教育部召开语文教学会议，我也受邀参加，并参与了文学课本的修订工作为了尽早实验新教材，我和颜景常同志曾合教一班初一，他教汉语，我教文学，我们在第二次江苏语文教学会议上做经验介绍。
为了提高教师的古文水平，南京市率先成立教师进修学院，我是第一个被调去的教师，担任语文教研室副主任。专教古文对我来说是解放后最愉快的事，除了自己备课，我还去南大听胡小石先生为研究生讲古文字，课余向他讨教“楚辞”方面的问题。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约我选宋诗，每遇到疑难之处，我都去汪辟疆先生家请教。那时的星期天都在颐和路南京图书馆度过，有特别阅览证，八时开馆，中午就在附近小馆子吃顿午餐，在浴室里休息一会儿，下午一开馆又进去工作，乐以忘疲。
1956年11月，我又被选为南京市教育界先进工作者，出席了代表大会。
正当我全心工作希望大有作为时，1958年6月，我被补上一个右派。于是，决定出版我作品的《宋诗选》出版社取消了合同，我也从教学岗位转到图书馆工作。
补我为右派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是1956年全国人大代表冯至到南京视察，召集部分教师座谈，教师们批评市教育局不重视教师进修，而我不但未帮教育局说好话，还支持了教师的意见，因此得罪了教育局。二是1957年初，省委书记陈光到我院调查，召开座谈会，我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直接批评教育厅办一个南京教师进修学院，教育局又办一个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一地两院是一种资源浪费。
大约在1958年5月下旬，江渭清书记在人民大会堂给一部分人作报告，提到划右派的事。中午，学院领导留我和季家修一起吃午饭，下午进行讨论。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老周，你在人大代表面前批评教育局，在省委书记面前批评教育厅，你还想要脑袋吗？”原来如此。不过，比起一般被错划的人，我还算幸运。工资降了三级，去管理图书，没有下乡劳动，时间不到两年，1960年3月我就重新走上讲台授课。之后一年提一级工资，1963年又提了一级。但最大的打击是被剥夺了发表权，让我编写教学参考书，却不准署名。
1962年，南京市开办了机关业余大学。那位负责人让我主讲古代文学，还对我说：“这些学员都是局长、科长，老周，你要好自为之。”他满脑子只想着“长”，我听了真觉得恶心。不过，每月能补贴20元，在当时也算是特殊照顾了。
左倾路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学院因此停办。我主动申请全家下乡，想要摆脱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
1978年，三中全会为国家带来了生机。拨乱反正，拯救了民族，也拯救了文化教育，广大知识分子重获解放。我仿佛又回到了温暖的春天。
1978年2月，我调到淮阴师专，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在教学之余，我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几年来，已有多部作品出版：《唐音癸签》于1981年出版，1985年再版，共23万字；《震川先生集》于1981年出版，60万字；两书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58万字，《唐才子传校正》于1987年出版，20万字，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近期即将出版的有《小仓山房诗文集》，120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苕溪渔隐丛话》51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编教材《唐人绝句类选》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20万字。另有约100篇论文散见于《文学评论》《雪林漫录》《中华文史论丛》《文学遗产》《江海学刊》《艺坛》以及南大、杭大、徐师、南师和本校学报等刊物。其中，有的论文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三等奖，有的被一些报刊转载。
这点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所以，尽管我可以要求落实政策回南京，但我不愿离开淮阴。在后半生这段愉快的岁月里，淮阴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谓“杏坛今日最春浓”，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更是整个教育界的真实写照。
在42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有几点肤浅的体会。其一，没有国家的安定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即便教师个人本领再大，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我们必须珍惜这个良好的大环境。其二，既然艰难的岁月已经剥夺了我们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那我们就更应珍惜时光，善于利用自身条件，争分夺秒，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可能多做贡献，让生活更有意义。其三，教师理应受到尊重，但首先必须自尊自重，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样才无愧于学生的尊敬。即便有时会受到一些不白之冤，但真正了解教师个性的部分学生，不会将教师的形象从记忆中抹去，这便是教师最大的安慰和值得自豪之处。
附百度词条：
周本淳（1921-2002），字蹇斋，是当代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和书法家。
学术成就和著作
周本淳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他在古代文学、古典诗学研究、旧体诗词创作等方面造诣精深，校订整理了《诗话总龟》《小仓山房诗文集》《震川先生集》等10余种古籍，并出版了《读常见书札记》《诗词蒙语》《考辨评论与鉴赏》《蹇斋诗录》等专著。他的学术成果被收录在八卷本的《周本淳集》中，该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
周本淳于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在贵州省立遵义高中、南京市一中等地任教。1969年，他因反右斗争受到冲击，下放到淮安县平桥公社务农。1978年回到教育岗位，在淮阴师范学院任教，直至1993年退休。他在教育领域贡献卓越，曾任淮阴师范学院副校长、政协淮阴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个人生活和影响
周本淳的生活和学术成就深受其恩师张汝舟和王焕镳的影响。张汝舟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而王焕镳则以桐城派古文见长。这些影响奠定了周本淳的学术基础，使他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教学风格以简驭繁，善于引导学生思考，深受学生尊敬。
历史评价和后世影响
周本淳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研究成果和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工作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他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态度也影响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周本淳集》，以纪念其在学术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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