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人大代表，群众肯定要找我反映这个情况，我也很多精力投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当时也就动了这么一个脑筋，我说我们作协能不能和上级有关单位请示，反正我们要盖房子，没有地方，现在对面有地，他们没办法搞，我们能不能把它盘下来？是有这么一种想法。

真的说来也巧，黎子流是广州市的市长，刚上任没几天，很多人都不熟悉他。有一天我在楼下小小的传达室，拿报纸来看，我的背向外面，听见一个人进来了，和传达室的老头说：“我要找陈国凯！”那普通话不咸不淡的。我回过头一看，我也不认识他，门卫老头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黎子流。”老头也不知道黎子流是谁，就没好气地说：“走走走！陈主席不在！”实际上作协的人都知道陈国凯常住在深圳搞创作，作协他不常回来。但是那一天碰巧，他是回来了，我知道，我看到了。值班室老头就说：“你找陈主席有什么事？”黎子流就说：“没什么，聊一下天而已。”

老头说：“没在，走走走！”就把他轰走了，老头心想，我们一个作协的主席，你们谁都来找，怎么行？黎子流转身往旁边文德路小学那个方向走了。我赶紧三步两步跑出去，把他拽回来了，我说：“您是黎市长吗？”他说：“係啊！”他又不会说普通话，我就和他说广州话了。我说：“来来来！值班室不知道陈主席在，刚刚回来，我带您上去！”他就很高兴说：“好好好！”

我就带着他转身回作协。因为我是“别有用心”的，我就说：“黎市长，以前好多领导来了广州以后，都要来作协看看老作家、看看我们的工作情况，您来了我们很高兴，我带您看一看，好不好？”“好啊好啊！”我就马上带着他在楼下转了一下，你知道那里没有什么地方可看的，转了一下看完了，广州话叫做“破破烂烂”。黎市长就说：“你们就在这里办公？”我说：“是啊，您别看我们这座楼有十几层，但是我们没几层是办公的，一二三是办公的，其他是住宿，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解决？”黎市长：“这样啊？”

我就带着他上楼了，上楼我就把国凯叫了出来，我说：“市长来了，我们要盖房子，好机会来了！何不趁机向市长伸个手？”国凯同志有个好，他平常不怎么回来，但是回来他会找我们这些具体做事情的人，问问有什么困难、有些什么需要帮忙的。当时我还是人事处的处长，所以他也很听我们的意见，我这么给他一讲，他说：“好好好！”他就向黎子流说事了。

碰巧，什么事情都是巧了，黎子流说：“现在地没有了，很难征，但是我这里，上任第一天，办公室的桌面上就放了一大堆那些拆迁户的申诉、投诉。”因为“南图”盖不下去了，拆迁户又回不来了。他说：“我第一天就处理南图这个事情，我知道那个地是很紧张，”怎么办？他说：“这样吧，我们穗园小区正在盖大楼，盖十几座，给市直的干部住的，现在已经弄得七七八八了，但是现在没有钱收尾，我们就想把一块地皮，牺牲这么一块地皮，把它拿出来卖了，然后得益全局，每一座楼都可以把它收尾了。”当时我们紧接着就说：“这块地，我们要了，我们要了！”就这么，所以有些事情说来也巧，就这么把这块地盘了下来。当时在场的还有蔡运桂、欧阳翎、廖红球几位作协领导。

国家既没有叫你盖大楼，也没有给你钱、给你任务，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个暗示都没有，我们就是这么把这个盘了下来，打了基础，再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向省里申请立项和拨款，几经艰难，终于把文学艺术中心大楼盖起来了。中国作协好多领导都来过这里开会，他们都说：“我们跑了全国的省作家协会，你们这个就是最棒的。”我听了心里面很自豪，你看我们现在作协已经发展，事业也搞得很兴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地皮做基础的话，这个大楼就不可能存在。我想也是归功于改革开放鼓起我们这个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如果国家给你指标、土地，什么都给了你，谁都会去搞，当然也不知道会等到牛年马月了。现在好就好在是我们基层自发的要求，这是一个我难忘的大事，真的也是很自豪，我们那一届党组为此立下功劳。大家都知道，我说的就是天河区龙口西路550-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广东省作协、广东省文联同在这栋楼办公，旁边的556号是省作协宿舍楼。

二、力争全省会员作家职称评定资格

第二个，也是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鼓舞，是什么？给全省的会员作家来评职称，因为我当时在人事处做处长，在党组里还分管职称这一摊子的事情，所以评职称的全过程，我是很清楚，我主持评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评来评去，就是我们文学院那么二三十个作家，我们其他的作家没有资格评，因为当时中央的红头文件，要省一级的驻会的专业的作家才能够评，其他所有的会员作家都不能够评职称。这么一来，搞了几年以后，我就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了，我说中央要我们解放思想，解放文学创作生产力，现在几千个会员作家连个职称都没得评，你怎么去解放这个生产力？

我当时就这个问题，在党组会议上提出来，当时党组的书记是老蔡，蔡运桂同志，他也很支持，他说：“老王，你说得对啊，不过它那个红头文件是规定的，全国都是这样的。”我说：“我们争取！”于是我把我们省作协职改办的同志拉到人事厅去找谭璋球主任，因为他是管人事、职称这一块，把蔡书记也请过去，蔡书记也很支持，去了。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谭璋球同志说：“你这个提得很好，但问题是我们没办法突破，因为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只评省一级驻会的专业的作家。”

后来我就和他说：“能不能变通一下，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变通一下？”他当时叫我小王，“小王你说，你想怎么变通？”我就给他这么说：“省一级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广东省作协叫做省一级，广州市的作协能不能给他评？深圳市的作协能不能给他评？”他说：“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副省级，副省也是省，你别忘了。”他说：“哎呀，小王，给你想到这个办法了，副省也是省。”

我还记得给他打了一个比方，我说：“妈妈是妈，姨妈也是妈，姑妈也是妈，她们都是同一个层次上面的。”谭璋球同志很好，很负责，还有他们两个副主任，卓副主任、古副主任都给予支持，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马上就说：“你回去，回去马上打个报告过来。”于是我回来了以后，就和小朱（朱惠群）他们一起马上草拟了一个报告，要求给广州市的作家协会、深圳市的作家协会开绿灯，让他们也参与评职称。后来他们研究了，也同意，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你们这样好不好？先做点试点工作，在这两个副省级的市里面做点调研工作。”我说：“好啊！”

于是我们选择了深圳做调研，我和小朱马上奔到深圳去，刚巧是他们深圳作协不知道是换届了还是代表大会还是什么，正在开大会，我们也进去了，有地方住、吃了，也跟他们来商量这些事情。但他们不当一回事，不怎么重视。当时我们也很有意见，小朱现在还记得，我们千辛万苦才争取了这个权利，他们怎么不当一回事？他们说：“不可能的，中央文件是省一级，我们是副省级。”后来我说：“你有信心，现在谭璋球同志都已经松口了。”

后来甚至他们开完会了，撤走了，我们去调研的两个人吃的住的，他们也不管了，我们就等于流浪儿一样了。但是我们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最后终于解决了。我们也并不就此罢休，我后来又进一步给他们提出放开再放开，我说小平同志说胆子再大一点，反正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放文学创作的生产力，让作家们都有资格来评，不好吗？

因此我当时大胆提出，要把全体的几千会员的作家都纳入到评职称的范围里，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党组开会研究，当时我还清楚地记得，党组会议上也不是说全部都通过了，也有困难，但是一步一步来，后来也得到支持。蔡运桂退休了，廖红球上来做书记了，他也很支持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是有领导的支持，上面谭璋球人事厅他们也很支持我们，反复听取我们的意见，也让我们去搞试点。后来，终于决定给全体会员作家都可以有资格评职称。这是时代的进步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会员作家闻讯欢呼雀跃，他们的创作积极性更高涨了，我省的文学创作明显地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三、力争体制改革中为省作协保留独立建制

王俊康：新世纪之初，改革开放进入体制改革这一阶段。我在省委开会，有关职能部门领导见面时，总是给我打招呼，吹吹风，省作协体制改革要“撤销独立建制”，拟并到省文联成为其属下一个工作部门，让我们有思想准备。

这一消息传开，作协上下反响很大。

本来作为下级单位，应该坚决支持上级领导关于改革的安排和决策。但我们抱着负责的态度，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认为撤销作协独立建制的做法不对头，虽说是整体改革大势所趋，但明显改革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不做调研不听取下面的声音，匆匆撤销一并了事，势必会对文学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作协上下雄图大略，早就规划施展拳脚大干一场，再加上广东文学艺术中心落成投入使用，更令广大作家欢欣鼓舞，而就是这时说撤就撤，说并就并，大家都难以接受。再说作协领导班子，面对只是一个作家协会可以集中精神和力量，研究广东文学事业的发展大计，而合并之后面对下属十几个协会，文联领导班子不可能全部精力来面对文学。这样一分析，撤销作协独立建制是利大还是弊大就一目了然，更何况中国作家协会也还是独立建制，并没有并入到中国文联里面。我们地方的作协，何必匆匆忙忙去撤销独立建制？

再说省作协开天辟地第一回有了自己像样的文学艺术中心，刚启用没几个月就要合并拱手交出去，作家们的感情上也接受不了，无形中形成了一些负面抵触情绪。

还好“撤销作协独立建制”意见还没形成红头文件，还有回旋余地。于是我和人事处副主任朱惠群，那段时间不辞艰辛到省委联系各个职能部门领导，反映作协的看法，并提请慎重研究，改变原来决策。我们不厌其烦反复陈词，情真意切言之有理，引起职能部门领导的重视，并积极向省领导反映。

2001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聆听江泽民总书记对文学事业的重要讲话，热血沸腾。打铁趁热，我们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向上级反映我们的心声。省作协党组书记蔡运桂、党组副书记廖红球和我共三人，专门约请翟泰丰同志见面听取意见。翟泰丰原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这天晚上的见面会很成功，他听取来自基层对体制改革的意见，回去后认真研究并实事求是地向广东省委作了反映，广东省作家协会终于保留了独立建制，至今已经21年了。事实已经证明，保留独立建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更加充分发挥文学事业发展的积极性。

四、为少年儿童组织广东改革开放故事创造队伍，讲好中国故事

王俊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了很多报告文学，当时我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都是面向成年人，很高大上、长篇、理论、深奥的，后来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当时还是儿童文学委员会的主任，我担任了好久，我说我们报告文学为什么不面向少年儿童？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强大起来，改革开放是千年伟业，不是说我们搞那么十年、二十年就可以了，以后还要搞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少年儿童知道改革开放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改革开放还是要靠我们接班人来完成。

后来我到学校去讲课，我尝试把改革开放的精神告诉他们，以及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变化告诉他们，孩子们还是懵懵懂懂，没有什么多大的反响，我就想问题就在这里，因为现在写的那些报告文学里面全都是高大上、很深奥，孩子们怎么去理解？有很多数据在里面，孩子们不会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在第一届的文学节里面，我也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改革开放也要面向少年儿童作宣传，让他们知道将来这个接力棒要交到他们手上，至少有几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一个，什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不搞改革开放行不行？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什么？另外，改革开放面临什么困难？这些问题我说一定要让我们小朋友知道，他们今天是小朋友，明天他们是祖国的栋梁，要靠他们了。

我提出这个以后，我接着到广州市教育局，找了他们处长，他也很支持，他说：“对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写。”我说：“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组织教师队伍里面的作家，甚至不是作家，他是文学爱好者也行，我们把它组织起来，我们动手写有儿童特点的报告文学，关于改革开放的。”我这么一提，大家反响很好，于是我就着手去组织了一些教师队伍里面的文学爱好者，我今天也带来了，前后出版两本《广东改革开放故事》，用故事的形式来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精神，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改革开放那些开拓者那种精神的风范是什么，这里面有四五十个小故事，用故事的形式，孩子们也很感兴趣了，领导也很支持了，为我们题词，书名还是朱森林来提的（当时的广东省省委副书记），别看我们是小儿科，广东省教育厅的厅长许任之和老作家岑桑来写序。后来教育厅也经过调查告诉大家说：“孩子们真的很喜欢，原来改革开放这么好！”所以希望我们再写。

我也讲一件趣闻给你们听。不知道怎么搞，我们广东出书给儿童看的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这件事一传传到北京去了，团中央知道了，团中央也没和我们商量，也没找我们，他们拿到我们新书以后，就发了红头文件到全国的团省委，他就说：“我们团中央要搞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集，叫做《中国改革开放故事》，”就改了两个字，把“广东”两个字改了，然后每个省一个分册，并且他把我在里面写的这些故事复印了，作为样板，让他们来写。后来他们有没有搞成，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是他们有同志告诉我，团中央就这种做法，这说明有影响。

我组织这些老师去采访，或者自己收集资料去写。大家热情都很高。我还记得他们是韩可与、龙锡汉、梁志鹏、陈二先，卢务全、陈显平、何木声、黄定光。至今我们还成为要好的文友，我省儿童文学基层骨干。我还记得我写深圳的先科，因为它是改革开放搞得最出色、最早，也做得最好，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也去过那里。我到先科进行采访，回来写出这个故事。报纸、杂志都要求我们给他们稿件，因此一下子铺开了。有关方面也比较重视，写改革开放的时候，别忘了少年儿童这一块。

我创作的改革开放小故事小读者可喜欢看了！《宝匣子的神话》向孩子们介绍先科集团创造的中国神话故事；《三星创造了奇迹》告诉孩子们奇迹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抓住了机遇创造奇迹，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故事总是有趣的》，让孩子们看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面貌、新气象、新学问、新心态，让改革开放的种子埋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荔枝梦》告诉孩子们，改革开放心中一定要有梦想；《小矮人变小巨人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要适应市场需要，变“守株待兔”为“主动出击”。

五、为党的文学事业，一片忠诚可鉴

高小莉：王老师，我们来聊聊您的创作。您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尤其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且全国很多奖都被您拿了，而且都是大奖，影响很大，出版了很多作品，特别是小孩子特别喜欢您的儿童文学类的作品，您怎么样开始创作？在创作上有什么体会和我们分享，请您谈谈。

王俊康：《党和祖国万岁》，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手抄本，创作时间是1963年，诗集我保存下来了，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一碰它就会变成碎片。我在2018年国庆节的清晨，在上面写了这么一段话：“这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写于1963年，”手写体。

这是新中国诞辰14周年那个时候写的，那时候我才十八九岁。“人生的第一本手写体的诗集是献给党和祖国的，如今看来，诗句还显得比较稚嫩，但是充满真情、激情。”我说：“我骄傲57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在为人民、为党、为祖国热情地放歌，正如上面写的，这是我的青春事业，用千百倍的力量和生命写壮丽的赞歌献给您。”

最近有一批作家，他们自发出版一本书，叫做《印象王俊康》，把我作为主角，这本书很快就要出来了。

一年以后，广东作家网看到了王俊康的文章《百年华诞思绪涌》，写得真实感人，下面我摘录两段。

记得那一年的建军节，我去广东鼎湖为少年文学夏令营讲课，恰巧那天台风肆虐狂风暴雨，连合抱大树也连根拔起。我下了火车赶到营地，全身湿透，像落汤鸡似的，师生无不惊讶感动不已。而我还没吃午饭，幸好受风雨所困，同学们饭后不能出门洗碗，纷纷把自己碗里的残羹剩饭拨到我的大碗里，我就这样吃了一餐别具情趣的“百家饭”，饭后一抹嘴巴，就在原地开讲文学，全身还是湿淋淋的。时过多年，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成为我人生幸福而美丽的回忆。

记得当年“非典”疫情弄得人心惶惶，在谈“非”色变之时，我冒着生命危险，主动请缨到了非典病人最多最为严重的呼研所，采访以终南山为主的先进集体，十多天时间泡在医院，连续采访几十人，真是拼了命，甚至还近距离去观察非典病人，白天紧张采访，晚上含着泪水写稿。当这满怀深情的长篇报告文学快完成时，谁料我竟发起高烧，疑是被感染中招了，于是赶忙写下遗嘱。

 后来我从《印象王俊康》一书中，看到了众多作家笔下的王俊康形象。

曾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帼英在序中说：“王俊康同志是本书的主角，许多读者和青少年对他都比较熟悉。他是德艺双馨的文化名人，是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是我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者。”她还指出：“王俊康同志是颇有影响力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作家 （一级作 家），人品高尚、文品高雅、热爱儿童、忠诚党的事业。我们的社会太需要有这样感人力量的正面宣传。”

蒋述卓：与俊康兄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开朗爽快豪气，站在他的身边就能感觉 到他像一团炽烈的火焰。他说话中气十足，又总是乐于助人，真情投入。他 无私地帮助基层作家，为他们看作品，提意见，写序跋，对有培养前途的小 作者更是倾注心血，为了一个小作者所出的书他竟然可以写万余字的评论， 还不算他平日里的辅导。

蔡运桂：上世纪末，省作协领导接受 《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邀请访问澳门， 商量粤港澳三地作家联谊活动事宜，同行的有蔡运桂夫妇、欧阳翎夫妇和王俊康。第一天下午就开座谈会交流。第二天外出参观，我在参观中感到腰有些酸 痛，自己怀疑昨晚洗澡时撞到浴缸受伤。到夜晚，我可能受凉剧烈咳嗽，突然 感到肋骨 “咔”一声，骨断了，错位，剧痛难忍，必须马上回广州进医院治 疗。王俊康即打电话给单位司机，叫他即刻来珠海拱北接我回广州。当时由澳 门日报社司机送我到拱北。本来有我夫人作陪，但王俊康一定要陪我回广州， 他耽心我夫人体力不支，怕上下车不便，一定要随车护送，在过关时，由他背 着我下车过安检大楼，再背我上自己单位派来的车。凌晨二时到达省人民医 院，又是王俊康背我上医院担架床。当时若不是王俊康护送，身体瘦弱的妻子 确实难以应付。到了省人民医院，我叫王俊康回家休息，他一定要等医生诊断 我的伤情，才放心回家去。此情堪追忆，真是难忘呀！

谢友义：王俊康老师他一手扼住命运的咽喉，一手挥笔疾书写华章。老作家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那一瞬间，让他感受到：这些作家的大义担当、大气从容，给生者几多震撼啊！扼住命运的咽喉，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生活信念，是一种生命宣言、生存姿态。有了神圣使命感，就会有扼住的毅力、信心和勇气。就会像贝 多芬那样，绝不向命运俯首，永远昂起高贵的头颅，谱写出昂扬奋进的 《命运交响乐》，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是的，生命因抗争而变得美丽，梦想因拼搏而变得多彩。“凡不能毁灭我 的，必使我强大”，即使能把我毁灭，灵魂也是不灭的。向文学致敬，向老作家们致敬，向为文学奉献一生的人致敬！

朱惠群：王俊康老师重视文学人才的培养和扶持，热心为作家做好服务工作。他平易近人，为人谦和，大家都尊称他为 “康叔”。不少驻会专业作家，清楚地记得这位人事部主任对他们的敬重与厚爱，至今仍然传为美谈。沈仁康老师曾任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他曾两次去挂职体验生活。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去开平挂任市委常委。王俊康老师代表组织专程前往看望和慰问，了解挂职情况，总结体验生活收获，并听取当地意见反映。去的那天正是大暑天气，又热又闷，挥汗如雨，猛烈的太阳似乎把大地都烤焦了。恰巧那天办公室只剩下一辆老爷车——“两房一厅”的农夫工具车，且不说车子半旧不新，最要命的是车上还没有空调，跑长途，车子就会像是一个大烤炉。行政科温松森科长惴惴不安地问：“就这么一个破车，还去吗？”“去，车能开动就去，”王俊康毫不犹豫地说。说实话，谁愿意在大暑天烤火炉啊。我只好面无表情跟着他进入这么个“大烤炉”。也难为了陈司机，烤了一个上午，跑了几百公里，车身都发烫了，我人瘦还算是耐暑，可怜他这个大个子更是酷热难耐。熬到中午时分，终于到达开平市委，管组织的副书记早已在市委门口等待，看着我们下车来惊呆了：一个个脸给烈日熏烤得通红，汗水淋漓，大气喘喘，像是中暑的样子，他深受感动地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这事给他和当地干部留下极其深刻印象。因为当时有一种很不好的 讲排场比阔气社会风气在一些干部中流传，某些领导更是炫耀小车的档次和豪 华。所以，当领导大暑天坐没空调的车跑长途办公事，一时让大家感到惊奇，也成为美谈。

厚厚的一本书，30多位作者都写王俊康，只能摘录一二，窥斑见豹。在2020年11月29日《印象王俊康》新书发布会上，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对王俊康的文学成就高度评价：“根深而枝叶茂，行久而名誉远”。王俊康同志是新时期以来广东文学界涌现的优秀作家之一，长期以来其深耕儿童文学领域，以儿童诗独树一帜，校园朗诵诗风行南粤中小学校园，成为广东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品牌。作为一名文学工作组织者，他曾经担任省作协党组领导，参与谋划广东文学发展蓝图，为繁荣广东文学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他的著作丰厚，屡获大奖，如：《涌动的生命激情》报告文学获广东省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六届国家图书特别奖。童谣《小酒窝》《天下孩子共一家》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第二届、第四届 童谣征集一等奖和二等奖。其中《天下孩子共一家》还获广东首届优秀童谣征集一等奖。王俊康校园朗诵诗广为流传，影响颇深，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爱，在许多学校举办过专题朗诵会。

《王俊康研究专集》（39万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编，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广东省作家协会、《文艺报》还联合举办 “王俊康儿童文学作品研讨会”，全国近百位作家专家学者教授汇聚在研讨会上，纷纷对回族作家王俊康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王俊康被誉为“广东儿童文学界颇具影响力 的领军人物”“华南儿童诗的旗帜”。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束沛德撰文说：“以校园儿童诗驰名南方文坛的王俊康，也是广东儿童文学界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主任特·赛音巴雅尔认为， “王俊康以其独特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视角，赋予了儿童文学以强烈的时代感和新的内涵，为新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甚至是为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撰文说：“他以其澎湃的激情、诚挚的真情和烂漫的童心，赢得了广大小读者的青睐。”艺术学博士后评论家谭旭东撰文说：“他的诗是黄钟大吕、是新时代的强音，有着健康明朗的感情，有着深刻的思想，有着高雅的格调，有着朴素的语言，有着动人的旋律，诗句抒情性极强，语言唯美灵动。”原浙江师范大学校长、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共同会长蒋风教授撰文说：“他的诗句像智慧的清泉，滋润着每个孩子的心灵；他的诗句像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每个孩子的前程；他的诗句像激昂的号角，激励着每个孩子永远奋进。”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锦贻说：俊康就像一只会唱歌的鸟儿，张开创作、评论两支翅膀，从广东飞向全国。

沿着王俊康文集提供的线索，又可以领略广东儿童文学老、中、青、少四世同堂的最佳创作状态。

德高望重的儿童诗作家金波认为，王俊康的朗诵诗“以坚定的声音激励儿童成长、以柔美的声音抚慰儿童，他成为这一诗作的倡导者。他将这一文学样式推至一个高峰，突显了朗诵诗明白、易晓、上口的特色。”王俊康为广东老 中青少四代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尽心尽力，长期以来为其写有大量的评论、序言 和研究作品。

王俊康辞条被收入《中国文艺家传集》《广东省当代作家传略》《中国作家大辞典》《苏州当代艺文志》《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回族文学通 史》和《广东地方志》。王俊康出版有《校园朗诵诗》《又是三月春风来》《向雷锋叔叔学习——校园朗诵诗》《我们是春天的使者》儿歌童谣集（有声读物）、《承诺》（报告 文学集）《王俊康文集》《王俊康研究专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等专著，还出版编著其他结集约30本。

王俊康获得的个人荣誉很多，只说一件，退休多年之后的2014年，他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还给他授予有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纪念章。

六、夫人的一席话

在王俊康的家里，我跟他的夫人侯冀平老师聊了起来。因为曾经住在同栋楼，我跟侯老师算是熟悉了，每次见她都是端庄大气，优雅美丽。她原来在省一级云台幼儿园当园长，后来调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侯冀平：我人生中最压抑最艰难的两年，他完全帮不上我。1979年，我大儿子刚刚上小学念一年级，小儿子刚刚出生。我怀着小儿子的时候，辅导大儿子，大儿子在回民小学，一年级他们就进行口算训练，三大张纸，家长要看着时间，必须要在多少时间里面，要把那一张纸算完，家长要签名、写上时间，第二天就要交给老师。我每天晚上拖着沉重的身子，别说吃饭、休息了，还要辅导儿子念书，很累，心情也很差，心情最差的时候，我差点精神崩溃。你信不信？

王俊康：最压抑的时候。

高小莉：我信，那很焦虑。

侯冀平：产前焦虑症。你说我光是怀孩子，不用管这个大的，我还算好，我还要管这个大的念书，他念书交不上功课，老师就要来找家长，我又在我的幼儿园里面当领导，多没面子，你说我是否最难？

高小莉：对，太难了，当时您也没办法。

王俊康：1978、1979年，在这两年期间，两年我没有休息过一天，一二三四五六奔作协来搞《少年文艺报》的创刊发展工作，星期天就回少年宫去搞文学讲习所的工作，就等于两头瞒，少年宫对上面教育局和区委那里瞒着：“没有调王俊康，王俊康现在还在我们那里，星期天你过来看看，他还在给学生上课。”教育局的局长他们真的是星期天过来看看，看到我正在那里给学生上课，就没得说了。一过了星期天，我又回作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忙疯了！《少年文艺报》的创办人黄庆云想调我进省作协，我当时工作单位少年宫的主管领导不放，于是两头兼顾，一仆二主。

高小莉：那个时候小孩多大？

王俊康：当时确实是难为她们两位了，一个是夫人，一个是母亲。我心里很内疚。母亲很寂寞，要我陪她说说话，每天10来分钟都行，但我那时正是忙疯了，妈妈最简单的要求我都没办法满足，没多久她就去世了，这成为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我不能原谅自己。但是我自己也真的是……全心投入工作，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曾经在一天之内，在我们中国的三座中等城市跑，开了三个会，解决五大实际问题，《少年文艺报》刚刚成立起来，也没有几个人，我最能跑了，才三十多岁，那时候也没有的士，有的士也没有钱，反正大包小包，这里背，那里提，像个农民工，一路上发疯似的奔着跑着。

侯冀平：腰不就是这么坏的吗？

王俊康：坐火车跑，幸亏我有些朋友，我和当地的团委打声招呼，我们作协《少年文艺报》的副主编什么时候来，请你协助组织好一个座谈会，是要求什么辅导员、团委书记、校长，然后我就背着行李、宣传品坐火车，从来不买票，买不到票，要排队买票，我只能够买一张站台票上去再补票。上去又没得坐，就是站。一到站下了以后，马上拿着行李直奔到会场去，主持开始。一个是衡阳的，一个是株洲，我记不住是先到哪里了，最后晚上的时候到长沙开第三个会。

侯冀平：退休后做了几次大手术，但是一离开医院，一离开手术台，他就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该干嘛还干嘛。所以医生和他说：“你做了搭桥大手术，搭了三座心血管桥，还放了五个支架，如果你还不注意，特别不注意休息，那你的血管依然会再堵，再堵了，可能我做医生的也没办法了。”

一个在前方冲锋陷阵，一个在后方照顾家庭，后方的付出和牺牲默默无闻，更需要坚韧和无私。侯冀平老师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赞成：“其实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是女人肯退一步。我要搞事业，也不见得差过他。”

确实如此！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行文至此，想起来我写过的一首小诗《生命的歌唱》，收录在《印象王俊康》一书里。我摘录其中两小段作为本文的结尾，并向康叔致敬！

你是一个执着的革命者， 

一辈子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 

哪怕是雪压枝头， 

哪怕是雨冷风狂， 

你初心不改， 

理想和信念坚定如钢。 

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 

你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 

你深沉的爱恋毕生的追求， 

在时代的壮丽交响中， 

誓言铿锵回响！

你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与命运进行不屈的对抗。 

当疾病的折磨一次比一次凶猛， 

当死神的狞笑一声比一声疯狂， 

你无所畏惧， 

站稳了身躯把头颅高扬。 

既然这是一场战斗， 

来吧！摧残了我的肉体 

我的一把硬骨头， 

依然当当作响！

高小莉 202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