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办”工作时的点滴回忆 （1）
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 , 除去血缘关系 , 最重要的关系 , 莫过于家庭的夫妻和社会的朋友。可以说夫妻构建了家庭 , 朋友成就了世界。朋友是人生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今天就想说说我在“落办”工作结交的一生中两个特殊朋友的故事。
那是 1979 年炎热的夏天我应“落实办”负责人的要求，出差去武威民勤县等地给落实政策有关人员做具体工作。
武威地属甘肃。古今的文人骚客中不乏对武威这个边塞重镇的描写。
岑参曾在《武威送刘单》吟道：
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
白草磨无涯，湖沙莽茫茫。
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
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
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
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
……
我和小甄要去的地方，并不是武威城，而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交汇处，在武威的东南方向民勤县境内的一个偏僻的小村。
拖拉机行走在沙漠中踏出来的路上。路边不时看到似黄似绿的小草，开着呈粉红色或呈黄色的小花，在风沙的狂叫中倔强地扬着头，随风摇摆。在左晃右摆的拖拉机上，炎热的太阳就像一盏高温的灯泡就在你头上悬挂。汗不停地流淌下来，眼睛晦涩。
在去村子的路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地方风大、沙多、天高温。
我和小甄去民勤县委落实办转换手续时，根本不曾想到马明一家会被遣返到这样一个鸟也不愿落脚的地方。
马明一家三口是在 66 年被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强制遣返回原籍的。而马明之所以被冦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主要的原因就是在 1936 年间，红军在山丹地区遭马步青匪部之截杀。马明时年十三、四岁被民团抓丁，随马匪部运送弹药，喂养军马。当战事结束，他从龟宿的战壕中爬出来，被眼前的惨象一下惊呆了。只见马匪的士兵一手拿的明晃晃的马刀在逐一检查倒在战场上的红军士兵。遇到有口气的，逐拿起马刀或拿手中的枪刺，或者补一枪毙命。不远处马匪的士兵在挖坑，准备活埋衣服褴褛的红军士兵。还有的马匪士兵在肆意地戏虐着被俘的女红军战士。
更有甚者在割下死伤的红军士兵的耳朵报功请赏……从那以后，马明似乎中了魔一样，夜里经常被噩梦惊醒。脑海里出现的不是红军男女战士不屈的眼神，就是血淋淋的战场场面。终于有一天，马明在一个天无月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逃走了。
他又不敢回家乡，几经辗转流窜到包头。在甘肃回民乡亲的帮助下，定居在此地。
1958 年东河区东河槽东岸炼铁厂在招工时，经人介绍成为一名铁厂的职工。可是就在文化运动初，不知街道某些人从哪里得到一些闲言碎语。说他是潜逃的历史反革命份子，勒令他返乡原籍。由于事发突然，马明都还没来得及和单位说明情况，一家三口（马明、老婆和十一周岁多点的女儿）就被红卫兵强行押上西去的火车，强遣送回甘肃武威民勤县现在居住的村子。
夜幕降临，但望苍穹，星辰繁瀑。虽置身于大漠，但这时的天气，凉爽了不少。我和小甄进到村中。村子大概有不到二十户人家。清一色的土房，连半人高的院墙都呈土黄色的调子。看到陌生人来到村中，村里人都从红柳加泥巴夯垒的墙头上往外看，满脸都是惊奇的神色。女人们则蒙着头纱只露出双眼，眼睛中毫无表情。只是盯着你看你从她眼前走过。
经村内人指点，县落办干部和我等三人来到一处院子前。土夯院墙无大门。从豁口进去，墙角卧着一只大黄狗。见生人进来，只是“汪、汪”地叫了两声，便又懒懒地卧了下来。
听到狗叫声，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掀开门帘从里往外看。同时帘子的下方处同时钻出两个小女孩的脑袋，她们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们和县里来人。
待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事给她讲清来意，这个女人忙开门，让我们进屋。并朝炕上躺着的一位五十多岁的人叫道：“爹爹，包头来人啦，找你的。”
马明听着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干部给他讲包头来人的意思。他木讷呆板的脸上一阵抽搐，忍不住号啕大哭。他抖动着身子一下子一把拉过旁边惊呆的女子，朝墙上挂的毛主席像跪下。口中喊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孩子他妈，你睁开眼看看吧，毛主席显灵啦。包头来人接我们啦……”
原来马明一家自强制遣返回来后，老伴久患痨症（也就是肺结核）卧床不起。在恶劣的自然气候环境下吃住都成问题，哪能花得起治病费用？面对回乡后的困境与无奈，没有钱看病，老伴最终不治而逝。对老伴的去世，马明是悲痛的。然而，自己觉得这都是命。对命运不济他表现出的是听天由命、麻木不仁。这种麻木甚至也影响了女儿马秀英的婚事。
听民勤县落办的同事讲民勤县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说：
民勤的女人不能娶，男求押婚银圆堆。
庚帖一下彩礼到，万儿八千张口要。
婚帖红签迎娶时，套马套骡不套驴。
回门也要送重礼，若无还穿上骄衣。
（意思回门那天男方不给女方家带重礼，女方就不脱掉新婚的衣服。意味着男女双方不算正式成婚。）
看着马秀英长大成人，也到了婚嫁的年龄。四邻八乡，也有人给马秀英介绍对象，络绎不绝的求婚人很多。按女儿的意思，早早出嫁多要些彩礼，也给父亲留下一些日后支撑生活的用度。但马明择婿坚持要女婿半儿半婿。因为如果女儿远嫁他乡，家中只留他一个人。随着自己年龄逐年增大，家中无劳力，今后生活靠什么？女儿的婚事就这么一直拖着。一直到马秀英二十多岁的时候，才在本村人的撮合下，找了一户男儿多，根本娶不起媳妇儿、自愿入赘当马明儿子的人家成婚。现在已有一儿一女。
马秀英手捧我让她和父亲填写的回迁包头落户的“申请书”时，她犯难了。自己和父亲按落实政策的有关规定，可以迁回包头。一儿一女经咨询日后回包头后也可以申请落户。可马玉生怎么办？
我也被这第一次遇上的难题难住了。我们这次来一是送达给马明的《平反决定》。二是了解马明一家三口现在的生活状况，填写《落实政策人员迁回包头市落户申请书》。然后了解一下马明还有什么需要诉求？马明是在有正式工作的时候被以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强制遣返原籍的。按政策规定，他可以复职，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可女婿马玉生不是落实政策的对象，但他是马秀英被随父迁回原籍后嫁的丈夫，而且两人婚后育有一儿一女。这确实是个特殊情况，只能回到包头市后请示领导，把这个特殊情节成文呈报市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复后，再妥善处理了。
这一天晚上马明的家里，乡亲们都来祝贺马明落实政策了。民勤县落办的同志、我和小甄和热情的乡亲们坐在一起。听着他们的话语，也被他们面对贫穷所表现的人生乐观和坚韧的性格很钦佩。
老乡们端上当地的待客饭“洋芋蛋蛋”，再三歉意地说：“我们这边不比你们包头。你们包头是大城市，生活好得很。在我们这儿也只能拿着这些招待你们了。”
我深深感到这里乡亲，可能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坐在炕上大多不善言辞。但热情友善，不时地把“洋芋蛋蛋”拨到我和小甄的碗里，还不停地说：“你吃噻，多吃噻。”等我放下碗，乡亲们又把卷好的老旱烟递过来：“烟抽上，烟抽上。”话不多，但很暖心。
吃罢饭，我和小甄一起走到村外，很想领略一下黄昏的大漠风光。我站在沙丘上看夕阳在天边沙海中慢慢地沉下，余晖照在金黄色的大漠中时，雄浑壮观，风光无限。是那样豁达，而让人心旷神怡。
远望浩瀚的腾格里沙漠，不由地想到王之焕诗篇中的天沙一体的意境。躺在柔软的细沙堆上，感受沙的细腻以及微微的风带给自己的秋爽。
想着刚才乡亲们对自己家乡的介绍，我真切地感受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他们地处沙漠边缘，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收获着微薄的生存希望。但他们传递出来的那种顽强、抗争，注定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
当暮色中我们返回马明家大院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传来：“我也要和你们回包头，和小妹妹一起回你们那儿读书。”
我回头一看这是和马秀英的孩子一块玩耍的那个小女孩。
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说：“我叫梅梅。”
梅梅说：“听姑姑说，小英长大要在包头读书？”
我知道，梅梅说的小英子就是马秀英的女儿。我随口答道：“是的，她长大要在我们那读书上学。”
梅梅说：“我也想读书，可我们这儿没学校。”
我听她1这么一说，沉默了。
当第二天，我和小甄他们一行离开村子时，我一眼看见梅梅在村口的沙丘上站着，似乎有些依依不舍。我走上前去，抚摸着梅梅挂满泪痕的脸，从衣兜中掏出仅有的五元钱装在梅梅的口袋里，说：“梅梅快些长大吧，记住一定要读书！读好
书！……”
在拖拉机拐下一个沙丘后再翻上另一个沙丘时，我回头望见村口的丘上，那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子仍然在站着。挥着手……
多少年后我看电视剧《山海情》，这就是描写此地恶劣山水被一群有志者所改造的故事。在这群人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梅梅的不屈不挠的眼神。我想她一定也在其中。
“落办”工作时的点滴回忆
（2）
我和小甄风尘仆仆地到达宁夏吴忠金银滩农场时，已是离开甘肃武威民勤县的第四天了。我们来这里是给一个叫马子俊的落实政策人员送达《平反决定》通知书和填写《落实政策人员回迁户口申请表》的。同时要了解本人在 1966 年强制遣返回原籍后的生活状况和诉求。
在去农场场部的路上，我看到这里的路和武威民勤县的路相比要好得多了，环境也要好得多。
吴忠金银滩农场政工办（内设落办）的负责人给我简要介绍了金银滩农场情况和马子骏强迁到这里以后的基本情况。
金银滩农场，原来是一片盐碱滩。到六十年代中期吴忠地区的早元、古城、上桥、东塔等四乡陆续移民金银滩开发。马子骏家早先在东塔是有过十几亩水田的。但马子骏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不甘于在农村务农，一个人踏上了外乡营商之路。当初，包头 x 中的红卫兵 66 年押送马子骏一家三口来这里时，因为马子骏的父辈早已去世。十几亩水田也划归农场。根本也不知道他这个成份到底是个啥？到底是不是“逃亡地主”。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马子骏个人的叙述给他扣了一顶“小业主、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落办这个干部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当我问到马子骏后来生活状况和现状时，这位同志笑着说：“咱这个地方，你们不知道吴忠这个地方历来是鱼米之乡，也是古丝绸之路西北塞上的高埠重镇。也叫灵州。唐朝李世民曾在此地与西部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民族首领结盟。唐肃宗时曾在此登基指挥、平定“安史之乱”。吴忠这个地方曾一度是唐朝政治和文化中心。有人曾写诗描述过吴忠：“纵目水乡多少埠？引来商贾如云集”。黄河之水哺育这一带人民。这里吃食生活马子骏一家没什么问题的，关键是政治上的歧视”。
他接着介绍说，“马子骏儿子叫马升，随父迁到此处时才七岁吧，但倔得很。我们这地方 1969 年成立的知识青年安置办。早在 1964 就有近300 余名应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来到了金银滩农场、县良种繁殖场和农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到 1968 年以后那就成批了。来这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光是宁夏的、吴忠的，还有上海、北京、兰州、河南和安徽的都有，从 77 年开始农场也开始对来的知青按‘统筹规划，归口安置’的政策，择优录用。主要解决特殊时期遗留的大批知青回城就业的问题。但马升的家庭成分问题一直就没有定论。孩子是个好孩子，每当看到有人回城，特别是 77 年高考落榜，对孩子打击很大。”
这位落办负责人特别讲了一件马升被挨打的事情。马升在劳动中，因为工具的问题和一些北京、河南、安徽的知识青年争执起来，也就是相互推搡了几下。在那会儿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这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事后当那几个知青打听到马升出身是“阶级异己分子、流亡地主”，又是被包头市红卫兵遣返的“逃亡地主”子弟。在那个出身问题最后决定当事人命运的年代，这些人尽管也不是什么“苗正根红”，也就是城市贫民、小业主之类。结果以红卫兵的名义把马升传讯，并用皮带抽打。当马升的父亲和一些老职工赶到现场时，就看见皮带在空中飞舞，“啪啪”的抽打声沉闷地传到耳中。马升既不喊叫，他也不求饶，只是倔犟地站着。一缕缕的鲜血，从他头上流到眼角。从那次以后，这农场的知识青年第一次领教了马升的倔犟。以后见了马升，要么躲避，要么转身返回。谁也没有再回头看看或有再挑衅的勇气。
我问他：“现在这个孩子情绪怎么样？”
他说：“劳动还是照样出工，但学习也上劲了。马子骏和人们说呀，他是非要考上大学，不撞南墙是不死心的。”
待从场部出来，我们一行进到马子骏家。见到马子骏本人时，年岁 60多的他病卧在床上。见来人颤颤抖抖地下炕迎接来人。而马升接过小甄递给他的《平反决定》书和《落实政策人员回迁包头落户的申请表》时，他推开门疯也似的冲了出去。
我不知啥情况？蒙了。向农场落办人员投去询问的眼光。这时农场落办人说：“你们不要急，这孩子准是又去东北角上那个渠楞上啦。你们知道啊，那个方向是往北京看的……”
在落实政策办召开的“平反及宣读善后问题处理决定的大会”会场内，伴随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乐曲声和“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激动的号啕大哭声混成在一起，使偌大礼堂震耳欲聋。我看到好多落实政策人员手捧《平反决定》在反复认真地阅看；马秀英则把户口回迁证贴在胸口上。特别使她高兴的是公安局户籍部门认为，马秀英在农村婚嫁也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无奈之举。也准许其爱人和孩子一起回迁包头落户。这一家终于团圆地生活在一起了；马子骏则拿着政府给他的因造反抄家造成的损失补偿金而喃喃自语；马明拿着复职通知书左看右看老泪纵横……
我一眼就望见马子俊的儿子马升四处张望寻找什么人。我知道他在找自己，遂悄悄地离开会场回到办公室。
……
这一段工作经历距今已近 46 年了。但也就是这段不平凡的工作经历使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正是他们一生不平凡，也可以说苦难的经历教会我要珍惜生活。教会我要怎样做人，做一个永不言败的，做一个深知感恩的人。
马升在回包头后，以社会青年身份在当时的回民办事处报考大学，并考上了一所北京电子学院，毕业后被录用在国家商务部工作。马秀英一家据说在东河旧城改造中搬迁新楼。破居变宜居，沉重的过去翻开了新的一页。
……
好多结识的朋友在我退休来呼居住后因年龄关系慢慢地联系少了。但有一个人虽不是朋友，但却是我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永远铭记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领导主抓全国落实政策工作的胡耀邦先生。因为在这个人身后有多组数据将被历史永远记住：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 440 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 71 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 40 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 年至 1982 年底，全国共平反了 300 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 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中国人气聚集，才有了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落实政策”工作这是一项国家走向公民社会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中国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段的工作经历将是我一生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一2024.12.30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作者姚福兴，笔名福星高照。满族。本人是1966年内蒙古包头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生。于1968年9月下乡插队落户于后套（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复兴公社和胜五队。
1972年返城回内蒙古包头市。先后在市、区政法系统、城建环卫系统工作多年。期间曾参与老包头史志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退休后，热心于业余写作。曾有《音乐成就了爸爸辉煌的一生》《南圪洞名源及历史沿革》有关章节等文章发表在报纸和刊物上。著有长篇科普文学作品《每日一语》，长篇小说《风雨人生路》2部。
曾任内蒙古包头市第十一届人代会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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