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李德武｜思想的假死与对理性思想家的谋杀

“争鸣”：李德武｜思想的假死与对理性思想家的谋杀精华热点

2024-12-26 17:32:23 2141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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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平（比利时）画

——读斯洛特戴克《思想的假死》

一、哲学家的演讲功夫

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斯洛特戴克《思想者的假死》这本哲学新书的。在读斯洛特戴克之前，我正全神贯注地阅读吉尔贝·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因为国内对斯洛特戴克著作译介不多，所以，这本书在10月份出版后成了诗人和学者们的抢手货。我也是怀着一睹为快的心情阅读这本书的。

和西蒙东的著作比起来，读斯洛特戴克的这本书就好像从体操比赛现场一下转入了杂技表演现场。我这么说不是要降低斯洛特戴克的理论功夫，而是想衬托出他在演讲上的功夫。我读过罗素、海德格尔、怀特海等哲学家的演讲，从耐人寻味和语言的挑动性上看，他们的演讲都太正统了，不如斯洛特戴克来得精彩。他太善于利用修辞术了，其精彩的比喻妙语连珠，以至于让你完全忘却这是一本关于哲学的演讲。特别是，他引用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和佩索阿的事例与文字作为开篇和结尾，将哲学和诗歌的关系弄得暧昧不清，似有一种对诗人偏宠的意味。哲学家为什么都喜欢用诗人的文章或诗句作为演讲的结尾呢？是哲学家感到自己的判断力不如诗人更高明吗？还是说哲学家觉悟到自己不该总是喜欢下结论，而要向诗人学习含混地说出感觉的事实？作为诗人，看到斯洛特戴克把佩索阿那段我十分熟悉的文字作为结尾时，我感到既失望，又得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哲学的整体降维让他首先成为修辞家。抑或他认为诗歌和艺术才是治愈哲学高冷病的妙方。我能感觉到他在演讲时为降低理论的难度，拼命讨好听众所作的费劲心机的语言筹划。他努力使用一些带有猎奇和惊悚意味的网络语言，以便唤起听众的兴趣。这种自我降维就好比一个天堂的鼓手沦落为尘世的打更人。同时，我也感受到他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亲和力、趣味性的学人，而不是一个枯干冷漠的思想者。

很奇怪，这些表演的技巧让他在对待理性思想家的思想和立场时总是带有几分批判、嘲弄和挑衅，比如他对苏格拉底的思想用了“臭名昭著”的词来修饰，把柏拉图的思想暗讽为“精灵”。而介绍胡塞尔时语气明显有矮化胡塞尔的意味。他说：“胡塞尔从他那语惊四座的学生海德格尔那里学了很多东西”。等等。我甚至想象到他说这些话时的夸张表情和配套的肢体语言。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当代哲学家身上出现的某种新迹象，即一种表演的能力。

二、用实践的生活弥合沉思与行动的裂隙

斯洛特戴克是一个注重借鉴东方思想来反观西方思想弊端，以及思考当下社会面临问题的思想家。他持有的全球化立场，与其说是他就时代特征做出的考察视域选择，不如说是基于思考的综合性对东西文化做出比较性优选。《思想的假死》就是他站在东西文化的制高点上，对西方理性思想由兴至衰过程作出的考察。

我们看到，斯洛特戴克的考察并非历史性的，而是现象式的，因为太多与理性思想兴衰相关的哲学家和历史重大事件被斯洛特戴克悬置起来，或者按照他对胡塞尔的描述放进了括号里。这种处理方法不能理解为一种理论批判的主观与粗暴，而必须承认在他面对的演讲任务时必须这样处理。言外之意，这个演讲是一个具体事件，他不适用在书斋里独自沉思完成的方式来处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次对欧洲理性思想史的勾勒并非易事。他必须具备较高的概括能力，以及对漫长历史中思想典范敏锐的捕捉力。同时，他的语言也不能枯燥。是这一切促成了这个演讲的生成。当然，现场听众的作用是直接的和主要的，不管这些人身份如何，哲学家与听众面对面的交流都意味着天使回到人间。

这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斯洛特戴克对这次讨论主题示现的当下样式或范本。那么斯洛特戴克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他在导言里说得很清楚，核心问题就是调和沉思与行动相互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阿伦特那里作为哲学对传统的回归思考过。阿伦特认为自笛卡尔起，哲学被两个噩梦纠缠着，这两个噩梦一个是实在性噩梦，一个是可能性噩梦。这两个噩梦危及到了古老哲学的理性根基。因此，阿伦特从两个方面试图重新呼唤出理性思考的权威出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然，一个是政治。在《人的境况》里，阿伦特基于地球的有限性提出了人类的理性底线问题。而在《政治的应许》中，阿伦特从古希腊城邦生活的政治性中指出今天人们政治生活的缺如。她写道：“荒漠远不是公共政治生活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公共政治生活的缺乏导致了荒漠。”（《政治的应许》汉娜·阿伦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斯洛特戴克沿着阿伦特思考的路线对沉思与行动做了思想史考察。他要追问的不只是，理性思想为什么在历史的天空中曾一度释放出神一样的光彩，他还要了解做到这样需要什么条件。他也不单纯要对当下人们思想普遍平庸做出指责，他还要指出导致这种思想降级的因素都有哪些。为此，他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实践的生活。而这种实践的生活范本就是中国和印度取得的成果。他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东亚古老而伟大的实践大国，即中国和印度（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进程一样），已经完成了向全球导向的训练形式的转变。他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全新的、积极的绩效制度，很快可能超过厌倦了的欧洲人所完成的一切。”（《思想者的假死》斯洛特戴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第16页）

在这里，斯洛特戴克对东亚案例的引用，并不一定表明他在实质意义上做出的某种比较和判断，而仅是他演讲技艺的某种需要。这个案例的意义在这里的作用可能在于以危机意识唤起人们的思考而已。同样，斯洛特戴克列举的每个案例，我认为都是服务于这次演讲的，而不具有思想史节点性标记意义。它是艺术性的安排和选取，而不是事实的陈述，尽管没有办法将这些案例，比如西塞罗、瓦莱里等从思想史的宏大叙事中剥离开来。这种艺术的立场和选择代表了斯洛特戴克意欲弥合沉思与行动人为裂痕的努力。

哲学分裂出自己的谋反者，这种谋反与谋杀的动因来自后人对理论话语权的争夺。历史上，伟大的理性思想家享受着至高无上的不可逾越的尊贵与地位，使得后人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和空间，同时，面对新的时代，人们也萌发出对传统思想革新的需要。因此，杀死阻挡他们的一切巨人变成了他们对哲学下手的首选。这种谋杀来自尼采带的好头。

显然，斯洛特戴克并不认同这种邪恶的、犯罪式的思想研究，他更强调沉思与行动的复合性。他说：“一旦我们接受了‘积极’和‘沉思’之间根深蒂固的区别，好像它们是完全排他的，对于彼此是彻底的替代选择，那么，我们就会忽视人类的行为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复合体，它既不只是积极的，也不只是沉思的。我把这称为实践的生活”。（同上，第12-13页）

三、何为思想的假死？

回过头来，我们先看看这本书，为什么取一个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的名字，即《思想的假死》呢？这正是斯洛特戴克演讲技艺的表现，权且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杂技表演（从传播学上说，这种夸饰变得必须，我们不会认为这代表了一个思想家媚俗或不诚实的行为。）。我们看看他自己的解释：“在第三部分，我将进入今天话题的核心，研究冷漠的人的形成，或者叫它们的自我生成。这需要我来讨论自古代以来很著名的一个学说，即有认识能力的人的假死状态……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思考的人必须是一种正在休假的死人的观念与古代欧洲的理性文化，特别是古典的、受柏拉图启发的哲学密不可分。我们将有机会研究苏格拉底那臭名昭著的命题，即真正的智慧爱好者关心的是在他们生时尽可能的像死去一样；如果我们相信唯心主义，那么只有死人才享有‘自动’（autoptisch）看待彼世真理的特权，就像面对面一样。当然，这里的死人指的不是殡葬业所说的死者，而是哲学上的死人，他们抛弃了身体，成为纯粹的、智力的或非个人的思维灵魂。”（同上，第6页）

把这段话对应到理性思想家身上，我们可以指认出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从思想的发生上来看，纯粹的理性来自一个人的沉思。思想是思想家独自从自己的生命中生发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的条件就是宁静，所以思想家要尽量少地被打扰。这个过程被斯洛特戴克称为抛弃了身体。这样的表述显然是比喻式的，而不是客观事实。因此可以理解，苏格拉底说的专注的沉思正是身体受灵魂主导的表现，而不等于说无视肉体。佛法也有“止观”“禅定”，但不能说“止观”和“禅定”就是假死。如果是死的状态，人就没有官能的反应了，那么思想作为神经中枢的整体活动也就无法进行。永嘉禅法在四止观禅修中明确提出观的整体性，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理性思想在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原理也必然是“身、受、心、法”的综合观想。这是之一，假死的哲学意义在于譬喻。

第二，思想的对象和目的是为了获得对现实问题的正确答案。作为认识过程，思想家需要完成对自身问题的克服。他的每一次新的认知都标志着自我对过去认知的超越。他在自己身上开展并实现自我肯定和否定的审视。这个过程被柏拉图描述为“死亡的前兆”。这里，死亡意味着一条通往巅峰的崎岖之路，一条隐秘而幽暗的灵魂隧道。思想家正是将这一历险当作人生的选择，这其中经历的艰苦与磨难使他有足够的资本享受不朽之名。在这里，假死意味着思想家的自我更生。

第三，思想的结晶并不表现为思想家个人的财富，恰恰相反，一个思想家总是出于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角度出发，他才能遇见到真理。这一原则也形成了思想家们普遍的道德，即为真理而献身。这显然是思想家们主动的行为，但斯洛特戴克站在他者角度，从中发现其艺术性的形态和表述。他说：“相反，这是一种奔向创造匿名的死亡，克服一切私人和个人的死亡，这种死亡即之后进入伟大的理论应该付出的代价。”（同上，第7页）

第四，基于人的行动受思想支配（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表现），因此，思想的正确与否就关乎行动的结果好坏。这是理论诞生的现实基础。思想家就是那些专注于寻找正确思想的人，他们把思想找到后变成结论和答案，或者变成某种方法，然后使这些独属于个人智识的经验和思考变成普遍的知识，获得广泛传播，服务于人类。这种为人类提供智慧和方法的思想家，一度享有与神齐名的荣誉。但是他们的思想太深邃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了的。这也使得对思想家思想的阐述成为一项持久的工作。一个肉体不存在的人活在他不朽的思想里。思想的不朽性也意味着思想家的假死。当这些思想形成认识的或思想的定式时，比如形而上学，它就成了一个负载灵魂的假死的“语言肉身”。斯洛特戴克将认识论表述为“死亡学”，即“认识论——死亡学的”，也就是指理论的形式、概念成为“词语自身”。显然没有一劳永逸的思想定式，形而上学也不是万能钥匙，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边界和有效的生命期。一旦一种理论过时，我们就应该毫无怜惜的舍弃它。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从谱系上宣告他的过时。这种理论的过时性也是思想假死的一种表现，即作为概念，它依旧存在，但他已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能力，人们将它置于休眠状态。

四、谁对传统理性实施了暗杀？

从思想史上看，第一次对传统理性实施暗杀的是基督教。斐洛和普罗提诺堪称为帮凶。相对于古希腊的偶像崇拜，德尔图良强调对神的绝对信奉，并主张信徒要过一种伦理生活。上帝意志替代真理使思想家的独特地位受到动摇和打压，之后，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支撑起经院哲学的大厦，哲学真的处于死亡状态。黑暗的中世纪，经济也许并没有停止发展，停止发展的是思想和艺术。

复活古希腊理性思想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伴随对自然和人文主义的崇尚，人们从古希腊的思想中找到了理论的源头。这一思潮几乎影响了后来的欧洲主要理性思想家，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的复兴正是从以上三位思想家开始逐渐形成势力的。但英国的思想家多数不属于书斋式的，而是注重和社会问题相结合，并强调用经验检验思想的正确与否，比如洛克、培根、莫尔等。这期间，科学的黎明已经升起了新的曙光，比如哥白尼、伽利略的发明已经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了。

除了斯洛特戴克提到的布鲁诺以外，还应该提到康帕内拉。最初的这些思想家都是捍卫真理的勇敢斗士。那时科学和理性是进步思想的标志。此时科学并没有履行作为理性思想杀手的职责。相反，推动科学发展的正是理性本身。阿伦特把沉思到行动的转折点归于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即思想者提供的产品由理论变成了技术工具。这个划分可以作为考察思想发展的一个节点，但不能由此断定科学是谋杀理性的杀手。

理性主义的取胜来自于对基督教和经院哲学的战胜。这之间的争夺其实也是思想之争，即理性哲学与经院哲学之争。因为在基督教全面统治世俗生活时，经院哲学，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思想成为正典，同时教会利用手中的权利排除异己，全面控制了思想界，思想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了，持不同观点者都打上了异端邪说的罪名被予以封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理性思想无疑是给郁闷的、黑暗的欧洲照入一束希望之光。

理性思想推动的是思想的解放，是对真理开展的全面探索和争鸣。启蒙运动就是由理性推动的。这期间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比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席勒等。理性探讨的问题不局限于思想问题，也有政治、社会形态、美学等问题。理性的哲学并不像理性这个词给人一种枯干的感觉，相反，理性思想家都是鲜活的，洋溢着强大的精神和生命意志力的人。

理性主义的衰落源于理性主义在欧洲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近400年的发展中已经达到了顶峰。这个终结的信号是由黑格尔发出的，当他试图用理念来统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时，他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和抛弃。非理性主义最初的萌芽是捍卫个人对世界独特感受和认识的权利，反对理性主义规定下的认识观念的统一性。但理性主义真正没落的根源在于，他把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主义极致化了，使得知识和理性的目的与对象都是人本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全部运动都只是力求精神认识他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己，自己与自己相结合。这种对人自身的放大，使理性主义忽略了与世界的交互和平等对话。这正是斯洛特戴克着力批判的问题所在。

在黑格尔的时代，至少有3个我们广为熟悉的思想家最先向黑格尔发起挑战。第一个是荷尔德林。他们尽管是同学，但荷尔德林反对黑格尔“一即一切”的认识论，他看到黑格尔的理念说摒除了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情感。所以荷尔德林提出重返古希腊精神，寻找到人身上阳光健康的纯真人性。

第二个厌恶黑格尔的人是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本来对黑格尔充满崇拜，前来听他的课，可是听了课后他大失所望。他提出的“主观存在”说是基于对对黑格尔客观唯心理念提出的反驳。克尔凯郭尔认为：“客观性的重点在于被陈述的对象，而主观性强调的是它如何被陈述。”后者正是宗教和美学所需要的。作为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以自己的著作和在教会任职时的具体行动，点燃了欧洲非理性主义的火炬。

第三个反对黑格尔的人是谢林。谢林针对黑格尔从知性到理性的严密逻辑体系过度提出跳跃式的理智直观。他称这种理智直观是非设定的，也是不可言传的东西。他对理智直观作出说明，他说：“这种知识必须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知识，这恰恰因为所有其它的知识都是不自由的，因此，它必须是一种根本不通过证明、推论或任何概念的中介而获得的知识，因此完全是一种直观。”（《谢林全集》第3卷第369页）

谢林的实践哲学逻辑成为开启非理性主义利用形式逻辑创建自己学说的钥匙。这些开启包括启发狄尔泰创建了描述心理学，引导胡塞尔创建了本质直观的现象学，启发海德格尔创建了存在主义本体论等等。

谢林也比费希特更进一步地，把美学和以理智直观为基础的哲学联系起来。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谢林说道：“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承认的无可否认的客观性就是艺术本身，因为审美直观正是业已变得客观的理智直观。”（《先验唯心主义体系》，谢林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4页）

来自哲学内部的分化是使理性主义大厦轰然倒塌的直接推手。这些推手中包括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舍斯托夫等。当然，要细数的话，还应包括生命哲学创始人狄尔泰以及追随者席美尔、史宾格勒等。

今天，我们看黑格尔的思想，其局限性是显在的。譬如黑格尔文化的性格说，人为的将文化的多元性有机化了。文化的整体是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宇宙作为整体并不是以有机形式存在的。所以把世界有机化是黑格尔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结果。如果这个规定是不可靠的，那么黑格尔关于“时代精神”和“时代之子”的表述也都是不可靠的。又譬如绝对精神说，即宇宙的终极实在和理性的完全实现这一模型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科学上看，都与今天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不相符。比如，在宇宙爆炸说和量子说下，宇宙的终极实在是不确定的，也是不能完全用理性逻辑而推演的。宇宙的终极实在很可能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离散和自我毁灭。而黑格尔将精神及人的全部意识活动定义为以理念为对象的运动，这意味着人的认识和人对自我的实现最终完成的是对理念世界的抵近。人的现实性不过是对这个绝对精神世界的某种表现，即人不是他自己，人是他绝对精神的表象。这把人彻底抽象化了，尽管他使用人与理念之间存在能动的辩证关系，使其联结为一个整体。但是人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并不是自己的目的，而是理念的目的。由此，黑格尔试图让人所获得的最后自由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黑格尔体系说的声讨变成对黑格尔主义以及整个理性哲学的清算。卢卡奇曾总结说：“黑格尔主义的瓦解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危机比承认一个一定的哲学体系的不足之处包含着更多的意义：它是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思想的危机。黑格尔体系崩溃的时候，整理、理解来自唯心主义原则、来自人类意识的成分的世界的整体性和世界变化规则的企图也崩溃了……”（《理性的毁灭》卢卡奇，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280页）

斯洛特戴克给出了今天风头正劲的10个方面非理性思潮。包括：

第一，青年黑格尔派。这一派主张，将实践和政治生活放置在相对于其他一切存在项目的优先地位，意欲开启第二次民主试验。

第二，以尼采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在认识论上对于理性主义一贯坚持的主权主义虚构予以背离。新的认知批判建议是，“不要为了超个人智慧的幻影而跳出自己的皮肤，相反要完全划入自己的皮肤，以便最大限度的利用独特的存在所具有的，完全无法替代的视角所提供的认知机遇。”（《思想的假死》，第181页）

第三，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一批对非理性主义持有偏袒倾向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非理性主义起到了支持和推动作用。譬如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

第四，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对理性的颠覆。

第五，科学的神圣外衣被拨开，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崇高信仰伴随核武器的爆炸而破灭。

第六，以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

第七，人类学等知识社会学对学术话语的渗透。

第八，伴随女性解放而兴起的女权运动。

第九，神经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

第十，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克服了对认知者的狂欢神话的例子，例如布鲁诺·拉图尔等。

五、由思想的假死引发的相关思考

1. 西方人对理性的清算有他们自身的发展需要，因为西方文明的基础来自古希腊的理性思想和基督教文化，这两种文化长期统治西方社会，形成了制约社会进步的思想枷锁，所以，西方要对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禁欲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以便释放出人身上的无限活力。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对自己文明中禁锢人的思想是否都清楚呢？比如儒家思想。斯洛特戴克赞赏的东方实践生活果然如他理解的那样美好吗？儒家的礼法果然是世俗生活的有效典章吗？那么，明代李贽为什么要在《焚书》和《后焚书》中大骂儒士？

2. 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里，我们需要有理性精神吗？我们需要有一点较真的、神经质的对真理的探求和捍卫吗？当我们的讨论被当作不当言论予以屏蔽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苏格拉底为真理而视死如归的从容不迫吗？

3. 按照斯洛特戴克的理想设计，拉图尔实验室的行动主义正在各大学里实施，在积极一面背后，我们也看到一些奇怪现象。比如一个学者如果拉不来项目你在大学里就没有地位，无论作理论研究，还是作实践研究，都把参与社会生产当作绩效评价的条件，甚至把项目产能作为绩效的优选条件，使得拉不来项目的学者没有课上，没有经费用来研究。这就是大学里学者或理论家们的前途吗？至于，项目专家让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自己则拿着神秘的回扣，这些问题就不提了。

4. 斯洛特戴克把一种纯碎的沉思看作是一种隔绝社会，抛弃肉体的不近人情的行为，不沉思的人当然可以这样认为，而真正沉思的人，没有谁真正把自己同社会相隔绝。如果，理性主义凭着逻辑和方法完成对形而上学虚构的话，那么，行动派则凭着主观猜测完成了对理性的莫须有审判。尼采当年就说，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贬低最高价值。他没有目的，不回答“为什么”问题。这种粗暴的否定难道就是合理的吗？

5. 当我们的生活完全置于政府的管控之下，每个人都生活在规划下的网格里，我们说自己参与社会实践，其意义何在？当你混入旅游的队伍里，当你隐没在社区的公寓里，你离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之间有怎样的距离？你的幸福和苏格拉底要求的精神愉悦有怎样的差距？抑或，在普遍的规训下，我们有没有资格说出灵魂这个词？

6. 今天真理果然是一个过时的物件了吗？阿伦特提醒我们，真理依旧重要，也依旧存在，只是我们不再简单地依靠理性去探究真理。这意味着理性也并没有过时，我们运用电脑、AI研发出的各种分析软件哪一个不是来自理性？人们把这种理性称为工具理性，但别忘了，工具也是人发明的，没有理性的人，怎么会有理性的工具？

所以，对斯洛特戴克给予理性思想家的判词我要为他们做一些辩护。比如，斯洛特戴克对胡塞尔的判词：“赢得一片理论纯粹性和纯理论的领域”。对此，我要说胡塞尔的理想是将哲学发展为一种科学，将直觉和数学做一次转译。他赢得的并非是一片理论孤岛，而是开发出了一片处女地。今天，数字时代在现实和图像之间所作的转译正是得益于胡塞尔的现象学。

斯洛特戴克把苏格拉底的灵魂思考看作是古老的和恶魔对话。而这种对话只有自己内心知道，别人不知道。斯洛特戴克显然是想通过这样的表述来诋毁沉思的价值。对此，我想说不能把思想和生命看作是一种自闭的容器，思想的人会有气象、气度，或阿甘本说的“气禀”。所以，思想在人身上是一个藏不住的东西。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在沉思中被给予的‘甜蜜’和‘真理的喜悦’，这种负担就是无法忍受的。”同时，斯洛特戴克认为思想者反社会是不客观的，思想者反的是社会的陈腐、僵化、罪恶和平庸。哲学做着哲学的事，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没有看路边风景不等于他就蔑视美。

没错，今天的思想家不再把高贵和高尚当作哲学的精神定位，在普遍降级中我们的确感受到那种贴地飞行的现实感，只是，那雷同的混杂的现实感只让我们辨认出“鸟群”，而看不到一只翱翔的鹰。也许，平庸的生活中也包含真理，但用低精度仪器测量的真理，真理精度也不会高。

2024年12月23日于苏州滴水斋

李德武，诗人、评论家。1963年出生。出版诗集《窒息的钟》《李德武诗文集（上下）》哲学诗学随笔《挣脱时间的网》《在万米高空遇见庄子》《孤独者的潜行》《AI我们正失去这个世界吗？》评论集《气质·语言·风格：李德武诗画评论》，主编民刊《玩》。2002年自哈尔滨迁居苏州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