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贾艺华的古建情怀

—写在公公仙逝十周年之际一

文图/郭珺

    走进韩城司马迁祠、文庙、陵园、普照寺……

     徜佯在构思精巧、充满神奇色彩的庙宇、殿堂，观赏巧夺天工的飞檐脊兽、精雕细刻的画栋雕梁，触摸那一块块饱含古文化灵气的木牌、石碑，公公贾艺华的面容一次次地浮现在眼前。岁月匆匆，如今公公仙逝已是十年有余。瞻拜这些灵地古迹，在感佩公公他老人家对古建那份深深的依恋和热爱之余，他对古建文化的执着和不凡业绩，让作为晚辈的我们一次次泪目和怀念。

    上世纪三十年代，公公贾艺华生于韩城金城贾家巷一个书香之家。也许是望孙成龙吧，他的秀才爷爷给他起了一个非常有寓意的名字——安都（他的两个哥哥分别叫安邦、安夫）。也许是家学渊源，他自幼习礼知义，好学上进。五十年代初，他考上了西北美专（现西安美术学院的前身）。三年后被分配到陕北榆林县文化馆工作，还先后在米脂、佳县等地支过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积极地为当地的报纸作设计画版头，很快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名人。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1962年前后，公公从陕北调回韩城文教局文化馆工作。利用自己的美术专长，他主持在老城大操场建起了十多米高的毛主席石膏塑像。在韩城文化馆工作时，全国著名古建专家——省文管会的何修龄时常来韩城检查指导文物工作，公公时常接待作陪。作为一个爱学习钻研的年轻人，他边陪边学，边干边学，具备了文物及文物古建筑修缮知识，还主持了韩城文庙的修缮工作。修缮文庙时，为了节约开支，公公在司马道北头建起烧制屋面材料的窑场，烧制灰陶、砖瓦、脊兽等。在文化馆工作期间，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找资料、拍照片，硬是凭着一腔热爱，完成了韩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准备，并参与上报工作，为韩城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立下汗马功劳。

    1977年，公公负责韩城司马迁祠的扩建工程。在专家何修龄的支持下，他单人独步上“任”，成立古建队，一砖砖地拆，一车车地拉，再一砖一瓦、一根木头一根木头地搭建，移旧如旧、修旧如旧，将韩城老城区的彰耀寺、昝村的禹王庙大殿和薛村的三圣庙等有安全隐患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元代建筑搬迁到了蓬蒿没膝的荒岭——司马迁祠景区，并搬迁了老城庆善寺(群众堂)的大门作为现在司马迁祠的山门。凡不在计划内的没有预算方案、由他拓建和修缮的大量工程，所需资金全部是他在省上，通过“磨”、“缠”、“然”等办法，费尽周折才得到拨付的。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司马迁祠占地面积由他刚到时的2.48亩扩展到了105亩。为了解决司马迁祠的绿化和职工用水问题，在有关部门和个人支持下，公公于1980年引水上塬，并在短短的几年间让司马迁祠周围长满了林木。为了搞好建设，他在司马迁祠建起韩城文物复制厂，烧制琉璃、屋面材料、唐三彩、花盆、鱼缸等。产品除自用外，还外销至省博物馆、三原城隍庙、蓝田水陆庵等处。他还在韩城首倡制作石碑拓片，增加单位收入，传扬韩城文化。当时，省博物馆甚至专门在展销厅开设专柜，经销韩城的文物复制品和碑拓等。

    接触文物古建久了，公公对它们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爱之情。他不仅平时注意购买收藏古建文物方面的书籍，出门还随身携带相机拍下并收集古建图片。现今韩城状元街西边仿台北博物馆门前的四柱七楼木牌坊，就是1988年韩城的卫文生副市长在公公提供的十几幅图片中选定、并由公公负责承建的。状元街西牌楼落成那阵，游人接踵而来拍照留念，一时间，西牌楼成了韩城文化的一种象征，即使到了现在，西牌楼作为韩城新城的一景，仍受到市民及来韩旅游人们的好评。

    多为古建艺术出一份力，多为世间增添几处美景，是公公的理想和心愿，更是他不懈的追求。从陕北调回韩城以来，他老人家还先后修缮、承建了韩城南桥木牌楼、普照寺、陵园、象山三山公园门楼、韩城老城神谷酒店的门楼等，韩城的各处文物景点都留下了他的智慧、洒下了他的汗水。在国家文物局专家指名推荐下，他还在河南安阳、漯河参与了殷墟博物苑、杨再兴陵园的建设工程，并为甘肃天水经济开发区仿建了三原城隍庙牌坊及北京天坛万寿亭等。

    公公不仅在文物古建上颇有造诣，对文物保护更是情有独钟。早在修复韩城文庙时，由于县里经费紧张，当时的军代表想伐掉文庙古柏换钱。深知古柏价值的公公情急生智，详细给他讲述这些古柏的来历、传说，并说起当年吴沙浪要伐古柏被林伯渠批评制止之事，促使军代表改变初衷、转而支持文物修复工作。一位山西稷山人说他们村有一块王杰石碑，听者有心的公公马上搭车前往。看到一代状元的石碑被人垒成台阶踩来踏去，他心疼不已。经过几次交涉后，他与石碑持有者达成协议，又自掏腰包，历尽艰辛将王杰的“诗人喜荆公”及“龟蛇”等四块石碑运回韩城司马迁祠。河渎碑、龙门图、郭沫若诗碑……几十年来究竟保护了多少文物，公公当时的原话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