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银元

文/曹英柱

那年的春节，天出奇的冷。大年初二，我和妻带着秀儿驱车一百多公里回郓城老家，看望母亲，与兄弟姐妹们春节团聚。

乡村的年味特别浓。家家张灯结彩，户户贴大红春联，贴门神和福字，门口挂红彤彤的大灯笼。有的门框上挂小香炉,插着青翠的松枝。零星的鞭炮声不时传来，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道路上走亲串友的小汽车、三轮车、电动车络绎不绝。

到家时，大姐带了三个孩子（小龙、小虎和小霞）已经到了。不久，菏泽的二姐带了外甥也到了。母亲、哥嫂以及弟弟、弟媳和好几个侄子早已等候多时。一进院子，三岁的秀儿天真活泼的性格展露无遗，她挣脱了母亲的怀抱，捡了一截短树枝就打狗撵鸡追兔子去了，外甥女小霞紧跟在后边照看；小龙和小虎还有几个小的孩子忙于放鞭炮，有时这边“噼啪”一响，有时那边又“咣”地炸了一声；几个大孩子吆五喝六地玩纸牌打麻将。整个院子登时热闹起来。

看着这么一大家子人，母亲很高兴，笑的合不拢嘴，拿出压岁钱分给孩子们，这个一块钱，那个两块钱。又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花生、糖果塞进孩子们的衣服兜里。一会儿摸摸这个孩子的头，一会儿又握握那个孩子的小手，唯恐孩子们天冷冻着，又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大孩子看好满院子跑的几个小不点儿，担心磕着碰着。全家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动手做菜。择菜洗菜，煎炒烹炸，清炖红烧，热炒凉拌，酸甜辣咸，荤的素的……不多久满满的两桌菜就做好了。孩子们欢呼雀跃上了桌，一家人吃了个团圆饭。

午饭过后，孩子们都出去玩了，只剩下我们姐弟六个和母亲一起啦家常。

母亲说，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接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串钥匙来，找出一把黄铜钥匙，打开了床头柜的小铜锁。床头柜是一个暗红色的老式衣柜，雕刻着龙纹和吉祥云，是母亲当年的嫁妆。柜子里存放着母亲的贵重物品，很少打开过。揭开柜子上盖，母亲从柜子里摸了好一会儿，摸出一个小粗布包，郑重地放在桌子上。再把布包一层层地展开来，里边有一个小手帕。打开手帕，整齐地放着五块银元。我们都很惊奇，家里怎么还有这种贵重的钱币？

弟弟笑着说，“咱家有银元，是不是还有元宝？”

母亲也笑了，“如果真有元宝，那就更好了。可惜，这就是最后的家底了。”

我伸手拿了一块银元，沉甸甸的，仔细端详。银元上有斑斑点点的铜绿锈，正面是一个穿戎装的光头人像，上边繁体字写着“中華民國八年造”；背面中间竖写“壹圆”，稻穗环绕。我知道这就是“袁大头”。拿出手机查百度得知，民国八年即1929年，那时正直欧州战争，运输不方便，造币原材料稀缺，铸造出的这批银元数量少，市面流通不多，市场价格比普通的“袁大头”相对高些。

母亲说，“原来是六块银元，是我和你爹结婚时，你姥爷给的。1960年闹饥荒，家里没有粮食，没有吃的，树皮都被人剥光了。实在太饿了，你姐姐那年才8岁，饿的抬不起头。我就拿了其中的一块到集市上去换了一点地瓜干，回家磨成面，掺合着棉籽皮吃了好几顿。所以原本六块银元，就剩了五块。”她好像回到了那艰苦的岁月里。

顿了一下，母亲又说，“我现在年龄大了，不需要这些东西啦，留着也没啥用处。趁着你们几个都在，就想分给你们”。

那一瞬间，我竟然想起 “一块银元”的故事，说一个青年去当兵。临行前，他娘给了他一块银元，他怀揣着这块银元上了战场。打仗时子弹不长眼睛“嗖嗖”地乱飞，一颗子弹打到他身上，他却没有受伤，竟然是那块银元替他挡了子弹，幂幂之中保了他一命。真的这么神奇么？

我明白，这些银元不是贵重的文物古董，也不是特别值钱。可是它承载着母亲的念想。传给了我们，我们看到它就会想起父亲母亲，想起老家，就如同母亲想念姥爷姥姥一样，所以都想要一块，留个念想。可是六个人，五块银元，怎么分呢？

我说，这银元我就不要了，让姐姐和哥哥弟弟他们每人一块。我在文物市场上见过，可以去买一块。

二姐说，我也不要了，我也见过。我婆婆去年给我了两块。

大姐笑了一下，说：“我有一个宝贝了，就是那个银手镯，也在我家的衣柜里。我就不要银元了。他们几个都小，说不定只在电视上看见过。他们五人每人一块正好。”

大姐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受到父母的格外疼爱和重视，那时家里虽然不富裕，在父母还是给她买了一个银手镯。

就这样，除了大姐之外，我们姐弟五人每人分到了一块银元。

回到泉城的家里，我把这块银元用手帕仔细包好了，放在衣橱里。母亲去世后，每当我想念母亲时，每到逢年过节时，就会拿出来，静静地看，细细地回忆那次分银元的场景。

2024年12月18日

曹英柱，山东菏泽人，笔名“草竹”，作协会员。从事建筑工程机械行业，机电工程师，业余喜欢文学、历史。作品散见于《济南日报》《山东大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山东商报》《牡丹文学》《重庆原创文学》《茌平文苑》《山东金融文学》《时代文学》《郓城文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