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春的故事，仿佛初恋一般最是生动和难忘。在那个蹉跎岁月里沉积下来的琐碎记忆，犹如夜空中的星子，时常在脑海中闪烁，并将我的灵感点燃……谨以此文献给那个如歌的青春岁月。

——题记

▲  游行欢送

时间的指针缓缓回拨到1976年夏末，结束了九年一贯制的学生生涯，中学毕业的我，头一天还跟大院里的小伙伴们玩斗蛐蛐，第二天就被通知去参加全市知青下乡大游行。

参加游行的均是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农村的准知青，佩戴大红花，乘坐“大解放”，在城市几条主要街路上招摇而过，接受广大市民的热烈欢送。游行场面很是壮观，大解放驾驶楼上面的大喇叭里播放着知青歌曲震耳发聩，激昂励志；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鼓舞人心。我不禁神情庄重起来，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那一刻我仿佛已置身在逐梦的广阔天地……

当年，我们毕业后唯一去向，是响应老人家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已经实行“厂社挂钩”，我面临的去向一是遥远的昭盟，再就是南大荒盘锦或近郊东陵，差不多是三选一。尽管家里我姐下过乡抽调回城，但去不去昭盟仍不能确定。为了拒绝昭盟的“召唤”，我动了点小心思，用红纸写了一张“坚决要求到盘锦去”的大字报，让老爸拿去张贴在单位机关大楼的墙上。

不知是我的大字报起了作用，还是注定要与青年营与三连结缘，我的请愿得到了批准。大院里与我同班的一哥们去了昭盟。直到现在只要想起那张信誓旦旦，气冲云霄的大字报，心里便会泛起一丝对已成故人的老同学的愧疚。或许真是因为我的这张大字报，导致他去了昭盟呢。

游行过后两三天的八月二十五日，告别了亲人和家乡，在北站乘坐知青专列，来到了我人生第二故乡盘山县胡家农场红旗青年营，成为一名光荣的知青。胡家农场有两个青年营，俗称一营和二营，一营就是我下乡的红旗青年营，是沈阳军区设在盘锦的青年点，另一个红星青年营，是辽宁省交通系统的青年点。

▲  遭遇抢劫

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一拨盘锦知青是在一个叫做“工农兵”的小站下火车的。简单地感受了一下当地胡家农场小学校的小学生们手持小红旗的欢迎仪式，乘坐军区汽车连的大解放，走大坝路，一路颠簸到了红旗青年营。一车来的知青背着行囊聚集在营部广场，列队聆听营部领导讲话，然后被点名分配。青年营有四个连队，我分到了三连三排八班，排长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而且八班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来自同一单位，可谓父一辈子一辈，自我觉挺幸运的。

刚来的头两天不用干活，吃的比在家里都好，主食大米饭，副食有肉有蛋有豆腐。超出了想象不说，到处充满新鲜感，就连空气都弥漫着与家里不一样的味道。白天房前屋后转悠，夜晚结伴到四连串门，去找认识的伙伴玩。

一天傍晚吃完饭，闲得没啥事，照例结伴瞎晃悠，这次是去坐落在营部的小卖店买点啥。临来时老妈往我兜里塞了五块钱，揣在身上，心里痒痒，不花个块八毛的会很难受。还没等走近小卖店，忽然一道黑影裹挟一股疾风从身后袭来，瞬间脑袋一凉，头发被薅得生疼，我忙用双手去捂脑袋，感觉不对劲，愣了几秒钟我意识到帽子没了——军帽被人抢了。

那是在河北沧州当空军的姐夫送给我的嘎嘎新的军帽，在家时都没舍得戴，照毕业照那天戴了一次，男同学有一个算一个无不投来羡慕的眼神。可戴来盘锦没几天就被抢走了，真是哭的心都有。最感无奈的是黑灯瞎火，没看清楚抢劫分子长啥样，只瞥见一个瘦削的身影一溜烟钻进一连的一趟平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所在的八班人都知道我军帽被抢了。一个跟我同名异姓的七四届老生带着全班人马杀向一连，临走他还顺手操起一把筒锹，让我心头一颤，顿生不安。后来这位老生因与我同名，便以哥的身份自居，特殊关照我这个瘦弱的小兄弟。他为了安抚我，甚至要把自己的军帽送给我戴，把我感动得差点哭了。

来到一连，我的那位哥找到两个挺厉害的一连人，一脸难看地说明情况，意思是让赶紧把军帽交出来。结果人家给问遍了，没有谁承认抢了军帽，我深知吃进肚里的肯定不会轻易吐出来的，怕事情闹大引起麻烦，就说算了吧！一行人无功而返。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三连三个排的男生班很多新生的军帽、军装、军用书包，甚至军袜都不翼而飞，搞得大家人心惶惶，一个个叫苦不迭。据说都是一连人干的，偷窃手法颇为奇葩——用一根足够长的竹竿从窗户伸到屋里，把放在蚊帐上窗台边的衣物一样一样地挑出来顺走……

▲  出工受伤

刚到盘锦那会儿，全营都是旱田，平均亩产才十八斤。高粱、玉米长到刚过膝盖那么高就停止发育了，犹如侏儒一般。进入冬季，根据农场指示，红旗青年营的四个连队顶风冒雪，在大冬天里挖沟筑渠，愣生生将千八百亩旱田改成了水田，在第二年春天种上了稻子。而实际上，我所在的三连从九月份就开始出工挖渠筑坝了。

那是老人家逝世后不长时间，我们左臂佩戴黑纱，情绪低落，走出很远来到工地。八班的任务是用筒锹挖土装上独轮车，再由别的班排推到坝上，将渠坝筑高。

盘锦是退海之地，土质属于碱性且含水量较高，特别适合筒锹。使用筒锹的方法是先在地上左右两边浅切一下，然后一锹捅下去用再力一撅，就能挖出足有大半米长的一大块土来。当时知青中曾流传盘锦“三件宝”之说，即筒锹、水靴和扇刀，在盘锦筒锹堪称挖沟筑渠的一件利器。

八班一名老生的筒锹在全连颜值最高，白蜡木锹把，铮亮可鉴的锹头，就连刮泥的锹弓子也制作得十分精美。

出工那天，大家沿渠岸一字排开，一锹一锹地挖着，将一辆又一辆独轮车装满，从早上干到下午。就在我感觉疲惫，神情滞怠时，忽然左手背一凉，紧接着传来剧痛，目光所见的手背上一大一小两块皮肉翻开露出白茬，瞬间涌出鲜血。我立刻意识到受伤了，还是一锹俩眼，“凶手”正是那把颜值最高的筒锹。我顿时傻眼了，那名老生更有点不知所措，当即好几个人围拢过来，有人胡乱掏出什么给我包扎，我自顾自地向营部跑去，那里有卫生所。

卫生所的医生，是一名七五届的女生，她皱着眉盯着我血淋淋的左手，语气淡淡地道：得缝……给你撩两针儿吧！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给大伤口处缝了三针，小伤口缝两针。尽管疼得我嘴巴一抽一抽，也没哼出一声。受伤了自然不能出工了，加上家里也知道我受伤一事，发来电报让我回家，就这样我成为新生知青中下乡不到一个月第一个回家探亲的人。

应该在第二年冬天吧，那是一个北风烟雪的寒冷天气，这次是我把别人给伤了。那天同样是出工修渠，男生甩开臂膀，抡圆了十八磅大锤，将厚厚的冻土砸成一块块的，我用镐把冻土刨成小块，再由女生们搬走垒在坝上。

当时，我站在一个斜坡上，高高举起镐把用力往下刨，只听“呯”地一声响，直觉感到声音不对，接着传来“唉呀”的叫喊声。我慌忙放下镐定睛看去，只见学生连长被我刨的一个趔趄，他手捂住头部，缓缓摘下棉帽子，鲜血从他脑瓜顶顺着脸巴子流淌下来……我呆若木鸡，脑门和后背不禁冒出冷汗，心想我把连长脑袋刨了，这下闯大祸了！伤者被送去卫生所了，我却一直惴惴不安地打探情况。所幸连长的棉帽子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又刚好稿的平头朝下而不是稿尖，还有一点我站在斜坡上，恰巧脚下一滑卸掉了挥镐的力度。而正是这可恨的一滑，才误伤到了连长。

连长在被我伤到之前，还有过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也是冬天出工，有人挥镐无意中刨在他的大头鞋上。好巧不巧的是，镐尖穿透大头鞋插进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缝里，并没有伤及骨肉，那次是镐尖朝下而不是平头……

▲  搞怪的八班

我所在的八班与我之前写过的《七班》同样，是一个个性超强的男生班。班长擅长吟诗作词，前面说的筒锹哥会拉小提琴，其他有杀猪的做豆腐的，头型梳的贼酷的，窝在被窝里总也睡不醒的，尤其是从八班走出去的连长能写会画……就是这样一帮人才组成了八班，不出名不搞怪才怪呢。

第一次搞怪是八班全体清一色穿上喇叭裤，在连里招摇过市。要知道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还没开始呢，穿喇叭裤该是多么具有前瞻性的壮举啊。

实在想不起来是谁的提议，八班人先后分几拨来到离青年营约二里地一个叫红旗大队的地方，据说当年逮捕张志新的现场大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来到供销社凭布票每人买上几尺蓝布，又让当地的裁缝给每人做了一条喇叭裤。

穿喇叭裤那天很是有仪式感，早上去食堂打饭的当口，全班统一着装，清一色喇叭裤，引发了极高的关注率，成为三连一道风景。看到八班这么拉风，七班的男生不甘示弱，有样学样地每人也做了一条喇叭裤穿上。

相隔“喇叭裤”风波不久，八班又制造出另一道更加无厘头的风景来。

一天有一个人剪头，旁边人瞎掺乎说干脆推光得了，有看热闹不怕事大的跟着起哄道，大家都剃光头怎么样，敢不敢！有啥不敢的，大不了一两个月又长出来了……一不做二不休，就这样一下午时间，八班全体变成了秃子。仅仅秃头还嫌“秃”得不够彻底，又把眉毛胡子一起刮掉，这下大家都成了彻头彻尾的“秃瓢”了。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不见一根毛发的怪相，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八班全体变“秃瓢”的事，被七班的一个人传了出去，闹得人人皆知，成为全连笑柄。而我们这些“秃瓢”也都自感窘迫，纷纷把从炊事班弄来的生姜，一天三遍地往眉毛上蹭，试图让眉毛一夜之间能够长出来……

其实类似的囧事，在当时的三连绝不占少数。无论我们做的这些事是对还是错，现在想起来竟然是那么美好。倒不是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事有多么的好，而是那时正值我们青春年少。

【作者简介】孙文成，作家，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秘书长、沈阳市作家协会理事、沈阳市和平区文联副主席、沈阳市和平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获评辽宁省第十届全民读书节“最佳读书人”、文化部第十五届“群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