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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近时代升华生活
乐己娱人极具魅力
——读杨生博诗作有感
文/孔润年
我的大学同学杨生博毕业多年，脚踏实际、默默奋斗，不仅成了大学教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12项，出版学术专著8部；更让我敬佩和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成了著名诗人。他在《星星》《诗选刊》《诗林》《世界诗人》《中国诗人》《诗歌月刊》等专业刊物及报纸发表了200余篇（首）文艺作品。我们都忙，平时联系不多。最近，他一下子给我邮寄来三本诗集：《风力》《非遗之光》《脊梁》。据介绍，他还有一本《生命，生命》的诗集，手头没有了，未寄。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8年中国诗歌春晚（西安）金凤凰诗歌艺术奖的获得者，曾获第二届中国当代“十佳诗人”称号等。他在寄给我诗集的同时，微信留言“读后批评”！我哪里敢“批评”啊！只能从一个读者的角度，以欣赏态度谈一点认识，就权当是给这位老同学的“学习汇报”。
一、从内容与形式的视角看，题材广泛，雅俗共赏。
我以为，写诗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最忌思想空洞，主题模糊，不知所云。这就涉及到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实，内容是个“写什么”的问题；形式是个“怎么写”的问题。篇末点题，以明主旨，是很多诗歌的常用手法。诗歌的真蒂是用艺术手段表情达意。思想性是一切艺术作品的灵魂，诗歌也应不例外，主题明确的诗歌才有思想力度和精神穿透力。具有思想性、批判性、教育性和启发性的诗词，才有社会价值和影响力。生博诗集，题材广泛，即有对人生历程的回顾，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既有自然景物的抒写，又有人生哲理的追寻。例如，他在《河边的自乐班》中写道：“打板的是个木匠\每一个乐点\都像是釘了个铁釘\拉板胡的是个老总\每一次转折\都像是在外奔走\拉二胡的是村上的会计\溜来溜去\还说不清自己的人生\敲锣的是一位铁匠\基本失业了\关键时感慨一声\最近加进了一个弹扬琴的\把自己的心烦事\用手抓住直往外抛\还加进了一个吹号的\平时给人爱看风水\吹起号来像是招魂又像在哭\最痛苦的是演唱的那位\最近老伴去世\唱起贺老六的可怜\鸟儿吓得都归了森林\这是河边的一个自乐班\黄昏里，让人晚上不要做梦\……”（杨生博《脊梁》，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20年10月版，第35页）。
有了好的题材和主旨，还要用艺术手法来表达，以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诗不能写得太露，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过于直白，就会缺乏艺术感染力。因此，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常用手法。“比”，指的是通过类比联想、反正联想或明暗联想，引进比喻客体，以此来表达诗人的情感或意图。“兴”，则是通过描写某个事物或景象，引发诗人的情感或思绪，从而引出诗歌的主题。正所谓“写物以附意”、“触物以起情”。彼此相似形成比，前后相因形成兴。比兴都属于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简单来说，“比”是直接的比喻，而“兴”是通过事物引发情感。比兴常常结合使用，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诗歌的艺术效果。例如，生博在《死了的枣树》中写道：“脏腑掏空了\干裂的皮拉得很紧，维护着形象\胡须一样的枝条\还想去摘星星\干挣扎着\相互偎依，一座英雄的雕像\真想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浇醒不甘心的灵魂”（《脊梁》，第37页）。这颗已经枯死的枣树，其实是诗人内心世界对命运不甘心的暗喻。他把自己对生命的热爱与渴望凝聚在一个具体的意象上，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歌特征的深刻把握。
另外，我以为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广泛流传，方为好诗。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可谓不通俗，但谁能说它不是好诗！通俗不是俗套、俗气，更不是低俗、庸俗和媚俗。通俗是指能以读者为出发点，让其能读懂，而不要故作高深，让人不知所云。明代诗人徐增在其诗歌评论著《而庵诗话》中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又说：“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李白），于地才得杜子美（杜甫），于人才得王摩诘（王维）。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合三人之所长而为诗，庶几其无愧于风雅之道矣。”生博的诗也是通俗的。例如，《落叶》写道：“一片叶子，从书稍\拐着弯儿飞下\小孙女轻轻捡起\交到我的手上\她要我给树安上\说树找不到叶子会哭的\我眼睛一湿\真想一直待在春夏”（《脊梁》，第142页）。这首短诗，很有画面感和幸福感，也很有童趣，让人过目难忘！
二、从现实与浪漫的视角看，扎根生活，逐梦理想。
作家李敬全在座谈会上说：杨生博的诗集“《风力》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有人性中的人文关怀和仁爱美德。诗集中共收录作品187首，除少量单纯描述自然现象、借景抒情外，多数是涉及社会、人性和“三观”的批判性作品，有客观的正邪、美丑指向，有些虽然没有明显的是非评判，但作者用“意象”表达了自己的“三观”和“价值取向。”
著名诗人刘川在《风兮风兮，何以为诗——读杨生博<风力>》一文中说：“杨生博的诗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作者以‘家’为‘风之源’，正是他初从现实中汲取能量的显现。作者以‘家梦’开篇，自问刻骨铭心的乡愁，‘在梦里想家，还是家里做梦’？这令我感同身受。其实‘家’乃拴住人之地，‘梦’乃放飞人之力，在这种人生必然遭遇的矛盾和悖论里，体现的恰恰是‘鱼——鸟’之转化。作者自述的‘风其实就是人的气场’‘风其实就是人的灵魂’，也旨在说明这种‘转化’是实现蜕变，完成自我。”（《风力》，第1-2页。）
我以为，刘川先生所说的“家与梦”“鱼与鸟”的关系，其实就是对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的形象表述。也就是说，生博的诗，虽然以扎根生活的现实主义风格为基础，但也渗透着逐梦理想的浪漫主义追求。例如，他在《家梦》中写道：“走得太远了，想起了家\飞得太高了，做起了梦\从远处走回来\才能找到家\从高处落下来\才能寻到梦\家梦，是回到家才有的记忆\家梦，是记忆中走在村子里的内疚”（杨生博《风力》，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2页）生博在赠我的三本诗集里分别题诗曰：“去远方\像鸟儿一样\做一个巢\把自己的疲惫收藏”；“挂的太久了\就想坠落\地上待烦了\又想升天”。这不就是对刘川先生所说的“家与梦”“鱼与鸟”关系的又一印证吗？
吴思敬教授在《生活经验的提纯与升华——杨生博诗集<脊梁>序》中也说：“杨生博是人生阅历丰富的诗人。丰富的生活经验，为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造资源，但经验并不等于诗，丰富的经验只有经过提纯，经过诗人心灵的过滤，升华为诗情、诗意，并为这种诗情、诗意寻找到恰当的意象，用独特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才能称其为诗。”（《脊梁》，第2页。）
应该说，生博的诗从“生活经验”出发，是其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体现，但他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简单描述，而是将其“提纯与升华”，这又是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体现。追求浪漫，超越时空，是“诗”和“诗人”的共同特点，生博也不例外。
胡沛萍、王军君二位文学博士和教授在《生长在文化标本里的诗意》一文中说：“杨生博的非遗题材诗的一大特点，就是蕴含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思。……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杨生博非遗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换句话说，杨生博的这类带有‘咏怀’意味的诗歌，不是对传统咏怀诗的直接承袭，而是立足于当下，从当下出发，从个人的体验和思考出发所作出的艺术实践和精神反映。……他写的是现代自由诗，却有着来自传统的韵律节奏，形成了这些诗歌在语言上另一个美学特征。”（《非遗之光》，第3、4、11页。）
这可以《赛金花墓前》为例：“……慈禧都逃走了\你却留在了沙场\用毁灭自己的武器\扑灭了瓦德西的疯狂\四合院和生灵保住了\却保不住自己的衷肠\我容易读懂\前仆后继的死\死得壮气浩荡\我难以读懂\卖国条约的辱\辱得委屈难当\我更难读懂\你这失掉尊严的笑\你笑自己虽然弱小\却能护满城生命\也是一种悲壮\……”（杨生博《非遗之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9月版，第115-116页。）赛金花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的传奇女子。她曾为前科状元洪钧之妾，并以公使夫人名义出使德、俄、荷、奥，又作为青楼女子知名江湖，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起到了劝说联军统帅瓦德西，保护北京市民的作用。民国诗人刘伴农在《塞金花本事》中写道：“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塞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买国，一个买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赛金花去世1936年，很多名流为她哀悼,其墓地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园的香冢。
三、从诗作与诗论的视角看，淳朴自然，蕴含大道。
生博已出版了四部诗集，即《生命，生命》《风力》《非遗之光》《脊梁》。这都是他人生经验和创作实践的提炼和升华，也是他的生命之歌。
什么是诗？诗的表现手法有哪些？诗的功能、作用和魅力是什么？一个成熟的诗人，不可能不对这些理论问题有所思考。只有创作兴趣和激情，而没有理论指导的诗人，不可能是成熟的诗人。人们为什么要写诗和读诗？我想，升华生活，乐己娱人，让生活变得有趣而不枯燥，是其重要原因。至于诗歌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审美功能等，就不用多说了。中国诗学一贯强调“言志”、“教化”、“载道”、“传道”的社会功能。应该说，诗歌的魅力就在于能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给人以生存的信心和力量。对一切艺术创造者来说，越有学理层面的修养和自觉，才越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境界和品位。
生博在《风力》后记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心得总结为五条。原文有点长，不便引用，这里仅简述其要点：1.诗歌创作不是倾诉自己，而是抒发大众或者社会的情感。个人情感可以为表达润色，但绝不能替换。2.对大众，对社会的情感把握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作者不能简单地归纳现象，而是要穿透现象到达灵魂之点。3.作家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没有理论修养的作家是一个无法反映社会心声，表达远方期待的作家。4.良知是作家的基石。不世俗，有良知，既是作家立身之前提，也是社会天空星光灿烂的证明。5.不要过早寻找自己作品的特色。去最前沿，采百家之长，是作家的首要任务。
2024年12月14日，应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邀请，学者南生桥，作家李敬全、李含辛、莫非、杨琼钰，编辑韩焱云集礼泉京英大酒店，座谈杨生博诗集《风力》。阎纲先生发言说：“生博《后记》里的那五条，盖出乎于‘心’，‘心’者诚也；落实到‘思’，‘思’者理也，即就是‘理想’。我以为‘化灵感与理想就是文学。’从逻辑学到独立思考的哲学，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抽象，像挖煤似的层层掘进，几番纵深，诗人杨生博成熟了！……诗人杨生博成熟了，自由落体，掉在地上了。掉到地上化为泥，化为泥土再养花——这就是‘诗味’，诗味悠长。生博重情，诗是文学的魂，热情澎湃，人性人道是诗的魂，融入妙不可言的音乐旋律，最后通向佛主色空变幻的极乐世界，以及博爱、自我救赎和宽容的基督精神”。这是行内大咖对生博诗歌的精辟点评和高度评价。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吴思敬在《生活经验的提纯与升华——杨生博诗集<脊梁>序》中也说：“生博阅历丰富，淳朴厚道，胸怀一颗爱心，处事洒脱自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难得地坚守着一个诗人的独立品格。生活经验的获得，得力于诗人对生活的观察。观察的对象是客观的，但观察者却是有不同生活经验、不同认知结构的人。观察对象的选择，观察时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与诗人的内心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认为，生博的诗，题材广泛、雅俗共赏；扎根生活、逐梦理想；淳朴自然，蕴含大道；切近时代升华生活，乐己娱人极具魅力，这与他的人民立场，大众情怀和沉稳品性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
孔润年，宝鸡文理学院教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科带头人，校图书馆馆长等。在高校工作40多年，长期从事哲学、伦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合著17部，主持或参与过10多个国家级和省市校级科研项目，获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学术成果等奖励70多项。现为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宝鸡市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近年来，先后在四川工商学院和西安明德理工学院任教，并任校教授委员会成员和学科带头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