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说李更  (散文)

◎黄自华   著名作家 评论家

文化界就总会有那么几个人，要弄出一点小小的声音，引发一些小小的骚动，比如说，从南方珠海特区冒冒失失蹦出来的李更。读《李更如是说》《文化晃晃》《摸痒了还是摸痛了》……读了他的系列作品，就感知了一个有个性的文学怪才——李更。

早在武汉读大学时他就以善诗而加入作协。虽然其父李建纲先生是一位循规蹈矩的老作家，但作为长子的李更，由于经历了“十年文革”，父亲遭受无辜迫害的“乱世动荡”之灾，自幼思想早熟，当年大学毕业不安于教师岗位，被教育局官员深恶痛绝，却因才华出众而成为记者、作家。

李更走进文化界后，开始了对文化现实、文化模式、文化伦理、文化秩序、文化霸权等等，有了他独自的思索。

李更对文化传统与文化体系的质疑与否定，并不像他的父辈们那样囿于特定思想理念的约束而犹豫、“童言无忌”的李更，更具有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那种不媚权、不媚俗、不趋势、不奉迎的担当责任，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苟且、不虚饰、不伪装。

李更是美丽如画的文学天空中一只孤独哀嚎的乌鸦。

他用酷气的笔，对文化身份、文化人格和“文化自恋癖”进行了几乎近于残忍的质疑。他的文学批评有意避开学究式的一招一式、引经据典的评论模式，像性情中人那样跟着感觉走、信马由缰、肆意挥洒。不循常理、不拘常规。李更提笔远离被编码的话语，无边界、无拘束、无深籁憨态。他特别善于在评述中夹杂奇谈怪论，让俏皮的洞察和胡言乱语的机智肆意发挥，将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松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因此，李更放纵的议论不仅有了脱口秀一样的谑而近谑，他也会让一些身份高贵的文人很不愉快而不屑一顾，或者一笑了之。

尽管李更笔下泄出的迷雾，充满了所谓“极终悖谬”情况下的虚空、塌陷和错乱，让读惯了“学者式”文学评论文章的中国文人有着种种不适，但是，突然出现的野菊花、野草莓，让我们心中也能怀有一份过去不曾有过的清醒和希冀。

李更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文学理论学者，他努力梳理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还未能进入到历史的深处，去揭示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多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在多数情况下，只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是“革命卫生学”的工具，是乌托邦性质的自我满足。它为政治和国家道德的纯洁性做出的许多过于沉重的承诺，在社会变革的动荡之太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浑不知耻的媚俗与市侩，或者假大空的英雄故事。所谓“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因为消耗性的使用而成为一个干瘪瘪的模式，模式的背臼；或者被“小品化”而日益沦落为无关痛痒的、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文学的无意义或者意义贫困，不仅成为先锋作家的问题，也不仅仅困扰着贾平凹、余华、池莉、莫言等著名作家，而且也成为整个当代文学创作中选材不严、开拓不深，很难满足读者对于意义体验的、心灵需求的“文学病象”。受这种情感与理性冲突的困扰，他们的文学思考始终难以达到理性世界的深度和高度。

李更对中国文学现状的认识非常清醒，他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无力进行系统的梳理、探讨和深刻的批判，只能就事论事，东一枪、西一枪地狂轰乱炸。

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能简单地从是否符合政治与意识形态需求的角度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在很多场合下，文学只是躲避是非的软弱心态的借口，李更还非常直率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权力话语影响下的所谓“真实”；极为深刻地揭示了在权力捕捉“真实”。所谓“真实”，不过只是一个巨大的空洞的符号。因此，当代小说，只是将符号进行重新编码。李更针砭时敝虽然不是完全准确，对文人和文学作品大范围地评点也不一定全都公允、恰当，有根有据，切中要害。但他的方位感很强，他攻击的目标和方向一般都偏差不大，而且在他大量的“硝烟语言”中还时时替“无行文人”画像，揭短露丑，聚焦一些寄生于文化版图之上的“文化贩私者”们的斑斑劣迹，让世人披阅尽了文场中的世俗和文坛被金钱与功利污染后的恶浊。如他的散文《就此别过》。

他让人们知道了文人与俗人的通病，看到了神圣遮蔽下的黑暗。对于一些学界泰斗，文坛名宿，或者与他交往甚密的作家朋友，他也勇于说真话，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

他还精彩解读了当代中国的权力网络在中国文坛上的运作状态，使人们过去所熟习的品味，所恪守的价值、所相信的道理，逐一受到了挑战与崩溃的威胁。中国文坛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公平、公正竞争机制的戏场，而是一个等级分明、派系纷呈的是非之地。面对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令人痛心的道德暧昧与良心懦弱，他会不会只是一个孤独的愤怒者呢？

李更常常陷入一种深沉的，对文学、文学家，对自身爱恨交加的困境。正是这种困境，却时常给他力量，也给他挫折。让他一时信念沛然，转而又自疑深重；同时也让他获得了一种对中国文化特质及其现代价值的自省和认定的历的视境。

在文学写作实践中，不是以世纪末的姿态对浮世的奢糜进行渲染，而是在人间悲情中发现文学本源的美与无疑，李更的思考与实践也是新一代文化人心理健康和人格状态的正常化的表现。

海涅说：“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是像一代人的命运一样珍贵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他同生共死的完整世界，每一座墓碑下都有一部这个世界的历史”。而多年以来，我们的文学对人类个体生命苦难、挣扎与悲伤的遗漏，几乎是将社会按照权势、财富、名气划分成许多差异很大的阶层；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大款”的富有，“大腕”的风的生态与心态的作家其实并不多见。而且，李更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个体生命的关怀，对社会公正的呼唤，为这些普通百姓画像、立传，关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挖掘、揭示平凡人内在的精神价值，并不是通过粉饰现实，进行虚假的说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李更直接让这些“引车卖浆者流”走到小说的前台，叙说他们命远挣扎的艰辛，在《特区女人素描》这本小说集中，作家所浓墨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平凡、渺小，甚至是卑微的“小人物”。

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躁动、厌倦、冷漠、孤独，种种所谓“现代病”的人群来说，恰恰是这些“小人物”还更能够在生命的逆境中存在。

李更的作品中，特区的街市上，布满了飞速旋转的人流，无数彼此陌生的面孔匆匆相遇，又瞬间分离，城市的景象，如潮水般的涨出境头，令人眩晕。显然，李更是有意识通过这种小叙事建构的话语系统，走向一个社会的敞开式。

李更小说的明显特征，是以一种开放性和自主性并重的文化理性，认知和体验在内的叙述建构，把文学通盘人性化、生命化，赋予文学以内在的生命。又以生命的感觉关怀文学的存在，形成一种十分紧密的文学生命与历史文化相容，从而避免落入认识简单化。李更无疑不是传统文化的顺民，他先是勇敢地用自己的头颅冲撞固若金汤的传统文化的围墙，撩拔名人、名流的愤怒；继之又以从容的悲壮，以及对人类心灵中脆弱、美好情感的深情赞美，向文化的病态进行不遗余力地清算。

他曾经吸吮过传统文化的乳汁，懂得了什么叫做苦涩；他在经济社会的文明中长大，渐渐体验到了什么是尴尬。一方面，他不得不怀着感恩的情怀，看待传统文化对他的启蒙之恩；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以独立的现代文化人格、硬撑着，对读者打出V的手势，无不苦涩地吆喝一声：“OK，双赢”。这个脸上挂着几分无奈的李更，的确是一个真实的李更。

(散文《就此别过》前天推出，可惜承蒙了"风沙”，六节，每一节都是单独的文化人，编者还是会想法推送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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