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二哥从村里来我家,说是老家那两间祖窑房塌了,是在九月底连下三天雨后塌的。闻言,弟兄姐妹几人长叹一声,久坐无言,一丝欣慰和悲凉同时涌上心头。
这两间祖窑的倒塌,其实是早已预料中的事。十多年前,窑内开始裂缝,后来逐渐加长加宽,东窑前檐和堂屋当地都支了柱子,这二十多年来,二哥一家一直住着。
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后,连续十多天阴雨绵绵,导致村里许多老窑房纷纷倒塌。幸运的是,我家二哥住的两间窑房并未倒塌,但我们在外工作的兄弟姐妹始终放心不下,多次劝二哥搬离。直到去年夏天,二哥才搬到母亲居住的,也是二十九年前新建的窑房里,而旧窑则仅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最终,老窑平安倒塌,没有造成任何人身和财产损失,大家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这几间祖窑对我们这个大家族来说,意义非凡,难以割舍。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以及我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在这几间土窑里出生、成长,并在这里操办婚事的。祖窑是我们家族世代繁衍生息、见证悲欢离合的根源。关于窑房的建造时间,连祖辈老人都说不清楚,只知道它历经了无数岁月。此外,还有一个谜团困扰着我们。这本是三间一体的正窑,堂屋居中,当年祖爷爷给两个儿子分家时,按照农村“东为上”的定律,理所当然地把东窑分给爷爷,西窑分给二爷爷,堂屋则两家合用。然而,东窑和堂屋的顶上却用砖砌着整齐的前檐,第二层还斜着用砖角砌成花牙状,既美观又结实,而西窑的前檐却只是碹窑时的土坯子抹层泥。祖辈老人对于为何一家人的窑房有两种打扮都说不清楚,只能猜测可能是因为铺砖檐时突遭兵祸或丧事而停工。
十几年前,村里侄子娶媳妇办酒席时,邀请了在外工作的堂兄和表兄们。尽管二哥已经盖起了新房,但这些六七十岁的兄长们仍然表示想在这旧窑里坐坐,因为这里充满了亲情。这种“人不亲土亲”的情感,让我们都深感共鸣。在我们老家,过去大多数人家都住这种用土坯碹起的窑房。这种窑房不用砖瓦不用椽檩,只要有力气打土坯就能盖起新房。土坯顶厚实且每年春天还要抹一层新泥,因此冬暖夏凉。家里的灶火做饭时就能把土炕烧热,一般人家舍不得再生火炉取暖也能过冬。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家家户户的窗户从糊着窗花纸的小格子变成了下部是大玻璃上部是窗花纸的大窗子,又好看又亮堂。后来又添了油围墙和大红油布铺在炕上,这些变化成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家居的三大革命。那时,西窑住着的是我二爷爷的独子,也就是我的四叔,他跟着我父亲排行老四。东下窑,同样是堂屋三间,则住着我二老爹一家。而西下房则是两间平房,里面住着远房亲戚二锁爷一家。再往下半院,有草房、牛圈和碾房。孩子们的嬉闹声、女人们的说笑声以及牛羊鸡狗的欢叫声,使得这个小杂院一年四季都充满了生机。冬天,太阳斜斜地透过大玻璃窗照到炕上,带来暖洋洋的感觉。有时,一炕的女人会聚在一起串门子,边做针线、画窗花边拉着家常;有时,男人们则围坐在一起剥麻,边干活边玩“倒西游”。夏天是农忙时节,只有到了傍晚,家里因为天黑看不见了,为了节省灯油,也为了享受院里的凉爽,各家都会把小饭桌摆到院子里。在月光和天上繁星的照耀下,大家海阔天空地说笑,吃着豆儿稀粥氽窝瓜,这是劳累一天后最舒心的时刻。那时的天空格外清朗,星星多得数不过来。偶尔划破夜空的流星,会被人们认为代表着刚刚离世的人。而玉兔嫦娥、牛郎织女、“天河调角穷汉要袄”等传说,则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年份好的时候,“受苦人”(我们老家对出地干活人的称呼)能吃得好一些,但也只是干饭多一些。至于“早上稠粥晌午糕,黑夜豆儿稀粥油拨糕”或是“三掺水的打拿糕”,那只是理想中的美食,很少能完全实现。女人和孩子们则只能以稀粥和煮山药就着烂腌菜充饥。堂屋外窑腿子上掏着一个一尺见方的神龛,里面供着天地爷。每年除夕,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一天。在天地爷前,会摆个小方桌,上面供着油炸豆腐、金针菜、葫芦条等素菜和馍馍。每家都会在门前拢个小旺火。
半夜“接神”是过大年的最高潮,家家户户都会发旺火、放炮子,在旺火上烤主腰穿、烤馍馍吃,预示着来年能吃饱穿暖。这是一年中孩子们唯一能够吃到的一次白面馍馍。
自从我学会写毛笔字后,我家的对联就不再请别人写了,每年都是由我来写。天地龛上的对联,上联是“一三五七九”,下联是“二四六八十”,横批是“天地之位”。为什么写这样的内容,谁也不知道。家里风箱上方贴着灶王爷像,也写着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批是“灶王之位”,意思十分明确。
自我记事起,四叔就在二矿下井工作。我们村离二矿有二十五里路,四叔每天天不亮就上路,步行去上班,天黑又步行回来。他既没有自行车,又没有闹钟和手表,只凭感觉(我们称之为“略摸”)来判断时间,天天如此,从未迟到。而且,四叔患有严重的“气短”病(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这是煤矿矽肺病)。村里还有好几个在矿上当工人的也是如此。其中,有一个本家叔叔是全村第一个买上自行车的,他在我家门前的大场面上骑着转圈,全村人都追着看新鲜,都奇怪这两个轮子的车怎么会不倒呢?要知道,原来的车都得牲口拉着或人推着才不会倒啊!
从小生活在祖窑里,我当时并未感受到什么特殊的亲切感。从在榆林村上高小开始,我就住校了。高小和初中时,我每个星期都回家;到了高中,虽然大同一中远点,但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也会回一次家。那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想家、想父母、想祖窑的感觉。
然而,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每年只回一次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想家的滋味。每当想起那祖窑、小院、村里的角角落落、家什物件、一草一木,以及家里和村里的每个人,我都感到十分亲切和想念。越临近放假,这种思念就越强烈,心里那种火烧火燎、迫不及待的感觉难以用语言形容。
虽然每年有寒暑假,但考虑到寒假时间短且回家只是吃闲饭,还舍不得来回六元八角的学生票钱,我决定省下这笔钱,家里也能用这笔钱办不少大事,同时我在学校也能买点书和日用品。因此,在大学的前五年里,尽管我十分想家,但我只在暑假回家,寒假则选择给家里写信以表思念。家里很少给我写信,一来是没什么重要事情,舍不得那八分钱的寄信钱;二来交通不便,寄一封信得跑二十多里路到口泉邮局。直到弟弟上初中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四叔病逝的消息,那年四叔才五十三岁。
每到暑假,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会回家。因为实在想家,而且暑假正值农忙,我能到生产队地里参加劳动,帮父亲挣点工分。同时,我也想通过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来提升自己。
此外,这几年在北京的许多见闻开阔了我的眼界,特别是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我感到十分幸福,也想同家人和乡亲们分享这份喜悦。从口泉或里八庄下火车后,步行两小时就能回到小营村。远远望见村子、望见那几间旧窑,我的心里和眼里已经热乎乎的了。
母亲总会给我留着中秋月饼,尽管那月饼已经发辣发酸,但她舍不得给弟弟妹妹吃,那是家人对游子的一份牵挂,也是游子对根的一份眷恋。
后来参加了工作、成了家,我离村三十多里路。每星期或隔一两个星期,我总想回村看看。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家。上午十点前后,只要老父亲不出地,他总在院里忙这忙那;母亲则总在窑外依门而站,即使在家里忙事,也总要抬头从窗玻璃向外望。
见我回来,父亲也不多说话,只是笑笑:“回来了?”三个字,便又忙他的活去了。而母亲总会从灶火里掏出两个刚烧得热腾腾、虎皮虎皮的山药蛋给我。那山药皮烧得又黄又脆,里瓤沙中带甜,那是母亲能给我最好的食品了。如果我十二点前没回来,他们就会有些失望,但又会寄希望于下个星期。
父亲辛勤操劳了一生,刚把子女们扶养成人、给我们成了家,就离开了我们。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逐步好了起来,就把母亲接到我们各自家里住。楼上楼下、煤气电话、彩电冰箱、小汽车等现代生活设施她都享受到了,母亲对此感到十分新奇和欣慰。
然而,一到开春,母亲还是要坚决回到村里的土窑去住。她舍不得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土窑,而且一开春二哥就要开始忙地里的活,母亲总要操心当参谋。每天拄着拐棍到窑前树荫下和老伙伴们拉家常、说说这半年来城里村里的新鲜事,她都感到十分愉快。母亲说,冬天到城里住是想看看我们,同时也能给窑房省一冬天炭火钱。她还是觉得窑房好住。
现在,村里人都不再碹窑了,都盖成了砖瓦房。因为砖瓦房既气派又宽敞明亮,不用常抹房顶也不漏雨。但是,这两间祖窑的倒塌仍然让我感到心中很空落。那种失落和伤感久久揪得我心痛。祖窑承载着我的童年、青春、故乡、父母、祖辈以及长长的望不到源、割不断情的思念。就让它在我的心中永远站立和微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