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贵阳市云岩区电台街，老贵阳人称为“华家大院”或“华家阁楼”的大觉精舍，正在进行修缮。这座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木结构的阁楼，修建于民国13年（1924年），为贵州巨商华之鸿所建，现在是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华之鸿，即永隆裕盐号、成义烧房创始人华联辉之子，华问渠的父亲。

▲大觉精舍

华氏三代，是贵州清末至民国巨商。他们的故事，是贵州近现代民族商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缩影，也是仁怀盐运文化、酒文化中的重要一页。

一

华家祖籍江西，据称“世为江右望族”。大约清康熙末年，华氏迁居今遵义市播州区团溪镇。华家几代人行医，且“凡遇贫困，概不取资”，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闻名。

到了华联辉这一代，原有兄弟三人，华联辉排行老二。其长兄早逝，其弟苦读勤学，先中举人，协助兄长经营盐业,“纳粟以同知分发四川”，先后任新都、合州、泸州等州县知事，补叙永府同知，又为滇黔边计盐务总局总办兼永宁道道员。

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巡抚黄廷桂推动川盐入黔，将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广泗疏浚赤水河航道后，仁岸茅台的作用更突出。仁怀生界人张淳，成为茅台首商，并根据赤水河特性设计盐船，采取分段转运方式，提高盐运效率。其后，川陕盐商转战仁岸盐运，衍生出以白酒酿造和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商业形态。清嘉庆时期，已是“城西茅台村酒，全黔第一”。至道光年间，形成“家惟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的繁华场景。

从茅台登岸后的盐巴，运往福泉、瓮安等地。华家所居的团溪镇，是该段盐道的一段。这也说明，现在广泛流传华家老太太年轻时喝过产自茅台镇的酒并留下深刻记忆的说法，是具有可信度的。毕竟，地处与茅台相连的盐道上，家庭又富裕，华家完全消费得起“茅台烧”、“茅台春”这些高端白酒。

关于华联辉经营盐业的时间，有人认为是还居住在团溪时就开始了。这种说法，与华联辉墓志铭、华之鸿神道碑文记录有出入。

光绪十一年（1884年），时中国驻日使臣黎庶昌撰写的华联辉墓志铭称，华联辉先是在老家念书。同治元年（1862年），因黔北义军四起，作为盐道重要节点的团溪，社会环境变得很糟糕，“君避难徙家贵阳，乃始弃儒学贾而业盐”。由此可知，道光时期的华家，尚未涉足盐业，他家的盐业经营正式起步，是搬迁到贵阳后才开始的。

清代道光年间中后期，社会矛盾聚集，各地抗暴斗争不断。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紧接着，贵州长达18年之久的咸同之乱（亦称“贵州苗乱”）。战乱和动荡，导致赤水河盐运受阻，商业形态遭受毁灭性打击，大批盐号、商号、酒房在战火中被摧毁，仁怀县城被占、县名被改、两任知县战死、新知县赴任遇袭、百姓逃亡。曾亲督平乱的云南巡抚刘岳昭在写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臣肃清仁怀后，数百里中，皆成荆棘。出示川境，招抚流亡，后乃渐有耕作，而村落则无。”

起步晚，又逢乱世，从商的难度可想而知。然，华联辉颇具经商头脑，“君精心多计划，且读且贾十余岁，居积至数万金”。而其经营所得获利，又“辄以分散亲戚朋友”。 

华联辉的经营天赋，以及 “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量，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的胸怀，为后来重整仁岸盐运，构建贵州乃至整个赤水河流域的经济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

战后，贵州人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深知贵州食盐之苦的他，决心改革四川盐政，重整盐路，但苦无良策。这时，一位名叫唐炯的遵义人，向丁宝桢推荐了华联辉，称“遵义华某者，其于盐务利害至精熟也。今公欲扫孔桑之豪析，规刘晏之常平，将非其人不可。”

唐炯，遵义人，当过四川南溪知县，后来因与太平军、号军作战中颇有成果，升为道员，代理过四川盐茶道，还当过云南巡抚。晚年，因病辞官回乡，加封“太子少保”。

华联辉崇尚儒学，唐炯喜读书，加上又都是遵义人，他们交往自然密切。因此，清光绪三年（1877年），当丁宝桢找他商量四川盐政改革时，他想到了华联辉。

收到丁宝桢来信，华联辉赶往成都会面。开门见山，丁宝桢说，“引岸甚繁，成本甚绌，呼应不灵，若之何？”而华联辉对于总督恤商便民的观点非常赞赏，将自己的设想托出，强调“恤商、便民为主是根本，已立，以后诸事皆迎刃而解也”。

这年，丁宝桢在泸州成立川盐发运总局（后于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圣旨下达“用满汉篆文四川办理，滇黔边计盐务局关防一颗”，正式定名滇黔边计盐务局），委任道员唐炯任川滇黔边盐务局分巡总办，由华联辉协助开展工作。此后，制定出《官运商销法》章程草案，首先在黔边口岸试行，规定黔边设盐号需交万金，才能立号当承销商。

设在泸州的盐务总局，总揽盐政，于盐井产地设票釐局（即厘金局），派员管理，收购食盐，并复设仁怀、綦江、涪陵、叙永盐岸管理外销，一切购运分配大权，收归盐务总局，课厘金计入成本。同时增设裕济仓抑物价，建大盈库以调济各岸资金，派人驻各岸协调盐务，安驻兵勇以防横暴。

▲赤水河

新法主要内容是“官督、商运、商销”，盐税就场征收，使无遗漏。官运盐总局成立后，严禁粤盐走私销贵州，川盐恢复了在贵州畅销。严格规定零售价，从泸州挂牌价计算，每百里只准加价两文，数十里不准加价，违反者管理该地盐局委员受处分。

据《盐运案•卷七》记载，同时还委任的分局、子局、关口委员及帮办，有候补道直隶知州杨泽溥、候补同知陈学懋、华国英，候补通判彭祖厚、候补知县翁植、申祥、沈知田，知县李澐试用等。

华联辉“始变法改运商销，事不更州县之手，举百余年中饱，系夺而予之官”。但是，此举深深触动了以官吏为主的集团利益，遭到强烈反对，部分地方官员充满怨恨。同时，大小盐商则静观其变，导致措施无法落地。

用人不疑。决心改革盐运陈弊的丁宝桢，坚定地支持华联辉，批准其去四大口岸调研的请示。随后，华联辉在川盐入黔各大口岸“划策沟通，晓说利弊”。

由于华联辉的竭力宣传，加之其本身在盐商中有影响，因此“狐犹冰释”，不到一个月，就获得盐商缴纳本金40余万两白银，使得官运局开局顺利。

盐务改革为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效益，“岁增银百余万两，户部恒倚以为重”。此外，“商无私估，官无外取，引无留滞，课无责通，利归公家，而市无腾踊之患。方是时，黔滇两边商号林立，不仗官法之能行，而恃君一言以为身家进退之计”。

光绪八年（1882年），唐炯调任云南布政使。离开前，他上表力荐华联辉称，“华联辉操行正大，识见宏远，才力坚卓，条理精祥，而其公忠，自矢清白。盟心在局数年，不受一毫薪水，尤为近今罕见。当此需贤孔极，似此拔出之才，倘蒙圣明採择破格录用，必能随处适宜，有所建树，不致上负任使”。

丁宝桢也称华联辉“真奇才也”，向朝廷奏请破格以知府留用四川补用，获得批准。但华联辉不受，于光绪九年（1883年）辞职回乡。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因病在贵阳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二

丁宝桢等人竭力推行川盐改革，华家是受益者。清光绪三年（1877年），《官运商销法》颁发施行时，有四家盐号取得了仁岸的川盐贩卖经营权，分别是协兴隆、义盛隆、永隆裕、永发祥。这四家盐号中，协兴隆和义盛隆是川陕商人开设，永隆裕和永发祥则均为华家所有（后归并为永隆裕）。

▲网上传播的永隆银锭

仁岸的四大盐号，规模都很大，均在四川的井场和贵州境内盐道重要节点设有分号。其中，协兴隆将总号设在仁怀县，有70多家分号。总号在贵阳的永隆裕，是贵阳盐行街（今盐务街）上最大的盐号，同时在盐道所经主要场镇，大多有分号，如茅台、鸭溪、滥泥沟、茅草铺、团溪等地，设有分趸售站，在刀把水设有转运站，还配备了押运人员和背盐夫役，尤以设在茅台羊叉街的分号规模为最。管理茅台永隆裕盐号的，是“徐大公”和“许大公”，他们都是盐号经理，在仁岸有很高威望，华家也极为信任，不仅给予高薪，还提供免费的一日三餐，提供免费的住房，补助他们的孩子上学等。盐号沿途各站的管理人员，也多由他们推荐。

盐业专卖，给华家带来巨大利润。由于交易额大，为解决分号、分站银两转运问题，永隆裕除留足分号、分站应得，其余均铸成打有“永隆裕”字号的大银锭，统一装箱后，雇请官运局盐防军随行押送到贵阳总号。据称，华家支付给盐防军的“保运费”，按每万两200至300两银子计算，还要负责盐防军的吃住费用。

华联辉去世后，其子华之鸿年仅14岁，尚不能肩负起经营重任。其时，华联辉的弟弟华国英，教诲侄儿华之鸿。25岁时，华之鸿出任仁怀直隶厅儒学训导，见“仁怀地居僻陋，耳目阻塞，君则‘通函合江重庆，购阅报章，留心时事’”，办教育、倡学习，努力培育地方文风，颇有成就。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辞去训导之职，专心经营盐业。

“华君延仪（华之鸿字“延仪”）墓表”称，华之鸿“虽在少年，而心思细密，事理通达，已有老成气度。”继承家业后不久，就使得永隆裕的分号在贵州遍地开花，营收达百万两之巨。据称，每年端午、中秋、腊月底的“关期”缴纳盐税时，华家押运到官运局的银两，少则数十挑，多则百余挑，运送队伍连绵数里之远。

一些资料说，辛亥革命之前，不含永隆裕在仁岸、贵阳等地购买的田土、房产等，华家资产就超过百万两。“华百万”之名，由此传遍川黔。老贵阳城里，曾流传着“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的民谣。

华家有钱，“而寒素家风，自安淡泊”，“惟素耽杯酒，而君家冠黔人国出品，有以助其风趣。”华之鸿去世后，为其撰写墓表的人，称并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01年，在泸州做官的华国英，安排这位先生去仁怀见华之鸿。去时天气尚热，故其未带厚衣服。岂料天气突变，气温骤降，华之鸿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这件衣服，“盖无一非‘粗布’者”。

虽“寒素家风”，但华家对公益尤其是文化事业，不遗余力。华联辉在世时，崇尚儒学的他，曾出资刊印了《六世箴言》《菜根谭》等书籍，印上“播州华氏刻本”、“遵义华氏刻本”字样，赠与乡里读书人。据称，他还打算印刷更多贵州历代先贤著作，后因木刻难以满足，便安排遵义老乡去上海学习铅字印刷，计划回来办厂印书，但这个老乡却对钟表修理产生兴趣，留在了上海。

华联辉未竞之愿，在华之鸿这里得到实现，并以中国七大书局——文通书局，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跻身全国出版界前列。

华之鸿聘请遵义人田庆霖任经理，委托他多次率队赴日本，采购先进的铅字印刷设备，学习铅字印刷技术，还请来日本技工指导安装设备。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花费白银20万两。同时，为保证印刷用纸，又创办了永丰抄纸厂，累计耗资60万银元，这约等于其时贵州财政收入四分之一，超过全省田赋年收入总数。

1911年，文通书局开业后，能印刷古今书籍、报纸、杂志、票证、五彩挂图、广告、信笺等。其印刷的第一部书籍，是清代西南巨儒郑珍的《播雅》。这部书，收集了自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清咸丰三年（1853年）期间，遵义府属五县（遵义、正安、绥阳、桐梓、仁怀）220位诗人的2038首诗歌。此后，还印刷出版过《巢经巢诗钞》《郘亭诗钞》《桐埜诗集》《平黔纪略》《黔南丛书》《续修贵州通志》等贵州地方文献。

一度，文通书局受托印制“黔币”。1927年，增设图书部，在遵义、安顺、毕节等地设立门市部，县设代销点。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先后委托文通书局代销其教科书及图书仪器。又另开辟门面，经销文体用品，“文教界咸称便利”。

而在之前，华之鸿“与诸同志倡办公立中学，捐资数万，于南明河上二水汇流之区……崇宏壮丽，为全省冠。” 这所学堂，就是今天有名的贵阳市一中前身。

▲文通书局编印的书籍（图源自网络）

之后，华之鸿陆续捐资，创办了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遵义中学堂、团溪两等小学等。这些学校，有的是捐资建设，有的则是直接参与教学管理。

36岁时，华之鸿已在贵州颇具影响，担任了贵州省商务总会会长。此后，因出色的管理才能，以及强大的财力和影响力，先是帮助贵州军政府化解债务危机并有盈余，稳定了贵州金融市场，接着又被委任为贵州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兼官钱局总经理、贵州银行总经理等，是贵州工商界、政界的“两栖”人物。

当然，华之鸿再有才华，凭一己之力，也难挽危局。为应付云南军阀、贵州都督唐继尧的财政困难，华之鸿不得不“捐资军饷不下十万有余”，又发行纸币300万元，以永隆裕盐号的备用金作为周转。贵阳民间“华四先生做官是奉命贴银子”的说法，是这段混乱时期华家经历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做法，逐渐“掏空”永隆裕的资金，消耗着华家的积累。华家最挣钱的永隆裕盐号，从民国初期开始，就走了下坡路。不仅如此，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起，“四大家族”财团以大业公司为代理人，将攫取利益之手，伸向贵州盐业市场，压榨盐商，导致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亏损巨大，仁岸盐号相继歇业。

为开拓市场，华家将永隆裕更名鼎升恒，变被动等人上门为主动招揽顾客，通过与餐饮、酱菜行业签约，发给“折子”，按“折纸”提货，盐价可打折，每月一结算，加快资金流转。但这未能阻止华家盐业板块快速下滑，并最终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这个有着79年历史的盐号，关门歇业。

▲茅酒之源大门

这一时期的贵州，很多地方都在种植鸦片，“赖此以资抵补，历年盐商成巨富者，指不胜屈”。永隆裕出现危机时，有人认为，“君多财善贾，使兼营此业，必较他人易于获利”，但华之鸿“生年总以烟为毒物禁品，不屑一试。”

华之鸿之孙华树人，多年后撰文回忆永隆裕盐号兴衰时，认为永隆裕的歇业，主要是时局动荡和官府的强行摊派，但“他（华之鸿）缺乏现代投资家和企业家科学运用利润的观点。永隆裕不是从盐号利润中，以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而是倾囊相助，很少留下再生产资金，这是它非失败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华家最初“无心插柳”，并且很长时间都不太重视的酿酒业，此时仍持续，即将迎来发展高潮。

茅台的酒，成名很早。早期茅台酿酒，形式多样，“万物皆可酿”，以满足贩夫走卒、达官贵人不同层次的需求，有了“茅台善酿”的美名，而“茅台春”“茅台烧”等上等产品，则随着商贾，输往各地。

我们推测，富裕的华家，很早就喝到了类似“茅台春”“茅台烧”这样的上等茅台白酒。只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苗乱”，人们为避祸外逃，百业凋敝，茅台盐号、酒房毁于战火，导致酒的生产和销售受阻。

肩负重整川盐入黔重任的华联辉，为调查和沟通盐商，重返茅台，演绎出“因孝而酿”的仁怀经典酒文化故事——临行前，母亲彭氏说，还惦念着年轻时喝过的茅台烧酒。华联辉记在心上，到了茅台，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买不到好酒。于是，他买下一处成为废墟酒房遗址，找回酿酒师傅，为母酿酒。

▲茅酒之源（图源自网络）

这处厂房，就是贵州茅台酒厂的一车间，被称为“茅酒之源”。现在，它及周边其它建筑，组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址群，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华联辉的举动，恢复了茅台因战乱暂停的高端白酒生产。不过，最初恢复的酒房，只是简易作坊，产量也十分有限，仅限于家庭饮用，招待和馈赠亲友，并不对外销售。

华家“因孝而酿”的酒，品质优良，很快由亲友传开，求酒者众多。这让华联辉看到新商机，决定开办酒房酿酒销售，并将酒房命名为“成裕烧房”，后更名“成义烧房”。

即便如此，酿酒仍然只是华家的“副业”，归永隆裕盐号管理，规模也只有2个窖坑，年产酒三五千斤。辛亥革命后，盐业经营下滑，其子华之鸿开源节流，逐渐重视成义烧房，将其作为主要财源之一。

民国四年（1915年），成义、荣和两家烧房的酒，统称为“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华家意识到茅台酒是朝阳产业，于是抓紧扩大规模，将窖坑增加到12口，年产量接近1万斤，但仍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成义烧房茅台酒（图源自网络）

一个名叫周西城的桐梓人，进入赤水河。此前，作为军人的他，曾屡遭败绩，退守赤水。但他很快找到机会，在唐继尧从遵义撤回滇军后，迅速占领遵义，控制黔西北广大地区，并以赤水、习水、仁怀为中心，整顿交通、发展商务、开办军工厂和造币厂，广积钱粮，窥视贵州。

商业发达的仁岸茅台，是周西城蓄积力量的重中之重，他在此设立护商处。茅台酒，被他特别关注，不仅饮酒必茅台，每年还要购买大量“成义回沙酒”，送到南京政府及四川、广西、广东等地，沟通官宦，为自己控制贵州创造条件。仁怀市的档案资料中，还存有周西城当年关于购买茅台酒的“批条”。

周西城竭力推广茅台酒，为最终当上贵州省主席，打下基础。当时的贵州，也因周西城大量任用桐梓老乡，政商群体大量消费茅台酒，民间有“无官不桐梓，无酒不茅台”的说法。

▲1928年第10期《黔首》11页仪《茅苔酒變西成酒》

这样的氛围，为成义烧房等生产的茅台酒，扩大了影响。以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政府迁移至重庆后，距离仁怀更近，采购茅台酒方便许多，更多官员和商人、文化人，加入茅台酒的消费行列，使得茅台酒销售更加红火。

这时候，“受到惊吓”的华之鸿，看破沉浮，退出政界、商界，不问时事，拜天曦法师为宗师，潜心佛学，云集和尚于宅地讲经传教。曾经“每餐必召余人座，把盏畅谈”的他，“追奉佛后，点滴不沾”。后来，又购买《碛砂大藏经》一部，及佛教书籍数百种，修建了精致的大觉精舍。

此外，在贵阳狮子山，华之鸿“种树万株”，“于峰顶瓦屋数椽，不设墙垣，以便观山”，“十余年来，几于间必往，汲水施肥，剪枝除草，皆躬任其劳，人以为有沾涂之苦，而君自适其消闲之乐。”

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华问渠接过华家产业经营。但此时的华家，产业情况不容乐观，文通书局亏损，债台高筑，永丰抄纸厂又被征用为兵工厂。他变卖家产，甚至借高利贷，筹集资金，设法留住技术工人，改革管理办法，使文通书局重生。同时，又以惊人的胆识和智慧，索回了永丰抄纸厂，改名西南造纸厂。

文通书局的重生，既有华问渠的魄力和谋略，更有时局带来的机遇。抗战爆发，贵州成为“大后方”，人才荟萃，为华问渠组建文通书局编辑所，提供了有利条件。教育家马宗荣、文学家谢六逸、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先后担任所长、副所长。此外，还先后聘请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夏元瑮、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100多位专家学者担任编审委员。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先后担任主编的《文讯》月刊，是文通书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学术刊物之一。

文通书局是成义烧房茅台酒的销售渠道之一。很多内迁到“大后方”的教授、学者，通过就近的文通书局分局或经销点，购买到成义烧房的茅台酒。

华问渠的努力，短暂的辉煌，未能挽救文通书局。其时，由于物价飞涨、政府欠账等因素，文通书局亏空严重。华问渠将华氏各企业统一经营，并将田产及房地产“陆续变卖，调剂文通”。

▲1947年7月，成义茅台酒销售发票

好在，成义烧房影响渐大，产品供不应求，一定程度缓和了华家的资金压力。但同时，由于茅台酒的利润巨大等，一些外地商人先后到茅台建厂生产茅台酒，或是在遵义、贵阳等地，生产“贵阳茅台酒”“遵义茅台酒”等，带来同业竞争，甚至相互攻讦。其中，较为广知的，是曾受成义烧房、荣和烧房联手刁难的衡昌烧房（后更名恒兴烧房），站稳脚跟后，抬高收购价格，导致成义烧房经理薛相成不得不向二郎滩盐号借贷。此外，大家在产品销售上，也做起文章，如成义烧房将装酒的容器，改为土陶柱形瓶，贴上连史纸铅印的商标，还用钢笔写“成义烧房”防伪等等。

《茅台酒厂志》等记载，成义烧房茅台酒的利润巨大。以1939年为例，当年生产了30000斤茅台酒，利润16500元。如此强大的盈利能力，也让一些官员红眼，并试图从中分羹，甚至独占。国民党上将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即是其一。其时，担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的他，各种手段并施，企图以贵州企业公司名义，吞并华氏产业。植根商界且在政界资源宽广的华家，也具有相当活动能力。针对何缉五的企图，华问渠动用军方关系，找到何应钦游说，最终由何应钦出面打招呼，制止了弟弟的行为。

华问渠一直想将规模做得更大。怎奈，文通书局亏空，华问渠“调剂文通”，加上官员敲诈、摊派等，资金紧张，以至扩大成义烧房规模的愿望未能实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成义烧房发生火灾，大部分厂房被毁，正在重庆处理文通书局事宜的华问渠得知，立即指示“迅速筹款修复，并借这个机会扩大生产设备，以年产十万斤为指标”。随后，成义烧房的规模扩大到18个窖坑，但因采购原料难，扩建后不能完全投产，其最高产量也只到过42000斤。

新中国成立后，华问渠将成义烧房作价1.3亿元（旧币），卖给仁怀县政府，成为组建茅台酒厂的烧房之一。华问渠本人，后来曾担任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上世纪九十年代，贵州茅台酒厂在修建国酒文化城时，在现代馆区为其塑像。

▲1938年第148期《商标公报》：审定商标第27243號，专用商品：第38项酒类，茅台酒（附图）王泽生呈请。

从永隆裕开始，华家凭借其贩盐专卖特权而致富，将盈余之钱捐赠学校和公益事业外，用于创办书局、印刷厂和纸厂、酒厂投资，致力振兴贵州的文化教育，对新文化在贵州的传播、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贵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茅台酒的生产和打入国内外市场，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书写了仁怀盐运文化、酒文化的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