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喧哗——黄自华评传

一个时代欣赏什么人，鼓励什么人，褒奖什么人，吸纳什么人，排斥什么人，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有关。所有精神产品都必须接受由主流意识结构形成的实体世界的检验，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任何探索性的文学和艺术，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这就决定了凡是审视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说三道四的人，必然处境恶劣。如果你的写作不能融入纸醉金迷的流行文化的喧嚣之中，你的写作拒绝成为国家意志的载体，那么你的作品不被当世人所接纳，也是符合“常理”的。而悖逆“常理”的，也许是你自己。

黄自华文学评论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书写路径和语言风格。其最明显地特点就是不合常规，而这种不合常规并非刻意，而是天性。如同规规矩矩的果园里疯长的一株叶藤，因为有野生的基因，有吸取营养的能力，有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源自乡土的野性，能够自成一格。此外，黄自华还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一种基于社会的、人性的批判精神。在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中，往往浓缩着大量精辟的思想和哲理，高屋建瓴，倾盆而下，一泄千里。常常是整篇文章激情四射、充满张力，文采华丽，极富美感。用他的话说：“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这是我的软肋。但正是因为没有正规训练，所以我的文章不受固定格式的束缚，野蛮生长，不讲规矩，率性而为，随心所欲，这又成为我的评论文章，区别于精英评论家‘周正方圆、有规有矩’评论文章的最显著特点。”

在黄自华的文学评论文本里，有时会蹦出一些十分锐利的批判文字，表达自己对于当今文学创作某种国营化、庸俗化、商业化倾向的尖刻嘲讽和强烈不满。我们暂且不论黄自华的愤怒和喧哗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但可以确定的是，黄自华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个性和独立见解的评论家，是一个敢于担当的评论家。

正当那些所谓新儒学大师们通过主流媒体，向国人大肆推销“传统”和“国粹”，叫嚣要用儒教全面覆盖中国乃至世界意识形态的时候，2005年，黄自华还在《新课程》编辑部打工，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忧愤，偏偏要深层挖掘所谓传统文化的黑暗和丑恶，亲自策划编著了国内第一套（9本）《中国亚文化系列丛书》。他在丛书序言中写道：“这套丛书的主导思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政治的，不是法理的，而是一种纯文化的批判。作者以人文的视角，在精神的层面上考察触目惊心的文化变异现象，追寻文化对现实神秘操控的奥秘，揭示现象的本质，真实反映异化后的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对社会进步的阻滞状态。作者的写作原则是，以社会生活中各类现象为关照平台，对‘中国亚文化’现象进行清理与反思；站在历史、哲学、社会学的理性高度，横向选材，纵深开拓，激情抒发，理性剖析，认真审视中国人的‘亚文化’心理特征、社会背景与历史根源；直逼历史与现实，审视生命本源与人类原始欲望被‘中国亚文化’严重歪曲、挤压、变形后骚动、残缺的悲剧。”

阅读黄自华的文学评论作品，给人的最深印象是文本中弥漫着的，那种浓稠得化不开的底层情结和一种为底层发言的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底层百姓的精神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那么崇高，他们也是有个性，有幽默感，有自己的是非观的“人”，他们关注最多的是自己身边的事情，是自家的柴米油盐，他们为各自的生活负责。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可以被作家选择性地忽略。黄自华在《底层生活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述》一文中写道：“底层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真正的‘底层意识形态写作’，总是能够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的理想的文化品格，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民众，尤其是那些漂泊的都市边缘人群和‘打工者’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就是在这个深邃的底层空间，纠葛着诸多的矛盾、焦虑和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经验中的一个痛点和敏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本身具有巨大的书写潜力。”他多次在自己的文学评论文章中呼吁：“我们的作家不应该龟缩在‘纯艺术’的小圈子里俯视天下芸芸众生，发出孤傲的叹息”，而应该“去看一看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听一听改革潮流激荡奔涌之下普通百姓的呼声与诉求”。“我们的作家应该积极投身于底层生活意识形态写作”。

黄自华认为：“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深刻地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梦想的力量、‘希望原则’或者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变化着的可能性。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历史中的这一可能性。在雨果等人那里，穷苦阶级——囚犯、劳工和妓女——正是这一历史的希望原则和道义力量的体现者。对托尔斯泰来说，他以宗教方式和乌托邦的方式使自己与这个成长着的阶级认同，正像马克思在整体历史上与之认同并成为它的代言人一样。而今，这种‘历史视觉’或历史幻视已经消失。在经历了乌托邦力量变为现实的历史之后，今天的精英作家已经没有能力从这种历史视野中观察社会生活：劳工、妓女、囚犯，或私情与死亡了。”

因此，黄自华热情鼓励底层打工作者的底层写作，他在《盛学文诗集》序言中说：“作为老百姓的‘底层写作’，关注底层、关注民生，一直是盛学文诗歌创作的本色。他亲眼目睹了都市打工族的真实生存镜像，写下了他们的忧郁、悲悯与痛苦，写下了不少震撼我们灵魂与视觉的诗句。”在评论小说集《东江情话》的文章中，黄自华写道：“作者的底层写作是民间对于主流以及‘宏大叙事’和精英文化而存在现实的抗争。”“作者关注底层是从他自己身边开始的，我们的身边，每天有那么多苦难的事件在发生，那么多让人叹息与惊异的悲伤在继续。”他对来自底层的写作者的创作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赞扬底层写作者“为生活在社会底层打工者和普通民众奔走呼喊，他的心像云絮一样柔软，这是他灵魂深处最闪光的亮点”。黄自华不遗余力地呼唤“底层写作”，他真诚地相信只要作家的根不离开人和人性这块土壤，只要作家还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坚持与时代思想的对话，关注现实、关注民间、关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存与生态，那末，我们的文学就一定会在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之上种植出绚丽的日月星光来。

黄自华一生都在旅途上，一路都在寻找中。从武汉离家去江西求学，从南昌到九江的政治流放，从九江到武汉的工作调动；从国企到私企，从下海小富到企业破产，从一家杂志到另一家杂志打工当编辑，他始终是一个疲惫的奔波者。人在囧途，灵魂却渴望着那遥远的熠熠闪光的艺术殿堂。而今，他终于在古稀之年回归文学，重返文坛，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停靠的终点，疲惫的心灵得到了温馨的抚慰。但是，文学之路没有终点，他还能行多久，行多远呢？从他那睿智豁达的眼神里，我看到的答案是：“走着就好！”

在评论历史题材小说和纪实文学作品的文章中，黄自华认为正直、良知、悲悯、诚实和不唯上、不媚上，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他在《上帝的还给上帝，恺撒的还给恺撒》中说：“刘富道用男子汉的理智与血性，跨越遥远的记忆，与当事人一起重温苦涩中的一丝丝温情，歌颂人性光辉，追问为何好人不得平安。历史借助于刘富道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我们生存的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在《1938中国表情》中写道：“应该说，徐力是时下中国最诚实、最具血性的作家之一。徐力以大气和血性延续着历史的良心，将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的刚性和雄健，顽强地灌注到现代汉语之中。”

实际上，历史的规律或者结构是当下的历史学家抽象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历史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因此，就本质而言，历史是一种显现不同面貌的“时间叙事”。历史包装术和历史整容术遮蔽了人类世界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意义。历史的信用危机，让人们内心世界的秩序失控，民族的文化认同、个人的自我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偏斜。黄自华在他的文学评论中阐述道：“历史既然是镜子，就应该为现实提供清晰准确的成像，‘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还原历史真相，既是为了事实本身，也是为了后来。因为人们要从历史中学得经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们这种帮助。”

在阅读了黄孝阳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后，黄自华在其评论文章中说：“《人世间》实幻相间的小说叙事，颠覆了历史的庄严性与虚伪性，颠覆了我们对历史错误文本的指认。作者打开历史的黑匣子，撕开那些被华丽的历史锦缎包藏起来的苦难真相，让人们了解到了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荒诞寓言。历史被小说勘误，这不知道是小说对历史的讥讽，还是历史对小说的幽默。”

黄自华真诚地希望有正义感的作家，能够成为历史的良知，勇敢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揭示历史的真相。他称赞《那人那事那物件》是一部“重拼原始画面，还原历史现场”的良心之作，“书中许多记忆和图画，复原了当年普通百姓贫困艰辛的生活场景。”在长篇纪实文学《保卫大武汉》的评论文章中，他对作品的美学价值取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作者“从厚重的历史记忆中发掘出震撼心灵的抗战故事，修复并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让我们返回真实的历史现场，经历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感动与激情，体验了一回回价值理性的追寻与思考。”

黄自华的部分著作

宁愿忍受精神上的漂泊，拒绝权力的庇护，追求精神自由，是那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份符号。历史和现实都可以一致指向这一残酷的事实：思想者如果得到权力庇护，一定意味着丧失精神自由，而丧失精神自由的人，漂泊者的身份也必将随之消失。权力可以庇护向权力归附的人，却绝对不会庇护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即使心情最好的时候，权力对思想者也总是充满着警觉，因为思想者永远都在妨碍权力，权力从本能上排斥和仇视思想者。除了《水浒传》里描写到的那种“招安”之外，权力不可能在任何思想意义上庇护思想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逻辑。当然，也有曾经在体制外漂泊过的聪明人，最后选择了妥协，成了权力者的附庸。这种人，哪一个时代都有，而且很多。他们以灵魂的堕落换取一种通行的活法，在这种活法中想方设法攫取一定的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唯独真正的思想者大道当风，不改初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这是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思想者成为对现实世界发出大声诘问的人。

黄自华是中国文学前途与命运的思考者。他的文学评论常常对当下的文学表示深深的忧虑，发出“大声诘问”。因此，人们可以想到，他这种有悖和谐的“喧哗”，其价值观显然游离社会主流之外。因此，他今天这种体制外的窘困与落寂并非偶然。不过，他孑然而立，所能够倚仗的也仅仅是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思索成为他“在”的唯一证明，他只有在对思想的阐述中，才能证实自己的人生。所幸的是，这种思索产生出的精神能量，使他耐受住了寂寞，耐受住了痛苦，耐受住了可怕的孤独。